正文
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的一件個案(3)
那時候，*在沙灘原北大孑民紀念堂定期開會，給理論界吹風，我也參加了。會上討論比較自由，對當時小麥畝產幾千斤有些議論。記得有一次傳達一位著名科學家發表文章論證：按照太陽散發的能量，每畝地畝產萬斤糧食是完全可能的。在回學校的車上，黨委書記和我們一起議論：如果將一萬斤糧食平鋪在一畝大的室內地麵上，將有多厚？
那年暑假，哲學係奉命全係下放到北京大興黃莊蘆城鄉，實行開門辦學。當年農村正是一派豐收景象，那裏是有名的京西稻米產區，下去時正好參加割稻勞動，雖然很辛苦，但感到豐收的喜悅。大家還熱情地參加當時號召的人人做詩比賽。報紙經常介紹大躍進增產經驗，說土地要深翻三尺，我們十幾個人在地裏用鐵鍁翻了半天，才挖了一道不到兩米長的深溝；還到處打狗，說將死狗埋在田裏是最好的肥料。不久便聽說要建立人民公社，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農民的土地和地裏的收獲全部收為公有，對農民生活實行供給，辦公共食堂吃大鍋飯，並在許多方麵實行包幹。哲學係師生可以在公共食堂裏和農民一起吃大米飯和白麵饅頭，過中秋節還放開肚子吃炸油餅。我看到剛從地裏收到的花生堆在路邊，問生產隊長為什麽不收到倉庫去，他說“橫豎是大家的，擺在哪裏都一樣”。晚上經常下地鏖戰，幹一會兒回來，已經煮好一大鍋花生供大家暢吃。
那時，我的思想上有個負擔：領導上交代哲學係下鄉的任務是開門辦學，一麵勞動一麵教學，現在勞動安排好了，如何進行教學呢？有一天，北京市委一些領導來哲學係視察工作，我向他們匯報時提到這個問題。一位同誌狠狠地批評我，她說：“下鄉向農民學習勞動，就是最好的學習。”我想：我的“白專思想”大概是改不掉了，感到蹩氣。正好聽說成立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便積極報名參加。
我是在這樣複雜的心情中參加調查組工作的。
【調查組的工作】
負責指導調查組工作的鄒魯風同誌和河南、河北兩省省委書記商量，確定我們去河南的信陽和魯山、河北的槁城等三個先進縣進行調查。因此將調查組成員分為三個大組，每組設大組長一人，副組長二人，由兩校係級幹部擔任。在這九人中，人民大學六人，北大三人，人大有幾位同誌的名字現在我已經記不全了。信陽的大組長是人大一位同誌，北大的馬列主義教研室總支副書記王向立同誌和另一位人大的同誌任副組長；魯山的大組長是北*律係總支書記馬振明同誌，兩位人大的同誌任副組長；槁城的大組長是人*律係總支書記韓銘立同誌，人大財政係主任方曉丘同誌和我任副組長。每個大組有組員約50人，均是兩校各係青年教師和高年級學生。
在調查組全體出發以前，韓銘立同誌和我先去槁城聯係和安排工作。那裏地處京漢路石家莊市西邊的河北省中部大平原，滹沱河穿過其中，這片肥沃的土地是河北省主要的小麥和棉花產地。槁城當年小麥畝產據報已高達兩三千斤，是河北省著名的先進縣。我們先參觀了“大躍進成績展覽館”，裏麵陳列了各種高產數字、表格和各種產品實物，看了實在令人鼓舞。但是我們看到展覽中有一張照片：中間是一個碩大無比的白薯，旁邊倚著一張梯子，一個人站在梯子上還不到這個白薯的一半高。我不由得感到驚奇，便問真有這麽大的白薯嗎？陪同我們的人笑著說：這是照相館拚起來的。我們在心裏打了問號。韓銘立同誌是富有實踐經驗、參加過多次運動的老幹部，他以後再三交代調查組員：我們的調查工作必須實事求是，但在對縣委幹部接觸時，說話必須十分謹慎小心。
我們選擇了槁城縣的兩個先進公社——城關公社和滹沱河邊的興安公社作為調查點，將全組成員分為兩組，分別對農業產量、農民收人、農民生活、財貿情況以及政法工作等方麵進行調查。調查工作開始不久，我們便聽到隊員們反映的最普遍突出的情況是：當隊員問農民畝產多少斤時，農民回答說：“你要我說虛的還是實的？如果說虛的，我說畝產兩千斤；如果說實的，我說畝產兩百斤。”(農民將政治與業務的關係具體化為“虛”與“實”的關係了。)隨著隊員和農民關係日益密切，我們了解到的情況也日益深入。拿糧食情況說，這裏本來是小麥豐產區，每年小麥收割後，農民總可以吃一段時間的白麵饅頭，家裏還可以儲存一些小麥白麵，供逢年過節享用。但今年成立公社吃公共食堂，所有收入的小麥全部歸公社所有，農民隻享有免費在食堂吃飯的權利，卻失去了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小麥糧食。又因為今年小麥上報的產量高出往年許多倍，往上、往外調出的數量也增加了許多倍，因此小麥收割後不久，食堂裏就已經吃不到白麵，隻能吃用高粱雜糧做的餅子了。
我還記得，早在1953年宣傳“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即“一化、三改”——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時，*組織大學政治課教師去農村參觀學習，我和人民大學哲學係的徐琳同誌一起到江蘇揚州，那是我解放後第一次去農村生活，我們參加了村幹部的工作會議，可以說是完全出於我們意外的是：村幹部根本不是討論如何向農民宣傳合作化的重大意義，而是在對當地農戶一家一家地計算：他家當年收獲了多少糧食，已經交了多少公糧，被統購了多少，家裏應該還存有多少，可以動員他再交售多少餘糧。像我這樣沒有接觸過實際的書呆子，不能理解當時幹部的困難，隻能心存疑惑。現在看到：幹部不必再那麽斤斤計數了，因為收到的糧食全部為國家所有，要調撥多少便可以調撥多少，農民已經不是這些產品的主人。原來幾千年來，農民一直認為是自己“命根子”的土地和糧食產品，已經完全不歸他們所有，農民已經變成單純的雇傭勞動者，成為“無產階級”了。(當然，當時我是再也不敢這樣想的，這是後來逐漸才有的認識。)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40267_25208.html
那時候，*在沙灘原北大孑民紀念堂定期開會，給理論界吹風，我也參加了。會上討論比較自由，對當時小麥畝產幾千斤有些議論。記得有一次傳達一位著名科學家發表文章論證：按照太陽散發的能量，每畝地畝產萬斤糧食是完全可能的。在回學校的車上，黨委書記和我們一起議論：如果將一萬斤糧食平鋪在一畝大的室內地麵上，將有多厚？
那年暑假，哲學係奉命全係下放到北京大興黃莊蘆城鄉，實行開門辦學。當年農村正是一派豐收景象，那裏是有名的京西稻米產區，下去時正好參加割稻勞動，雖然很辛苦，但感到豐收的喜悅。大家還熱情地參加當時號召的人人做詩比賽。報紙經常介紹大躍進增產經驗，說土地要深翻三尺，我們十幾個人在地裏用鐵鍁翻了半天，才挖了一道不到兩米長的深溝；還到處打狗，說將死狗埋在田裏是最好的肥料。不久便聽說要建立人民公社，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農民的土地和地裏的收獲全部收為公有，對農民生活實行供給，辦公共食堂吃大鍋飯，並在許多方麵實行包幹。哲學係師生可以在公共食堂裏和農民一起吃大米飯和白麵饅頭，過中秋節還放開肚子吃炸油餅。我看到剛從地裏收到的花生堆在路邊，問生產隊長為什麽不收到倉庫去，他說“橫豎是大家的，擺在哪裏都一樣”。晚上經常下地鏖戰，幹一會兒回來，已經煮好一大鍋花生供大家暢吃。
那時，我的思想上有個負擔：領導上交代哲學係下鄉的任務是開門辦學，一麵勞動一麵教學，現在勞動安排好了，如何進行教學呢？有一天，北京市委一些領導來哲學係視察工作，我向他們匯報時提到這個問題。一位同誌狠狠地批評我，她說：“下鄉向農民學習勞動，就是最好的學習。”我想：我的“白專思想”大概是改不掉了，感到蹩氣。正好聽說成立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便積極報名參加。
我是在這樣複雜的心情中參加調查組工作的。
【調查組的工作】
負責指導調查組工作的鄒魯風同誌和河南、河北兩省省委書記商量，確定我們去河南的信陽和魯山、河北的槁城等三個先進縣進行調查。因此將調查組成員分為三個大組，每組設大組長一人，副組長二人，由兩校係級幹部擔任。在這九人中，人民大學六人，北大三人，人大有幾位同誌的名字現在我已經記不全了。信陽的大組長是人大一位同誌，北大的馬列主義教研室總支副書記王向立同誌和另一位人大的同誌任副組長；魯山的大組長是北*律係總支書記馬振明同誌，兩位人大的同誌任副組長；槁城的大組長是人*律係總支書記韓銘立同誌，人大財政係主任方曉丘同誌和我任副組長。每個大組有組員約50人，均是兩校各係青年教師和高年級學生。
在調查組全體出發以前，韓銘立同誌和我先去槁城聯係和安排工作。那裏地處京漢路石家莊市西邊的河北省中部大平原，滹沱河穿過其中，這片肥沃的土地是河北省主要的小麥和棉花產地。槁城當年小麥畝產據報已高達兩三千斤，是河北省著名的先進縣。我們先參觀了“大躍進成績展覽館”，裏麵陳列了各種高產數字、表格和各種產品實物，看了實在令人鼓舞。但是我們看到展覽中有一張照片：中間是一個碩大無比的白薯，旁邊倚著一張梯子，一個人站在梯子上還不到這個白薯的一半高。我不由得感到驚奇，便問真有這麽大的白薯嗎？陪同我們的人笑著說：這是照相館拚起來的。我們在心裏打了問號。韓銘立同誌是富有實踐經驗、參加過多次運動的老幹部，他以後再三交代調查組員：我們的調查工作必須實事求是，但在對縣委幹部接觸時，說話必須十分謹慎小心。
我們選擇了槁城縣的兩個先進公社——城關公社和滹沱河邊的興安公社作為調查點，將全組成員分為兩組，分別對農業產量、農民收人、農民生活、財貿情況以及政法工作等方麵進行調查。調查工作開始不久，我們便聽到隊員們反映的最普遍突出的情況是：當隊員問農民畝產多少斤時，農民回答說：“你要我說虛的還是實的？如果說虛的，我說畝產兩千斤；如果說實的，我說畝產兩百斤。”(農民將政治與業務的關係具體化為“虛”與“實”的關係了。)隨著隊員和農民關係日益密切，我們了解到的情況也日益深入。拿糧食情況說，這裏本來是小麥豐產區，每年小麥收割後，農民總可以吃一段時間的白麵饅頭，家裏還可以儲存一些小麥白麵，供逢年過節享用。但今年成立公社吃公共食堂，所有收入的小麥全部歸公社所有，農民隻享有免費在食堂吃飯的權利，卻失去了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小麥糧食。又因為今年小麥上報的產量高出往年許多倍，往上、往外調出的數量也增加了許多倍，因此小麥收割後不久，食堂裏就已經吃不到白麵，隻能吃用高粱雜糧做的餅子了。
我還記得，早在1953年宣傳“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即“一化、三改”——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時，*組織大學政治課教師去農村參觀學習，我和人民大學哲學係的徐琳同誌一起到江蘇揚州，那是我解放後第一次去農村生活，我們參加了村幹部的工作會議，可以說是完全出於我們意外的是：村幹部根本不是討論如何向農民宣傳合作化的重大意義，而是在對當地農戶一家一家地計算：他家當年收獲了多少糧食，已經交了多少公糧，被統購了多少，家裏應該還存有多少，可以動員他再交售多少餘糧。像我這樣沒有接觸過實際的書呆子，不能理解當時幹部的困難，隻能心存疑惑。現在看到：幹部不必再那麽斤斤計數了，因為收到的糧食全部為國家所有，要調撥多少便可以調撥多少，農民已經不是這些產品的主人。原來幾千年來，農民一直認為是自己“命根子”的土地和糧食產品，已經完全不歸他們所有，農民已經變成單純的雇傭勞動者，成為“無產階級”了。(當然，當時我是再也不敢這樣想的，這是後來逐漸才有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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