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這一名句的曆史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屆五中全會。在此前後，蔣介石曾一再宣稱：“抗戰到底的意義，是恢複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況；中日問題的解決辦法，在於召集太平洋會議；對共產黨政策，目前是聯共和防共，最後達到以三民主義溶化共產黨的目的。”這次會議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成立了反共的“特別委員會”，通過了整理黨務的決議案。全會以後，陸續製定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等一係列反共秘密文件。蔣介石集團的鬥爭矛頭，已由對外轉向對內，加緊了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活動，加緊了反共宣傳，設立了許多監獄、集中營，囚禁、屠殺共產黨人，向邊區、解放區派遣大批特務，進行破壞活動。國民黨頑固派政策的逆轉，是有深刻的階級根源和國際背景的。“是由於他們對抗戰的不徹底性和對外依賴性，以及對本國真正革命力量壯大的恐懼心之再一次暴露。同時，也是由於目前戰爭形勢，國際情況及日本情況所促成。”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間，國民黨反動派掀起了全麵抗戰以來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國民黨軍委別動總隊第五縱隊司令秦啟榮部，於1939年4月，在山東殘殺、逮捕了八路軍幹部和戰士200餘人。6月，國民黨河北省民軍總指揮張蔭梧部，襲擊了河北深縣八路軍後方機關，殘殺八路軍幹部和戰士400餘人。11月，河南確山新四軍留守處200餘名傷病員和家屬，被國民黨和特務殺害。12月，閻錫山製造了“晉西事變”，對晉西的決死隊發動突然襲擊，屠殺共產黨員和群眾500餘人，逮捕1000餘人。同月，蔣介石命令胡宗南向陝甘寧邊區發動進攻，先後占領淳化、正寧、寧縣等五座縣城。1940年3月，國民黨第九十七軍朱懷冰部，進攻太行山區，襲擊八路軍總部，等等。
對這一係列破壞活動，中國共產黨在思想上早有警惕。1939年3月，中共中央明確指示：對非理進攻，必須反擊，決不能輕易讓步。我們的對策是：應保護同情者，孤立與打擊與我積極磨擦的分子”。1939年7月7日，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三大政治口號。9月16日毛澤東在《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中又明確指出：“我們根本反對抗日黨派之間那種互相對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麵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末，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這態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們是站在嚴格的自衛立場上的，任何共產黨員不許超過自衛原則。”
在陝甘寧邊區1939年冬天，八路軍總部將三五九旅部隊從華北敵後根據地調回，協同留守部隊，給胡宗南部隊以沉重打擊，摧毀了綏德分區五個縣的反動政權，恢複或建立了人民政權，使陝甘寧和晉綏連成一片。在冀西南，麵對國民黨朱懷冰部的進攻，八路軍一二九師忍無可忍，奮起自衛。對朱所屬的投敵有據、罪惡昭著、人民憤恨的侯如墉、齊明禮等部，給予毀滅性的打擊，將其8000多人大部消滅。同時，集中25個團的兵力，對附敵反共的石友三部以堅決打擊，斃傷3000多人。爾後又對頑固反共的朱懷冰進行了第二次打擊，經過四天戰鬥，消滅朱懷冰三個師。從而，使蔣介石挑起的第一次軍事反共高潮，在八路軍的英勇反擊下，土崩瓦解了。
1940年2月23日，毛澤東起草致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的信，表示願意和平解決山西發生的磨擦事件，並告知派肖勁光和王若飛前往談判。離開延安時，毛澤東把信交給肖勁光，並對肖勁光和王若飛說：
“你們去給閻錫山講清楚，我們共產黨是誠心實意要同國民黨合作抗日嘛，你們為什麽要同室操戈，製造摩擦，殺人掠地。讓日本強盜高興呢？抗戰初期，閻錫山同我們合作得還可以嘛，為什麽現在又跟著蔣介石的指揮棒轉，同我們過不去呢？我們也不是好惹的，請他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閻錫山這位在山西稱王稱霸幾十年的軍閥，這時候已經是老氣橫秋、步履維艱了。他在閱讀毛澤東的親筆信時，神情顯得非常緊張。毛澤東在信中寫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四句話。他提出能否把最後一句改一下，改成“我必自衛”。在原則問題上，肖勁光和王若飛當然不會輕易讓步。
事後，當肖勁光、王若飛回到延安向黨中央匯報時，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
“一個字也不能改，就是要堅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
這次談判，還是取得了一些成果。肖勁光、王若飛把毛澤東交代的那些話，都原原本本地對閻錫山說了，嚴肅地批評了他製造“晉西事變”的罪惡行徑。經過談判，閻錫山接受了我黨的主張，達成了不再進攻八路軍防地和陝甘寧邊區的君子協定，同意雙方繼續派代表具體協商聯合抗日和劃分防區的細節問題。隨後，雙方代表經過多次談判，確定在山西以汾陽經離石至軍渡的公路，為晉西南與晉西北的分界線，晉西南為閻軍活動區域，晉西北為八路軍活動區域。這些協議，減少了摩擦，對於當時的團結抗日，對於邊區的鞏固，都是有利的。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屆五中全會。在此前後，蔣介石曾一再宣稱：“抗戰到底的意義，是恢複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況；中日問題的解決辦法，在於召集太平洋會議；對共產黨政策，目前是聯共和防共，最後達到以三民主義溶化共產黨的目的。”這次會議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成立了反共的“特別委員會”，通過了整理黨務的決議案。全會以後，陸續製定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等一係列反共秘密文件。蔣介石集團的鬥爭矛頭，已由對外轉向對內，加緊了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活動，加緊了反共宣傳，設立了許多監獄、集中營，囚禁、屠殺共產黨人，向邊區、解放區派遣大批特務，進行破壞活動。國民黨頑固派政策的逆轉，是有深刻的階級根源和國際背景的。“是由於他們對抗戰的不徹底性和對外依賴性，以及對本國真正革命力量壯大的恐懼心之再一次暴露。同時，也是由於目前戰爭形勢，國際情況及日本情況所促成。”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間，國民黨反動派掀起了全麵抗戰以來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國民黨軍委別動總隊第五縱隊司令秦啟榮部，於1939年4月，在山東殘殺、逮捕了八路軍幹部和戰士200餘人。6月，國民黨河北省民軍總指揮張蔭梧部，襲擊了河北深縣八路軍後方機關，殘殺八路軍幹部和戰士400餘人。11月，河南確山新四軍留守處200餘名傷病員和家屬，被國民黨和特務殺害。12月，閻錫山製造了“晉西事變”，對晉西的決死隊發動突然襲擊，屠殺共產黨員和群眾500餘人，逮捕1000餘人。同月，蔣介石命令胡宗南向陝甘寧邊區發動進攻，先後占領淳化、正寧、寧縣等五座縣城。1940年3月，國民黨第九十七軍朱懷冰部，進攻太行山區，襲擊八路軍總部，等等。
對這一係列破壞活動，中國共產黨在思想上早有警惕。1939年3月，中共中央明確指示：對非理進攻，必須反擊，決不能輕易讓步。我們的對策是：應保護同情者，孤立與打擊與我積極磨擦的分子”。1939年7月7日，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三大政治口號。9月16日毛澤東在《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中又明確指出：“我們根本反對抗日黨派之間那種互相對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麵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末，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這態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們是站在嚴格的自衛立場上的，任何共產黨員不許超過自衛原則。”
在陝甘寧邊區1939年冬天，八路軍總部將三五九旅部隊從華北敵後根據地調回，協同留守部隊，給胡宗南部隊以沉重打擊，摧毀了綏德分區五個縣的反動政權，恢複或建立了人民政權，使陝甘寧和晉綏連成一片。在冀西南，麵對國民黨朱懷冰部的進攻，八路軍一二九師忍無可忍，奮起自衛。對朱所屬的投敵有據、罪惡昭著、人民憤恨的侯如墉、齊明禮等部，給予毀滅性的打擊，將其8000多人大部消滅。同時，集中25個團的兵力，對附敵反共的石友三部以堅決打擊，斃傷3000多人。爾後又對頑固反共的朱懷冰進行了第二次打擊，經過四天戰鬥，消滅朱懷冰三個師。從而，使蔣介石挑起的第一次軍事反共高潮，在八路軍的英勇反擊下，土崩瓦解了。
1940年2月23日，毛澤東起草致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的信，表示願意和平解決山西發生的磨擦事件，並告知派肖勁光和王若飛前往談判。離開延安時，毛澤東把信交給肖勁光，並對肖勁光和王若飛說：
“你們去給閻錫山講清楚，我們共產黨是誠心實意要同國民黨合作抗日嘛，你們為什麽要同室操戈，製造摩擦，殺人掠地。讓日本強盜高興呢？抗戰初期，閻錫山同我們合作得還可以嘛，為什麽現在又跟著蔣介石的指揮棒轉，同我們過不去呢？我們也不是好惹的，請他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閻錫山這位在山西稱王稱霸幾十年的軍閥，這時候已經是老氣橫秋、步履維艱了。他在閱讀毛澤東的親筆信時，神情顯得非常緊張。毛澤東在信中寫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四句話。他提出能否把最後一句改一下，改成“我必自衛”。在原則問題上，肖勁光和王若飛當然不會輕易讓步。
事後，當肖勁光、王若飛回到延安向黨中央匯報時，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
“一個字也不能改，就是要堅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
這次談判，還是取得了一些成果。肖勁光、王若飛把毛澤東交代的那些話，都原原本本地對閻錫山說了，嚴肅地批評了他製造“晉西事變”的罪惡行徑。經過談判，閻錫山接受了我黨的主張，達成了不再進攻八路軍防地和陝甘寧邊區的君子協定，同意雙方繼續派代表具體協商聯合抗日和劃分防區的細節問題。隨後，雙方代表經過多次談判，確定在山西以汾陽經離石至軍渡的公路，為晉西南與晉西北的分界線，晉西南為閻軍活動區域，晉西北為八路軍活動區域。這些協議，減少了摩擦，對於當時的團結抗日，對於邊區的鞏固，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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