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通信事業的開山鼻祖

王諍，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是我軍無線電通信事業的創立者，是新中國電子工業、郵電事業的開拓者和卓越領導人，被毛澤東譽為“我國通信事業的開山鼻祖”, 王諍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央蘇區和紅軍無線電通信事業的創立者，新中國電子工業的開拓者和卓越領導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
王諍（1909-1978），原名吳人鑒，字鳳崗，號雨峰，曾用名王錚。
1909年5月生，江蘇省武進縣人。幼年讀私塾。
1924年考入蘇州工專高中部。1927年從省立第二高級中學畢業。
1928年2月考入南京軍事交通技術學校，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
1929年春分配到國民黨軍第九師任無線電台報務員。
1930年9月調第十八師張輝瓚部任中尉報務員。12月龍崗戰鬥後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1931年1月負責組建紅一方麵軍總部無線電隊，任隊長。
1931年5月成立紅一方麵軍總司令部電台大隊，任大隊長，12月任無線電總隊總隊長。
1932年至1934年1月任紅一方麵軍司令部通信主任。
1934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0月參加長征。
1935年8月任中革軍委通信科科長。同年冬到達陝北後，任軍委第三局局長。
1937年初入紅軍大學第二期學習。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中央軍委總參謀部第三局局長。
1940年1月至1945年8月兼第三局政治委員。
1938年3月至1941年1月任中共中央軍委軍事工業局副局長、兼通信學校政治委員。
1945年4月至6月作為中直、軍直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
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後方委員會委員。
1949年5月起任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總會委員。同月起兼中共中央軍委電信總局局長。
1949年11月至1953年5月兼郵電部黨組書記。
1950年5月至1954年3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通信部部長。
1950年10月起兼國家電信工業局局長。
1951年12月至1954年任中央軍委直屬隊總黨委委員。
1956年4月至1958年10月任國防部航空工業委員會委員。
1956年4月至1959年4月任解放軍通信兵部主任。
1956年10月至1958年7月兼任通信兵部黨委第一書記。
1957年3月至11月兼任解放軍電子科學研究院院長，8月至12月任院臨時黨委書記。
1959年4月至1960年8月任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兵部黨委常務委員。
1963年4月至1964年9月兼任第四機械工業部黨組書記，
1964年9月至1967年5月兼任第四機械工業部黨委書記。
1967年5月被隔離審查。
1972年7月恢複工作。
1972年9月至1978年8月再任第四機械工業部部長、黨的核心小組組長
1977年9月至1978年8月兼任第四機械工業部黨組書記。
1977年4月至1978年8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參謀部第四部部長，
1977年9月至1978年8月兼任總參謀部黨委常務委員。
1977年8月至1978年8月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第十、第十一屆中央委員。
1978年8月1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1909年7月3日出生於江蘇省武進縣一個普通農家。17歲那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蘇州工業專科學校，接著，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通訊學科，畢業後參加北伐軍第二軍四師，擔任師部電台台長兼報務主任。他對電訊業務的鑽研精神，曾受到隨軍的蘇聯紅軍顧問岡恰洛夫中校的稱讚。

1930年12月30日，國民黨第18師在前敵總指揮張輝讚指揮下，進攻中央蘇區，紅軍開始了第一次反圍剿。龍岡一役，張輝讚連同他的18師師部和兩個旅成了紅軍的俘虜。毛澤東得知後，提筆填詞：“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讚！”
在繳獲的大批戰利品中，人們第一次見到了稀罕物——無線電台。不知電台為何物的紅軍戰士將發報機弄壞了，幸好收報機被保存了下來。與這套係統一塊被紅軍俘虜的，還有被紅軍領袖們視為珍寶的10名國民黨報務人員。其中，有位叫吳人鑒的年輕中尉帶頭報名參加了紅軍。為紀念自己的新生和表達投身革命的的決心，他改名為王諍。
在這批人中，王諍學曆最高。參加紅軍前，他是國民黨18師的電台台長，通曉無線電技術。1931年1月3日下午，朱德總司令和毛澤東總政委在江西蘇區的紅軍總部接見了他們。毛澤東笑容滿麵地歡迎王諍等人參加紅軍，並勉勵他們為建立紅軍的無線電通訊而努力工作。那部電台是靠腳踩發動機轉輪來充電的，並不先進，可是卻受到紅軍領導人的重視。紅軍很快決定在紅都瑞金成立中央軍委電訊隊，毛澤東、朱德親自任命王諍為隊長，對他高度信任。

1931年1月6日，王諍等人在紅軍總部駐地的江西興國正式架起電台，紅軍第一個無線電台誕生了。從此，源源不斷的電訊經過王諍的手傳入蘇區，中央領導從此有了“千裏眼”、“順風耳”。這期間，黨中央還組織人員，將王諍等人抄收的國民黨中央新聞電訊和外國通訊社的英文電訊翻譯、編輯，在蘇區出版定名為《參考消息》的油印刊物，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解放戰爭時期，延續到現在，成為當今我國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參考消息》報的前身。同時，王諍充分發揮100瓦電台的作用，除通信聯絡外，定時兼發文字新聞廣播，隨時播發會議的盛況、文件和反“圍剿”戰鬥的勝利消息。1931年11月7日，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文字新聞廣播由此誕生，定名為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廣播電台，呼號為CSR。從此，正式成立了紅色中華通訊社，直屬中央政府。1937年1月紅中社改名為新華社。
隨著戰事的發展，紅軍迫切需要建立無線電通信網，培養通訊人才的工作顯得越發重要。隻有一部半電台無法組織通信，但可以組織教學訓練。1931年1月18日，朱德總司令、毛澤東總政委親自簽發了《調學生學無線電的命令》，從各部隊選調學員。在參謀處長郭化若的安排下，1931年2月10日，第一期無線電訓練班在小布開學，王諍、馮文彬直接領導教學組織和思想政治工作。教員有王諍、吳如生、韋文宮、劉寅等。3月，上海黨中央培訓的無線電技術人員伍雲甫、曾三、塗作潮來到中央蘇區，加強了無線電隊和訓練班的教學力量。第一期學員12人，經過4個月的訓練，參加了紅軍第二次反“圍剿”作戰的無線電技術偵察和通信聯絡工作。這是人民軍隊通訊教育史的開端，也是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創立之始. 1931年11月，中央軍委無線電學校在江西於都成立。到1931年年底，紅軍已有19部電台，各軍團、各軍均配置了電台及電話隊。1933年3月，中央軍委無線電學校更名為“中國工農紅軍通信學校”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圍剿”戰爭中，蔣介石調集18個師，約20萬兵力，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總司令，坐鎮南昌，采用“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分兵四路，向江西中央蘇區發動進攻。這20萬大軍中，以蔡廷鍇、蔣光鼐的19路軍，孫連仲的26路軍，朱紹良的第八路軍戰鬥力較強，而王金鈺的第五路軍新從河北開到江西，人生地不熟，水土不服，士氣不高，其左翼的郭華宗師、郝夢齡師也存在類似情況。恰在此時，王諍親自操作電台收發情報，截獲並破譯了王金鈺致“剿匪”總司令何應欽的急電。電文稱：第五路軍水土不服，官兵生病的達千餘人，且不時有士兵開小差，已就地正法三人。電文還稱：為免遭紅軍突襲，請示向富川公秉藩部靠攏，成犄角之勢，請急調工兵部隊修橋鋪路，以利於軍隊移動……王諍立即向軍委首長們匯報。毛澤東、朱德等非常興奮，“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嘛!於是當機立斷，調集紅一軍團、紅五軍團5個師（隻留幾個團與孫連仲部對峙，作為牽製），2萬餘人連夜急行軍，向東包圍了富川。紅軍發動了猛攻，指戰員士氣高昂，人人衝殺在前，敵軍抵擋不住，全線潰敗。王金鈺慌了神，在衛隊保護下，僥幸逃生；公秉藩師一萬餘人也被全殲3個團，生俘幾千人。紅軍繳獲的甚多，光是輕重機槍就有100多挺。紅軍主力打垮了王金鈺、公秉藩師兩部後，接著又集中兵力打郭華宗師、郝夢齡師，打孫連仲軍，朱紹良軍……從5月16日至30日，紅軍行軍350多公裏，共打了35次仗，仗仗取勝。蘇區軍民集會歡慶勝利，毛澤東表揚了王諍，說：“我們工農紅軍也有了千裏眼、順風耳，這是克敵製勝的一大法寶呢!”毛澤東還特地請王諍上主席台前，讓紅軍指戰員們認一認。全場掌聲雷動，此起彼伏。

在後來的第三次反“圍剿”中，王諍又屢建大功。他帶領紅軍通訊隊的戰士們因陋就簡，在各個師都設法配置了改裝過的電台，還積極培訓無線電報務員，手把手地教收發報技術，傳授電訊專業知識。至於密碼，采用的是周恩來研製的密碼，稱作“豪碼”。王諍對周恩來的博學多才甚為欽佩，幾次利用匯報工作的機會向周恩來請教，並根據自己的實踐提出進一步改進“豪碼”的意見。周恩來稱讚王諍頭腦精細。由於敵人層層封鎖，紅軍的物資極度缺乏，電池、發電機、電文紙等奇缺，往往直接影響到通訊工作。於是王諍利用手頭積攢的一點材料，畫圖放樣，自製電台損壞的零配件，還修好了紅軍繳獲來的十幾台小型發電機。
1931年4月，王諍用半部電台截獲敵電台通報，是我軍第一次使用無線電偵察的戰例，爾後又組建了無線電偵察分隊，開創了我軍電子對抗事業的先河。1933年8月1日，為表彰他的特殊貢獻，被授予二級紅星獎章。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34年，王諍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長征中，王諍擔任了紅軍總司令部電台大隊長、無線電總隊總隊長，編入軍委直屬縱隊。行軍時，前麵有先鋒部隊開道，後麵有五軍團的兩個師殿後，相對來說比較安全，但敵機的一次次轟炸掃射給且戰且行的紅軍造成不小的損失。在湘江邊，王諍為了掩護別的同誌曾負重傷，昏迷過去。戰士們輪流背他，將他背上江邊臨時用門板樹枝搭紮起來的木排，推過江去。待王諍醒來後才知道，紅軍為過湘江，遭到嚴重損失，減員幾萬。為了保護他，至少有七名年輕驍勇的戰士犧牲在江裏。一向堅毅剛強的王諍流淚了，他發誓要為同誌們報仇……
紅軍進入“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的貴州山區後，王諍被任命為中央軍委通信聯絡局局長，掌握紅軍領導層的核心機密。

由於毛澤東早在瑞金時已被奪了大權，免去軍委主席職務，隻保留蘇維埃政府主席頭銜，故在長征路上，他處處受限製，遭疑忌，不準參加重要的會議。王諍很同情毛澤東，想方設法搞點香煙、牛肉幹、罐頭什麽的，派自己的衛兵悄悄送給他，以示理解與支持。

1934年12月間，中國工農紅軍通信學校（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前身）向五嶺老山界進軍途中，大家利用行軍間隙學習電台技術。此時路過的周恩來副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看到學員的蜂鳴器和地上劃著的阿拉伯數碼，停步觀看。了解到這是通信學校學生在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後，周副主席轉身對朱總司令說：“這些戰士利用行軍休息時間學習電台技術，真不簡單哪！”朱總司令和顏悅色地看著大家說：“好哇！有這股子勁就好辦，什麽技術也能攻下來”。周副主席接著說：“行軍路上辦學校，這是件新鮮事，將來革命勝利了，你們要告訴後代，說紅軍在幾十萬敵人的圍追堵截下，在敵機不斷轟炸的間隙學習電台技術，這可是相當寶貴的傳統教材啊！”

1935年6月，堅持北上抗日的紅一方麵軍到達四川西部甘孜附近。因長時期行軍，接連打仗，前有阻攔之敵，後有追兵，紅軍減員甚多，糧草彈藥缺乏，人人麵有饑色。所幸的是紅軍都是英雄漢，士氣仍高昂。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重新掌權，力挽狂瀾。王諍為了及時準確地給毛澤東等新的領導班子提供各方情報，經常忙到深更半夜。破解敵軍密電碼是很耗時間和精力的事，王諍卻樂此不疲。他所作出的特殊貢獻是有目共睹的。紅三軍團長彭德懷曾派人給他送去兩公斤炒麵粉，一公斤炒大豆。這在嚴重缺糧的紅軍中算是重禮了。王諍立即把這份珍貴的食物分成30份，10份轉送直屬隊吹軍號的小戰士，19份分給無線電大隊19名戰士，他留下最少的一份……

抗日戰爭時期，王諍在陝北延安任中央軍委第三局局長兼通信學校政治委員。他的辦公室緊靠楊家嶺中央機關，與李克農、曾希聖、陶鑄、鄧發等同誌的辦公室相鄰。時值第二次國共合作，延安總部電台擔負著與重慶大本營、國民黨軍委會軍令部以及友鄰八戰區、五戰區、一戰區等的聯絡任務。為了搞準日軍情報，為上層決策提供依據，王諍和戰友們潛心研究侵華日軍所用的幾種密電碼，很快便破解了已迫近武漢的日本海軍遣外艦隊司令部與上海的日本海軍司令部及華中派遣軍司令部的一些往來密電，接著又成功地破解了日寇蒙疆駐屯軍司令部與華北派遣軍司令部的幾份密電，內容都是有關軍隊調動和作戰安排方麵的。王諍特附上解釋文字，呈送軍委會情報部長李克農，再由他轉交給毛澤東等中央首長，與此同時，還通過有關途徑及時向重慶大本營通報。據說蔣介石甚為吃驚，責令部下多學學延安電訊情報人員的高效率。軍統頭子鄭介民、戴笠私下對這些來自延安的有關日軍動態的情報的準確性異常佩服，承認共產黨裏人才多。


1940年1月，在王諍倡導下創辦一個通信刊物《通信戰士》，並請毛主席題寫了刊名。王諍親自寫了發刊詞，並給創刊號題詞:“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一點一滴的實際工作，爭取革命的最後勝利!”《通信戰士》創刊一周年的時候，王諍又請毛主席題了詞:“你們是科學的千裏眼順風耳。”毛主席的題詞，一直傳誦至今，鼓舞著一代又一代的通信戰士。
建國後的朝鮮戰場、越南戰場，針對美軍對我通信雷達等電子裝備的電子幹擾，王諍都親自率領技術人員赴第一線考察，研究對策，並在通信部設立了電子對抗部門。王諍親自決斷生產靠近美航空電台頻率的“71”型電台，成為誌願軍的主要通信裝備。

新中國誕生後，為了迅速改變我國科學技術的落後麵貌，在毛澤東、周恩來、聶榮臻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領導和親切關懷下，於1956年10月8日創建了我國第一個導彈(火箭)專門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即航天總公司的前身)，並提出了“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為輔，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成果”的建院方針。

　　1957年11月16日，周恩來總理任命王諍為國防部五院副院長兼二分院院長，並明確二分院的任務是負責地地、地空和飛航式導彈控製係統的設計工作。從此，國防部五院二分院就成為導彈控製係統研究分院。

　　二分院建立後，導彈控製係統的研製應當走什麽樣的發展道路，是一切由自己從頭摸索，還是完全依*外國的援助，就成為一個急待解決的重大問題。通過學習五院建院方針和聶榮臻副總理的重要講話，王諍等人逐步認識到先仿製、後自行設計的重要意義。仿製的目的是為了獨創，但必須在仿製中把技術吃透，才能獨創和進行自行設計。實踐證明，先仿製，後自行設計，是掌握尖端技術的一條捷徑。

幾次擊落U-2偵察機，是王諍組織科研、生產和使用部門研製反幹擾設備照射天線反幹擾成功的戰例。
1963年3月9日至9月25日，敵U-2型飛機深入至西北地區偵察，3次飛入地空導彈設伏地點，均因其使用預警係統，及時改變了飛行航向，避開了導彈的打擊。

　　四機部部長王諍在一份情況通報中看到這則消息時，立即引起了深思。四機部是電子工業部，集中了全國一大批電子技術專家，看到空軍遭這麽大的難，遂決定調集精兵強將，為導彈部隊攻克難關，在專家的指導幫助下，導彈部隊的官兵，製定了一個使U-2型飛機落入“陷井”的周密計劃。敵U-2飛機是如何避開地麵我導彈攻擊的呢？關鍵是他們的機載雷達接收機在發揮作用。接收機可以根據接收到的我地麵雷達發射出的頻波特點和各種空導雷達工作的具體參數，準確地判斷出我地麵雷達的類別、性能和工作狀態。敵機在飛行中一旦接收到我雷達電波，便知道已被我雷達或導彈跟蹤。於是馬上采取措施，逃離這一地區，從而脫離險境。我們的對策是，通過更換電器元件及各種技術手段，改變地空導彈製導站搜索雷達信號的各種參數，使之酷似一個普通的高炮雷達，這就會使敵機喪失警惕。這個“陷井”計劃，由四機部的專家協助嶽振華的導彈營來完成。

　　為了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中央軍委聶榮臻副主席建議將幾個地空導彈營統一部署，集中使用，組成大麵積有機結合的火力網。根據這一指示，空軍將幾個營機動到弋陽至衢州160公裏的攔截正麵集體待命。

　　11月1日清晨，成鈞副司令員召集各營營長、政委開會，進一步明確作戰指導思想，督促落實“近戰快戰法”。成副司令員向與會者宣布：“一架U-2型敵機於7時43分從溫州進入大陸，隨後經過衢州以東地空導彈部署外側，向西北方向飛行。這架飛機是到西北地區偵察的，返航時極有可能再次經過設伏地區。”

　　他加重了語氣，說：“現在我命令，各營導彈發射架作好偽裝，不準暴露目標，抓緊時間準備，一定要搶在敵機返航前打掉它！”

　　上午7時23分，國民黨空軍第五聯隊少校葉常棣駕駛U-2型高空偵察機，從台灣桃園機場起飛，經溫州竄入大陸。

　　在返回路線的選擇上，葉常棣頗費了一番思量。原路返回呢？還是另辟新路？另辟路有踏進導彈火力網的可能，原路返回雖說有暴露行蹤之嫌，但來時平安，說明這條航線上沒有導彈設伏，在幾個小時後，不可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內調集兵力。這種思維定勢，把自己送進了地獄。

　　當U-2型飛機沿原航線返回時，衢州的導彈部隊各營目標指示雷達在200公裏處幾乎同時發現目標。敵機過九江後，徑直飛向地空導彈營陣地，踏入了死亡的陷阱。為了隱蔽製導雷達頻率，嶽振華命令先使用炮瞄雷達向導彈部隊指示目標，待敵機距離35公裏時，打開製導雷達天線，隨後嶽振華命令全營對準目標，連續發出了兩枚導彈。

　　葉常棣飛臨江西上饒地區上空，已經從兩萬多米的高空隱隱約約感覺到遠方的海岸線了，不由得心中一陣輕鬆。他滿以為此次又平安無事了。他*縱飛機準備出海下滑，飛機從750公裏的時速開始加快。可是，突然“轟”的一聲巨響，飛機像玻璃瓶被石頭擊中一樣的解體，自己則像瓶中的一粒小藥丸似地被甩了出去，失去了知覺。自由落體的刺激，耳旁的風聲氣流使他在兩三分鍾後才醒來，求生的欲望使他迅速打開降落森…在空中降落的短暫時間裏，這位少校已經明白，自己終於與導彈在空中“接吻”了！
1969年, 東北烏蘇裏江畔發生了中蘇邊防軍武裝衝突，即珍寶島事件。為了對付“新沙皇”，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會議。會上有人談到前線的無線電通訊屢被蘇軍電子幹擾，已造成某種不利後果。毛主席當即責問林彪、黃永勝：為什麽不及時抽調解放軍在幾年前就已組建的電子幹擾部隊參戰?同時，又問到王諍的情況。毛澤東回顧了紅軍長征與抗日戰爭時期的一次次鬥爭，鄭重指示：王諍是立過大功的同誌，是功臣， 1978年8月13日，王諍將軍病逝於北京，享年69歲。王諍將軍的浩然正氣將永留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