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留學簡史

回顧留學的曆史，從1872年第一批官派的留美幼童算起，到現在有130多年，最開始是幾十個人，發展到今天的每年10萬人，總數達到了上百萬人。
洋務運動興起以後，洋務派積極倡導“師夷長技以製夷”，認識到要把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學到手，除了聘請洋人教習外，更有效的辦法就是派遣自己的人員出國留學，直接培養各方麵人才。1871年，曾國藩上折疏議大清派青少年才俊到美國留學，曾國藩說此事“中華創始之舉，古今未有之事”。華僑教育家容閎也極力呼籲促成此事，在他們的積極倡議下，1872年，30名穿著長袍馬褂、留著辮子的中國男童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郵船，遠渡重洋到美國留學。這是近代中國首批官派留學。1872年, 共有120名幼童分四批留學美國的計劃付諸實施.
這些中國幼童的思維還未完全被“四書五經”禁錮，當他們第一次出現在美國的街道上，接觸到異域新奇的風情，完全迥異生活方式，自由獨立的環境，這些改變了留學生的心態，他們很快就融入到新的環境當中，適應了美國生活，對世界有了全新的認識，有的還剪掉了辮子，脫下了長袍馬褂，換上西式服裝。遠在地球另一麵的慈禧開始不斷地接到有關留學美國的學生們的情況匯報，慈禧對留學生拋棄中國傳統文化“全盤西化”的行為深感擔憂，她害怕這些中國幼童一旦都變成“洋鬼子”，回國後會威脅到清王朝的統治。於是，慈禧決定招回所有的留學學生，中斷留學計劃.
詹天佑，1872年，年僅12歲的詹天佑考取了清政府籌辦的“幼童出洋預習班”。詹天佑是獲得學位的兩人之一。他是中國首位鐵路工程師，主持修建了“京張鐵路”等工程，被譽為“中國鐵路之父”、“中國近代工程之父”。
唐元湛是赴美留學的第二批留學生之一。歸國後任上海大北電報局局長，清朝最後一任上海電報局總辦，民國第一任電報總局局長，是中國電報事業的奠基人之一。
吳仰曾是第一批“留美幼童”，吳仰曾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礦治係深造。回國後任礦冶部門的技術工作，開平礦務局副局長。開平礦務局是洋務派所辦的采礦業中最有成績的大礦。
唐紹儀，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外交家，促成辛亥革命、南北議和。清政府總理總辦、“中華民國”首任內閣總理，國民黨政府官員。曾任北洋大學校長，山東大學第一任校長，複旦大學創辦人。
1896年, 有13位中國青年受清政府的派遣東渡日本留學, 成為第一批中國官派留日學生, 同時也揭開了中國人留學日本曆史的序幕. 據統計,從1898年至1911年中國約有2萬名學生負笈東瀛。他們大部分人集中於法律、教育、軍事等專業的學習,這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甲午之戰後全國性的救亡運動直接相關。梁啟超也曾說過“所學者, 政治也, 法律也, 資生也, 武備也”。留日學生大部分是思想先進的誌紳,他們懷著以天下為己任的民族責任感,迫於時勢急切尋覓救國新知,學習富國強兵本領和近代化實踐經驗,並欲將其所學用於國內各方麵的改革。

　　1896年派遣的13名留學生在日本教育家嘉納治五郎任校長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了3年日語及化學、物理、數學等科目。除了中途退學以及回國的幾名學生之外，唐寶鍔等7人順利畢業。其中有3人升入專科學校，還有幾人升入大學，唐寶鍔和戢翼翬2人從早稻田大學政治係畢業。
初期的留日學生主要是官費生，不僅有中央派遣的，也有地方政府及教育機構派遣的。多數留學生學的是軍事。1898年，除清政府派遣的數名以及京師大學堂派遣的31名留學生以外，直隸總督、湖廣總督、北洋大臣、兩江總督和浙江省也分別派遣了6名、20名、6名、30名和4名留學生到日本學習軍事。1899年，浙江求是書院派遣了4名學生赴日本學習普通科，該書院於1900年也派遣了18名留學生。另外，南洋公學和天津學堂在1899年分別派遣了6名和12名學生前往日本學習日語，1901年北京警備學堂派遣了10名警備學生以官費赴日本留學，1902年江蘇省派遣的5名學生和北洋大臣派遣的55名學生到日本學習陸軍軍事。1903年以後，隨著清政府旨在促進近代化的“新政”的展開，大批學習師範、政法以及實業的派遣留學生前往日本，而同時，學習軍事的學生仍然源源不斷地被派往日本。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和八國聯軍的入侵，使清政府受到了極大的刺激，這一點從清政府派遣大量的軍事留學生以圖增強國家的軍事實力當中也可以看出。
隨著科舉製度的改革和廢除，知識分子、特別是年輕人為了尋求新的知識，自發地前往海外留學。在這種背景下，日本留學迎來了興盛時期。人數最多的1905年大約有8000人.
1898年 77人
1899年 143人
1900年 159人
1901年 266人
1902年 727人
1903年 1242人
1904年 2557人
1905年 約8000人
1906年 約6000人
1907年 6797人
1908年 5217人
1909年 5266人
1910年 3979人
1911年 3328人
興盛時期的日本留學和初期留學相比，有以下特點。一是不僅有官費生，也有很多自費生；二是學法政和師範的人占壓倒多數。後者是很多留學生根據國內教育改革的要求，以回國後在新式學堂執教為目的而到日本學習師範的。留日學生對政治的關心程度比較高。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以及一係列的反日鬥爭中，留日學生作為一支活躍的實戰部隊，始終處於核心的位置。相比之下，歐美留學生當中的科學家比較多，而留日學生中則湧現出了較多的政治家、軍人、文學家及藝術家。革命活動家秋瑾就是其中的優秀代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政界名人中，曾經留學日本的，前者有65人、後者有25人。⑧
其中像周恩來、李大釗、陳獨秀、澎湃、董必武、蔣介石、廖仲愷等政界、軍界的名人，以及魯迅、郭沫若、田漢、夏衍、何香凝等文學家、藝術家，都是非常著名的人物。而作為最高科學研究機構的中央研究院，1948年選出的81名院士中，有77名在海外取得了博士或碩士學位，其中留美學生49名、留歐學生22名、留日學生僅有6名。6名留日生當中，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隻有兩名，一名是在日本東北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數學家蘇步青，另一名是在北海道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農學家羅宗洛。其他4名分別是思想家、中國曆史學家、古文法專家及考古學家。⑨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從這個時候起到1945年“二戰”結束的30多年裏，盡管隨著中國國內形勢及中日關係的變化，在日中國留學生的數量時增時減，但中國人的日本留學一直都未中斷。其間出現了繼1905年的留學高潮之後的兩次高潮，即1914年前後(5～6千人)以及30年代中期(1935年突破了6～7千人)的留日高潮。特別是1935～37年的盛大局麵出乎了人們的意料。因為1931年9月18日發生了“柳條溝事件”，第二年1月28日又爆發了日軍進攻上海的“上海事變”，中日關係進一步惡化，在日留學生們也極其憤慨，再次集體回國以示抗議。而在此之前，當日本對中國留學生實行取締政策(1905年的“清國留學生取締事件”)以及簽訂屈辱中國的“對華21條”(1915年)的時候，在日留學生都曾以集體回國表示抗議。特別是日本方麵原以為這一次留學生們不會再來了，但在上海的戰火平息之後，他們卻陸續地又返回了日本。
1937年7月7日爆發了“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麵打響。中方關閉了駐日本大使館及留學生監督處，留學生們也幾乎全部回國，中國人的日本留學史至此告一段落。新中國成立後，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的第二年，即1973年，在時隔36年之後，中國政府才開始恢複了向日本派遣留學生。
蘇俄於1920年5月決定建立莫斯科東方大學(全稱為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招生對象是蘇聯遠東各少數民族和亞洲各國的革命青年。瞿秋白、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肖勁光、王一飛、柯慶施、彭述之等是首批赴該校學習的。1923年以後，朱德、鄧小平、趙世炎、王若飛、陳延年、聶榮臻、李富春等也從西歐轉到莫斯科東方大學。
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一大”上，孫中山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不久，他給派往蘇聯考察的蔣介石手劄中寫道：“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在蘇聯的援助下，孫中山對國民黨進行了改造，吸納了大量中國共產黨人，徹底改變了他屢戰屢敗的曆史，並很快地在廣州站穩腳根。
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蘇聯在中國失去了一位最親密的朋友，蘇共領導集團很快作出決策，對中國革命投入更大的資本，除槍炮支援外，創辦一所學校，以孫中山的旗幟，招徠大批中國先進青年。其目的在於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培養中國共產主義群眾運動的幹部，培養中國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幹部，並成為今後中蘇關係的紐帶，莫斯科中山大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由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選送一批人去中山大學。張聞天、葉劍英、王稼祥、秦邦憲、羅亦農、許光達、楊尚昆、伍修權、烏蘭夫、廖承誌、劉伯堅、譚平山、蔣經國、屈武、穀正綱等都在東方大學或中山大學學習過。1926年中山大學在校生340人，1927年達到800人。到中山大學於1930年關閉止，留學生總數當在千人以上。另外，1922年聯共(布)遠東局在滿洲裏開設政治學校，畢業後分送蘇聯各大學續讀，共接收中國學生310人。此一時期留學歐洲、蘇聯的學生，後來絕大部分成為優秀的革命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走向勝利的支柱力量。
　　1925年10月，鮑羅廷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66次會議上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建立孫中山勞動大學，幫助中國國民革命培養幹部，建議國民黨選派學生去莫斯科中大學習，這個提議很快獲得一致通過，並成立了由譚延闓、古應芬、汪精衛組成的招生委員會。考試在廣東大學舉行，考題僅是一篇題為《什麽是國民革命?》的文章。最終錄取300名. 鮑羅廷特別推薦了20名，他推薦的都是國民黨要人子弟，如蔣介石之子蔣經國、邵力子公子邵誌剛、李宗仁內弟魏允成、張發奎弟弟張發明、鄧演達弟弟鄧明秋、於右任女婿屈武等。
　　1926年1月又有10名在德國學習軍事的國民黨學員轉入莫斯科中山大學。不久，中共旅歐支部的20名黨、團員在法國受到巴黎警察當局的迫害，根據黨的指示，也轉道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這批學員中有鄧小平、傅鍾、李卓然等。
　　11月中旬，莫斯科中大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典禮廳主席台上懸掛著蘇聯和中華民國的國旗。列寧、孫中山的畫像並列懸掛在兩國國旗中間。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托洛茨基主持了開學典禮並作精彩的演講。這位僅次於列寧，在共產國際和蘇聯享有崇高威望的政治家、外交家以其詼諧的語言說：“從現在起，任何一個俄國人，如果他用輕蔑的態度來對待中國學生，見麵時雙肩一聳，那他就絕不配當俄國的共產黨人和蘇聯公民……”托洛茨基一番“革命加人情”的講話給中國留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托洛茨基主義”也就先天地在中大校園滋潤了一片土壤。
1948年。黃土高原。烽煙彌漫。 盡管被國民黨軍隊圍追在黃土溝壑之中，在毛澤東的心中，卻已經開始勾勒新中國的藍圖。 建設新中國，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和技術專家。可是，在戰火硝煙中成長的幹部，欠缺的是係統的教育和技能。

　　毛澤東將目光投向遙遠的蘇聯，一個想法在心中形成：向蘇聯派出能力突出、政治可靠的年輕幹部，接受蘇聯的正規高等教育，培養我們自己的技術專家！
　　派遣工作由中共東北局具體負責。經過慎重籌劃，決定將派遣人員的範圍限定在烈士子女或高級幹部的子弟，共二十一個人。葉正大（葉挺烈士之長子）、葉正明（葉挺烈士之次子）、葉楚梅（葉劍英之女）、李鵬（李碩勳烈士之子）、朱忠洪（王稼祥之義子）、任嶽（任銘鼎之女）、任湘（任作民之子）、江明（高崗之外甥）、劉虎生（劉伯堅烈士之子）、楊廷藩（楊棋烈士之子）、蕭永定（蕭勁光之子）、鄒家華（鄒韜奮之子）、張代俠（張宗遜之侄）、林漢雄（張浩之子）、羅西北（羅亦農之子）、羅鎮濤（羅炳輝之女）、項蘇雲（項英之女）、賀毅（賀晉年之子）、高毅（高崗之子）、崔軍（崔田夫之子）、謝紹明（謝子長之子）。
　　
　　出征的日子定在1948年9月2日。東北局為大家統一置辦了服裝：一套西裝、兩件襯衣。出發的前一天晚上，東北局的領導林彪、高崗、王稼祥、李富春、陳雲等為青年學子們舉行了餞行儀式。 東北局領導鄭重宣布了三條紀律：“一、出去後一定要學有所成，不能辜負黨的希望；二、培養你們不是為了帶兵打仗，而是要學習先進科學技術，將來要用知識建設國家；三、專心學習，學習期間不要談戀愛”。
　　
當時蘇聯和國民黨政府之間還存在著正式外交關係。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斯大林不認為中國共產黨能夠取得勝利，因此在對華關係上是傾向國民黨的。為了顧及國民黨政權的利益，蘇方刻意淡化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因此，中國共產黨派遣的學生不能進入包括莫斯科在內的各大城市正規大學就讀。 1949年夏，劉少奇和高崗到蘇聯進行秘密訪問，向蘇方講了日新月異的解放戰爭形勢，以及建國各項準備工作的進展。徹底打消了蘇方的種種顧慮。學生們來莫斯科上學的問題終於得到解決。
在出國前，中央就已經指示，到蘇聯後，要根據國家的需要選擇專業，並建議學經濟、學工業。不主張中國留學生學習政治，也不讚成學習文科。至於具體學習哪一門，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特長進行選擇。因此，與後來的留學生相比，這批學生在專業選擇方麵具有更大的靈活性。“祖國的需要加個人愛好”，成為大家選擇專業的原則。
　　在蘇聯，對年輕人們觸動最大的是其高度的電氣化水平。因此，莫斯科動力學院是最受青睞的，羅西北、李鵬、林漢雄、崔軍、賀毅、肖永定都選擇了它的水力發電專業；
　　高毅也選擇了莫斯科動力學院，但是是在土木係學習建築；
　　鄒家華，劉虎生和張代俠選擇了鮑曼高等工業學院。
　　葉正大、葉正明選擇了莫斯科航空學院學習飛機製造和飛機設計；
　　江明進入莫斯科農學院，決心獻身於農業經濟研究；
　　羅鎮濤和楊廷藩進入莫斯科財經學院學習財政和金融；
　　項蘇雲進入莫斯科紡織學院學習棉紡；
　　任嶽選擇莫斯科建築工程學院學習工業及民用建築；
　　葉楚梅進入莫斯科大學；
　　任湘進入莫斯科地質勘探學院；
　　朱忠洪進入了莫斯科有色金屬與黃金學院。
　　1949年9月1日，新學年開始的時候，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們全部免試進入自己所選擇的高等院校，開始了新的學習生活。
作為年輕的人民政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派出的留學生，他們經曆了比後來者更多的曲折和磨礪。在管理這批留學生的過程中，我國教育部門逐漸積累了相應的工作經驗，與蘇聯同行在留學生管理工作上的配合也日臻完善。1948年派遣留蘇的二十一人，客觀上為後來的大規模派遣留學生工作起到了開路先鋒的作用。而他們的優異表現，也為後來者樹立了卓越的楷模。
除個別人中途因病回國外，1955至1956年期間，這批學生都以優異的成績結束了在蘇聯的學習，陸續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國。時值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對於這批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批技術專家，黨中央給予了高度重視。按照中央組織部最初的分配方案，這批寶貴的大學畢業生將被安置在各大部委。然而在征求本人意見時，二十一個人中，竟沒有一個人願意留在生活條件相對較好的北京。大家無一例外地要求到基層、到生產建設的第一線，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




新中國選派留蘇學生從1951年起，到1965年止，大約有近20000人被派遣留蘇。這些學生回國之後發揮他們的才智的機會，成為許多單位政治和業務上的骨幹。留蘇學生中共出了210名兩院院士，為新中國建設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1951年，本著寧少勿濫的原則，中國派出留學生380名，其中留蘇學生375名，新中國第一次留學高潮的大幕就此拉開。此後，麵對來自西方國家的封鎖，為了培養社會主義需要的大批管理和專業人才，新生的共和國向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派遣了1萬多名留學生，學習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科學技術。
國家領導人對此十分重視。周恩來總理專程趕來為大家送行，把祖國人民的全部期待歸納為16個字，“責任重大、任務艱巨、努力學習、為國爭光”。
為幫助留學生盡快適應蘇聯的學習和生活，同年12月，國家開始籌備留蘇預備學校（即留蘇預備部），對即將赴蘇的學生進行語言培訓。次年2月，學校迎來第一批學生。留蘇預備部的成立，使留學前的準備工作逐漸形成完整的體係。當時的中國並不富裕，卻為留學生提供了最好的生活條件。出國前，每個學生會領到兩隻嶄新的衣箱，從春夏秋冬的服裝到生活必備的小物什，準備得十分齊全，五六年不用買衣服。
在很多留蘇學子心中，最難忘的是當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學禮堂接見留學生代表的情景。1957年11月17日，麵對英姿勃發的留蘇學子，毛主席發表了著名的講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為適應新中國建設和發展的需要，從1953年開始，留學生派遣政策調整為“嚴格審查，爭取多派”，留學生派遣人數逐年增多，當年派出約580人；第二年升至1,526人；1956年派出人數已經超過2,000人。
此後，國家開始對赴蘇留學政策進行調整，由“爭取多派”轉而關注人員結構和學曆層次——“爭取多派研究生，少派高中生”，高中畢業生派遣人數迅速減少。
此後直至6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惡化，近8000名大學生、研究生和進修教師，以及近8000名實習生被國家派遣赴蘇留學，分布在蘇聯20多個城市的220多所大學和科研機構中。
江澤民，李鵬，尉健行、李嵐清、鄒家華、劉華清、錢其琛、宋健、曹剛川, 鐵道部部長傅誌寰、機械部部長何光遠、地礦部部長朱訓、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科技部部長朱麗蘭、航天工業總公司總經理劉紀原……等國家領導人，都有著留蘇背景。
在科研領域，留蘇學子的名字同樣響亮：核潛艇研製專家錢淩白、船舶工程專家張炳炎、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王永誌、中國探月工程總設計師孫家棟、冰川學家謝自楚……數不勝數。作為建國後寶貴的高層人才，他們被推到了國家發展的前沿。而那些因為保密原因而無法公開身份的科研專家，那些在基層踏實工作的默默無聞的留蘇學子，更是與那些顯赫的名字一起，成就了留蘇群體的輝煌，成為了共和國的驕傲。
直到1972年，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中國政府向歐洲以及日本派出幾十名學習語言的留學生。至1976年結束，中國先後向49個國家派遣了1600多名留學生。
1978年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同誌作出擴大派遣出國留學人員規模的指示，“我讚成留學生數量的增大……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由此，大批人才被公派到國外學習深造，神州大地興起一股波瀾壯闊的留學新浪潮。1978年以前的留學生總數是10萬人左右，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到今天的留學生。這是前所未有的留學浪潮。人數已經接近或者超過了100萬人，相當於以前上百年的十倍。而且，這是一次全方位的留學，不僅是學科的全方位，而且留學的國家也是全方位的，遍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
1978年12月26日，作為改革開放後首批公派出國的52名留學人員從北京出發，輾轉巴黎，抵達紐約。他們分布在美國的幾十所學校，進行為期兩年的留學生涯。肩負祖國重托的他們，格外珍惜來自不易的學習機會，奮發圖強，艱苦奮鬥，拚命汲取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
1978年，公安部正式受理自費留學申請，當時全國申請留學的人寥寥無己；
1979年，自費留學人數開始超過千人；
1980年到1985年，近萬人選擇自費出國留學；
從1986至1990年間，中國內地自費出國留學人數就達13萬人，是上一個5年的13倍，僅1990年一年，中國留學人數就達5.6萬人。2001年，全年出國留學人數超過8.4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6萬人。2008年，留學人數達17.98萬，其中自費出國留學人數16.16萬，占當年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的90%。從2002年開始，我國留學人數每年以10萬人的數量迅速遞增，截止到2008年底，中國留學生人數已經超過14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