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塵 編譯
作者 哈利 哈弗考斯
星期天, 10月4日。一個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我和柯倫搭乘專機從亞特蘭大飛到了紐約市。星期一早上,那是個陰天,但沒有下雨。我和科倫和紐約市衛生局的人見了麵,並向他們出示了我們的行軍命令。當地的衛生官員工作效率很高,他們很快就將加菲的研究計劃書通過了衛生部門的製裁程序的清算。拿到了所需的清單後,他們安排了我們的研究啟動的各項事宜。采訪開始了。我們在醫院的病房裏,醫生辦公室,或者在病人的家裏對病人進行了采訪。對照組的采訪在性病診所,醫生辦公室,甚至在我們下榻的酒店的房間裏進行。采訪大約在45分鍾左右。采訪結束後,我們還抽取了病人的血樣標本,采集了口腔和肛門拭子,取樣時,我們遵循了那個時代抽血取樣的標準操作規則。我們在抽血時竟然不用帶乳膠手套!
我在紐約市帶了一個月,做了大約60人/次的病例采訪和標本取樣。在不同場合被采訪的病人們,似乎對我們專門從亞特蘭大疾病控製預防中心飛到紐約,並同他們進行麵對麵的訪談印象深刻。通過嚐試著回答他們提出的一個又一個問題,表明了疾病控製中心對他們提出的問題很重視,這似乎讓我們與受訪者和男同性戀群體的相處變得很融洽。同樣,我對受訪者在描述他們生活中最親密的細節時所表現出的開放和誠實,也印象極深。
等我再回到亞特蘭大時,已是10月底了。我的工作性質也從緊張的實地采訪轉變為漫長的電話談訪。每天,長達8個鍾頭,我都在電話上與那些撥通了我的聯係電話的那些醫生,新聞媒體交談。那些醫生們把病例報告給我,我再把每個病人的監控報表填寫好。那時還沒有帶有揚聲器的電話還尚未出現,我記得,長時間通話時,電話所產生的熱量,讓我不得不用手把電話在左右耳朵上,來回地挪來挪去。
在整理有關卡波西肉瘤和機會性感染的通話記錄時,我注意到醫生們自發地報告了越來越多的男性同性戀患者,他們帶有不尋常的臨床主訴,比如臨床診斷檢測無法解釋的間歇性發熱和長期發熱,全身淋巴結腫大,體重減輕,血惡液質。對每一個這樣的病例,我填寫了病例報告,把它們歸檔,存放在我辦公室的一個獨立文件櫃裏,並加密上鎖。
1982年9月,疾病控製預防中心創造了艾滋病這個名詞(人類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症)以形容具有機會性感染和癌症集合的新的人類疾病。我們在男同性戀人群的病例對照研究識別出了引起感染的兩個先導風險因素,一個是終身性伴侶的人數,另一個是在洗浴室與性伴侶見麵性交的次數。這些因素提示了一種新的性傳播因子的存在。隨著監測的繼續,我們很快發現,艾滋病並不僅僅發生在男同性戀人群。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發現艾滋病的人口格局涵蓋注射吸毒人群,異性戀女性,海地美國人,加勒比島民,血友病患者,接受輸血的人,異性戀男性,嬰兒,兒童,衛生保健人員,女性同性戀和變性人。歐洲,非洲,南美,澳大利亞和亞洲都發現了艾滋病。(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