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來的EIS情報官 （9）

飄塵 編譯

作者  哈利 哈弗考斯

 

最後， 大家一致認為新的的感染因素­­­­可能是一種潛在的免疫抑製因子，或者是某些已知生物的突變體或雜交體。大家熱議了新的皰疹病毒引起免疫抑製的可能性，尤其是巨細胞病毒。大家還討論了其他的可能，如肝炎病毒。在男性同性戀人群聚集高發流行的機會性感染，提示了對乙型肝炎類似的其它病毒也應該進行深度追溯。

 

我們終於等到了這一天，設計和執行流行病研究的第8個步驟粉墨登場了。對於研究流行病的爆發，研究人員首先需要決定采用哪種研究方法。他們往往徘徊於病例對照研究和列隊研究之間。病例對照研究的效率較高，尤其對於那些發病率低的流行病爆發。通常發病人數在接受調查人群的20%以下。截至1981年10月，在美國僅有不到100個病人被確診。如此罕見的病人，加上暴露人群的總數之巨大，讓我們偏向於選用病例對照研究的設計方案。我們麵臨的問題是： 如何選擇該研究的參與者? 對他們的隨訪時間多長？他們中有多少人會在研究中退出？研究的花費多少？

然而，病例對照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此類研究的結果往往受一些因素的影響，比如病人的選擇，隨訪的醫生或研究人員，回憶的偏差， 比如，如何適當地選擇對照組？研究人員需要時刻關注信息的偏差和混合變量可能帶來的遮蓋效應， 在反複對研究設計權衡利弊以後，加菲博士拍板，進行病例對照的研究。

作為病例對照研究的起步點，加菲對病例的定義再次做了如下描述： 男性同性戀患者，患有卡波西肉瘤和/或者隱球菌性肺炎，年齡在16-60歲之間，無免疫抑製的既往史/證據。他決定在紐約市，洛杉磯，舊金山和亞特蘭大，征募所有符合這一定義的病人。

 

定義理想的對照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使用­­與病例太過相似的對照，往往會導致過度匹配的結果，從而掩蓋和漏掉重要的危險因子。另一方麵，使用的與病例定義差異太大的對照，會導致對比的困難，從而導致無法解釋對照和病例之間的不同。於是，加菲決定對每一個病例征募多個對照。對照的範圍從與病例比較相似(朋友對照）到與病例相對不同（異性戀的男性對照）。由於在男性同性戀人群取得真正的隨機樣品作為對照的可能性似乎不太可能，加菲請求各地衛生部門，私人診所，私人醫生和病人幫助征募對照。與病例配對的對照為男性，其性別，種族，居住地與病例相同，年齡與對照相仿（正負差異為2年）。加菲要求每一個病例有五個與之匹配的對照。這五個對照分別為：1. 對照為病人的男同性戀人，有性交關係；2. 對照為病人的男同性戀人，但與之從未有過性交；3.對照為性病診所就醫的男性同性戀者； 4）對照為因某種急症在當地私人診所就醫的男性同性戀者；5. 對照為私人診所隨機抽樣的男性異性戀患者。

加菲設計了問卷調查表並決定那些人參加病例對照研究的訪談。加菲自始至終設計並開發的這個問卷調查表有個很大的優點，那就是它保證了後端的數據不會被前端的信息偏差所汙染。工作組成員和EIS情報官們-所有的醫生-主導了訪談。假如他們中的一位醫生訪談了任何一個病例，該醫生必須訪談與那個病例配對的五個不同的對照。

我們都參加了訪談有關的培訓。訪談應當以一致的，非評判的方式進行。在培訓中，加菲對科倫進行了模擬采訪。我提出，我們是否應當對受訪人或參與者在訪談中故意誇大或掩蓋其性行為加以關注。科倫承認我們很難通過訪談收集到此類私人信息， 但他強調了訪談數據的重要性。他指出，我們尋找的不是真相本身，而是病例和對照之間的差異。重要的是，我們會從受訪者那裏采集血液樣本以及口腔和肛門拭子，在亞特蘭大的實驗室，對這些樣品的免疫學和感染性標記物進行客觀的測定和研究。培訓結束了， 我們打算10月份進行實地研究。（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