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我”的父親

 在縱貫中原大地的京廣線上，有一個不顯眼但相當重要的火車站，它叫“人和車站。”人和車站往東二十裏，便是淮河的一條分支，沙河。在沙河岸邊， 有一個不足百戶的小村莊， 叫“老王坡。”老王坡十年九澇，種“一葫蘆收兩瓢。” 那裏的人們生活的很苦。

父親出生在“老王坡”村東頭的一間茅草屋裏。屋外有一棵百年老槐樹。這間草屋的主人就是父親的父親。“我”的爺爺是個種菜的。他為人忠厚老實。他從村裏的一位張姓財主那裏租了兩畝菜園地，終日靠種菜賣菜度日謀生。

爺爺有四個兄弟， 他排行老二。“我”奶奶，在父親兩歲時死於難產。爺爺續弦再娶， 與鄰村荊莊的一位老處女荊氏結了婚。這位荊氏老處女閨中排行老三，人稱荊三妮。經媒人撮合，二十八歲時仍待嫁閨中的她給爺爺作了填房。爺爺和荊三妮婚後育有一男一女。爺爺死於“肝炎，”享年七十二歲。在“老王坡”村東頭的那棵百年老槐樹下，在爺爺的墓前，兒孫們為他立了塊墓碑， 碑文是這樣的：“喜公，男，河南人氏，生於一八八九年，仙逝於一九六二年。”

“我”父親是家族兒女當中唯一讀過書的。因家境貧寒，“我”的姑姑自幼輟學。作為長子，父親深感自己不僅肩負著為整個家族傳宗接代義務，而且還是家族光宗耀祖的希望所在。父親沒有讓家人失望。從私塾到初中，從初中到高中，他都是村裏，鄉裏，乃至縣裏數得著的好學生。十六歲那年，他考取了洛河師範。他的國語老師是中共地下黨員。從他那裏，父親接觸到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父親在洛河師範的學生生活很艱苦。 每星期一，一大早起來， 他便帶上一周的幹糧，走上幾十裏的路，再乘船渡過沙河到洛河，傍晚時分到達沙河南岸的師範學校。夏天，由於天氣潮濕，幹糧上張滿了白茸茸的黴菌。他用手刮去幹糧上的菌苔，打來一壺開水，把發黴的幹糧用水泡一下，再往裏麵撒上些鹽， 便是他的三餐。冬天，帶去的幹糧被凍得硬梆梆的，連熱水都泡不開。苦日子使他向往新社會，向往新生活。他對共產黨推翻舊社會，建設一個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的新中國的理念非常擁護。在國語老師的介紹和推薦下，師範學校還沒有畢業， 他便和幾位要好的同學一起，沿著京廣線，由南向北，步行數十裏，從洛河來到了許昌，參加了中原野戰軍，李先念的隊伍。那一年，他剛滿十九歲。他參加過解放戰爭後期逐鹿中原的幾次戰役。在渡江戰役之前，他已成為人民解放軍長江支隊的一位班長。他所在的部隊休整後參加了渡江作戰，而他本人卻沒能參加渡江戰役。組織上考慮到他是獨子，把他留在了中南分局，並派他到鞏縣的中原野戰軍總部受訓。半年後，他被派往穎川，參與地方人民政府的反匪反霸，土地改革。

那一年，父親剛滿二十歲，他騎著一頭毛驢從許昌來到了穎川縣城。他身高一米七四，身著石榴皮重新染過的淺黃色的軍服，腰間束著一條軍用皮帶，插著一隻二十響大肚盒子炮。 他人看上去很瘦。削瘦的臉龐上，一雙大眼睛顯得炯炯有神。對父親而言，這是終難忘的一天。從此，他的命運便與這座古城的連在了一起。

作為農民的後代，“我”的父親和他的父輩們有許多相似之處。他胸襟坦蕩，為人正直。他性情豁達，待人寬厚。然而，象我爺爺喜公那樣，他的脾氣屬於“麥秸火”的那一型， 一點就著。 在“我”出生前，發生過許多現在看來很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 這些小事卻孕育著與後來一些事情相關聯的東西。假如當年小端姑沒有因為照看妹妹梅蘭而放棄隨軍南下武漢，她也就不會留在穎川縣城。她也就不會認識我的父親，同樣，假如當年父親參加了渡江戰役，隨軍南下的話，也就不會去穎川縣城工作而和我的母親邂遇，而他們的命運則肯定與現在不同，他們的生活和家庭必然會是另外一種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