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五十多年前的一月革命期間的鬥走資派

那一陣上海的馬路上很熱鬧，不時可以看到走資派被遊街的車輛，最值得看的，也可能是全國獨一無二的時用那種修理電車電線的升降車，讓市委書記陳丕顯和市長曹荻秋二位上海最大的走資派站上去， 將車子升到最高點，在上海最熱鬧的南京路淮海路外灘這些地方開來開去，估計這道風景線是空前絕後的了。

市裏他倆最大，市裏每個部委每個句，每個係統的“口”， 現在很多人不知道什麽叫“口”，市委有一幫書記處書記和候補書記，把各個係統分為不同的“口”， 並沒有真正的“口”機構， 比如文教衛生“口”， 是偉大分管書記是楊西光， 工交“口”上海最大的“嘴巴”（口不就是嘴巴嗎？），分管書記是除陳曹之外最大的“官”馬天水，等等。 到處都在遊鬥走資派，阿拉隻是個中學生， 近距離看得到的就是自己中學的書記校長，俺們中學的校長偏偏是個民主人士， 早在紅八月就被揪出來了， 此刻反倒平安無事了，沒人管她的（女的）。

書記是個新四軍報務員出身的14級女幹部，運動一開始的七八月份，就把學校的教職員工們暗中排了左中右，依靠左打擊右團結中左孤立中右，最右的幾個老師被揪出來打掃廁所，紅八月裏讓紅五類組織紅衛兵批鬥，有毆打的，這些“被定為右”的老師，一部分是有曆史問題的，也有平時比較不聽話的老師，也有愛發表點自己的意見的老師，沒有一個是真的被“揪出來”的， 全是黨支部暗中給左派師生“遞”的材料，有些年輕教師什麽曆史問題也不可能有啊， 但被排進“右”的隊伍，跟著那些有曆史問題的老教師打掃廁所掃走廊，幹著幹著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哪個十三四歲的初中從後麵用棍子敲一下腦袋。

這是共產黨搞政治運動的常規做法嘛， 上級一發號召，黨組織布置積極分子行動，將本單位人員排“依靠對象，團結對象， 孤立對象， 打擊對象”的座次， 沒料想，全中國大概幾乎每一個支部書記都沒料想到這次的運動居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開始，幾乎所有的黨組織都犯了經驗注意到錯誤，以致到了紅旗雜誌13期社論之後，幾乎所有 的支部書記都在那一個階段成了走資派。

回到自己的中學。

在一月底的某天， 借用了日暉電影院召開大會，舞台上最顯眼的前方， 從舞台這頭到另一端，一個挨一個跪著學校領導（校長不在內），和最積極的那些積極分子老師，即保皇派們。

運動一開始就挨了整的部分老師，輪流上台控訴被迫害的經曆， 支部書記老老實實一一承認錯誤，若那個老師提出要求到家門口貼上平反昭雪的告示， 支部書記一一答應，會後累得書記要命似的寫了不知道多少這類告示，因為不但本校的要寫， 有些被本校學生抄過家的，也跑學校來，要一張安民告示，貼自己門口，以消除“流毒”，書記隻好一一照辦，學校附近的新村房子裏， 好幾個門洞都貼有此類右這所中學那所中學的黨支部書記親自撰寫的平反道歉大字報， 前一階段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下受到”迫害“的革命群眾包括不革命人員，似乎揚眉吐氣了一陣，其中有一部分就在這個時候參加了革命造反隊伍。

阿拉中學有幾個年輕老師，對前一階段被列入掃廁所的“打擊對象”隊伍十分氣憤， 此刻就成了造反派的核心， 初中學生算什麽呀，還不是都聽二十幾歲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教師的話，前段時間被黨支部不待見的年輕老師中， 往往容易有體育教師，搞體育的人一般都比較喜歡穿得好看些，很容易招其他土裏土氣的老師妒忌，而黨組織平均來說就是比較喜歡那些穿得土裏土氣得人， 艱苦樸素嘛，尤其是外地分來的，家是農村的貧下中農出身的大學生， 這類人絕對是黨組織的依靠對象。

一到文化革命，那些受組織看重的老師，按照黨組織的指示，在對老師排左中右時， 很容易就把自己的潛意識中對時髦老師的嫉恨，轉移到了排名次的工作中。

到了可以造黨組織反的時刻，被整過的年輕教師，又把自己對那些整過自己的土氣老師的怨恨，透露給了跟隨自己造反的學生， 特別是運動隊的學生，好戲來了。

前麵說的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活動批判大會上，還沒什麽動手動腳，會後，就難說了， 這個時候的領導們還真沒吃啥生活，可那些“保皇派”，就不一樣了， 上海的中學生正當青春初期，當然是喜歡時髦漂亮的老師， 哪怕是家裏很窮的紅五類子女， 運動隊的同學，向往的目標毫無疑問， 不可能是土裏土氣的外地農村來的老師，很歡迎的是上海那些有錢家庭的體育老師，順便說一句，文革前上海體院或師院體育係學生中， 非紅五類子女很高，在老師的暗示下， 運動隊的同學很容易就替自己偶像級的體育老師的“仇人”出出氣， 這類老師挨的揍，遠比“走資派”厲害，還得加上一條， 這類老師的嘴和骨頭真的比較硬， 打得鼻青眼腫楞不求饒！

到了運動後期，翻了天， 開始整造反派的時候，幾年下來，土氣老師也不那麽土了，老三屆學生也離開學校，就有這類原保皇派老師親自動手， 毆打原先瞧自己不起的造反派老師， 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