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別把事說得那麽好，那時真的願意花錢訂一份《新民晚報》的人家，並非那麽多，否則閱報欄前就不會站那麽多人看報了，工人新村裏，每個“號頭”的一樓有個信箱，整個“號頭”人家的信件報刊雜誌，郵遞員統統往這個信箱裏一塞了事，匯款掛號信除外，那是要簽收的，沒訂晚報又想讀的人，有時會等在信箱旁，郵遞員一送到，先拿出來自己晚報，當然就不一定能看得那麽仔細了，一旦訂這份晚報的人來取，無論看了多少，隻能將晚報交給主人，但厚道些的訂報人，會稍稍謙讓一下說“勿急勿急”，那麽未定報者就會急急忙忙馬馬虎虎看一看晚報，交還主人。有不太自覺的人，幹脆把晚報拿回自己家，看完再拿出來放到信箱裏, 不拿出來的人好像還真沒有。-轉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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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報，夜飯吃飽。看好晚報，早點睏覺。”這首童謠在上海的街頭巷尾流傳了幾十年，每天吃好夜飯，拿出新民晚報，角角落落仔仔細細讀一遍，早已成為許多上海人雷打不動的生活習慣。2022年是《新民晚報》複刊四十周年。四十年來，這份上海市民喜聞樂見的報紙，如同“穿梭飛行尋常百姓家的燕子，棲息於尋常百姓之家，報告春天來臨的消息，銜泥築巢，呢喃細語，為百姓分憂，與百姓同樂，跟千家萬戶同結善緣”。本文作者嚴建平，《新民晚報》原副總編輯，從事“夜光杯”編輯工作三十多年。他於1981年進入《新民晚報》，見證並親曆了趙超構、束紉秋等老報人帶著“娃娃兵”們複刊這一份報紙的曲折曆程。回首當年往事，曆曆在目，難以忘懷……1982年1月1日《新民晚報》複刊，滬上郵局門前排起長隊，上海市民爭相閱讀《新民晚報》的前身是1929年9月9日在南京創刊的《新民報》，有著悠久的曆史淵源和獨特風格。《新民晚報》老社長趙超構曾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的一個紀念會上回憶道：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特別是在抗戰時期，《新民報》雖然是一張民間的報紙，但它的立場是愛國的，積極抗日的，要求民主的。因而得到了黨的重視和支持，成為重慶《新華日報》的“友報”。它同黨的關係是密切的，發揮過一些積極作用。後來他又在報社紀念建黨70周年大會上，講了一件從未披露過的事：那是在重慶《新民報》，有位青年記者張鳴正，多次要求去延安。毛主席到重慶談判時，單獨會見了趙超構。趙超構講了新民報有位張鳴正想去延安。這時周恩來、潘梓年（新華日報社長）正好進來，毛主席批評了潘梓年。毛主席說，為什麽把一些進步青年都往延安送？國統區也很重要，我們派人去還來不及。像新民報這樣的陣地就很重要，我們黨要多支持。1938年2月25日，《新民報》刊發的《延安通訊·毛澤東保證打勝戰》我在整理報史時發現，有許多共產黨員曾在新民報工作過，他們的身份雖然是隱蔽的，但對《新民報》“中間偏左”的進步傾向，是有一定影響的。這其中有：夏衍（曾任重慶《新民報》副刊“西方夜譚”主編，1927年入黨，新中國成立後先後任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國家文化部副部長）、陽翰笙（《新民報》副刊“新園地”主編，1925年入黨，新中國成立後任全國文聯黨組書記）、聶紺弩（《新民報》成都版日報副刊“呼吸”主編，新中國成立後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陳翰伯（重慶《新民報》副總編輯，新中國成立後任商務印書館總編輯兼總經理）、計兆南（本名孫大光，重慶《新民報》晚刊編輯主任，新中國成立後任國家地質部部長）、李肇基（《新民報》成都版記者、克什米爾公主號犧牲的烈士）、譚文瑞（成都版記者，後任人民日報總編輯）、胡其芬（重慶《新民報》“女聲”周刊主編，曾在鄧穎超身邊工作，時任重慶地下工委婦委書記，渣滓洞“新民五烈士”之一）、蔣文傑（《新民報》南京版各地新聞編輯，上海解放後任《新民報》晚刊總編輯）、張西洛（1939年作為新民報記者和中央日報、掃蕩報記者訪問延安，後任人民政協報副總編輯）等。部分曾在《新民報》工作過的老報人，自左至右依次為：夏衍、陽翰笙、聶紺弩1946年，抗戰勝利後，新民報在上海設立分社，並於當年5月1日出版上海《新民報》晚刊，那時候，它就和中共地下黨有聯係。上海解放後，在黨的關心和支持下，馬上就發給登記證，一天都沒停刊。1950年6月9日，時任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兼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夏衍到上海新民報社講話，他特別指出：晚報的讀者是在一天工作之後，業餘時間看的，所以內容必須要輕鬆些，即使要講大道理，也要用各種不同的、輕鬆的、深入淺出的方式來講。應趙超構之約，夏衍在陳毅市長支持下，在《新民報》晚刊開辟了個人專欄“燈下閑話”。1952年冬思想改造學習運動結束，上海當時僅有的兩張小型報《大報》《亦報》先後停刊，並入《新民報》晚刊。1952年4月27日，《新民報》晚刊改版時的樣刊（上海市檔案館藏）1958年4月1日，《新民報》晚刊更名為 《新民晚報》。經過不斷探索，報社積累了辦好社會主義晚報的經驗。報紙的發行量從新中國成立初的兩三萬份一路升到三十三萬份，廣大讀者稱讚《新民晚報》是“雅俗共賞的讀物，春風滿麵的朋友”。1961年“五一節”，毛主席在上海錦江飯店對趙超構說，《新民晚報》“辦得好，有特點，人家愛看”。這樣一張得到黨的信任、群眾歡迎的報紙，在“文革”中竟被下令停刊，蒙受了不白之冤。1952年《新民報》填報的出版單位情況調查表（上海市檔案館藏）1976年10月，冰雪消融，全國人民盼來了春回大地、萬物複蘇的日子。然而，百廢待興，乍暖還寒，許多事情還是舉步維艱。《新民晚報》何時能獲得平反昭雪，重見天日？老晚報人和廣大讀者急切期盼著，並為之奔走呼籲。苦苦等待中，老晚報人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報社原編委、副刊組組長唐大郎。這位老報人與夏衍素有交誼，上海解放初期是夏衍叫他出來辦《亦報》，思想改造運動結束後，又是夏衍讓他加盟《新民晚報》，如今提出《新民晚報》複刊問題，作為晚報老朋友老領導的夏衍，於公於私都不會坐視不顧。大家認為，轉個彎，由唐大郎以私人名義給夏衍寫封信，請他俟機向中央宣傳部負責同誌反映大家的迫切願望。晚報停刊時的幾位年輕記者趙在謨、趙有餘、錢章標、李為華，以晚報老職工的名義寫了一封申訴信，請唐大郎通過夏衍轉送上去。唐大郎寫給夏衍的第一封信，原是試探口氣。其時夏衍已是中國文聯副主席，他將信送給當時由中央組織部長轉任中央宣傳部長的胡耀邦。耀邦同誌圈閱了，表示放在心上。與此同時，周光楣等老同誌也不約而同地給胡耀邦寫了封要求複刊的信，也請夏衍轉呈。夏衍再將信送達時，耀邦同誌當即批交上海市委處理。這個關鍵性的批示，為《新民晚報》的徹底平反起到了促進作用。1979年4月，晚報前黨組書記、總編輯束紉秋，依照組織程序起草了一份給上海市委的報告，要求為《新民晚報》徹底平反, 為報紙和有關人員恢複名譽，落實政策。報告陳說：“新民晚報在解放後的十七年中，配合黨在各個時期的宣傳任務，發揮了應有作用，起到良好效果。在辦報實踐中，摸索和積累了一套辦好晚報的經驗，豐富了社會主義新聞工作的理論和實踐。”新民報人終於盼來了這一天。1979年6月7日，在上海展覽館召開的全市宣傳幹部大會上，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洪澤宣布市委為《新民晚報》平反的決定。第二天，上海各大媒體同時刊播了這一消息，受到了廣大讀者和晚報原來幹部職工的極大歡迎，大家熱淚盈眶，奔走相告。接著，中央主要媒體也向全國人民和海外讀者傳達了這一信息。《新民晚報》獲得平反後，大家自然而然地認為，平反必然會帶出複刊的結果。然而，複刊之路並不順坦，特別是1980年2月15日，《北京晚報》和《羊城晚報》這兩家也在“文革”初期起被迫停刊的兄弟晚報，在十四年後的同一天複刊了，《新民晚報》何時能從沉睡中醒來？廣大讀者期盼之情更為急迫。他們紛紛給中央、市委、市政府和人民日報社、解放日報社寫信，呼籲“我們要看《新民晚報》”。這種呼聲在海外報紙上也有反映。一時間，要求《新民晚報》盡快複刊的人民來信有一千多封。交通大學教工李征來信說：十年浩劫前，我是《新民晚報》的老讀者，那時，每天下午四五點鍾，在郵局、報亭排隊爭購晚報的景象，猶曆曆在目，可以說是老少都喜愛的報紙。如今 《羊城晚報》《北京晚報》都已複刊，唯獨老牌《新民晚報》遲遲難以複生，實在令人遺憾。我和周圍的人都有同感，以早日重睹《新民晚報》為幸事，更期待它能保持和發揚特色，成為文化園地中的一朵鮮豔的花朵。南京讀者楊開來信說：昔日的《新民晚報》，給我帶來了知識、智慧和無窮樂趣。我從讀初中開始一直到工作以後，無一天不讀《新民晚報》。十年浩劫，奪去了我們的精神糧食。我和《新民晚報》闊別了十幾年，如今我的孩子已上中學，他們和我一樣還在讀著過去保存下來的 《新民晚報》。孩子們常問我《新民晚報》什麽時候能複刊？寶山鋼鐵廠張關德和上海蓄電池隔板廠陳寅生分別來信，表示願將私人房屋拆掉，騰出空地，讓《新民晚報》造一幢現代化的報館大樓。家住徐匯區安福路的退休工人張以謙直接給晚報老社長趙超構寫信，信上說：我是晚報的老讀者，對晚報感情頗深，晚報停刊十幾年，令人感到生活極其枯燥，現在隻見滿街撲克牌，不見晚報，心裏真不是滋味。他寫了首打油詩責問道：新民夜報，夜飯吃飽，三四點鍾，按時送到，兩分一張，老少都要，內容新鮮，消息可靠。等了十年，不見夜報，請問趙老，可還辦報？……老夜報人，怎不辦報，群眾需要，你可知道？盼看夜報，等著心焦。群眾的呼聲，黨的各級領導都聽到。這個時候，開國少將陳沂出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離京赴任前，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胡耀邦找他談話，當麵交代兩項任務，一是讓《新民晚報》早日複刊，二是恢複“大世界”遊樂場。耀邦同誌對《新民晚報》老同誌寫給他的信記憶猶新，對上海人民要求《新民晚報》複刊以及恢複“大世界”遊樂場的呼聲牽掛在心。陳沂到上海就開始積極推動《新民晚報》複刊事宜。他登門看望了趙超構，他倆曾是上海中國公學的同學，趙超構在大學部學經濟，而陳沂當時是預科生。為使《新民晚報》早日複刊，陳沂請趙超構“出山”。1980年5月12日，中共上海市委決定，恢複《新民晚報》建製，批準《新民晚報》複刊。複刊籌備組成員為：趙超構（原社長）、束紉秋（原黨組書記、總編輯）、朱守恒（原副總編輯，未到任）、錢章表（原文化組組長，未到任）、王玲（原黨組成員、人事科長）。《新民晚報》複刊籌備工作正式啟動了。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一次會議上，右二為趙超構，左一為束紉秋事非經過不知難。複刊初啟，便麵臨一係列困難和問題，可以說是人、財、物、房“四大皆空”。其中最大的問題是編輯記者隊伍青黃不接，嚴重程度已近乎唱“空城計”。原來辦晚報的老人們所剩無幾，將來接辦的是些什麽人呢？複刊籌備組經過反複商量，作出決定，打開大門向社會招聘人才。1981年，《新民晚報》複刊籌備期間，部分編委在商討工作人才流動是上世紀90年代以後才出現的新事物，但在1981年，限於主客觀條件，還無法放手大幹。因此，晚報的招聘工作既不是張榜招賢、公開招募，也不能限於內部推薦。如用前一種方法招聘，報名者會蜂擁而至，動輒成千上萬人，而籌備複刊的工作人員隻有一二十人，根本無法招架。如果隻用後一種方法招聘，在黨風和社會風氣還沒有根本好轉的時候，容易授人以“走後門、托人情”之機，弄得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可用人才卻不多。於是采取的是“半公開”招聘方式，就是不公開登報，隻放風聲；允許有關單位和人員推薦、介紹，應聘者也可聞風而來，毛遂自薦。我就是在這個時候聽到消息，請人轉托老晚報馮英子先生和武璀老師幫助推薦的。1981年3月初的時候，我收到了晚報複刊籌備組寄來的第二張通知，要我3月8日到辭書出版社參加座談會。本來我是應該參加3月1日那次座談會的，因我下廠調研未及時收到通知而錯過。我心急如焚地寫信說明情況，所以才獲得了第二次“麵試”機會。那天我是第一個發言，不懂新聞的我當然說得並不專業，但我說了希望晚報複刊後內容要雜一點，要貼近市民群眾。這大概引起了當時參加會議的沈毓剛先生的注意，所以後來他把我要到副刊組去了。參加座談會後沒幾天，我又接到電話通知，要我去高安路晚報籌備組辦公室麵談。到了那兒，同我談話的是剛從《西藏日報》副總編任上回到上海的任榮魁老師，當時他已到晚報複刊籌備組負責日常工作。他問了我的工作、學習經曆，看了我帶去的在《解放日報》《文匯報》上發表的文章。並問我如果到晚報工作想到哪個部門？我說想當文藝記者。談話以後，我感覺有點希望。但等了兩個多月，等來了一紙參加文化考試的通知。後來我知道，由於推薦的人太多，隻靠麵試錄取難以服眾，所以就增加了筆試，以成績說話。考試時間是1981年5月23日，地點在九江路41號新民晚報臨時社址（當時還未掛牌），考場設在四樓大廳。拿到試卷一看，基本是摹仿高考的文科卷子，隻不過把政治、語文、曆史、地理都集中在一張卷子上了。記得曆史題有 “玄武門之變”，地理題目是寫從上海港出發，到羅馬尼亞康斯坦薩港，要途經哪些海域。作文題是《給宋慶齡副主席寫封信》，當時正是宋慶齡副主席病重，剛剛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那封信我寫得很動感情，因為1979年我祖父獲平反昭雪，宋副主席專門送了花圈，我內心充滿了感激之情。考完後，心裏確實沒有底。但幾個星期後傳來消息，說我考試成績還不錯。後來才知道，我們這一批考生共250人，其中80分以上4人，第一名是徐新遠，84分（他進晚報後自覺不太適應當記者，工作了一小段時間就返回原單位了。後來還當選市人大代表），我和塗渝是82分，孫衛星是80分。我終於被錄取了，先借調，待試用合格再轉關係。1981年6月30日，我正式到新民晚報報到。與我談話的仍是任榮魁老師。他說：“你的工作分配在副刊組，那裏有四個老同誌，組長是沈毓剛同誌，他是原晚報的編輯組組長，後來在譯文出版社編《世界之窗》。報社社址暫時設在九江路41號，底層做車間和食堂，四樓做編輯部。將來還要搬，市裏已批準造新樓，正在擇址。”接下來他提了兩個要求：一、尊重老同誌。工作要主動，多承擔一些事務性的工作，老同誌有什麽困難可反映。二、要和新來的同誌搞好關係，要互相幫助，互相提醒。他還介紹了報社最近的工作，一是編足球“中青杯”比賽的會刊，新來的同誌去采訪。二是周日舉行第二次招聘考試。因為當時副刊隻到了我一個新人，所以沒讓我參加“中青杯”會刊的采編工作，但我還是主動參與，寫了短小的球評。那段日子，沈毓剛先生讓我將以前《新民晚報》副刊的專欄和新複刊的《北京晚報》《羊城晚報》副刊專欄摘錄下來，分類登記，以作借鑒。 “中青杯”比賽結束後，報社舉辦了一個新聞講習班，大都是已有作品發表的應聘者，記得有薑丕基、錢勤發、潘新華、李葵南、蔣麗萍等。報社讓周憲法和我當聯絡員，主要是做些服務工作，但我們還是把自己當成講習班的一員，主動參與了全過程。講習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結業座談會上大家爭相發言。報社領導讓我做記錄，並整理成“座談會紀要”上報宣傳部。這樣的新聞講習班一共舉辦了三期（文化測試也先後舉辦了三次），最後一期所有新進人員都要參加，有點像結業考試。這期講習班報社格外重視，由老束（我們都這樣稱呼束紉秋總編）親自動員並講第一課，老報人梁維棟、李仲源、陳亮、吳崇文、周珂、陳榕甫、沈毓剛、張林嵐等擔任講師，講習班上既學新聞業務基礎知識，又有理論聯係實際的采編實習活動。每天上課之後就出去采訪，限當日回到報社寫好稿子，第二天由授課老報人講評。一個多星期裏，每個學員一般要寫10篇左右稿子。此外，還學習了新聞編輯業務，試做標題，修改稿件等等。記得有一天下午，突然要我們去淮海電影院看影片《傷逝》，看完即刻回報社寫一篇影評。老報人講評大都嚴厲，絲毫不留情麵，但我們聽了卻很受用。這個講習班實際是對應聘人員的第二次考試，是作為記者生活的一次實踐。有的學員經不住“疲勞轟炸”，半途退出了跑道。學習結束時，每個學員還要交一篇叫《自畫像》的自傳，其中還包括寫自己的外貌特點。1981年9月25日，中共上海市委批準了新民晚報編委會班子，由趙超構、束紉秋、朱守恒（未到任）、周珂、任榮魁、馮英子、沈毓剛、張林嵐、梁維棟、李仲源、趙有餘11人組成首屆編委會（1982年1月14日，市委宣傳部正式批複本報領導班子名單：趙超構任社長，束紉秋任黨組書記、總編輯，朱守恒、周珂、任榮魁、馮英子、沈毓剛、張林嵐為副總編輯。並同意聘陳銘德、鄧季惺為報社顧問）。在趙超構的主持下，新的領導班子醞釀了新的辦報方針，就是“宣傳政策、傳播知識、移風易俗、豐富生活”十六個字。這十六字方針，報社職工一致讚成，經向上海市委請示，得到批準，正式成為《新民晚報》的行動指南。1981年10月16日，市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陳沂到新民晚報臨時社址視察，並參加了報社職工大會。他代表市委講話，充分肯定趙超構提出的十六字辦報方針。那天報社安排我和王明國做記錄，並由我根據錄音整理成文。籌備複刊期間，市委副書記、宣傳部長陳沂來報社向全社職工作報告陳沂是代表市委來催促複刊的。他說，最近他本人又收到一封人民來信，要求趕快讓《新民晚報》複刊。晚報本來是千呼萬喚不出來，現在是千呼萬喚快出來的時候了。不能是“爭取”，而是一定。市委希望和要求就是這個，1982年1月1日一定要出版，這不光是黨的要求，也符合人民的心願。第二天，晚報編委會舉行第一次編委擴大會，會上決定1982年元旦正式複刊，每日出版四開一張半，六版。第一版要聞版，第二版文化版，第三版體育版，第四版社會新聞，五、六版為“夜光杯”副刊。1981年11月5日，離複刊不到兩個月了，老社長趙超構為晚報全體編輯記者作了《我們應當怎樣辦晚報——兼談新民晚報是怎樣一張報紙》的報告，他用溫州口音的普通話，亮出了他對即將複刊的《新民晚報》的種種設想，對十六字方針逐條作了闡釋。在老社長論述辦報方針之後的11月11日、12月12日和26日，編輯部進行了三次試刊。“11-11試刊”是編輯部的首度演習，也是編輯部與排字房的一次磨合。每個版的編輯根據自己的想法，去各種報紙上剪資料，然後，排字工人將文章排成晚報的6號字，打出小樣讓編輯畫樣拚版。那一次，連未到任的副總編朱守恒也興致勃勃地剪了許多材料，拚了個第一版，頭條是“中國女排奪冠”。在體育消息遠沒有今天這麽火爆的當時，這個頭版是有突破性的，受到了大家的好評。在這基礎上的後兩次試刊，則是真刀真槍的實戰，稿件全部由記者采寫。兩次試刊各印了5萬份，向各界免費贈閱，征求意見，結果大受歡迎，都說“像《新民晚報》”。1982年元旦，《新民晚報》正式複刊。如鳳凰涅槃，它在火焰中複活了。1982年1月1日，《新民晚報》正式複刊，當天發行量達58萬份。圖為《新民晚報》複刊頭版這一天，《新民晚報》出版編號是7257號，以示與1966年8月22日被迫停刊那天的編號7256號相銜接。這一天發行58萬份，大大超過了“文革”前的最高發行量33萬份（複刊當年發行突破100萬份，利潤達到100萬元）。複刊當天的第一版上，趙超構先生親自執筆，撰寫了《複刊的話》。這篇文章以本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首次提出了《新民晚報》的宗旨：“它隻是穿梭飛行尋常百姓家的燕子。它棲息於尋常百姓之家，報告春天來臨的消息，銜泥築巢，呢喃細語，為百姓分憂，與百姓同樂，跟千家萬戶同結善緣。”我想著重講一下複刊那一天“夜光杯”的版麵及其籌備情況。複刊那一天“夜光杯”占兩個版，三分天下有其一，顯得十分醒目。為了複刊第一天的版麵，從上到下籌劃了很長時間。當時副刊組共七位編輯，四老三新。四老是：分管副刊的副總編輯沈毓剛和胡澄清、陳榕甫、吳承惠，他們都是老晚報人，有豐富的編輯經驗。三新是：王金海、塗渝和我。副刊定名“夜光杯”，取自王翰的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1946年《新民報》晚刊在上海出版時，副刊就取名“夜光杯”，後來改名“繁花”。這次重舉“夜光杯”，顯然更貼近晚報的特性。謝晉導演在複刊這天寫的《夜光杯抒懷》，對此有更深一層的闡述。他說：“三中全會後，一個偉大的曆史轉折時代到來了。沒有這個轉折，晚報副刊命名‘夜光杯’怕也是難以想象的。人們在勞動之餘，下班之後，讀點小文章作為休息，也是不可能的。”複刊第一天兩個“夜光杯”，共有14個頭子（即題目），並配書法、插圖、照片四幅，雜文、散文、詩詞、文史小品、生活常識乃至燈謎，可謂琳琅滿目，別具一格。“夜光杯”三字字體，集自黃庭堅墨跡。趙超構先生的“未晚談”重新開張，首篇為《暫別歸來》，他深情地寫道：“一個冬天的沉默，加上一個春天的醞釀，《新民晚報》這棵飽曆風霜的五十多年的老樹，終於重發新枝，綠葉成蔭，吸收陽光雨露，散發清新空氣，生活之樹是常青的，祝願《新民》，永遠不要脫離人民的生活。”市委副書記、宣傳部長陳沂同誌送來一首詩，是說青年人的婚戀問題，這位將軍文人，真是非常了解“夜光杯”的風格。為了美化版麵，他還特地請書畫大家陳佩秋先生將這首詩書寫在宣紙上，供我們製版刊出。老作家馬國亮先生的《四條腿的婚禮》、上海音樂學院錢仁康教授的《樂苑識小錄》等都很具可讀性。在那一天的版麵上還推出了一個新的欄目“十日談”，十天左右談一個題目，有話則長，無話則短。第一組文章的總題目是《萍蹤雜記》,敘說一些海外見聞，這在國門初開的當時，感覺很新鮮。複刊後的第一部長篇連載是晚報前輩張友鸞先生（筆名草廠）寫的《清風樓》，說的是楊家將的故事，由畫家顏梅華配圖，堪稱文圖並茂。這一天的版麵上還有一首趙樸初先生的賀詩，是我通過北京的姑媽約來的。當時還有兩頁紙的注釋，是趙老解釋時我姑媽記下來的。可惜那天版麵實在太擠，無法同時刊出，不能不引為憾事。趙老賀詩的最後一句是：闊海遙天爛漫春。“闊海”指上海，《新民晚報》在上海元旦複刊，正好迎來了爛漫的春天。
趙超構社長說：《新民晚報》的複刊，證明了“偉大的黨沒有忘記這家報紙，正是黨，大力支持了《新民》複刊。這件事同樣地說明，廣大的人民群眾沒有忘記這張報紙，正是廣大讀者從四麵八方給《新民晚報》以慷慨的同情，為這張報紙呼籲，促成《新民》複刊。”
黨和群眾跟《新民晚報》是生死患難之交，新民報人萬分珍惜這份深情厚誼，所以決心要把報紙辦好，這才有了日後的輝煌。
複刊總結會上趙超構社長發表講話
1983年1月，複刊一周年全體職工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