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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值得尊敬的老人, 但文章中有些說法, 實在無法理解, 有沒有黨史專家可以解釋解釋。
文中:
1936年後因失去組織關係,長期未能恢複黨籍,直至1971年去世。
皖南事變突圍的錢俊瑞、餘立金等,都曾到過這裏。蔡免費供應食宿,並資助路費 把他們安全送往蘇區。
蔡叔厚與黨組織失去了聯係。盡管如此,蔡憑著黨性,一直配合並從事黨的地下工 作。
Q1: 皖南事變是發生在1941年, 顯然是在1936年蔡公與黨失去聯係之後, 那麽錢俊瑞餘立金又是怎麽和蔡公聯係上而躲到蔡處的?
Q2:失去了聯係又如何配合?
我的假設:
A1: 錢餘等自己也失去了與黨的聯係, 但逃到了上海之後通過非黨的社會關係(錢有這種關係)找到了蔡, 並沒把實情告訴蔡, 因為對蔡還是半信半疑,雙方心照不宣, 錢餘走時也隻是含含糊糊告訴蔡”阿拉要走了, 給點盤纏吧“,蔡也裝糊塗。 所以是”有聯係, 但沒有正式的聯係“,不算蔡的正式黨員革命活動。
A2: 不是正式配合, 蔡公隻不過是在口頭上給親朋好友幫共產黨說說好話, 並沒有實質性的動作。
解放後, 黨組織不認賬, 就有點不仗義了。
轉載者
蔡叔厚(1898-1971)
1898年出生,原名蔡肅侯,又名蔡紹敦,浙江諸暨陳蔡人。他出身工人家庭,曾留學日本。1924年他畢業回國,創辦了上海紹敦機電公司。1927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參加中央特科,1932年調共產國際中國組從事情報工作。1936年後因失去組織關係,長期未能恢複黨籍,直至1971年去世。“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83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決定恢複其黨籍。
蔡叔厚舊居位於長樂路611弄7號,原名永存坊,弄內共有18幢房屋,為新式裏弄住宅,建於1912年,三層磚木結構。1955年—1971年,蔡叔厚曾在此居住。
1929年,全國革命形勢有了新的發展,紅軍逐漸壯大,蘇區相繼建立,白區黨的各級組織也開始恢複。僅僅靠過去的水陸交通線進行聯絡的方法已經不能適應新的形勢,黨中央決定建立無線電台,以解決同各地黨組織聯絡困難、緩慢的問題。
早在1928年10月,黨中央就決定在中央特科增設一個電訊科。張沈川等被派去學習無線電報務,無線電專家李強擔負起試製無線電收發報機的任務。在試製過程中,為了購買和製作一些無線電零件,需要一個內行的人幫助。蔡叔厚當時是紹敦電機公司老板,在社會上又有一定的地位,正好可以協助。1929年,黨中央決定把蔡叔厚調到中央特科,協助和掩護李強的工作。
蔡叔厚調到中央特科後,將紹敦電機公司搬到福煦路403號(現延安中路369號)。根據工作需要,他中斷了同黨內一般同誌的來往。有時為了掩護身份,他還要裝出一副消極頹唐的樣子。蔡叔厚深知,上海的社會環境極其複雜,想要搞好特科的工作,首先要在上海站穩腳跟。為此,他利用自己作為老板的公開身份,出入上流社會的社交場所,經常請國民黨官僚吃飯,有時還為他們提供一些經濟上的好處。這樣,慢慢地他本人在上海的社交場合有了名氣,被人稱為“蔡老板”。通過這些,他成功地隱蔽了自己的真實身份,為開展中央特科的工作創造了有利條件。
為了掩護李強的工作,蔡叔厚在紹敦電機公司二樓騰出一間過街樓,供李強研製無線電收發報機用。李強在裏麵安置了車、鑽、銑、刨四部機床,經常和幾位同誌去那裏搞機械加工,製作零件。他們還將購置的無線電器材、技術資料等存放在紹敦電機公司裏。在蔡叔厚的掩護下,1929年春末夏初,李強試製出了第一批無線電收發報機,周恩來同誌聞訊後決定,將無線電設備送往江西根據地,從此建立了上海黨中央和蘇區的無線電通信聯係。以後蔡叔厚與李強又製作數台收發報機,送往洪湖賀龍、鄂豫皖徐向前領導的紅軍根據地。
當時,蔡叔厚家和他的公司紹敦電機公司已成為中共秘密通訊機關和文化支部聯絡點。許多共產黨人為躲避追捕或尋找黨的關係,都曾在這裏居留。如廣州起義失敗後的葉劍英、廖承誌、曾憲植、張去非等,轉入地下的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張秋人、楊賢江,皖南事變突圍的錢俊瑞、餘立金等,都曾到過這裏。蔡免費供應食宿,並資助路費把他們安全送往蘇區。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一書寫道:“人世間的確也會有一些奇事和奇人,在‘世風日下’的當時,竟會有蔡叔厚這樣的頗有孟嚐君風度的人物,甘冒政治風險,為我們這些流亡者出錢出力。”
1932 年,蔡叔厚成為左爾格小組的一名紅色國際特工,根據左爾格的指示,利用各種社會關係為小組購買武器。後因共產國際在上海的組織被破壞,蔡叔厚與黨組織失去了聯係。盡管如此,蔡憑著黨性,一直配合並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49年解放前夕,他策反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未果。解放後,他主動結清其所有企業的資產和股票,無償上交國家,並要求恢複黨籍。198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組織部批準恢複蔡叔厚中國共產黨黨籍。
部分素材來自: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資料(2009年),《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7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