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地揮一揮手
居美國華盛頓, 就職政府部門, 花甲年歲, 天天等下班, 月月等薪水, 年年等退休.
隱在“上隻角”梧桐樹後的花園洋房，像是上海人心口上的一粒朱砂痣。
1920、30年代的歐式建築，門口一大片種滿果樹花草的院子，鬧中取靜，滿足了人們對於住宅的所有想像。
1970、80年代十幾戶人家被分配在一棟洋房裏的時候，“住在那裏的人不肯離開，沒住進那裏的人想要擠進去”。
即使到了現在，去那裏拍照片、坳造型也是很好的。
一
周戎帶著我們走進163弄
“你想不想看看花園洋房裏72家房客的生活？”
周戎這麽說的時候，他剛在襄陽南路上的麵館吃完早餐，倚靠在上街沿的欄杆旁。
他曾提到過好多次曾經住過的地方：“阿拉隻弄堂，沒人帶，可能還找不到。每棟房子都有很大的花園，一幢房子裏住十幾戶人家。一間車庫就是一間房間。”
這一次，他發出邀請，“你有興趣，我帶你去看看。”
等什麽，說走就走。
那隻弄堂，是茂名南路163弄。
洋房外的花園枝繁葉茂
從弄堂口走進去，左側就是四幢獨棟洋房，每棟都有一個很大的花園，綠樹參天。“在我小時候，一號是房管所，二號是派出所，那是唯一一幢我們不敢翻牆爬進去的房子，三號是幼兒園，有一些遊樂設施，我們常常偷偷翻進去玩。四號裏住的人應該有點來頭，裏麵戶數很少，我一個女同學家當時就住在二樓，整層都是他們家，她穿得很洋派，玩的也都是國外寄來的玩具，變形金剛，單人自行車什麽的。”
周戎生於1982年，他所介紹的是1980年代，自己幼年時的記憶。
而這些房子，所見過的世麵，要遠遠多於他的。
二號花園洋房現在是一家公司的辦公室，門口掛著一塊銘牌：“本西班牙式建築建於1921年，並於2015年底進行整修。”
這些有將近百年曆史的建築，在最初都隻歸一戶人家所有。
上海電視台的高級編輯、作家袁念琪曾住在茂名南路163弄的三號，聽家裏的老人說，他家所在的這棟房子原屬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當時謝冠生多居南京，上海的這套房子就由不同的人住著。袁念琪的外公和謝冠生是同鄉，所以在一樓安了家。
在2號花園，左1是袁念琪的妹妹，中間是黃家的黃妹妹，還可以看見4號洋房一角。
隔壁的二號，袁念琪也是比較熟的。主人在匯豐銀行工作，家裏有小汽車。可老太太喜歡坐人踏的三輪車，所以雇了一個專門踏車的人。那時袁念琪還小，但記得卻很清楚，那三輪車與眾不同，騎車人的位置不在車前而在車後，怕坐車的在下風頭聞到騎車人的異味。
在經曆了近百年的住戶流轉之後，現在這一排的四棟房子都已沒有人居住，有的變成了公司，有的空關著。
二
茂名南路163弄5號外觀
弄堂很小，走過四號就是拐彎，那裏有麵對麵的5號與10號、11號。再往後，就是6到9號的長條聯體建築。除了周戎之前所住過的11號裏的人家基本都已搬出外，其他幾棟都還有住戶。
弄堂內很安靜，晴好的日子看到一個老太推著坐在輪椅裏的老頭，慢慢走著，也聽到了某一戶人家家裏傳來的薩克斯風。
這樣的住房，曾是很多上海人求而未得的。上海作家陳丹燕曾描述1970年代中後期的上海：“梧桐樹下熱鬧或者背靜的街區，仍是上海的好地段，雖然那些帶花園的房子已經陳舊不堪，房子的主人是國家房管所，住戶則換了又換，原來雕花的木頭樓梯縫裏，到春天會長出白螞蟻來。但上海人還是把它們當成了上海的高級地方，住在那裏的人不肯離開，沒住進那裏的人想要擠進去。幾戶人家合用一個廁所，一家人合用一間房間是再平常不過的事。原來的客廳裏，住了一家人，原來的餐室裏又住了一家人，原來的臥室裏，住的是第三家人。”
當年廠裏的師傅給丁林鳳（化名）介紹對象時，就著重指出了這樣一個條件：“他家，住花園洋房的。”
5號花園裏的一口水井，這在市中心是不多見的
那時是1980年代初，花園洋房裏早已住著“72家房客”，師傅介紹的小夥王方宏（化名）家分到的房子在一樓，一小間靠近花園的大樹，大概是之前主人家的車庫，還有一間大點的房間在主樓裏。
雖然是和十餘家人家共享著一棟花園洋房，但這條件在當時來說，已然不錯。丁林鳳明顯感覺到了對比。她娘家也是“上隻角”地段，但那是石庫門房子，還要倒馬桶呢。
袁念琪少年時曾搬出茂名南路163弄，等到1986年結婚時，那裏又成了他的婚房。作為一套要和他人合用廚房和衛生間的婚房，他和新婚夫人一點都沒有覺得局促，“剛畢業時我在南市三中教書，騎著自行車上班去，一路上都能看到有人拿著刷子刷馬桶。”
這批1920年代建造起來的花園洋房的衛生間內配備的是高腳浴缸，抽水馬桶，這點，在當時，就能甩出上海很多住宅好幾條橫馬路。
三
茂名南路163弄5號樓，從往三樓的樓梯俯視二樓。
丁林鳳嫁進茂名南路這隻弄堂裏，就成了“王家嫂嫂”。
這是老一輩人對新媳婦的稱呼，即使到了現在，弄堂內的大多數人還是不知道她的名字，隻知道喚她“王家嫂嫂”或“可可姆媽”。
“這一點不像我娘家那邊，那裏一個新媳婦進門，不消三天，就把你裏裏外外都打聽一遍了。而且我們這隻弄堂的人，從來不會穿著睡衣睡褲拖鞋到小菜場去，即使到樓下廚房燒飯，也是出門衣裳穿好，圍兜係好。”在茂名南路163弄，上海人的分寸感體現得非常明顯，丁林鳳嫁進來30多年了，平時有往來的也就自己一幢樓裏的人，而即使住在樓上樓下，甚至對門鄰居，也鮮少到對方家裏去串門。
這一點，周戎也深有體會。他號稱是弄堂裏的皮大王，和小夥伴們一起會去別的花園裏捉蟋蟀，抓大螞蟻，會在弄堂裏評選誰是真正的“老大”，但是他不會去別的小朋友家串門，最多就是敲敲一樓小朋友家的窗玻璃，叫一聲：“出來白相了。”
小朋友們在耳濡目染中習得了對界限的把握。周戎住在一樓，但他從來不會去二樓用廁所，其它樓層擺放在公用空間的東西，他也不會去用。不過到底是孩子，忍不住會饞嘴。“我記得小辰光晚上，我在廚房的水鬥旁邊洗漱，煤氣灶上開水燒好，直接倒在腳盆裏，我一邊洗腳一邊聞到旁邊灶頭上鄰居家燉的紅燒肉，香得要命，我就忍不住拿起放在鍋子旁邊的調羹，偷偷嚐一口湯汁，真好吃啊，不過隻是湯汁，肉是不會去碰的。”
周戎還記得一個細節。小時候他喜歡在浴缸裏汏浴，媽媽把熱水燒好，倒進去。小孩子有水玩最開心，他邊洗邊玩可以洗一個多小時，這段時間媽媽給他點上的是蠟燭。因為衛生間的燈是公用的，怎麽能開那麽長時間，隻為了他一個人洗澡呢。
“大家都老拎得清，看得懂山水的。”
丁林鳳嫁入這弄堂多年，深諳花園洋房內的生存之道。之前在一樓靠花園的房間由於要透綠而被拆除了，現在他們家被分到四樓的房子裏。
房子原始的格局早已被打破，非得有住在裏麵的人帶著才能分得清其中的空間劃分。
廚房間裏，屬於每家人家的“領地”分隔得明晰。
一樓的廚房自然劃分成了三個空間，放了三家人家的灶台，每個灶台上都有一盞燈。誰家燒晚飯的時候，就點亮自己家的那盞燈，這是說都不用說的規矩。袁念琪曾經在同學家看到，公用廚房裏，各家煤氣灶的轉鈕上插入一根小竹片，又用鎖鎖上，有些人家燈的開關安裝在自己家裏，這些都是為了防止他人偷偷使用自己家的東西。不過這種事，在茂名南路163弄，基本上不存在。
樓梯口下狹窄的空間，也放了兩個煤氣灶，一個是住在一樓的丁林鳳的大伯王元宏家的，一個是住在二樓的陳紹坤家的。
陳紹坤現在年歲大了，耳朵不好，但手藝可一點沒廢。他曾是錦江飯店大廚，燒的烤麩、鬆鼠桂魚，做的辣白菜都是一絕。丁林鳳剛嫁進來的時候，燒飯放多少水都不知道。就一直向陳紹坤請教：“爺叔，這隻菜哪能燒?”現在，她做辣白菜的手藝也不一般，每年冬天，她都要做上幾大缸辣白菜送人，醃菜的缸就放在二樓到三樓的樓梯轉角處。
陳紹坤家住在二樓的一個小房間裏。原本二樓住著三家人家，現在另外兩家搬走了。二樓的公共區域可以讓陳紹坤家獨享了，每到中午，陳紹坤默默地準備好飯菜，和老伴坐在房間門口的桌子上吃飯。
沿著咯吱咯吱響的木樓梯走上三樓，會看到老鼠在廚房內逃竄。“老正常的，這種老房子裏蛇蟲八腳老多的。”丁林鳳一副見怪不怪的樣子。
雖然住在四樓，但丁林鳳家的公用空間都在三樓。廚房的一邊是她家的煤氣灶，四方桌和碗櫥。正是中午飯店，隔壁阿姨家的飯菜已擺上飯桌，丁林鳳家不習慣在公共廚房吃飯。“我們歡喜搬到房間裏去吃，看看電視，慢慢吃。”
衛生間也在三樓。哪家人家用哪裏的廚房和衛生間，在房票上都有明確注明，誰都不會侵占他人的地盤。而在幾家合用的空間內，也是按照“先來後到，既成事實”的原則。就是說，誰家先把某處公共空間占下，那就成既定事實了，後來的人即使內心再不滿意，也得尊重，自己另外尋找一塊公共空間占上。
三樓的浴缸已經變成其他用途了
丁林鳳搬到四樓搬得晚，衛生間內已經沒有更多公共空間了，她隻能在浴缸上放上一塊板，作為自己放臉盆的位置，“這也是沒辦法的，先到先得呀。”
那隻有年頭的浴缸的坐腳早已生鏽，瓷麵也已泛黃，二樓的浴缸已被敲掉，換成了淋浴房，但共用三樓浴室的人家並沒有達成統一意見，所以還是保留著浴缸，隻是它已漸漸減少了實用功能，更多作為儲藏空間在使用。
“以前我們這附近有很多浴室，南昌路，進賢路上都有，天冷了就到浴室去汰浴。”
公共浴室隨著時間推移漸漸消失了，前幾年，丁林鳳開始在淮海路上的健身房辦卡，健身、洗澡，一舉兩得。
生活讓人生出智慧，而在衛生間的使用上，每家每戶都有自己的智慧——家裏備一個痰盂。在公共空間的使用上彼此之間雖然早就形成了一種默契，像丁林鳳和對門的鄰居共同使用三樓的衛生間。“他們年紀大，睡覺早，一般5、6點會用衛生間，他們把門關著，我們就知道了，不會去敲門的。我們一般要到8、9點才洗漱，大家時間自然錯開。早上也一樣，他們用得早，我們用得晚。”但防不住人有三急，湊在一起的時候。“一般來講，我們不會去用二樓的衛生間，大家都老拎得清爽的。不過有時家裏來人，要用廁所，正好三樓被占著，那麽打聲招呼，‘阿姨，用一下你們廁所哦’，沒人會不答應。至於自己，每家都有一隻痰盂，急的時候好派用場。”
默契自然形成，不用言說，但在有些事情上，還是需要全樓居民開會討論的。王元宏回憶，以前關於水電費如何分攤，樓裏就曾開過會。“老早家裏沒那麽多電器，隻有電燈，就根據每家電燈多少支光來算電費。水費就按每家人頭來算，不過家裏有親戚朋友來住哪能算呢？大家討論下來，住一個星期以上半個月以下就算半個人頭，如果住半個月以上，就算一個人頭。”
現在這種計算方法已不再沿用，因為每家每戶都有各自的小水表和電表，但在這計算背後的原則還是始終貫穿著花園洋房內的生活——盡可能公平，彼此獨立，誰也不要占誰的便宜。
四
王方宏在四樓看電視
近三十年來，上海的變化翻天覆地。
攝影師許海峰記得1990年代，感覺路上都是灰，城市到處是工地。那些變化如此明顯，讓他們不由自主地想拿起相機記錄下來。
能住到花園洋房的一間房，曾是上海人的念想。袁念琪當年特別高興，能有一間房間作為自己的婚房。“環境好，買東西也方便，走出去5、6分鍾就可以逛淮海路。旁邊還有好幾家電影院，那時夜場很多人不看的，因為看好回去很晚了，坐公交車不便當，但我們常常去看夜場。”
王元宏有時也會懷念鄰裏關係的溫情。他問陳紹坤：“爺叔，你還記得伐，我當時的婚宴還是你幫我燒的？”那時陳紹坤一人掌廚，愣是在逼仄的廚房間內燒出了兩桌錦江飯店級別的婚宴，吃得賓主盡歡。陳紹坤好不容易聽清了，笑著說：“噶快啊，現在你都有外孫了。”
但當大量新村、公房出現在這座城市裏，給人展現出煤衛獨用的現代住房模式時，花園洋房裏的房間就變得像是牆上的那一抹蚊子血。
1996年，周戎的媽媽單位分了一套70多平方米，帶電梯的公寓房子，他們就搬離了茂名南路163弄。“卡車上紮著綢帶，放著炮仗就搬走了。那感覺，就像現在給你一套300多平方米的房子，你會不搬嗎？那時我就有了自己的房間，不用再睡在沙發上了。”
搬走的人家越來越多，弄堂顯得安靜而寂寥。
王元宏退休後搬回來不習慣了
王元宏年輕時曾在江西插隊落戶，在那工作、結婚，直到退休後又搬回來居住。“剛搬回來的時候我不習慣了，屋頂嘎低，地方又小，陽光也沒的。想想我在江西的房子，有100多平方，坐北朝南，從清晨到晚上，都能有陽光。還有衛生間，用起來也不方便。”要洗澡或上廁所，他非得走出房間。浴室在過道口，要洗澡，兩邊的門都得關上。樓梯口下，是個廁所，狹小又低矮，感覺都轉不過身。
而丁林鳳和王方宏夫婦住了那麽多年，倒是習慣了。“住了公寓，再住這個房子，可能不習慣，但我們一直住在這裏，早就習慣了。讓我搬到其他地方去，我不願意的，這邊地段好，門口地鐵線有好幾條，做什麽事情都方便，我每天去看老娘也便當。”
唯一讓丁林鳳感到不那麽方便的是，由於廚房在樓下，每每做一些需要長時燉煮的菜，就總要燒幹。“現在年紀大了，記性不好。好幾趟，鍋子都燒幹了才想起來，差點闖禍。”為了杜絕安全隱患，丁林鳳在家裏的冰箱上放了兩個計時器，燒菜之後就調時間計時，提醒自己。同時，她在房間門外也做了點改裝。本來那裏靠牆放著一台洗衣機，後來她請師傅敲打出一個木架，一塊塊長條木板組裝上去正好形成一個案板，可遮住洗衣機，也可在上麵放上電磁爐，電熱水壺，電蒸鍋。有的菜，她不必跑到樓下就能做完，方便安全了不少。
從四樓窗戶望出去
一切都像圍城。當周戎一家歡天喜地搬到外區之後，房子大了，但生活卻沒有那麽習慣。“剛轉學去的時候，學校門口總是有人坳分，我每天都要外公來接我。哪像我住在茂名南路163弄，放學後，走200米就進弄堂了，一進弄堂，爸媽就放心了。雖然房子獨門獨棟，但弄堂裏就像個小部落一樣，來隻陌生麵孔，大家都要問的。”所以當他父親做生意賺錢之後，他們又買了附近的房子，搬了回來。
現在，當和太太散步經過的時候，周戎會指一指弄堂：“喏，這是我小時候生活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