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之俊：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打成右派？(ZT). 為什麽“該是”呢？

那年頭的每一個知識分子， 都有“資格”成為右派分子， 之成與不成， 相關原因很多， 排名第一的是運氣， 若論起排在第二的就是自我定位了， 錢家老老錢在武漢， 到底是不是右派不清楚， 但被批判則是事實， 究其原因就是“老老錢太不把自己當外人”而積極參加給黨提意見了，而老錢的腦子特清白“黨的鍋裏並沒有下你的米”，那就記住“一定要把自己當成外人”。
另外， 社會地位是個因素， 不在於高低而是靠中樞的遠近， 老錢的翻譯毛選毛詩， 其位置相當於中南“外”海書房行走啊。

－轉載者

1949年，麵對改朝換代的變革，錢鍾書夫婦最終選擇留在國內。

楊絳說：“從前，我們是讀過大量反蘇小說的。但我們不願遠走他鄉去當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們愛祖國的語言文化，也不願用外文創作，所以在世局嬗變之際選擇留下。傳說共產黨要‘殺四十五歲以上的知識分子’，憑常情可以否定，或隻算我們‘短命死矣’，不願離開父母之邦。這是實話實說。”

“我們發現新中國並不像反蘇小說中所說的。我們既然隻求‘坐冷板’，端上‘金銀飯碗’生活無憂，有書可讀，還要求什麽呢？”(吳學昭《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劃成右派》，《大公報》2010年11月7日)“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我們仨》，第12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

其實早在1948年，香港大學就曾約錢鍾書去任文學院院長，1949年，教育部長杭立武邀他去台灣大學任教授，朱家驊許給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職位，牛津大學也約他去任Reader。但他們寧死都不願離開大陸這片故土，以最壞的打算留在國內，以最低的要求求生於新中國，所以結果往往使他們有“始願不及此”之感。

“有驚無險”的1957

1957年的春天，天氣異常。《顧頡剛日記》4月9日記：“今日仍大雪，北風頗厲，以清明後四日而有此，為我生所未見。氣候又降至零度下，如此倏寒倏暖，不知又病倒幾人！”(《顧頡剛日記》第八卷，第229頁，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京城裏病毒肆意，流感流行。

楊絳說，就在這個早春時節，錢鍾書被請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他可能參加了3月份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當時多數知識分子都認為毛決定發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號召鳴放是真心誠意的，感到很興奮。錢鍾書的好友傅雷參加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後，在給國外的兒子傅聰的信中寫道：“此次會議，是黨內會議，黨外人一起參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們黨外人士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我的感覺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確是數十年的教育事業，我們既要耐心等待，又要友好鬥爭；自己也要時時刻刻求進步——所謂自我改造。”(《錢鍾書：20世紀的人文悲歌》，第552頁，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他的興奮、激動、虔誠溢於紙麵。毛的一席話就讓他對其頂禮膜拜，可見講話多麽具有煽動效應。即使如此，像錢鍾書這類知識分子，對形勢的認識仍保持了足夠的冷靜和保留。費孝通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寫出了當時這一部分知識分子的顧慮：“對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明哲保身’‘不吃眼前虧’的思想還沒有全消的知識分子，想到了不鳴無妨，鳴了吃不定自討麻煩，結果是何必開口。”“早春天氣”，說出了許多人對形勢的看法，傳達了他們複雜的心緒，從一個側麵“標示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在社會政治潮流中所處的‘夾縫’位置，以及他們難以把握自身命運所必然產生的複雜的思慮。”(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第23-24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初春時節，天寒料峭，錢鍾書心裏惦記著父親錢基博的病。這時冒著嚴寒，他來到武昌。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勢，他似有預料，在這一年寫下的《赴鄂道中》詩五首最後兩首中，他寫道：

奕棋轉燭事多端，
飲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應褪淨，
夜來無夢過邯鄲。
駐車清曠小徘徊，
隱隱遙空碾懣雷。
脫葉猶飛風不定，
啼鳩忽噤雨將來。

楊絳說後兩首詩寄寓了錢鍾書對當時情形的感受。許景淵解讀後兩首詩說：“‘反右’之大潮即將到來，山雨欲來，風滿高樓，一時人心惴惴，詩中‘脫葉’‘啼鳩’句喻知識分子之心態也。‘邯鄲無夢’‘妄膜盡褪’則言先生胸懷高曠，超然物外，妄念全消，自不致再墮塵劫矣。足徵詩人穎悟，見微知著，故能擺脫塵煩，得非所謂機動心應者乎？”(許景淵《從錢鍾書先生學詩散記》，《記錢鍾書先生》第9頁)“脫葉”二句尤其形象地表現了“放”而將“收”前夕知識分子的惶惑心理。脫葉猶飛，風向未定；古人過此，尚有黃粱美夢可作，而他夜過邯鄲，正是入夢之時，卻早已妄心全息，如膜褪淨，連夢都沒有了……(吳忠匡《記錢鍾書先生》，《隨筆》1988年第4期)錢鍾書曾在1986年4月把這兩首詩寫贈與錢基博的學生吳忠匡，以紀念吳在“反右運動”裏的遭遇(1957年吳被補劃成右派)。

錢基博在1949年後，也選擇留在大陸，一直在武漢華中師範學院(即華中師範大學)就職。這位著作等身、深受尊重的國學大師，對新中國充滿了熱情和期望。1953年(67歲)開始，他身體轉差，說話有困難，不再去教室上課，而是在家幫助指導青年教師。1957年春，兒子錢鍾書再次來探望他時，他已病勢沉重。此前，錢鍾書每年寒暑假都會來武漢探望雙親。誰也沒料到，此番一別，父子竟成永訣。

4月，中央正式號召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文學所內立即組織號召鳴放。但錢鍾書並不“買賬”，依舊“咬緊牙關”。“我們認為號召的事，就是政治運動。我們對政治運動一貫地不理解。”(《我們仨》第135頁)“風和日暖，鳥語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經號召，我們就警惕了。上麵一再號召鳴放，四麵八方不斷動員催促，請客吃飯座談，鼓動鳴放。其中有我們的老相識，也有人是我們心目中的政客。幾位老相識還親自登門來敦勸我們鳴放；當初號召知識分子改造是他們，這會兒號召鳴放罵黨也是他們。我們兩個不鳴也不放，說話都正確。錢鍾書說：‘難得有一次運動不用隨聲附和。’”(吳學昭《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劃成右派》，《大公報》2010年11月7日)

5月，他的叔叔錢孫卿正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當時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談會，錢孫卿十分猶豫是否要提意見，就召集在京親戚商議。大家意見紛紜，錢鍾書夫婦卻一言不發，隻是靜靜聽著。但在最後，錢鍾書很堅決地說：“根本就不要說。”(許大雄《我與〈圍城〉中的趙辛楣》，《文匯報》2010年9月11日)

就在“反右”開始之前，有出版社編輯來京向他組稿。他說，這幾年自己專注於翻譯，沒有創作，拿不出東西來支持出版社。即使被要求再版《圍城》，他也婉言拒絕。編輯對他說了一些“百花齊放”一類的話，“他呢，好像早拿定了注意，隻是微笑，總不點頭”。(劉金《已到春暖花開時》，《記錢鍾書先生》第206頁，大連出版社1995年)

錢鍾書從武漢回京後，“隻愁爹爹亂發議論”。(《我們仨》第136頁)沒想到擔心什麽來什麽。重病之中的錢基博被成功“引蛇出洞”。這一年，年屆古稀、身已患疾、擔任政協委員的錢基博，響應“鳴放”號召，抱著切實幫助執政黨整風的態度，“本著愛國愛黨愛民族的良好願望”，給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寫了一封後被人稱為“萬言書”的信。信中，他本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敞開胸襟，提出了很多事關黨和國家建設大計的真知灼見。

6月，“反右”開始。錢鍾書的眾多師友和親屬紛紛落網。文學界的馮雪峰、周勃、陳湧、何直等相繼落馬。家人中錢孫卿、許景淵、錢鍾漢、錢鍾毅都被劃為“右派”，錢基博受到批判。

錢基博的“上書”震驚湖北省委。省委當即將這封信轉交華中師範學院黨委，要求學校組織對其批判。1957年夏，華師校園內開始出現揭發與批判錢基博的大字報。7月初，錢鍾書有“突擊任務外調工作”，未能請假探親。(羅厚《錢鍾書書劄書鈔續一》，《記錢鍾書先生》第329頁)在父親因言獲罪後，組織上派人來京就此事“征詢”他的意見，他回話說：“他年歲大了，你們認為該怎麽處理就怎麽處理吧。”(王武子《關於六“不”說之說》，《文匯讀書周報》2009年11月27日)雖不說饒其一劫，隻是提醒人家自己父親年事已高，何必追究；也深知大勢所在，難左右大局，露出不盡無奈。9月26日至29日，曆史係和中文係組織教師連續幾次對錢基博進行了批判。夏天過後，錢基博的病情急轉直下。1957年11月31日，在病痛的折磨下，在極度的壓抑與憂鬱中，錢基博溘然長逝。在這個批鬥的過程中，以及去世後，他是否被打成“右派”，在學者之間一直存在爭議。

文學研究所內形勢複雜，人心浮動，此時已展開了激烈的鳴放、辯論和批判，如從12月10日至27日，曆時17日，文學所內大小辯論會開了無數次，在所內形成了三大派別：係統派、當前派和並重派。這時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已脫稿，並在這一年發表了其中的十篇《宋代詩人短論》和《序言》，雖然他在1957年6月寫的《序言》中引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該書照樣受到批判。後來他在香港版《宋詩選注》前言中說：“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下，我企圖識時務，守規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聰明，稍微別出心裁。結果就像在兩個凳子的間隙裏坐了個落空，或宋代常語所謂‘半間不架’。”餘英時認為“他不能不引幾句‘語錄’作擋箭牌。而他的征引的方式也實在輕描淡寫到了最大限度”。(《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文化昆侖》第207頁)其實這本書出版後受到很多人的好評，如上層胡喬木和周揚當時都有稱讚的話。好在小川環樹的評論，很快扭轉了批評的方向。

對於反右派運動，錢鍾書夫婦本以為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足為奇，直到運動結束，才知道右派的嚴重。據楊絳說，運動總結時，他們“很正確很誠實地”說，“對右派言論有共鳴”。(《我們仨》第136頁)不知此話對何人總結？在當時的特殊氣候下，以他兩人的個性，敢對組織承認右派言論嗎？

總的來說，錢鍾書有驚無險的度過了1957年，並沒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錢鍾書何以能逃過此劫

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打成右派，與晚年楊絳關係密切的吳學昭曾撰有《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劃成右派》一文，大量引述楊先生的文字(實際上就是轉達楊的觀點)。楊絳說：“錢鍾書憑什麽應該是右派分子呀？1957年大鳴大放，他沒說一句錯話，說的全都正確，卻也不是違心之談，憑什麽該是右派呢？無非憑那份黑材料，認定他是‘全國最反動的知識分子’，還有別的理由嗎？”(類似表述亦見《我們仨》)

錢鍾書能避過“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對時事的認知有先見之明呢？楊絳也回答說：“哪有什麽先見之明。錢鍾書和我都‘脫離政治’，曆次運動都不積極。”“我們隻是‘不靠攏’，從來未表示過入黨之求。不愛開會，勉強應景。對一切運動存戒心。我們覺得政治運動總愛走極端，一切運動都運動過頭。”“多年後看到各種記載，聽到各種論說，才知道‘引蛇出洞’是經過長期策劃的手段，使我們想起來都後怕，對‘政治’更加悚然畏懼。所幸我們當時雖對右派言論思想上有種共鳴，卻沒有發表一言半語的右派言論，逃過了厄運。”(《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劃成右派》)

在當時的大環境下，錢鍾書的不說確實保護了自己。建國後，他最明智之處也就在於，很多事他看在眼裏，思在心裏，絕不說、不寫，因為他知道，“禍從口出”。這和從前比變化很大。吳學昭認為：“對政治誇誇其談，不是錢鍾書的風格。以錢先生對社會政治的極度清醒，對人間世態的深悉洞察，不論會上會下，談話絕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學術討論，一旦牽入政治，錢先生即三緘其口，絕不發言。”“他說過：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ience.多少年來，他保持沉默，不做頌聖詩，不做歌德式表態，但也謹言慎行，從不貿然就政治發表意見。”(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第276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

錢鍾書不說不代表沒有看法，也不是完全銷聲匿跡。文人士子，以文字筆墨曲筆含沙者並不少見，錢鍾書也不例外。李慎之回憶說，他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讀到《宋詩選注》時，曾為書中注語裏“偶爾爆發的狂言大語”而捏一把汗，還說喬冠華認為《宋詩選注》是“那年頭惟一可看的有個性的書”。(鄧紹基《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記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前輩學者之間的情誼》，《光明日報》2003年10月15日)這種曲筆言誌的寫法，在文革後推出的《管錐編》中更為常見。今者有人批評錢鍾書的“默默無言”，缺少“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中的道義和責任”，“沒看到與他地位相稱的擔當”。(蔣寅《在學術的邊緣上》，《錢鍾書評說七十年》第154頁，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版)這是缺乏曆史體驗、嘩眾取寵、標新立異的無知妄語，他們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儲安平那樣，言人所不敢言。錢鍾書的不說，在當時的大氣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現，沒有洞悉政治本質的遠見，沒有堅守個人獨立人格的決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實錢鍾書“黑材料”中“汙蔑領袖著作”等言論，我想不是毫無來由的，它符合錢氏說話的風格。

錢鍾書自己分析，他能輕易逃過關，主要是他非共產黨員，從未出過風頭，罵過什麽人，捧過什麽人，所以也沒有什麽“劣跡”給人抓住。(夏誌清《重會錢鍾書紀實》，《記錢鍾書先生》第183頁)這顯然是書生看法。其實“反右”中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無辜的，都沒有說錯什麽話，都沒有理由被劃為“右派”。僅僅因為自己的謹言慎行就能免於浩劫，這是天真的認識。在當時的大氣候下，已被傳聞說過“反動言論”的錢鍾書，能免於被劃為“右派”，應該不僅僅像楊絳說的這麽簡單。

除了謹言慎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錢鍾書的“毛選翻譯”、“外事翻譯”等身份，使其身罩保護傘。在1957年之前，“毛選翻譯”，“外事翻譯”，這些經曆一度讓海外盛傳他是毛澤東的英文秘書。錢鍾書曾對夏誌清苦笑著說，他非共產黨員，怎麽會有資格去當毛的秘書？(夏誌清《重會錢鍾書紀實》，《記錢鍾書先生》第180頁)海外之所以會有他擔任過毛的秘書的傳聞，據周恩來的秘書回憶，毛澤東、周恩來和胡喬木等中央高層都曾因外事顧問過錢鍾書。(陸緯《清華狂才子當代一鴻儒》，《文化昆侖》第256頁)有人說，錢鍾書翻譯毛選，“此事具有明顯而光榮的政治意義。不論錢、楊主觀上是否有不問政治、甚至有意疏遠政治、清高超脫的傾向，但這件事卻使得他們實際上進入了比較高層的政治領域”。(柳鳴九《君子之澤，潤物無聲——心目中的錢鍾書、楊絳》，《“翰林院”內外》第88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

不僅如此，高層中的“二喬”(胡喬木、喬冠華)都是他的同學。夏誌清猜測說：“在大陸，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無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錢自稱多少享受‘沉默的自由’，我想情形並不這樣簡單。很可能上麵有人包庇他，不讓當代第一博學鴻儒卷入無謂的鬥爭之中。”(《重會錢鍾書紀實》，《記錢鍾書先生》第183頁)尤其作為毛的秘書的胡喬木，從“文革”後他主動為錢鍾書分配房子一事，就能看出他對錢的重視。胡喬木直接負責了1950年和1951年的整風，毛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也是通過他的筆第一次公布於世的。1957年的運動前後，胡喬木都是緊緊迎合毛的思想，為運動推波助瀾的，他還不清楚這場運動的走向嗎？“文革”中曾與錢鍾書夫婦大打出手的林非、肖鳳夫婦撰文稱，在他們兩家打架之後的第二天，單位的領導就找他談話，“訓斥他怎麽敢跟大有後台的錢鍾書吵架，說是他已將我們告到他的一位聲勢顯赫的同學，當時是炙手可熱的一位高官那裏”；“這對夫婦用心真是凶狠，竟要搬動這麽大的後台來壓垮和摧毀我們”；“幸虧那位當時的高官與我們素不相識，無仇無怨，所以並未聽信一麵之詞，將林非置於死地”。(肖鳳《林非被打真相》，《作品與爭鳴》2000年第4期)但是楊絳似乎有意撇清他們與胡喬木的關係。《聽楊絳談往事》：“‘文革’前，胡喬木對錢鍾書比較冷淡，而‘文革’後卻十分親厚，關心照顧，先後判若兩人。錢鍾書也不明白什麽緣故。”(《聽楊絳談往事》第314頁)揣測“二喬”在錢鍾書1957年命運中的影響，這種世俗的眼光，也許是對他的不敬，但很多事在特殊環境下是撇不了關係的。

“反右”從開始到尾聲，錢鍾書目睹了知識分子之間相互揭發、甚至詆毀的醜態，看清了人與人之間的提防、冷漠。可他對在“反右”中受傷害的人與迫害他人的人態度非常鮮明，是非分辨得很清楚，從未失卻自己一貫做人的本心。鄭朝宗1957年因言獲咎，困頓三年。錢鍾書聽到他“歸隊”的消息後，第一個寫信給他表示關懷，囑咐他要讀書養氣，勿因受挫而從此消沉。(鄭朝宗《懷舊》，《不一樣的記憶》第115頁)蕭乾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被送到柏各莊農場勞動。一次回京，路遇錢鍾書，錢熱情地和他打招呼，並在熙熙攘攘的北京街頭與之交談一刻鍾。文潔若說，那年月要是讓哪個急於立功的“積極分子”撞見了，馬上就會給匯報到人事部門去，成為日後挨整的資料，然而錢鍾書先生好像什麽事也沒發生。(文潔若《與錢鍾書先生邂逅街頭》，《北京晚報》1999年1月5日)同樣是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吳興華，那時也是有意回避親友，以免連累別人，但錢鍾書見麵還是主動和他打招呼，態度一如既往，並無敬鬼神而遠之的意思。(謝蔚英《和錢鍾書做鄰居的日子》，《北京晚報》1999年2月26日)而在1979年出訪美國時，有人談起吳晗一家的悲慘遭遇，錢鍾書忽然對著費孝通說：“你記得嗎？吳晗在1957年‘反右’時期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地無情得很嗎？”(餘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文化昆侖》第208頁)他對知識分子之間的相互傾軋深惡痛絕，這一點與乃父錢基博有相似之處。胡誌德分析說：“錢氏認為，就文人打破社會等級和背叛自己階級地位所達到的程度而言，他們知識分子間的互相斥責，甚於國家在他們的不利處境中起的作用。依錢氏看來，最大的罪過就是trahhisondesclercs，即知識分子互相出賣。”(《錢鍾書》第14頁)

1957年過去了，顧頡剛在年終日記中寫道：“1957年逝矣。此一年中，蘇聯貢獻最多，有人造衛星，有星際火箭，有北極破冰船，又有利用太陽能之發現。中國方麵，以完成長江大橋為最顯著之成功，而發動反右派鬥爭，使人知物質建設必須賴思想改造，不能站在中間路線，亦促進覺悟之大事，有劃時代之意義者也。”(《顧頡剛日記》第八卷，第359頁)言語間依然無覺醒之意。如果說意義，這一年在政治轉型過程中無疑具有標誌意義，讓中國知識分子實實在在經曆了一次心靈與肉體的考驗。但對於錢鍾書以及中國多數知識分子來說，“反右”還隻是一場悲劇的開始，還有一場更大的文化浩劫在不遠的前方。

原載於《文匯讀書周報》2014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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