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高宜 最黑暗的夜晚（北京紅八月）

毛主席說過“在階級社會裏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經過文革的人， 對文革的看法也無不打上當時處境的烙印，打人者和被打者的看法能一樣麽？--轉載者


“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革命師生齊造反，文化革命當闖將……”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就滾你媽地蛋——滾你媽的蛋！”

這是一段荒誕的曆史，這是一段清晰的回憶，這是一段刻骨銘心的真實經曆。

（一）

中國古人的哲學，是“人之初，性本善”。善良的本性經過社會的汙染，然後出現惡。所以，惡，不是人本身的問題，是社會汙染造成的。與中國哲學相反，西方認為，人之初，性本惡。尤其是天主教更認為，人是帶著原罪降生到這個世界中來的。所以，人的一生，不能靠本性製約，不能為所欲為。維持社會公平，人人都必須受到法律的製約，同時，人也應該為自己的原罪而懺悔，而贖罪。

童年和少年，是人類最接近野獸的年齡，所以，也是無知而殘暴的年齡。

有人說，年輕人犯錯誤，就連上帝都能原諒。我不知道上帝是否真的能原諒所有年輕人犯過的所有錯誤。但很多少年時所犯下的罪惡，確實是無法原諒的。

無論是上帝，還是眾人，甚至是自己。

我童年的時代，正是中國人狂熱的東奔西突，忙碌於各種政治運動和清洗的悲慘時期。人們的良知被各種宣傳口號反複清洗漂染。善良和罪惡，正義與反動都被蒙上一層真假難辨的外殼。在這樣的氛圍裏成長，我的童年更加混沌茫然。

“文革”發生時，我正是１５至１６歲的少年時期。那時的我，思想單純，簡單蓬勃，積極向上。在這樣的人生初年，我們除了原始本性外，就隻剩下被徹底洗腦後的偏執和簡單執著。

我們學校的所在地是著名的祖家祠堂，是明末清初叛將祖大壽的府宅，他死後改為家族祠堂，民國初年改用為中學，後來成為北京三中。那時是男校。

接著是鬥爭我們學校的副校長沈大遜。記住她，一是因為我們學校是男校，除了極個別女教師外，全校一水兒禿小子。另外，沈大遜這個名字也特殊。更何況被拉上學校操場前的土台時，她是那樣傲慢。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腦袋高高昂起，讓人不由想起偉大的革命先烈，大名鼎鼎的江姐，受盡酷刑堅貞不屈的抗日英雄趙一曼。我心裏不由暗暗擔心，怕組織批判的高年級同學會下不來台。但我顯然太低估高年級同學了。

一位高年級同學大聲喝道：“說，你是什麽人？”
沈大遜校長昂首挺胸，無比傲慢地大聲答道：“我叫沈大遜，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低頭認罪！知道你犯下了什麽罪行了嗎？”
“我沒有犯罪，我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絕不低頭。”

台下的我們登時衷心欽佩，產生想熱烈鼓掌的衝動。

高年級同學並沒有被共產黨員的高貴氣勢壓倒。他們革命電影也沒少看，早就沒有繼續跟這種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廢話的閑情逸致。一位平時經常在學校沙坑練摔跤的同學，人高馬大。他早就上台，雙手交叉抱胸，站在沈大遜校長身旁。他是高年級學生組織者專門請來，對付偉大共產黨員的打手。摔跤手雙手交叉，站在氣場十足的沈大遜校長身旁，輕蔑地低頭說：“你再說一遍？”沈大遜毫不氣餒，大聲重複一遍：“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我絕不低頭！”

土台上忽然灰塵彌漫。原來，沈大遜校長話音剛落，摔跤手已經一個大背胯，把她狠狠撩起來又橫躺著摔在地上。沈大遜校長渾身塵土，腦門被摔破了，黑框眼鏡被摔爛，斜掛在臉上。隻一跤，沈大遜校長麵目全非，但英氣猶存。她竭力站直身體，大聲吼：“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我絕不低頭！”

通，又是一聲巨響，摔跤手一句廢話沒有，動作簡單麻利。這下沈大遜校長自己爬不起來了。不知是真被摔壞了還是氣勢徹底倒下了。沈大遜校長渾身顫抖，滿臉血汙，說話的聲音嘶啞了，情緒低落了。

摔跤手抓住她脖領子，就像拎起一隻小雞仔子。這一跤，把沈大遜校長的氣勢徹底摔出去了。她嘴巴嚅囁著，半晌沒有再出聲。等到她能夠說話的時候，你感覺到眼前那位氣勢如虹的英雄消失了，出現在學生們麵前的，是一個丟魂落魄的走資派，一個被革命群眾嚇破膽的卑微渺小的叛徒。她的聲音微弱，低得幾乎無法耳聞：“我，我是走資派，我，我對人民有罪。我低頭，我認罪……”

失望情緒登時籠罩了我們這群低年級同學的心頭。本來以為能看到共產黨人的英勇不屈，非常精彩，卻突然變成了變節投降。我們太失望了，我們太悲哀了，我們太悲憤了。悲憤化作力量，化作高聲怒吼：“打倒反動走資派沈大遜！”“沈大遜不投降就叫她滅亡！”“在沈大遜身上踏一萬隻腳，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共產黨員沈大遜投降了。雖然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投降給誰了——她是代表共產黨投降了？還是代表反動勢力投降了？（人性向獸性低了頭， 要活下去--轉載者）

革命運動意想不到的順利。我們第一次目睹了革命暴行的威力，無比巨大，無比威猛。緊接著，全校老師都被關起來了，天天批判，天天鬥爭，和平的，暴力的，和平加暴力的，暴力加和平的。

（二）

軍訓中止時，早上聽到通知，吃過飯就整隊出發。我們心裏惴惴不安，總覺得什麽大事就要發生。果然，路上就聽到了確切的消息，“文化大革命”就要掀起高潮，北京出現了一個學生的“文革”組織，叫作紅衛兵，他們揭穿了工作組的陰謀，要求我們返校，投身“文化大革命”的偉大運動。

紅衛兵？這是個什麽組織？是什麽人這麽膽大包天，氣勢逼人，高瞻遠矚？

一進校門，我們就知道了。紅衛兵，原來是學校中的高幹子弟創辦的一個組織，是保衛偉大領袖、忠於偉大領袖、為偉大領袖衝鋒陷陣的核心組織。這個令人產生某種神秘感的組織，和即將降臨的偉大使命，刺激得我們心癢難熬，摩拳擦掌，熱血沸騰。一進校門，就發現紅衛兵已經正式成立，總部就設在一進大門的原校長辦公室。紅衛兵頭頭兒是高中二年級一個行事低調的軍隊高幹子弟。他身份高貴，但很有親和力。平日沉默寡言，遇事考慮周到，沉穩可靠。其他紅衛兵總部成員，也是學校的高幹子弟。這時，我們才發現，這個書生氣十足的學校，竟然臥虎藏龍地隱藏著大批高級幹部的孩子。加上我們這些中級或中上級幹部家庭的孩子，學校裏幹部子弟數量相當可觀，因此，紅衛兵出現時，沒遇到任何阻力。

由於我的家庭既是高級革命幹部，父親又因為曆史問題沒搞清楚，因而算不上純粹的革命幹部。所以，能否參加紅衛兵，我的身份有些尷尬。但那時候，紅衛兵是個非常鬆散的組織。雖然威力強大，卻毫無管理可言。那位出身軍隊高幹的高年級同學，紅衛兵總部的主要負責人，平素就認識我，幾次行動都積極安排我參加。我就這樣妾身不明地參加了各種紅衛兵活動。那時我感到投身在偉大的階級鬥爭中，為保衛毛主席而戰，很正義很光榮。

在紅衛兵出現的初期，辯論是紅衛兵的主要任務。辯論的內容圍繞著那幅著名的血統論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一天，紅衛兵總部忽然召集我們集合。原來，東城區一間中學，紅衛兵組織受到反動分子攻擊，需要我們前往支援。我們火急火燎地組織好隊伍，緊急出發，很快就趕到那所學校。原來，那所學校中的幹部子女人數很少，全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同學都是工農家庭出身。雖然他們出身“紅五類”，但他們反對由幹部子女發起並作為領導核心的紅衛兵組織，也反對那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

說起來人家也沒什麽錯啊。他們的老子雖然不是革命幹部，算不上英雄，但人家是工人、農民，也是革命事業依賴的重要力量啊。所以，人家不服。為什麽你們幹部子女可以組織紅衛兵，還當仁不讓地充當紅衛兵的主人？工農子女為什麽就不能組織紅衛兵？情緒所致，他們對那個對聯極其反感。

辯論正在各個教室分開進行著。該校邀請我們前來支援的個別幹部子女，帶著我們與那些反對對聯的工農子弟學生激烈辯論。其實，那時辯論的論點本身就含混不清，誰也難以把話說明白。不知道什麽時候，辯論忽然變成了一邊倒。因為我們學校大批紅衛兵前來支援了，該校原來處於劣勢的幹部子女忽然士氣大盛。很快，支持對聯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帶領我們前來的該校幹部子弟，和我們一起，把反對對聯的同學擠到牆角。一開始還是口頭辯論，隻是聲音越來越大，情緒越來越激昂。後來，不知道是誰突然大喊了一聲：“打死這個資產階級狗崽子！”許多拳頭舉起來，向牆角的同學猛捶。拳頭上麵，還出現了皮帶揮舞的影子。混亂之中，耳中再也聽不到辯論的聲音了，而是反對對聯同學的慘叫聲。不知道是誰，把一根皮帶塞在我的掌心。我心裏想著能打人嗎？但想到這是革命立場問題，是對領袖忠誠的問題。再說，皮帶在手，情緒激昂，不由自主兩皮帶也抽了下去。這是我第一次打人。也是第一次嚐到武器批判的威力。

那天，我掄起了皮帶，帶著無產階級的怒火與威嚴。但我的皮帶並沒有落在反動分子的脊背上，並沒有打在“地富反壞右”的身上，而是落在一個素不相識，剛才還跟我握手，雙方決定通過辯論以理服人的同學的頭上。他的罪過，僅僅是不同意一副對聯，僅僅是不能接受高級幹部的子女獨掌“文革”紅衛兵大權。

隻有打下江山的革命軍人、革命幹部才能算是英雄。那些工人、農民，即使幫過革命的忙，即使對革命事業充滿同情並給予最大支持，拍拍腦袋誇讚他們幾句可以，但讓工農以及他們的子女接班掌握政權，那是絕對不能夠的。他們隻是革命的群眾，永遠也別想當革命的領袖、英雄和主人。（現在， 誰是主人？ -轉載者）

第二天，我又參加了支援北京芭蕾舞學校紅衛兵的行動。北京市芭蕾舞學校，是一所純粹藝術類的院校。學校中藝術氣息濃厚，革命氣氛自然低落。該校以幹部子弟為主的紅衛兵組織勢單力薄，向我們學校請求支援。時間尚早，紅衛兵總部還沒來幾個人呢，我們七八個紅衛兵就急不可耐地出發了。

北京市芭蕾舞學校坐落在陶然亭公園北側，在一座安靜優雅的小樓內。我們到達後一看，果然形勢嚴峻，氣氛緊張。芭蕾舞學校的大樓內部，有一個大廳。該校學生們都聚集在大廳對麵一個轉彎樓梯上。漂亮嬌嫩的女同學坐在一層一層樓梯的石頭台階上，沉默不語。而男同學則站在樓梯前，手挽手站成幾排，顯然在保護身後的女同學。男同學們身材筆挺，腳步不丁不八，標準的芭蕾舞男主角的姿勢。就這樣，這些反對對聯的芭蕾舞校同學與該校為數不多的紅衛兵支持者對壘。我們的加入，使得芭蕾舞學校紅衛兵成員增添了巨大勇氣。雖然如此，我們都沒有發動進攻的力量和想法。現場一片沉寂。芭蕾舞校的學生顯然在防範我們的進攻，但我們隻是來辯論對聯的。

對峙隻維持了幾分鍾，樓門外驟然而起的喧嘩聲，提醒了我們，對方大批援軍到達了。不知道哪個以工農子女為主的中學的學生，大張旗鼓，排著整齊的隊伍出現了。芭蕾舞校的學生受到鼓舞，向前擠來。我們幾個人勢單力薄，抵擋不住。很快撤到樓外，在陶然亭公園北門外地勢稍高的地方站住腳跟。外校學生蜂擁而至，很快就把我們這十幾個人團團圍住，圍了個水泄不通。

我們處於劣勢，但仍頑強地與包圍我們的外校學生大聲辯論。大家在高聲辯論著對聯，但對麵學生似乎對對聯毫無興趣。他們隻顧起哄般地向前擁擠，如同洪水衝擊著堤壩。我們心中充滿了悲憤，眼前的情景，多像電影裏出現的五四遊行的場麵啊。悲壯，激昂，壯烈。對麵學生有人不耐煩了，伸胳膊打人，腳下也有人使勁踢。我們手挽手站成一圈，抵擋著學生的進攻。耳朵裏亂哄哄地充滿了叫喊、怒吼和我們高唱《國際歌》的雄壯聲音。

這時，最富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所有的聲音突然消失了，周圍安靜異常，大家都抬頭看。芭蕾舞校三樓的一扇窗戶，砰的一聲被人從裏麵用力推開了。窗口出現一個年輕英俊的芭蕾舞男演員。男演員身材頎長，皮膚白皙，眉目清朗，雪白的襯衫，衣扣全部敞開，露出寬闊的肩膀和發達的胸肌。他顯然經常扮演王子的角色，形象非凡，氣質逼人，充滿自信。他雙手叉腰，立在三層樓窗口前，居高臨下，興致勃勃地俯視我們。看到我們被圍攻的慘相，他突然仰起頭來，發出一連串氣勢豪爽的哈哈大笑。笑聲是那樣歡快，那樣愉悅，那樣得意揚揚，又是那樣震撼，聲浪震得我們耳鼓嗡嗡作響。

這一幕可惜不是出現在芭蕾舞舞台上，不是出現在記錄曆史一刻的紀錄片上，隻是深深銘刻在我的腦海裏，山呼海嘯，直至今天。

（三）

對聯辯論隻維持了短短數日。８月１８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首都中學紅衛兵代表。我們在天安門廣場站了整整一夜，終於見到偉大領袖本人現身。他身穿草綠色軍裝，胳膊上戴著紅衛兵袖章。在天安門城樓西側高高的城樓上，居高臨下，向我們揮手。毛澤東佩戴紅衛兵袖章的一幕，宣布了紅衛兵的徹底勝利。毛澤東對給他佩戴紅衛兵袖章的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宋彬彬說：“要武嘛！”

領袖一句話，掀起了紅衛兵打人殺人的暴力狂潮。

北京師大女附中因此改名為要武中學。要武中學女紅衛兵的暴力，當時在北京的中學中是出了名的。她們最早打死了自己的校長。“文革”初期，北京師大女附中打死的人是破記錄的。這是當時人所共知的事情。我們學校附近的北京女三中，也是北京市重點中學。女三中的紅衛兵女戰士打人絕對不遜於世界上任何殘忍的男性。女三中德高望重的校長就是被她們活活打死的。

為了報複工農子弟對革命對聯的冷漠和反抗，紅衛兵小將把周圍胡同的“小偷流氓”全部抓了起來，拷打和審訊。校園裏充滿了小偷流氓的哀嚎聲。被抓獲的小偷流氓，幾乎百分之百是工農子弟，或城市市民的子弟。許多被打死的小偷流氓，甚至不必通知家屬，直接被卡車拉出去火化了。拉出去的屍體，無一不是傷痕累累，慘不忍睹。“紅八月”堆積的屍體中，有校長，有老師，有地主、資本家等，也有周圍胡同裏所謂“小偷流氓”的工農子弟們。

各校紅衛兵戰士，手捏皮帶，尋找下一個打擊的目標。從“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到掄起皮帶揚鐵棍，打死老師打流氓。最後，定格在舊社會殘存下來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身上。他們不是還活著嗎？他們的家還在，財產還在，他們的子女還在，氣勢還在。名義上，打出的旗號是破四舊，立四新。

其實，很少有紅衛兵成員能具體說出四舊是哪幾項，四新包含什麽內容。紅衛兵的眼中，隻有蠢蠢欲動的地富反壞右分子，需要消滅的階級敵人。

當時，最經典的紅衛兵形象，是一名剃了光頭的妙齡美少女紅衛兵。她手拎彭德懷皮帶，腳下跪著一個腦袋開花的地富反壞右分子，鮮血橫流，丟魂喪膽。所謂彭德懷皮帶，就是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的五十年代，解放軍史上第一次對解放軍軍官授銜時，給少將以上的軍官配有水獺皮帽，呢子軍服，皮靴和極寬的牛皮皮帶。這種牛皮皮帶是仿照蘇軍製式。皮帶既寬且沉，頂頭的銅扣粗大堅硬，棱角尖銳。據說，當時有女紅衛兵掄起彭德懷皮帶，隻一下，銅扣落下，地富反壞右分子頭骨破裂，當場死亡。由此可見這種皮帶威力之巨大。

與繼續不斷落網的小偷流氓一起，押送進學校紅衛兵總部受審的灰色身影變得蒼老落魄了。很多已經無法自行行走，需要像拖死狗一般，被兩個紅衛兵拖拉著去審訊。

我參加了捉捕小偷流氓的突襲。天色昏暗，紅衛兵突然集體出動，按照已經核實的地址，撞開房門，直接進屋，把小偷流氓從被窩裏抓出來，送到學校拷打鑒別。小偷流氓的名單，大部分都是當時所謂的街道積極分子提供的。

（四）

一天下午，紅衛兵總部接到消息，一個大地主兼大資本家夫婦，半夜三更偷偷把大量金銀首飾倒入下水道，造成下水道阻塞，引起周圍群眾懷疑，今早終於被揪出來了。那個臨時設在地主兼資本家家中的據點急需支援。當時我正好在總部附近，高年級學生的總部負責人招手叫我過來，臨時組織幾個紅衛兵，由我帶領，緊急奔赴那個據點支援。

地點離學校不遠，在隻隔幾條胡同的福綏境一帶。據點已經被北京幼兒師範學校的紅衛兵占領了。我帶著幾個紅衛兵，作為支援，正式加入她們的行列。

夜色昏黑，院子裏燈光陰暗，牆角跪著兩個老人。他們已經經受了幼兒師範學校紅衛兵的輪番拷打，似乎也不需要繼續審問了。昨晚，兩個老人試圖把幾百個袁大頭銀元和金銀首飾倒入下水道。這個愚蠢的行為造成下水道阻塞，引起了鄰居的注意。街道婦女立即報告附近的北京幼兒師範學校紅衛兵組織。

老人的家被封鎖了，兩個老人已經遭受了一整天的拷打，但他們什麽也不肯說。我們的到來，按照程序，應該再次審問兩個老人。但我覺得與其繼續審問，不如仔細搜索。老人的院子不大，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四間大瓦房，顯示著這家主人的闊氣。院子靠東北角有一間角屋，裏麵疊放著兩口巨大的楠木棺材。城裏人很少能看到棺材。這兩口漆黑的大棺材，不但令人恐懼，而且也增添了階級鬥爭的陰森氣氛。經過仔細搜索，很快在西屋一口大缸中，發現一個沉甸甸的布包袱，打開一看，竟然是白花花的銀元。經查點，竟然有１３５０塊之多。

這是一個階級鬥爭的巨大收獲，我們可以雄赳赳氣昂昂返回學校了。但如何處理這兩個老人呢？地富分子必須遣送回農村老家，具體程序，需要與當地派出所詳細協商安排。為此，我們當晚留了下來，躺在亂糟糟的屋子裏，馬虎眯一覺，計劃第二天撤離返校。但第二天，天色剛蒙蒙亮，我忽然被一陣叫喊聲驚醒了。

是隔壁鄰居。原來，隔壁院子裏，也有一家是大資本家，過去是白塔寺西藥店的大掌櫃的。鄰居叫喊，是因為懷疑這個掌櫃的妻子可能出現意外了。我一躍而起，跑到鄰院。也是位於四合院東北角上的一間小屋。按情況看，這個過去白塔寺藥店的大掌櫃可能已經被革命群眾沒收了財產，所以他和妻子兩個人才擠住在院角的小屋裏。鄰居說，老頭早就病了，半身不遂。問題是他老婆很年輕，本來每天大早都要起床倒尿盆。今天卻不見女人的身影。鄰居覺得情況不正常，高聲喊女人的名字，屋裏沒有答應，隻聽到老人咿呀的聲音。

我過去拉門，裏麵被拴住了。仔細看，栓門居然隻是一根布條，招呼鄰居拿來把剪子把布帶剪斷。門推開，一股濃烈的臭騷味，把我熏得退了一步。我指揮這個院的兩個年輕工人進屋看看情況。他們剛一進去就大聲喊，不好啦，女人自殺啦。

我趕緊讓他們把女人拖出來。兩個青工拖出來的是個年輕的女人。我當時隻有　１６歲，她應該也就２０多歲，到不了３０歲。她竟然是屋裏那個半身不遂，五六十歲年紀糟老頭兒的妻子！

女人已經完全失去知覺了。院子裏的人圍著七嘴八舌，有人建議拍後背，有人建議灌涼水。我覺得這個女子是服藥自盡的，灌水應該是良策。趕緊招呼人端過來一鐵勺清水，照女人嘴裏灌了下去。過不多時，女人吐出很多白色的液體。這時又有人說，女人肯定服安眠藥自殺了，這種情況應該趕緊送醫院。我沒顧上考慮階級立場問題，滿腦子是救人要緊。忙招呼找來一輛平板車，找人蹬著就往附近的人民醫院送。很快到達了醫院。這時醫院也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急救室樓道裏擠滿了人。一個醫生模樣的人迎過來問：“什麽出身？”幫助蹬車的鄰居不敢胡說，忙答道：“資本家，是自殺。　”醫生大手一揮說：“趕快拉出去，我們不給資本家看病。”

我一看火了，剛挺胸上前，醫生斷喝：“什麽出身？”我火不打一處來，大聲回答：“紅衛兵！”醫生頓時氣餒，低聲說：“我們，我們不給資本家治病。　”我高聲喊道：“廢什麽話，老子是紅衛兵，讓你治你就給好好治！”醫生一聲也不敢吭，趕緊指揮把病人往急救室裏送。

從辯論對聯開始，我已經幾天幾夜沒好好吃飯好好睡覺了。病人有了安置，神經立刻放鬆下來了。我家就在馬路對麵的胡同裏，昏頭昏腦回到家，吃飯睡覺。這一睡就到了下午四五點鍾。回到醫院，卻發現女人躺在醫院走廊裏的一張病床上，好在還掛著滴液的藥瓶。我過去看時，發現女人的母親已經來了。她告訴我，女兒已經沒有呼吸了。叫過來醫生，醫生簡單看一眼，大聲宣布：“已經死了，拔管子，拔管子。”

１６歲的我還不太明白什麽叫“已經死了拔管子”，隻好聽任醫生安排一切善後。女人的母親居然找來一輛出租車。那個時候，我從來沒聽過世界上居然還有出租車這回事。這是一輛當時非常時髦的華沙牌小轎車。汽車後座上還鋪著雪白的針織紗巾，司機唯恐死人把車弄髒。我吼了一嗓子：都什麽時候了，先把人放上去再說。

第二天，街道已經安排妥當了女人火葬，也聯係好了把半身不遂的資本家老頭遣送回農村老家的事宜。我例行公事過去檢查一下老頭的情況。小屋臭氣熏天，嗆得人根本無法接近。我捂著鼻子過去看了一眼。我看到，屋裏有半間屋子被一個木板搭成的床占據了。床上，臭烘烘地隻有一個半身不遂的老人在屎尿中翻滾，老頭嘴裏發出呻吟聲，如同一頭受傷的牲口。

我不知道街道最後有什麽神通，居然把半身不遂、渾身屎尿的老人弄上前往農村老家的火車。事後細想，那個女人肯定是老資本家生病以後，才從鄉下買來的小女孩。說是娶為妻子，其實隻不過是讓女孩子當用人，伺候這個半身不遂的病人。農村女孩沒見過世麵，看到外麵鬧紅衛兵，又宣布把老頭遣送回農村老家去，一時害怕，服毒自殺。如果不是我，她連起碼的搶救都得不到。而過分年輕的我不懂得必須在醫院守候，以防醫生對病人置之不理。我的爭取，使得她得到初步救治；我的無知，卻終於沒能挽救回她年輕的性命。不過，話說回來，即使她沒死，即使她能陪伴半身不遂的丈夫返回農村老家，那裏等待著他們的又將是什麽呢？那個世道，也許，服毒自盡，對於這個涉世不深的農村女孩是最好的解脫。

回到駐地，幼兒師範的紅衛兵負責人告訴我，在後麵一條胡同，發現了一個更大的官僚資本家。那個官僚資本家早就死了，家裏隻留下一個女人。說他是個大官僚資本家，你最好去他家看看相冊，那裏有幾十張喪禮場麵的照片。規模那叫一個大，人數那叫一個多，如果不是身份顯赫，如果不是家財萬貫，哪裏能有如此場麵？哪裏能有如此氣魄？

幼兒師範紅衛兵的介紹煽起了我的好奇心。三腳並作兩步趕過去，翻開相冊，真猛吸了一口涼氣。好大的氣勢，好大的規模，好高的規格啊。幾百人排成四列縱隊，護送著一個由馬車拉著的巨大靈柩。靈柩有一座房子那麽大。靈柩上覆蓋著黑色的幕帳，幕帳邊緣是雪白的流蘇。隊列前麵是一個服裝整齊的軍樂隊。靈車後麵引領著一個高級轎車組成的長列。轎車有十幾輛。這種規模的送喪隊列，過去就是從書本上也從未見過。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大官僚大資本家的家庭。

大官僚家裏隻剩下一個膚色白皙的年輕女人，這是死去的大官僚資本家的遺孀。現在想，那位遺孀頂多也就是３０多歲。大官僚資本家死於新中國成立前，十幾年前的這個女人恐怕僅僅是個十多歲的少女吧。

女人一聲不吭，自始至終保持著沉默。這種沉默，在紅衛兵的眼裏，象征著堅持頑抗和冥頑不化的反動立場。幼兒師範紅衛兵已經把她毒打過好幾次了，她還是不開口。其實，即使開口，她又能說些什麽呢？

我一看，除了搜查，也沒別的事情可幹了。我把人手分配一下，在這個院子裏展開地毯式搜索。這家的院子好大，幾十個房間，包圍著一個大花園。那個年代的北京城，除了王府和高級幹部家庭，帶花園的房子鳳毛麟角。終於，我在院子角落一個落滿灰塵的屋子裏，找到一口大木箱子。打開箱子一看，裏麵一卷一卷全是圖畫。我打開幾卷查看，都是花鳥山水。一邊檢查一邊往院子裏扔。忽然，我眼前一亮，終於找到寶貝了，箱子底部並排放著兩把帶刀鞘的日本指揮刀。

我們大喜若狂，收獲巨大。作為初中學生的我們不懂藝術，不懂繪畫，也不了解這種日本指揮刀，有可能是這家主人在抗戰中繳獲的戰利品。我們僅僅想到，這兩把日本指揮刀，就是反動分子反攻倒算的武器，是反革命的罪證。所以，這兩把指揮刀，後來出現在北京市紅衛兵戰果展覽上。

（五）

這個重大發現，激起了強烈的階級仇恨。我帶來的紅衛兵，主要是幼兒師範的女紅衛兵們，紛紛湧上前去，把女人圍在腳下，皮帶像雨點似的抽打在她瘦弱的身上。我沉浸在巨大收獲的喜悅中，沒有參加這次毒打，也沒有去阻止。我怎麽可能去阻止呢？重大的戰果恰恰證明敵人的猖狂。紅衛兵戰友的行為，在那個時候是絕對正當的。我沒有動手去打人，主要因為那是一個女人，而且，從小我就不是愛打架的孩子。

這個家抄完了，附近的街道婦女不斷趕來報告。又發現了諸多資本家、地主、舊官僚住在附近的幾條胡同裏，需要我們挨戶去抄，支持群眾挨個去批鬥。但下一家，我不但毫無成就感，而且備感疑惑。

這是一個民國時期舊縣長的家庭。舊縣長看樣子年紀並不大，四五十歲左右。現在回想，抗戰時期他頂多十幾二十歲，比我們“文革”時候大不了多少啊。但那時我們隻知道，“三年窮知縣，十萬雪花銀。”

他家的房子不大，一家人擠在三間平房裏。翻箱倒櫃，我隻搜出一枚老式的金戒指。當時不懂得貪汙，更不會貪汙。戒指放進兜裏，自己還嫌太髒，到了學校趕緊掏出來，放在紅衛兵總部的辦公桌上，就像把一個髒東西丟掉了。但也有貪汙的紅衛兵。我認識一個人，在抄家運動結束後偷偷告訴我，他貪了一個小金片，後來請家裏一個親戚幫忙，把金片賣了，得了　３８元錢。那個時候，３８元已經是一筆巨款了。

抄完家，到院子裏審問舊縣長。此人灰不溜湫，不顯山不露水，從他嘴裏也找不出什麽具體罪證，打他肯定是不值得。有人在院子中間點起一堆火，把搜出來沒用的東西，尤其是書籍一類扔到火裏焚燒。當一本書扔進火堆時，舊縣長忽然蹦起來，伸手把書搶了出來，撲滅書上的火苗，手熏得漆黑。

兩隻皮帶同時揮向他的腦門兒。舊縣長抬起頭，我們卻發現他淌血的臉龐上淚流滿麵。再仔細看他手中的書，居然是一本被燒掉一半的毛澤東寫的《論持久戰》。由於是舊版豎排本，我們居然沒人注意到這是一本毛主席著作。

“奪過鞭子揍敵人”是我們接受的一種階級仇恨教育，從學雷鋒開始就立誓“對階級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帶著這種被灌輸的仇恨，當天晚上，我第一次怒不可遏，動手用皮帶狠狠地抽打了一次人。

這是一個資本家的兒子。那天晚上，一群工人對他父親召開現場批鬥會。他父親跪在院子的石板地上，身後站立著兩個手握皮帶的幼兒師範女紅衛兵。前麵是參加控訴會的工人。工人發言，聲淚俱下，女紅衛兵根據群眾激憤的程度揮動手中的皮帶。皮帶重重地抽打在資本家的後背上，發出清脆的聲響。

就在這時，院子角落的廁所發出一聲威脅的叫喊。叫喊聲吸引了我們幾個百無聊賴的男紅衛兵。原來，資本家的兒子不知何時鑽進廁所，把門鎖上，任憑押解人員怎麽威脅，都不出來。我們幾個衝過去。我看到廁所門上麵是一個窗戶，一竄身，躍上窗戶，伸頭向裏張望。但剛一露頭，我就渾身一機靈，跳了下來。廁所裏麵，狗急跳牆的資本家兒子正舉著一隻大鐵鍁，做出要給我一下子的樣子。現在想來，他很可能隻是太緊張，太絕望。順手抄起鐵鍁來嚇唬我一下。但在階級鬥爭神經質的年代，一個地主資本家的兒子膽敢用凶器威脅紅衛兵，這不是反革命分子企圖翻天的巨大罪行又是什麽！

終於把資本家的兒子從廁所裏擒了出來。幾個男紅衛兵把他五花大綁，捆了個結實。由於受到他的攻擊，我滿腔階級仇恨，怒火中燒，掄起皮帶，劈頭蓋臉一頓狂抽。前院批鬥現場，資本家被女紅衛兵抽得血肉橫飛，大聲哀嚎。後麵是我掄動皮帶，皮帶抽在皮肉上的聲音清脆響亮。但資本家的兒子十分堅強，連續抽了十幾皮帶，他竟然梗著脖子，一聲不吭。這是一個跟我年齡相仿的青年，身材微胖，皮膚白皙。如果在校園裏，他也許能成為我的哥們兒。但那時他成了階級鬥爭的敵人。他的堅強，使得我氣餒，我放下皮帶，一時間感到不知所措。８月以來的這些天，我親眼見到武力行凶的奇異功效。但現在，我的武力怎麽毫無作用？

那段時間，白天，學校操場舉辦各種活動。一次路過時，我偶爾看到，體操台上，竟是一個平時跟我特別要好的同學。他是初中二年級一個老實巴交的孩子。跟他交好，是因為我們都喜歡無線電，但他爸是個資本家。這天，他在操場前麵的台子上，做出一種非常怪異的動作，身體力行地講述對聯對他的教育：“老子反動兒混蛋，確實，我承認我是混蛋，但是，我不願意做混蛋……”

那個大官僚資本家的妻子嬌小白皙。現在回憶，應該長得很漂亮。隻是那時候，地主資本家在紅衛兵麵前都灰頭土臉的。加上我們心中已經把他們設想為牛鬼蛇神了，從來沒注意過他們長相美醜。我也從來沒聽過她說話是什麽聲音。幾天以後，北京幼兒師範的女紅衛兵告訴我，那個女人在萬人批鬥大會上被打死了。女人始終保持沉默，即使在萬人鬥爭大會上，也一言不發。她跪在台上，身後兩個身材魁梧的青年工人，人手一個巴掌寬的長皮帶。兩個人輪流一下一下猛力抽打。皮帶打在後背上的聲音砰砰作響。但女人既不哀求，也不喊疼。她一聲不吭，直到打手們覺得奇怪，為什麽這個柔弱的女人毫無動靜？難道她麻木了嗎？翻過來一看，女人早沒氣兒了。

那天晚上，帶著好奇，我再次進入女人居住的院子。天色微黑，院子裏燈火寂寥。昏暗的燈光下，幼兒師範紅衛兵的負責人帶我走到花園深處的一個假山前麵。地上扔著幾張散亂的報紙，女紅衛兵用腳把報紙踢開，下麵是渾身滾滿泥土的女人嬌小的屍體。

（六）

第二天傍晚，回到據點，遠遠就聽到院子裏傳來高亢的叫罵聲。進去一看，是幼兒師範女紅衛兵正對著一個北京４１中紅衛兵在叫罵。一問才知道，這個４１中紅衛兵原來是個冒牌的。其實，他隻有小學六年級，由於長相比較成熟，冒充４１中紅衛兵加入了我們，我們居然毫無察覺。

這個小子冒充紅衛兵也還罷了，但他居然從那個大官僚資本家的家裏偷了十幾張僑匯券。那個時候，海外華僑回國，可以憑僑匯券到友誼商店購買各種市麵上見不到的商品。這兩條罪狀還不算，這個混蛋居然還對大官僚資本家的老婆耍流氓！

說起來，這個小學生確實夠早熟的了。我們當時，無論是出於階級立場還是成熟程度，根本沒注意到大官僚資本家遺孀的年齡。至於美醜，更無人留心。但這個小學生居然留意到這位遺孀是位小家碧玉模樣俊俏的年輕女子。並且，在批鬥會的前一晚，趁院子裏沒人，竟然讓那個女人脫光衣服，打著陽傘，在他麵前表演走路！

幼兒師範紅衛兵是怎麽掌握這些證據的？我們無從得知。但這幾條罪狀，都是當時純潔的革命青年根本無法想象，更無法忍受的。簡直罪大惡極！作為現場紅衛兵負責人之一，我覺得這個混蛋算是把紅衛兵的臉丟盡了。想也沒想，就憤怒地抄起一條皮帶，沒頭沒臉地狠狠抽了他幾下。我仍然覺得不解恨，但是幼兒師範的女紅衛兵攔住我，說，算了吧。你打人就跟撓癢癢差不多，還是讓我們來吧。想想女紅衛兵這些天打人的威猛，我心說，看她們打這個混蛋也照樣解氣。幼兒師範女紅衛兵首領當場宣布，這個冒充紅衛兵的流氓份子必須被打死，否則，無以平民憤。這個說辭，是當時打死人之前必須要照本宣科宣布的。

打人沒我的位置，我自告奮勇帶人去找他的家人。我帶著自己學校的兩個紅衛兵去那小子的家。剛走出院門，其中一個紅衛兵忽然說，你們倆去吧。我看著那小子就氣不打一處來，非打死他不可。他留下來加入審訊，我們兩個人就出門去假紅衛兵的家。

到了他家才知道，這個小學生家庭竟然是革命幹部。他父親是個局長，媽媽也是一個機關幹部。他冒充紅衛兵，僅僅因為當時小學還沒有紅衛兵組織，為了參加革命行動，他隻能冒充初中生。但問題是他還偷竊，耍流氓，這個罪過，可不是革命幹部家庭出身可以替他減輕罪責的理由啊。

孩子的母親，一個文質彬彬的年輕幹部，和孩子的哥哥，一個戴黑框眼鏡知識分子模樣的人，跟我們一塊兒回到審訊現場，去證實那個孩子的身份。同時，聆聽對他的最後判決。

回到院子，眼前的景象讓我大吃一驚。本來是一個幹淨整潔的小院，四棟高階大屋，加兩個角門的建築格局。小院地麵青磚墁地，屋前石階高大，寬門大窗。但現在，北房的石階上，是一個熊熊燃燒的火爐，火爐上支架著幾根爐條和爐鏟。爐子前的磚地上，那個小學生已經被扒光了衣服，隻剩一條三角褲衩。他赤身跪在磚地上，雙手被牢牢捆綁在背後。他的身後，照例是兩名幼兒師範的女紅衛兵。此時，女紅衛兵手中握著的不是普通的皮帶，而是由四股橡膠電線編成的像棍子般粗細的鞭子。這種皮鞭，外皮是電線的膠皮，內部卻是電線的粗銅絲。這個很容易造成內傷的皮鞭還不夠，在每位女紅衛兵的身旁，還各放置著一個盛滿水的臉盆！外膠皮內金屬的鞭子已經足夠致命了，還要在鞭子上蘸水抽打。她們從小就知道，敵人對共產黨員就是這樣火爐加皮鞭的，現在學過來“報仇”了。

母親和哥哥站在跪著的孩子身後。母親抽噎，即使想裝樣子表態，也說不出話來。因為，幼兒師範紅衛兵負責人剛剛對他們宣布了罪行，並且，宣布了人民對罪犯的最終判決：“死刑，今晚必須打死。明天早上你們來收屍！”（這幾位幼兒師範的學生，不可能是高幹子女，實在很難想象，生命在她們的心目中是什麽？ 隨隨便便就肯定今晚必須打死這個人，如今她們該市奶奶姥姥了，怎麽給孫子孫女講述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就是好來就是好？--轉載者）

哥哥滿眶眼淚，但他終於控製住悲憾，聲音顫抖地代表母親和家人表態：“紅衛兵小將，我們全家都支持你們的判決。我弟弟自絕於人民，不得好死。紅衛兵打死他應該，紅衛兵的判決是正確的，我們都支持。”

一家人是怎麽走出院門回家去的，我已經無從得知了。因為，幾日來的勞頓使得我精疲力竭，嚴重的缺覺令我大腦昏昏沉沉。我一句話都沒說，進到西邊的屋子倒頭就睡。

忽然，一聲畜生般的慘叫聲把我從深沉的睡眠中驚醒了。我驚恐地睜眼，四周一團漆黑，隻有窗紙透過來院子裏的燈火。我回憶起，原來我睡在據點的一堆亂被子中間，而院子裏的審訊正在進行。剛才的慘叫，就是那個冒充紅衛兵的小學生發出來的。我搖搖晃晃地起身，到院子一看，原來，剛才是我校那個留下來加入審訊的紅衛兵，用爐子裏燒紅的鐵鏟燙犯人的後背。而在火燙之前，幼兒師範學校的女紅衛兵已經用濃鹽水在他傷痕密布的後背上使勁兒刷過了。（這位女紅衛兵也許正在網上和什麽人爭辯著文革的正麵1意義吧，當然她有資格--轉載者）

如果不是這種臨死前的哀嚎把我驚醒，今夜的審訊其實才剛剛進入高潮。我從來沒見到過如此殘忍的酷刑，我不相信世界上真的存在如此殘忍的拷打！

我的階級立場不夠堅定，我的神經不夠強硬，嚴厲製止了我校那個紅衛兵的繼續燒烤。但極度的困倦使得我堅持不了幾分鍾，拷打停止後，我倒在破被服堆裏繼續酣睡。再次醒來，天已經大亮了。

我起床，院裏悄無聲息，推開房門，看到昨晚的狼藉還在。隻是火爐早已熄滅，皮鞭扔在地上，滿地都是水，但犯人和拷打者都不在現場了。終於有一個幼兒師範女紅衛兵出現了，她睡眼惺忪。我問犯人在哪兒。她指指院角那間放棺材的屋子。

我推開棺材屋門一看，犯人仍然渾身赤裸，身上隻留下一條細細的內褲。他雙手被鐵絲牢牢捆綁，鐵絲又被一個粗繩子與支撐棺材的地腳支撐木結實地捆在一起。我心生一股寒意。這個孩子眼看氣息奄奄了，還這麽狠地拴他幹嗎？難道他能逃跑嗎？

雖然是我校紅衛兵的臨時負責人，但這些天我一直聽任幼兒師範女紅衛兵的指揮。但現在，我吼來那位幼兒師範學校的女紅衛兵負責人，讓她把捆綁雙手的鐵絲解開。費了半天勁兒，鐵絲終於解開了。鐵絲上鮮血淋淋，我看到，鐵絲早已經深深嵌入手腕的肉中了。

我喝令犯人站起來。他搖搖擺擺往起站。我想伸手去攙扶，但猶豫了一下，打消了念頭。我讓人到胡同裏找電話。既然這小子冒充的是４１中的紅衛兵，就讓４１中來處理這件事吧。我隱隱約約覺得幼兒師範女紅衛兵還沒罷休，拷打還會繼續。想起前晚在不遠的院落角落裏那個寂寞的年輕女屍，我心裏說不出的難受，覺得還是別再打死人了。

隻過了十幾分鍾，４１中派來一輛平板三輪車。沒人攙扶，一縷生的渴望支撐著犯人，他搖搖晃晃地自己走出院門，爬上平板三輪車。三輪車蹬走了，我轉身進院。後來得知，平板三輪車剛剛移動，犯人便昏厥過去。４１中紅衛兵畢竟理性，來不及請示，直接把犯人送到附近的人民醫院。幸虧交接時我交代了一句，這小子可是革命幹部家庭出身。所以，醫院接受了病人。當場進入急救室，經過了不知多少輪緊急搶救，這小子接著在重症監護病房裏，足足躺了將近半年時間，才度過了危險期，保住了一條性命。

由於本能地無法接受這種歹毒酷刑，我當天返回學校，向紅衛兵總部匯報了我校一名紅衛兵參與的這場拷打，說明被打那孩子是革命幹部家庭出身。當天紅衛兵總部貼出告示，宣布開除那位參與酷刑拷打的同學的紅衛兵資格。這應該說明，當時我們學校的紅衛兵組織，還保留著一絲做人的理性。

人性的本能，使得我避免了一場殺人罪惡，拯救了一條年輕的生命。一年以後，“文革”運動形勢趨於平緩。那個小學生通過父親關係，終於獲得了平反。當時參與拷打、審問的幼兒師範女紅衛兵，和我校那位被開除出紅衛兵組織的同學，都被招去參加他的平反會議。而作為北京男三中紅衛兵現場臨時負責人，我卻沒有接獲通知。我知道，我是由於一閃的善念而幸免前往了。

此後，我仍然參與了其他一些抄家活動，但大都規模很小了。

我們據點的那一對半夜偷偷往下水道扔銀元的老人，不久就被遣送回農村老家了。兩個老人勉強支撐到家，很快就雙雙離世。他們到死也沒有用上早已準備好的，放在院角屋子裏的一對大棺材。

離開據點前，鬼使神差地出於好奇，我親自去西四缸瓦市的殯葬服務部，聯係死去的大官僚資本家遺孀的火化事宜，順便跟服務人員閑聊了幾句。服務人員告訴我，最近火葬場完全忙不過來了。８月份到那天為止，已經火化了２０００多具屍體。僅僅那天當天，就有上百具屍體必須火化。當天晚上，火葬場的車來了，是一輛解放牌大卡車。車上已經放了　５具屍體了。女人瘦小的屍體，在卡車上，占據了很小的一塊地方。

對於我來說，抄家活動已經徹底結束。回到學校以後，我再也沒有參加如火如荼的“文革”活動。破四舊運動結束後，我參觀了北京六中的紅衛兵據點。看到的是漆黑的監牢，肮髒陰森的刑訊室，還有固定在牆上的手銬腳鐐。

現在很有一些呼聲，希望當時參加打砸搶的紅衛兵站起來，懺悔自己的罪惡，對曆史負起責任。我們參與那場罪惡的朋友，確實應該反思，應該反省，應該把當年的真相說出來。告訴善良的人們，告訴青年朋友，告訴後人們。讓人們知道，並永遠永遠記得，我們曾經經曆了一場給無數人帶來巨大苦難的“文化大革命”。我們在這場“大革命”中，雖然單純，雖然渴望美好，但我們卻用一雙最幹淨的手幹出了最肮髒、最惡毒的事情。

難道我們還能夠讓“文化大革命”的肮髒土壤在中國的大地上繼續存在嗎？

我的反思很膚淺，因為我幸免於進入地獄的罪惡。人的善良會在最關鍵的時候，阻止惡行。我幸運地是一個心地還算善良的少年，加上父親還有一個所謂政治曆史問題的包袱，底氣不那麽足。可是，如果我當時徹底失去人性，如果我不自覺地被卷入“文革”的可怕深淵……難道現在不是更應把這種罪惡公之於眾，讓世人警醒，提高警惕，認識它的起因，不要讓我們美麗的祖國再遭受這種災難嗎？

當年的紅衛兵們，請你們反思，反省，反躬自問。懺悔罪行，向人民公開過往的罪惡，讓中國大地永遠徹底避免這種罪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