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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保姆,傭人,老媽子,丫頭,還有上海的“娘姨”,現在正規的說法叫“家政助理”,突然想到的是以前1小時候老聽到的“大腳娘姨”,是不是客家人在上海作娘姨演變出來的? 她們是不纏腳的呀,還有上海的娘姨來自什麽地方的最多呢?改革開放的小保姆多來自安徽,以前的奶媽好像很多是太倉瀏河的吧。--轉載者
保姆,上海人叫“娘姨”的。
在上海灘,確有過不少東家和娘姨親如一家的佳話,很有一些東家最後為長期在自家幹活的娘姨養老送終呢。
親自耳聞和眼見的就有不少。
但總體而言,東家與娘姨,畢竟是雇傭與被雇傭的關係。
按那個年代的說法,還是兩個階級的人呢,娘姨當然是“無產階級”,而東家,則毫無疑問是“資產階級”了。
且不說什麽“階級仇恨”,相互間的矛盾、嫌隙和摩擦,那是萬萬斷不了的。
我在家裏行三,出生之時,上頭已有兩個哥哥,分別隻有三歲和兩歲。
當時,家母一個人根本管不過來,不得已,不但常常把外婆請過來,家裏還總是同時用著兩個娘姨。
一個是月嫂,另一個是汰汰弄弄的粗做娘姨,買菜做飯還是自己操持的呢。
印象中,那段時間裏,家裏的娘姨也是換得很頻繁。
家母主要是嫌人家笨手笨腳,當然,還有個別的小拿小摸。
而我外婆則老是怪家母太性急。
在外婆眼裏,娘姨倒都還不錯的,隻是家母沒用慣。
十多年後,文革來了。
我家當年住的弄堂乃至附近街區,幾乎家家人家都有娘姨。
於是,在造反派的攛掇下,竟然成立了“裏弄勞動大姐造反隊”。
“勞動大姐”是1950、1960年代對娘姨的特殊稱呼。
要那些娘姨們起來造反,一則因為她們是要團結的“無產階級”力量,一則是要動員她們起來,揭發她們的東家的“罪行”,主要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方麵的。
這些娘姨們,平時可能也壓抑得很,機會一來,也曾抖摟出不少大戶人家的糗事來。
其中有一件糗事讓我印象特別深刻。
我們弄堂裏有家人家,太太頗為風流。
老爺出差時,她寂寞難耐,便勾引些小白臉到家來苟且。
時間長了,全家上下都是知道的。
這家的小娘姨一開始也隻是把來當新聞,說給隔壁的娘姨們聽。
卻有老娘姨教她說,下次再有什麽小白臉來,你藏掉他的一隻皮鞋。
問為什麽?老娘姨說,到年底,就有你的好處。
她果然這樣做了。太太當然無法聲張,隻好將老爺的一雙鞋送給了相好穿走。臨近年夜歲邊,這個小娘姨因為平時手腳有些不幹淨,老是“揩油”“小菜銅鈿”引起了太太的不滿,便要辭退她。
於是,她就按照老娘姨教的方法,趁老爺在家的時候,當著老爺的麵告訴太太說,大掃除時找到了一隻單隻的皮鞋,要不要拿來雲雲。太太隻好趕緊拿話先搪塞過去。
為了這隻斷命的單隻皮鞋,太太隻好跟她再續了一年的約。
其實,最可怕的就是這種娘姨之間的串連。
可能大多數的東家到現在也不曾察覺,娘姨,尤其是住家娘姨的作息表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在此僅舉一例。
比如,她們早上都顯得勤勞,一般主人還沒起床,她們就出門買菜,直到主人們上班後才回來。其間她們至少可以做成兩件事。
第一, 如果買菜回來,主人還在,精明的女主人就很有可能要問問菜價。她們文化程度低,一時還沒想好要瞞報多少錢,容易露出馬腳。
到女主人下班轉來再問,她們便可成竹在胸。
第二,大部分時間,娘姨們在菜場開著她們的“專業經驗交流會”,互相訴說委屈,討教對付東家的辦法,其中包括如何瞞報,如何續約。
據我所知,這種“專業經驗交流會”的效果,絕對比現在的什麽MBA的短訓班要好很多。
一個純樸的剛從鄉下出來的小娘姨,不出三個月,就會比她的女主人還要精明。
一定有人問,你是怎麽知道的。
1980年代中期,我曾在延安中路銅仁路的老房子裏住過,樓上人家用了個紹興老娘姨,她也幫我做。
那也算是個小洋樓,廚房在樓下,有兩大間。
我用的是外間。
那時,我好像是很忙,每晚都要八九點鍾回家。
進門後,我總是先到底下的廚房自己弄點菜,喝幾盅小酒,再上樓睡覺。
喝酒時我看到的是,裏外兩間廚房,至少坐著七八靠十個小娘姨,她們都是老娘姨從紹興鄉下叫出來的。
老娘姨當然要“抽頭”,來貼補己用。
有權利就有責任,抽了頭就要帶教。樓下的廚房便成了她的培訓基地。
時間長了,她們說話都不避我,也可能她們以為我不大聽得懂她們的土話。
誰知寧波紹興是一家,沒有我聽不懂的字眼。
如果說,抓住女主人的小辮子以求續約,還算是一種可以理解的自我保護的話,那麽,“燒香的趕出了廟主”就太不義了。
就在那一年,電台領導讓我有機會花40天的時間,來調查上海開放後最早的一家自由市場,亦即現在司空見慣了的農貿市場,叫膠州路市場。
那裏有個姓佘的的老太,賣海蜇皮的,據說當年是海派京劇大師麒麟童周信芳家的娘姨。
周信芳家離我家很近。
我們家在華亭路的南端,他家在華亭路的北端。
當年他家的花園裏麵養著一隻一人多高的大狼狗,我們經過時它總要叫起來,嚇得我們沒命地跑。
市場負責人介紹說,這個姓佘的女人文革時還很風光過一陣呢,她是這附近“勞動大姐造反隊”的頭,揭發批鬥東家那叫一個狠。
後來也因此而徹底丟掉飯碗,暮年隻能擺小攤度日。
我曾經采訪過佘老太,她的麵相不好,一臉橫肉,還三角眼,一望便知是個狠角色。
不久,我看到了周信芳的二女兒寫的一本回憶錄,裏邊就有這樣的記載:
那個娘姨不但帶頭批鬥侮辱她的東家周信芳,還讓當時就年已古稀的京劇大師住到她住的下房裏,沒有暖氣。而她一家卻住進了主人的臥室。
不到一年,一代名伶就在那個下房裏香消玉殞。
1970年代末,周家二女兒從海外回來,在當地官員的陪同下重進老宅,商談“落實政策”歸還房產的事。
跟在一邊的官員反複說,我們會按你的要求重新恢複原樣。
當周家二女兒看到那個姓佘的娘姨一家還住在院子裏時,氣不打一處來。她隻說了一句:
“我什麽要求也沒有,隻要把害死我父親的這個人永遠地趕出這個院子!”
時光荏苒。
終於,有錢能請得起娘姨的上海人中國人越來越多。
但東家和娘姨之間的矛盾還在繼續著。
我的一位老友因為馬上要生孩子,請月嫂,曾問過我:
“娘姨真的很難弄麽,怎麽耳邊聽到的,都是不停地在換,一年換十來個的呢?”
“其實不是,問題的症結,恐怕是大多數人還不懂得怎麽用娘姨。”我答。
半年後,她不無自豪地告訴我說,我先後用了兩個娘姨,她們都跟我很合得來。
怎麽用好娘姨?
以誠相待吧。千萬不要以暴發戶的心態。
有的朋友待人挺不錯。誰對她好,她連心窩子都可以掏給人家。
這樣的人,做朋友固然很不錯,做東家用娘姨,則不行。
我曾警告過一位初用娘姨的朋友:如果你自詡為“勞動人民”,一點也不擺東家的架子,誓與娘姨“打成一片”的話,很快就會產生矛盾的。
果然不出半年,已經走了三個。
且一直弄到自己一個人病在床上,沒人遞個湯水。
弄到隻好打電話給我,讓我幫她到各個介紹所現找的地步。
我隻有先跑去看她。我說,幫你現找不是問題,但找來了,不管是誰,你必須做到起碼的幾條。
她說願聞其詳。
於是我就說,最好不要同桌吃飯;不要坐在一起看電視;不要聊油鹽醬醋之外的話題;不要把自己得來的小禮品和舊衣服隨便相贈,不要……
她笑著搖手將我的話打斷,說,你好像看著我怎麽用娘姨似的,怎麽都被你說中了呢。
我說,那些不是不可以,隻是你還沒學會用娘姨時,先別急著做。
我自己根本沒有多少直接用娘姨的經曆,隻是從小聽外婆和家母說得太多了。
你當然要給她以足夠的尊重,但也要保持好距離感。
否則的話,就會如孔夫子所說,“近之者不遜,遠之者怨”。
更有甚者,她見東家對她好,便會誤以為自己的服務實在太棒了,很快就提出加薪。
但東家的原意並非如此啊,所以就不同意加薪。
好嘛,你不加,她立馬冷若冰霜,甚至威脅走人。
娘姨的討好,一多半是極為功利的呢。
誠然,世間最難把握的就是分寸。
與娘姨的另一種“打成一片”也很可怕。這話要從1970年代末說起。
文革結束後,市麵上終於又有金銀首飾賣了,人們趨之若鶩。
在這之前,戴項鏈戒指,無疑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是被禁止的。
但當時人們的收入還很少,每月工資隻有幾十元錢。大家都想買,又買不起太貴的。
所以商家就適時推出一種“線戒”,而且成色隻做到18K。
所謂“線戒”,就是那戒指極細,細得像棉紗線,因此份量輕,價格也就便宜了許多。
記得好像妹妹那時也提出想買一個“線戒”,卻被家母厲聲製止了。家母說,這樣的戒指你一個小姑娘家家能買麽?!這種戒指過去叫作“三阿姨戒”啊!
一般的老爺都有大小老婆,後來者隻能被稱為“三阿姨”了。
老爺既是饞貓,又怕被大小老婆知道,所以就會事後送點東西給娘姨,作為“封口費”。
同時老爺又往往是吝嗇鬼,貴的實在不舍得送,就買這種份量最輕,價格最便宜的戒指來糊弄娘姨了。
而做娘姨的一般都從來沒戴過戒指的,有了以後免不了要戴在手上顯擺。
她的同夥可能沒覺得不合適,如果不是暗自羨慕的話。
但弄堂裏其他人家的主婦們卻一看就明白了:“噢喲,小大姐,儂做著三阿姨了嘛。”
這樣一傳十,十傳百,難免要傳到大太太二太太耳朵裏。
醋缸打翻的結果,“三阿姨”多半會當場結清工鈿、領了盤纏,被打發回鄉。
用娘姨的女主人宜慎之,嗬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