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李潔非:《1962：冬天的童話》

覺得有點意思，過來人看看感覺會和年輕人不一樣的，未曾經曆過的人，插嘴前務請弄清楚些，郭世英被開除後下放到黃泛區農場，我到那兒之後，不少老職工老知青說起郭，另外一個“名人”叫萬伯翱是萬裏的兒子--轉載者

李潔非:《1962：冬天的童話》

 

 

李潔非，男，1982年畢業於複旦大學中文係，先後在新華社、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上世紀八十年代主要從事當代文藝思潮研究和作家作品評論，九十年代後轉入小說理論、小說文體史、城市文學、延安文學等專項研究，近年從典型人物和事件個案以及文學體製、文學生產方式入手，展開重新認識和描述當代文學史的工作。此外，還寫有很多文化學術隨筆。已出版《告別古典主義》、《小說學引論》、《中國當代小說文體史論》、《城市像框》、《袖手清談》、《不入流者說》、《翻了一半的書》、《龍床》、《典型文壇》等著作近二十種。曾獲首屆馮牧文學獎“青年批評家獎”、第三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中短篇）獎等多項文學獎項。近兩年在我刊主持“鍾山記憶”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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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冬日，北京東安市場舊書店裏，中學生牟敦白找到一本書。那是他所崇敬的文豪郭沫若幾年前出版的詩著《百花齊放》。他付錢，將這書名有著春天氣息的舊書買下。這時，他意外邂逅了一個人：“身著中式棉衣，頭戴羅宋帽，脖子上係一條大長毛圍巾，服飾得體，氣質高雅”。偏偏正是剛剛所買之書作者的六公子郭世英。牟敦白所以將他認出，係因彼此曾為101中學校友，後者時為高三學生，名滿校園，“我認得他，他不認得我。”對眼下巧遇，牟敦白事後認為是一種“命運”。他迎上去，請求郭世英在那本書上簽名。郭世英笑了：“我怎麽有資格在父親的著作上簽名呢？”然而，這終於使他們結為朋友。不久，郭世英將牟敦白引見於也是名門之後的另一位朋友，張東蓀之孫張鶴慈。此人“長發蓬亂”，“天馬行空，對旁人蔑視全然不顧”，還有著“女人一般纖細的手指”。
這樣，牟敦白走近“花衣錦食家庭的子弟”，以及他們的生活。他見過從“一輛又高大大的黑色‘吉斯’汽車”走下來的郭沫若本人，握過“保養很好，口裏嚼著糖”的郭夫人於立群“胖而白的柔軟的手”。
牟敦白的記憶，還特別指向一個場景：他在郭府的窗台和衛生間，都曾看到“零零散散放著好幾張糧票”。這個記憶，將時代背景鮮明地凸顯出來。其時，饑饉未遠，“糧票比金錢還要珍貴”。這種感情，後人無從設想。郭府中糧票的那種慵懶、閑散、若無其事狀態，顯示了真正的優裕。
牟敦白對這優裕生活與躁動不安的心靈之間的關聯，感到不解。他問郭世英：“為什麽要自尋煩惱？”郭世英回答說：“人並非全部追求物質。俄國的貴族多了，有的人為了追求理想，追求個性解放，追求社會進步，拋棄財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
筆者從牟敦白所著《X詩社與郭世英之死》讀到這些場景和對話，立刻產生非常奇特的感受。它們出現在1962年那樣的背景之下，形成極大反差。為感受這一點，我們將引用一些不同的講述；當然，我們會注意在北京範圍內尋找這種講述，以使所呈現的反差具有可比性（假如來自河南、安徽、湖南、四川等地，雖然反差無疑更大，可比性卻相對不足）。筆者從自己所居北京某小區社區網上，看到年齡與牟敦白相仿的一位高鄰，如此講述當年往事：

那是1960年大饑荒的年代，我已經上了初中一年級。一天放學後爸爸叫我到五道口糧店找媽媽，誰知當我走到那裏，糧店周圍已經是人山人海，大家等待買糧。雖然家家都有糧本，按定量供應，可是糧店沒有糧，百姓又不甘心空手而歸，隻好等待。我好不容易在長龍中找到疲憊不堪的媽媽，她那褐色的呢子外套的後背上被人用粉筆寫上碩大數字，防止有人加塞兒。那一天怎樣結束的我已經記憶不清了，但我感覺總從那天起總是是吃不飽。盡管學校全部取消體育課，但是由於正趕上自己長身體，所以總覺得餓。有一天家住五道口居民區的劉海同學叫我和他們鄰居一起去前八家村裏農民土地裏挖剩下的白薯，我們和一幫老婆子剛到那裏，地裏已經湧入不少的市民手持鐵鍁、鎬頭拚命地挖地，還遭到當地農民的圍攻、驅趕。我和劉海一到“戰場”，立刻投入“戰鬥”。農民用土塊打我們，我們也顧不上還手，隻是低頭挖土。如果要是挖到一塊白薯，就迅速地抓在手裏放在背包裏。挖著挖著，突然有個大點的孩子大叫：
“你不是雷鳳超嗎？怎麽？大教授的兒子跑到這裏搶俺農民的糧食？你還要臉嗎？”

以當時教授之稀少，這家庭在北京應屬中上。然而，教授夫人需要夾在饑民當中、身上被人“用粉筆寫上碩大數字”排長隊買糧，教授之子也隨市民一道，到田間搶奪農民勞動果實。在這種景象麵前，郭府那些隨處扔放的慵懶、閑散、若無其事的糧票，令人震撼。
然而，牟敦白對1962年的回憶，不隻包含一種描述。透過郭府和郭世英這種相對特殊的環境和對象，我們看到當時中國同時陷於兩種貧乏和饑餓。首當其衝的是糧食匱乏和身體饑餓。但這並不是全部，也有精神的貧乏和饑餓以及隨之而來的苦悶。後者雖然距離現實相對遙遠，為生存困境所掩，顯得並不迫切抑或微不足道，但其程度卻未必亞於口腹之缺。
這是一個全麵饑餓的年代，從物質到精神。有位這年出生、後來成為作家的女士，寫了一本帶著自傳意味的小說，題名《饑餓的女兒》。她並非信手拈來，其中沉積了最基本的生命感受，而對於每個生於六十年代初期的人來說，這感受是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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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大躍進”運動，1958年發動，實際收場於1960年（名義上還沒有），曆時三載。三年下來，所導致的結果之一，按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本文所引薄氏論述，如未另行注明皆出此書，不贅）的概括，是農牧業“大幅度減產”，發生“全國性的糧食和副食品危機”。他並且提供了下列數據：跟“大躍進”之前的1957年比，1960年中國的糧食、棉花、油料作物產量，分別減少26%、35%、50%以上，生豬存欄數減少56%、大牲畜飼養量減少12.5%。下降比率大得驚人。假如對這些抽象數字意味著什麽，我們難以取得具體認識，那麽，薄一波如下一語可以對此做出解釋：“這些農牧業產品的產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產量僅及1951年的一半。”換言之，建國十年等於白幹。不僅如此，問題嚴重性在於，在農牧業生產下降到1951年水平的同時，中國人口卻從1950年的五億五千萬人，增長到1959年的六億七千萬人，這多出來的一億二千萬人如何解決吃飯穿衣？問題嚴重性可想而知。
迄今為止，還沒有上述饑餓現實對人口變化所造成直接影響的官方數據發表。但是，經國務院批準，1983年國家統計局的《中國統計年鑒》公布了1949-1982年各年度人口數字。在1959年至1961年的“人口數（年底數）”中，我們發現這樣一些變化：1959年，中國總人口為六億七千二百零七萬人，1960年為六億六千二百零七萬人，1961年為六億五千八百五十九萬人。亦即，到1961年底，這三年中國人口連續下降了一千三百四十八萬人。這些數字尚非對於因饑餓而死亡人數的專門統計，但從中已經可以窺見相關事實的嚴重。上述數字公布之後，外電評述為“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在並未遭遇戰爭、瘟疫等重大非常情形之下，上千萬規模的人口突減是不可思議的。
作為參考附帶提一下，有關中國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人口非正常下降，西方學者根據各自研究提出不同數字———最多的估計，竟至三千萬人（參閱彭尼·凱恩：《中國的大饑荒（1959-1961）：對人口和社會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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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問題，成為最高領袖毛澤東1960、1961年案頭上的最主要問題。研究這段時間的毛澤東文稿，可以發現很多有趣的情形。
首先令人驚訝的是，雖然饑荒早已普遍發生，而且導致了嚴重惡性事件（例如著名的“信陽事件”早在1959年11、12月就達到巔峰），但是直到1960年3、4月間，各地呈送中央的報告仍舊“形勢一片大好”。
中共貴州省委1960年2月24日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給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稱，80%食堂飯菜質量不僅沒有下降，而且得到“提高”。“這些辦得好的食堂，已成為生產小隊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中心，鞏固了人民公社，生產也搞得很好，顯示了食堂的優越性和重要性。”報告雖然提到“個別”出現“外逃、腫病和死人現象”，卻將原因首先歸結於“基層組織有問題，有的被富裕中農把持，千方百計拖垮食堂，挖人民公社的牆腳”。報告表示將“進一步把食堂辦好”，甚至說“食堂勢必要適當擴大規模”。
毛澤東於該件批複：

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寫得很好，現在發給你們研究，一律仿照執行，不應有例外。中央所以這樣下斷語，是因為貴州這一篇食堂報告，是一個科學總結，可以使我們在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事業中，在五年至十年內，躍進一大步。因此應當在全國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時要有步驟，要有堅強領導，要提高幹部和群眾覺悟，要走群眾路線。在1960年一年內，全國食堂達到貴州現時的那種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領導不強的地方可能一年達不到，那就在1961年達到也可以。即使更長一點時間達到，也可以。總之一定要達到，並且還要提高。請你們在今年春季專為食堂問題開一次規模較大的會議，是為至要。（《中央轉發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報告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

不僅予以熱烈肯定，而且看得出，對報告內容頗感興奮，期待之情溢於言表。
同年3月，湖南就本省農業情況報告中央，稱“作物普遍長勢良好”，“創造了不少高速度發展的先進事例”，“群眾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較好”。毛澤東3月15日決定向全國轉發這個報告，並批曰：“此件很可以一看，其中有些新鮮東西，可以看到農業全貌。”（《中央轉發湖南省農業生產情況綜合報告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末一句，還透露了一種心情。
大概什麽時候，毛澤東終於知道真實情況，從而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情況來看，約為1960年10月。是月12日，山西省報告說四、五月份農忙期間，全省參加種地的勞力僅占48%，且“女多男少，老多壯少”，即不僅人數不足一半，勞動力質量也差。不言而喻，這意味著什麽；當年收成可想而知。同月27日，胡喬木寫信給毛，建議推廣小球藻作為“糧食代用品”，信中談了三條理由，“１．至少可以保證不餓死人，減少甚至消滅浮腫病。２．減少亂采代食品而引起中毒的事件。３．保證勞動生產率和工農體力不至因糧食不足而降低。”這三條，同時可以解讀出當時糧荒的嚴重性及其隱藏的後果。也是27日這一天，毛澤東還批閱了中央辦公廳《情況簡報》上登載的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閻達開關於針對農村生活將要采取的措施的匯報要點，其中說：“關於農村口糧的安排，堅決實行低標準、‘瓜菜代’的方針。”
毛澤東看了山西報告，要求書記處督察各省“壓縮勞動力到農業第一線”，並囑事後匯報，“各有多少，共有多少，何處成績大，何處成績小，告我為盼！”（《轉發山西省委關於農村勞動力問題的報告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農村勞動力的主力都上哪裏去了呢？從山西省委報告看，主要是被抽調去煉鋼、修水利等，換言之，還是“大躍進”造成的。10月27日，中央批轉了山西省委報告，指出：“農村勞動力問題是目前發展農業生產的一大問題”，“人是每天要吃飯的，不論辦工業、辦交通、辦教育、搞基本建設，辦任何一項事業，都離不開糧食。每個共產黨員都不應當忘記這個最簡單的、千真萬確的道理。”要求“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擠出一切可能擠出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迅速改變當前農業缺乏勞動力的嚴重狀況。”
10月31日，由周恩來起草了中央關於當前農村政策的緊急通知稿，就“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做出十二條指示。11月3日，毛澤東進行多處修改，這些修改的一致特點是在原稿基礎上加大了對農民“讓步”的力度。例如“社員戶養豬也不可偏廢”，改為“社員戶養豬也應該鼓勵”；公積金和公益金合計的比例，“一般以占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到十為宜”，改為“百分之五左右為宜”；對於收入少、公積金少的窮隊和遭災歉收的隊，公社對其公積金提成的比例，“可以更低一些，也可以不提成”，改為“應該更低一些，或者不提成”。“三五年內，縣以上各級各單位都不許再從農村抽調勞動力”，改為“五年內”。除以上修改，毛澤東還特別指示，通知要“用電報發出，越快越好。”或許，這時他已明白形勢刻不容緩。
但即使這時，傳遞到高層的信息仍不透明。中央辦公廳河北工作組關於河北三個公社的調查簡報（1960年12月25日）、中宣部《宣教動態》第113期（1960年12月26日）刊載的遼寧省委工業部《關於在職工中迅速開展一次糧食問題的思想教育運動的報告》，有不少似是而非的匯報。前者在唐山豐潤縣搜集了三種不同例子，描述當前農村狀況並非一團糟，而是有好有壞；好的公社“保持了連續躍進，年年增產，生活安排好，群眾情緒高，勞力外流很少”，差的公社“從一九五八年起，糧食產量逐年下降，致使人口大量外流，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現象大量增加”，同時還有已經渡過難關、由壞轉好的例子：“在克服重重困難的情況下，獲得了豐收，人均產糧近八百斤。目前群眾情緒已安定下來，外流人口也紛紛回來了。”這種匯報，使毛澤東感到高興，贏得了他的共鳴。他在批語中說：“此件請你們迅速一看，並加以討論。全國的情形，我看大體都是這個樣子，好的、壞的、中等的三類。”（《印發關於河北省三個人民公社調查簡報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
而遼寧省委工業部的報告，則明顯罔顧事實，隱瞞真相。該省自三月以來，“生產一直上不去，主要是因為鬧糧問題”，而報告將“鬧糧”原因解釋為三點：“一是人們心理緊張，二是農村兩條道路鬥爭的影響，三是五類分子趁機造謠生事。”它聲稱：“解決鬧糧問題的唯一辦法是：政治掛帥，以增產節約為目的，對糧食問題進行正麵教育，開展大鳴、大放、大辯論，組織老工人現身說法，回憶對比。”它居然極肯定地報告：“凡是采取這一辦法的單位，糧食問題都解決了。”並舉例說，錦州某廠原有85%職工鬧糧或同情鬧糧，經過教育辯論後，“反而壓縮了九千餘斤定量，沒有一個人再喊糧不夠吃。”遼寧省委也對其工業部的這一報告完全首肯，在轉發時強調，“解決糧食問題的主要辦法在於深透的政治思想工作，進一步樹立艱苦奮鬥、克服困難的精神，同時在幹部中狠反右傾畏難情緒。”毛澤東相信這個報告的辦法可行，批示：“錦州的經驗很好，可在各工礦企業中推行，機關、學校、部隊中也可推行。”（《印發〈在糧食問題上進行思想教育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情況〉一文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
但是1960年底，信陽事件為中央所知。在如此重大的事態麵前，含糊其辭、模棱兩可無法奏效了。毛澤東對於他所收到的信息，表現出明顯的不信任。標誌是，在獲知信陽事件以後，他突然敦促開展“調查研究”。
他先於1961年1月21日致信秘書田家英，信中談了兩件事。第一，將他寫於1930年的一篇舊作《調查工作》分發三大秘書田家英、陳伯達、胡喬木各一份，此文即日後收入《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並改了名的《反對本本主義》。第二，命田、陳、胡各率調查組，分至浙江、湖南和廣東，“去搞農村”；每組要各調查一個“最好的生產隊”和一個“最壞的生產隊”，“向我作報告”。末了又加囑一句，命調查組每個人均看到此信，“至要至要”，後麵一連跟著三個驚歎號。（《關於組織三個組下去調查研究給田家英的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
3月11日，毛澤東吩咐將《調查工作》一文下發更多的人：“看來還有些用處，印若幹份供同誌們參考。”（《對〈調查工作〉一文的說明和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
3月13日，他致信政治局常委主要成員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等，以比較激烈的口氣提出：“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於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於看地、縣的書麵報告，或者滿足於走馬看花的調查。這些毛病，中央同誌一般也是同樣犯了的。我希望同誌們從此改正。”他所以顯得生氣，似乎也跟《調查工作》一文下發之後反應不夠強烈有關：“我的那篇《關於調查工作》的文章也請同誌們研究一下，那裏提出的問題是作係統的親身出馬的調查，而不是老爺式的調查，因此建議同誌們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對意見，但不要置之不理。”（《關於認真調查公社內部兩個平均主義問題的一封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
在毛澤東這封信之後，中央起草了開展調查研究工作的指示。3月23日，毛澤東修改了這份文件，並將其定名為《中共中央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由此，一個以農村為重點的“調查研究”，自上而下席卷全黨全國，成為1961年春季的一項熱火朝天的行為。例如西北局4月11日向中央報告，他們決定“把調查研究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領導幹部特別是第一書記要親自動手，西北局機關的幹部都要分期分批地輪流下去，書記處的大多數同誌和各個部門的主要負責人都要帶領幹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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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材料可見，毛澤東在全黨發動大規模調查研究活動，首先是因農村和糧食問題發生危機以來，他頗為不透明乃至頗相矛盾的信息所苦。這些信息往往被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書麵語言“包裝”了起來，而且一個地方傳來的信息是這樣，另一個地方傳來的信息卻是那樣，使他難以確切了解全局情況到底怎樣。
他非常懷疑匯集到案頭的各種報告。不過，這種懷疑似乎並非嫌各地反映問題不夠徹底，相反他內心更傾向於懷疑那些負麵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有所誇大。他擔心，官員們犯著官僚主義，高高在上，並未親自核實，就將一些並不確實或並不具有普遍性、乃至與實際相反的信息上報中央。
這可以從他給劉、周、陳、鄧、彭的《關於認真調查公社內部兩個平均主義問題的一封信》中隱約地體會到。他批評省級以上領導幹部“滿足於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於看地、縣的書麵報告，或者滿足於走馬看花的調查”，將自己的信息渠道限製在會議範圍內，從而得出錯誤的判斷。他點了鄧小平和彭真的名，質問在“兩個平均主義問題”（即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上，“至今還是不甚了了，不是嗎？我說錯了嗎？”說：“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著重號為引者加）換言之，對平均主義引起的問題，他強烈懷疑人們是否單純從負麵來認識，以致在糾正錯誤的同時，忽略並挫傷了對人民公社運動的“群眾積極性”。
在《對中央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的指示信的修改》中，毛澤東的態度則相當明朗了：

中央認為，最近幾年的建設成就是偉大的，證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農業、工業等方麵的具體工作中，也發生了一些缺點錯誤，造成了一些損失。這些缺點錯誤之所以發生，根本上是由於許多領導人員放鬆了在抗日戰爭期間和解放戰爭期間進行得很有成效的調查研究工作，滿足於看紙上的報告，聽口頭的匯報，下去的時候也是走馬看花，不求甚解，並且在一段時間內，根據一些不符合實際的或者片麵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斷和決定。在這段時間內，誇誇其談，以感想代政策的惡劣作風，又有了抬頭。這是一個主要的教訓，全黨各級領導同誌決不可忽略和忘記這個付出了代價的教訓。

黑體字部分，為毛澤東親筆。他的看法，歸結一下有幾點：一、近幾年成就偉大，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方向都沒有錯誤。二、錯誤發生在“具體工作”環節，亦即，“具體工作”沒搞好。三、導致錯誤的原因，在於幹部對實際情況缺乏了解，瞎指揮，致正確政策被歪曲。
這裏清楚地表明，即便在形勢徹底惡化（參考前麵由薄一波提供的1960年農牧業一係列數據）的1961年春天，毛澤東仍不願相信他的“三麵紅旗”已經失敗，仍不認為幾年來基本政策出了岔子。他的估計是，好經被念歪了。由於堅持這樣看，盡管他從上報材料了解到經濟尤其是農業以及農村生活出了嚴重問題，也並沒有打算審視和修正政策本身，而寄希望於在幹部中加強調查研究，通過改善領導工作使錯誤的指揮為正確的指揮所替代———他以為這樣就能扭轉局勢、補回損失。此外，加強調查研究除了用於糾正“惡劣作風”，或許還反映了毛澤東另一個願望，即他堅信“缺點錯誤”、“損失”之類既非“三麵紅旗”的主流，更不是其全部，而這些次要、非主流的東西一段時間以來恐怕被誇大了；通過調查研究，各級幹部應該可以從困難所帶來的失敗情緒中清醒過來，看見光明麵和“積極性”。
簡而言之，在六十年代初大災荒過程中，毛澤東視“大躍進”等為無比正確的立場，從來沒有動搖。在其內心，始終充滿樂觀。
說到內心，公文以外的顯現會更加直接。詩詞之於毛澤東，不特是才華所凝，很大程度上還是一位政治家主觀精神世界的比興。這是我們研究他心態、意緒的很好素材。
1961年9月16日，廬山中央工作會議結束當日，毛澤東手書李白《廬山遙寄盧侍禦虛舟》四句，贈常委各同誌。詩曰：

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裏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毛解釋道：

李白廬山謠一詩中的幾句。
登廬山，望長江，書此以贈廬山常委諸同誌。

其意如何？《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編者的注釋說：

毛澤東在會上分析了當時的經濟形勢，認為問題暴露出來了，將走向反麵，現在是退到穀底了，形勢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

實際上，大約一年後形勢才談得上好轉，這裏隻是反映了毛自己的一種心情：不必悲觀，要登高望遠。
他的心情一直保持著昂揚的狀態，並沒有低沉或憂愁之色。1961年初，他提議何其芳編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並對這本書的序親自加寫了許多內容（1961年1月23日、24日）。例如：

世界上並沒有過去的故事裏所說的那種鬼，但是世界上又確實存在著許多類似鬼的東西。大而至於國際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以南斯拉夫鐵托集團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嚴重的天災，一部分沒有改造好的地主階級分子資產階級分子篡奪某些基層組織的領導權，實行複辟，小而至於一般工作中的困難、挫折等等，都可以說是類似鬼的東西。

原來，“鬼”之喻如此，而他奉勸於人的是兩個字：不怕。稍後，他再次針對這些“鬼”強調：

一切都不可怕。在全體上，在戰略上，對這一切完全可以而且必須加以藐視。

不僅無須怕，實際上應該采取“藐視”。他以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指出：

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難和挫折，都不過是暫時的現象，都不過是前進道路上的阻礙和曲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轉的。《對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序〉的修改和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

1961年，他有幾首詩詞新作。讀之，一派爛漫，豪氣幹雲。11月17日的七律《和郭沫若同誌》：

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裏埃。今日歡呼孫大聖，隻緣妖霧又重來。

寓意顯然與“不怕鬼”思想有淵源，金猴棒起，“妖魔”輒立現原形，何足掛齒？12月某日的《卜算子·詠梅》是“讀陸遊詠梅詞，反其意而用之”。陸詞寫得淒涼抑鬱，“零落成泥碾作塵，隻有香如故。”反其意，自然是高蹈奮拔了：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隻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百丈冰”與“花枝俏”這一對意象，盡顯作者胸壑，而“她在叢中笑”，更寫活了他真實的心態。是年，還有一首七律《答友人》，極為嫵媚、旖旎、華美、飄然：

九嶷山上白雲飛，帝子乘風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洞庭波湧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裏盡朝暉。

“友人”指周世釗，毛澤東當年在湖南第一師範的同窗，此時任湖南省副省長。因這層關係，此詩有敘舊之意，又兼蓄故鄉之懷。那麽，當著昔時同學、今之“父母官”，對於多年未回的故鄉，作者是怎樣展現他的想象呢？“芙蓉國裏盡朝暉”，良辰美景、燦然如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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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響應毛澤東號召而紛紛下基層的眾多中央領導人，看到和帶回的景象卻大相異趣。
1961年春興起的調查研究熱潮中間，許多高層人物都親自下到公社甚至生產大隊。劉少奇去了自己老家湖南寧鄉縣花明樓公社炭子衝大隊，周恩來去了河北武安縣伯延公社，朱德去了四川和陝西，鄧小平、彭真如毛澤東所囑去了京郊，其餘如胡耀邦去海城、胡喬木去韶山、謝富治去邯鄲等。倒是毛澤東本人未曾躬行這樣的活動，他所做的，如《關於組織三個組下去調查研究給田家英的信》所示，是從身邊派出三個調查組，然後“向我作報告”。
這些下去的領導人，由於不是聽下麵送上來的報告，而是親身曆訪、直接目擊，收獲都很翔實。周恩來說，“絕大多數甚至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願意回家做飯。”他親自訪問了三戶“勞動都很積極，思想品質很好”的老貧農，無一願意吃食堂。朱德說，陝西農民反映在食堂“社員口糧吃不夠標準”，“浪費勞動力”，“一年到頭吃糊塗麵”。鄧小平、彭真說，北京郊區實行食堂可辦可不辦後，“食堂大部分都散了”。胡耀邦說，“青壯年、婦女、老年人，基層幹部，沒有一個說食堂好話的。”謝富治領導的調查組在五個生產隊搞了一個無記名投票公決，結果讚成停辦食堂的戶占90%。（《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食堂成為群眾意見焦點毫不足怪，它是共產風的典型症候，在烏托邦式假說妝點下，實際帶給農民徹底的剝奪———從口糧到吃飯家夥，這些我們馬上即可從劉少奇的調查中了解到。
4月1日至5月15日，劉少奇在湖南鄉下整整呆了一個半月。1985年出版的《劉少奇選集》下卷收錄了《同炭子衝農民的談話》，談話時間為1961年5月7日，這不僅是劉少奇此番調查研究活動的唯一記載，也是迄今普通公眾很少能夠看到的為官方所認可的有關“三年困難時期”的一份材料。
他的開場白這樣說：“我將近四十年沒有回家鄉了，很想回來看看。回來了，看到鄉親們的生活很苦。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對你們不起。”注意他所用的詞，不是生活“不夠好”、“有困難”，而是“很苦”。作為一個以“為人民謀幸福”為使命和己任的革命家，當吐出這種字眼時，內心愧疚可想而知。
他請鄉親們談真實的情況，現在生活比1957年即“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前“是好了還是差了”，並請他們就原因發表看法。這些內容恐怕沒有反映到文稿之內。文稿中，群眾的話記錄極少，不過，現場農民顯然直率地回答了劉少奇的提問。所以劉緊接著有這樣一段回應：“有人說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災。恐怕旱有一點影響，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錯誤，工作做得不好。”我們不知道著名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之說，劉少奇是否在這次交談中聽到，但他上述所談其實就是這個內容。
以下談話，隨即圍繞“食堂”展開。他問農民：“你們食堂散沒有散？”農民答說：“散得多。”劉少奇承認，對食堂這個事物，自己以前“也不清楚”，聽說“食堂有優越性，可以節省勞力，解放婦女等。下來一看，不是那麽回事”，認識到那純屬詩情畫意的想當然，“專人煮飯，專人炒菜，專人砍柴，專人擔水，專人舂米，一個食堂占用三分之一的勞動力，甚至半數的人都去做飯了。”設想與實際完全相反。
“大鍋飯”糟蹋、浪費糧食，帶來平均主義，這些都不難想象。然而，辦食堂對農村社會和農民生活的摧毀，遠不止乎以上一些抽象的概念，而是種種極實際、極具體的切膚之痛。談話中，有這麽一段：

食堂一散，有些社員有困難，沒有鍋子、鏟子、壇壇罐罐，回家做飯怎麽辦？要趕快生產這些東西。大隊、公社、縣、省、中央，都要趕快動手，組織生產這些東西，組織鐵匠打鏟子，組織木匠、篾匠生產炊具。

原來，不光口糧歸公支配，連鍋、鏟、碗這些吃飯家夥也通通被收走（許多在煉鋼中付之火爐），現在食堂要散，農民甚至連居家過日子最基本的用具都沒有，可以說舉家蕩然。
這是中國數千年迄今所無的一幕。其情形，也被毛澤東本人1958年11月19日加在一份報告上的幾句親筆所證實。當時，他滿意地表示：

在公社化的過程中，自留地等殘餘的私有生產資料歸社公有，比較順利，個別地方出現過某些波動（例如賣豬、宰雞等等），時間也隻有幾天，政策交代清楚，就穩定下來了。運動是健康的，比過去的初級合作化和高級合作化都順利得多。（《對譚震林、廖魯言關於農業生產和農村人民公社情況報告的批語和修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

“共產風”還將農民房產席卷在內。其蓋源於一種暢想；李銳《廬山會議實錄》記述：“……由於拆房建居民點，有些群眾無處棲身；不少地區搶著實行“園田化”（即耕地、休耕地和種樹栽花各l/3，這是1958年愁“糧食多了怎麽辦”，毛澤東提出過的設想）”。1958年11月武昌會議後，彭德懷回家鄉烏石，“看到為搞居民點，有的房子空了，有的房子拆了，煮飯的鍋都砸了。”（同上）直到1961年，劉少奇在湖南看到的仍是這種情形。他說：“散食堂以後，馬上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房子。”農民被驅至“屋場”集中居住，而其自己的房子要麽已經被折，要麽被公家占用。“房子不確定，社員的很多事情不能定，自留地不能定，養豬喂雞也難辦”，所以劉少奇吩咐“公家”退房，自己“擠一下”，“把多占用的房子都退出來給社員住”。
劉少奇還發現，“大躍進”使植被和山林遭受了毀滅性破壞。“像現在這樣砍下去不得了”，“現在山上的小樹隻剩下幾個枝子，要有幾年不劈樹才行”。各地情況，薄一波書中提供了一些具體數字。長沙縣某大隊“土改後有55畝大樹林，到公社化後，砍掉31畝，剩下的24畝，近兩年也陸續被砍光。原有竹林70多畝，現在一株竹子也沒有了。”臨湘縣“公社化前有十幾萬畝山林，兩年多後，差不多砍光了。”茶陵縣用木炭煉鋼，“兩年多時間，就把它周圍30裏的林木砍光。”在浙江嵊縣，某大隊原有山林840畝，竹園80畝，自公社化以來“遭到三次大破壞”：1958年煉鋼、1960年辦木炭窯，1961年毀林開荒，“幾年的破壞導致‘四荒’：砍光、燒光、偷光、開（荒）光。”
物力的破壞、損失、浪費以外，人心之窳隳更加不可收拾。在湖南，饑困農民已無視法度，隨意從公家拿東西，據為己有。“稻穀、小菜，隨便就拿走了”，“紅薯種上就被人拿走了”。人心渙散，根本“不能安心生產”。但起因正如劉少奇所說，“個人的東西被隨便拿走”在先，“公家的東西被社員隨便拿走”在後：

為什麽有些社員不尊重所有製呢？一個原因是肚子有點餓，主要是想拿點吃的東西。還有一個原因是“一平二調”成了風氣，公社、大隊拿社員的東西，社員就拿公家的東西，也拿別的社員的東西。首先是公社、大隊不遵守社員所有製，社員這樣想：你拿得我就拿不得？你大拿我就小拿。這種風氣是上邊造成的，不是社員造成的。

當初，之所以堂而皇之搞“共產”，是基於一個主觀假設：“集體化”乃人心所向，走共產道路皆大歡喜。這種假設，自以為“代表”了老百姓，認為自己所想就是老百姓所願，對實際上是強製老百姓接受其主觀假設而不自覺。因此，先是老百姓被共產，繼而被老百姓共產，社會失去條理，一切攪成一鍋粥。
1961年春季的廣泛調查研究活動，確使許多領導幹部親身了解到農村現實真實一麵，雖然這與發起這項活動的預想有些錯位。薄一波說：“一大批來自實踐的有說服力的調查報告，終於使我們黨在這個曾經被視為‘共產主義萌芽’、許多人為此吃過苦、挨過整的問題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認識基本統一了。”裏麵“吃過苦、挨過整”，無疑是指彭德懷事件。所以在這次調查研究活動後，事情重新回到兩年前在廬山被強行按下的話題，所不同的是，此時此刻“認識基本統一了”。
意義何在呢？很顯然，是導致了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這次調查研究活動，為“七千人大會”打下基礎，定了基調。
6
在饑荒壓迫下，1958年以來的政治形勢、格局和路線，不得不發生變化。但是變化過程並不迅速、及時，跟事態本身比，應該說相當遲緩。首先，事情顯現苗頭時，彭德懷的“萬言書”被當成猖狂攻擊；這一打壓，就錯過了糾正錯誤的第一時間。又經過一年，方於1960年8、9月間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然而即令如此，“大躍進”浪潮也未立刻退卻，相反它還在支撐，一直頑抗到1961年。薄一波說：“這一年（1961），最初的計劃仍然很高，調整後的指標也不低，始終沒有放下‘躍進’的架子。”所以情況並沒有好轉，實際還在進一步惡化。國民對糧食、棉布、豬肉、食油等的基本生活消費，在1960年基礎上“續減”，“吃穿用的緊張”在加劇———這跟1961年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繼續，相互吻合印證。薄一波明確指出，真正的轉變，在1962年到來。“經過1962年‘七千人大會’統一了全黨認識之後，在‘西樓會議’上才真正下了退夠的決心。”
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意外地沒有找到對於召開和籌備“七千人大會”的指示。通常，關於中央會議毛澤東事先都有所安排，例如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不僅寫有《關於起草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給鄧小平的信》（4月25日），且當會期需要推遲時也由他親自寫了《為推遲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起草的通知和批語》（5月4日）。而“七千人大會”，作為規模和意義皆超乎一般中央工作會議的一次特別會議，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來看，毛澤東在會議召開前居然沒有留下隻言片語，有些出人意料。他與這次會議之間形諸文字的關係，始見於1962年1月10日在已經草成的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第一稿上的批語。
從薄一波那裏，我們知道中央關於召開“七千人大會”的通知於1961年11月16日發出，但這一決定如何形成，也沒有交待。本次會議特點，在於“擴大”二字———擴大到縣級，致與會人數達7118名。換言之，大會期間從中央到地方整個領導係統都在北京會師，這是絕無僅有的。前後實際上開了三次會議，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先開了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作為預備，1月11日至2月7日是“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舉行時間，之後（2月8日）馬上又開了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來消化“擴大會議”成果。
今天研究“七千人大會”資料，發現有三份文件最為重要。一是劉少奇的《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二是劉少奇1月27日在大會的講話，三是毛澤東1月30日在大會的講話。
劉少奇《報告》，又稱為“《書麵報告》”，以區分於1月27日那篇講話。這份報告以劉少奇名義發表，實際則體現和代表中央的正式看法。它經過毛澤東的反複審閱和修改，1月10日、24日和2月23日，對報告給出七處批、改（見《對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稿的批語和修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該報告現可從《劉少奇選集》下卷看到，長達四萬五千字，占了六十八頁篇幅。報告就1958年以來的成就列舉了十二條，而就“主要缺點和錯誤”隻談論了四條。這種成績與不足的比例，滿足先前毛澤東“最近幾年的建設成就是偉大的，證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確的”的主張。
但1月27日劉少奇在大會上又作了一次講話。該講話也可從《劉少奇選集》下卷看到，雖是刪節本，篇幅亦達一萬七千字上下，可見是經過認真、充分的準備。這個講話發表了與《書麵報告》明顯不同的意見。講話伊始他就申明：“我代表中央向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了一個書麵報告。現在，在這個書麵報告基礎上，我再講幾個問題。”也就是說，在這個講話中，他將從“代表中央”以外的個人角度表達一些看法。隨後他馬上談到《書麵報告》對成績與不足的估計：

這幾年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有哪一些？書麵報告上寫了四條。請大家看看夠不夠。成績寫了十二條，缺點和錯誤隻寫了四條。你們如果認為缺點和錯誤寫得還不夠，再加一兩條也可以。我們應該實事求是，不夠就加，多了就減。

那麽，從“實事求是”出發，他認為情況怎樣呢？

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隻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

“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論，來自毛澤東。他在1959年廬山會議數次談及，例如：

對去年一些缺點、錯誤要承認。從一個局部、一個問題來講，可能是一個指頭或七個、九個指頭的問題；但從全局來講，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或三個指頭與七個指頭，最多是三個指頭的問題。成績還是主要的（彭老總說一個指頭多一點），沒有什麽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幾千幾百件不對頭的，但從總的形勢來說，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李銳《廬山會議實錄》）

這套說法自彭德懷“罷官”並開展“反右傾運動”後，被國人廣泛熟知，那時很多批判發言都圍繞著“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展開。所以，劉少奇在這裏公開表示異議，乃至認為“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在座每個人都明白其來龍去脈。
也是在這篇講話中，劉少奇轉述了湖南農民那個著名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看法，並明確表示認同（“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這樣的內容，《書麵報告》看不到，他把它放在自己個人的講話中說了出來。類似的還有，對“三麵紅旗”的保留態度、對“左”比右好的不讚成、主張做老實人說老實話、稱“大躍進”以來國家建設“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它在視覺上給人爬得高、跌得深的形象）等，都不見於《書麵報告》而借講話麵世。
劉少奇講話後三天，毛澤東也在大會發表講話。也是一個超長的講話，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收錄的版本（肯定不是原始狀態）來統計，字數也有一萬六千餘，跟劉少奇講話旗鼓相當。毛澤東這篇講話的語言學或者說文本分析價值非常高，尤當與劉少奇講話對照閱讀的時候。一直以來，對這篇講話的解讀普遍看重和強調其糾正錯誤、發揚民主的意義，而講話中不少言語直接看似乎確可如是觀，但細讀或者潛讀之，卻每每可見言外之意，每每可聞弦外之音。就論說技巧論，這篇講話堪稱高超政治語言的巔峰範本；作為曆史文獻，這篇講話又足以鑒證此後四、五年中國即將開啟的天翻地覆的一幕。唯一的懸疑是，當年當日，現場聆聽者不知有無意識到上述兩點之人。凡此，本文擬於稍後合適的時候，再作具體讀解。
就像一種常見說法描述的，“七千人大會”導致“務實路線”占了上風。更準確的描繪是，“七千人大會”後，話語環境或氛圍比較有利於務實路線；以前不易講的話，現在容易出口了，以前容易孤立的聲音，現在得到很大共鳴。這一點，很快通過下一個重要會議體現出來，亦即兩周後於1962年2月2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因為開會地點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以後也稱“西樓會議”。
“西樓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也沒有找到毛澤東跟這次會議有關的線索。薄一波對這次會議評價很高：“我認為它是‘七千人大會’的繼續，是貫徹大會指導思想的一次務實的重要會議；‘七千人大會’出了題目，西樓會議及其後召開的國務院擴大會議則交了一份比較完滿的答卷，對克服當時經濟困難起了不可磨滅的重大作用。”
關於“七千人大會”僅僅“出了題目”，薄一波解釋說，當時許多與會者“由於對國家的經濟底盤了解不全麵，或者出於顧慮，未能盡言”。暗示“七千人大會”隻是打破了一種氣氛，並沒有改弦更張的實際決策。
“七千人大會”主要起到一個作用：經過此會，在中央核心的範圍“統一了認識”，形成齊心協力的局麵。這其實是最重要的。“西樓會議”強烈體現著這一變化，與會者態度非常一致和鮮明，周恩來提議“下決心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而“大家一致同意這一建議”。陳雲深入剖析經濟形勢並拿出一個克服困難的詳細方案，其他人積極插話、補充。會中，劉少奇慨言：“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麵目，怕什麽？”已是一往直前之色。“西樓會議”的成果，須用一連串經濟數字表示，本文不擬引述，而想強調，那些本身沒有生命的枯燥數字背後，是直麵現實的勇氣；唯有直麵現實，不再文過飾非、憂饞畏譏，形勢才切實有所轉變。薄一波說，“七千人大會”中，毛澤東請陳雲講話，陳雲以“對問題摸得不清”推辭了；“西樓會議”後，有人非議陳雲“七千人大會”不講、“不久就在西樓大講一通”。很奇怪這會引起非議。如果說其中包含一種變化，也恰在於經過“七千人大會”，積極、健康的風氣終於艱難地重新回來了。
7
1962年的任務是扭轉經濟形勢，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卻是意識形態。因為1957年以來糟糕被動的局麵，雖然通過經濟表現出來，根子其實是在指導思想上。這可以從毛澤東《對一封信的評論》看出：

收到一封信，是一個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們的經濟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這些材料專門屬於缺點方麵的。作者隻對這一方麵的材料有興趣。而對另一方麵的材料，成績方麵的材料，可以說根本不發生興趣。他認為，從1958年第四季度以來，黨的工作中，缺點錯誤是主流。因此作出結論說，黨犯了“‘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其根源則是在1957年整風反右的鬥爭中沒有“同時”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危險。作者李雲仲同誌（他是國家計委一個副局長，不久前調任東北協作區委員會辦公廳綜合組組長）的基本觀點是錯誤的，他幾乎否定一切。他認為幾千萬人上陣大煉鋼鐵損失極大而毫無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錯誤的，對基本建設極為悲觀，對農業他提到水利，認為黨的“‘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錯誤是由大辦水利引起的，他對前冬去春幾億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大辦水利，沒有好評。他是一個“得不償失”論者，某些地方簡直是“有失無得”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

李雲仲兩萬多字的來信，毛澤東於“廬山會議”前的1959年6月9日收到，他在會議後期也即發動批判彭德懷後，將它下發與會者，同時寫了這篇長達三千字的批語。李雲仲來信，中肯而且專業。例如對大辦水利的批評：“許多地方大量的大中型水庫、灌渠、河流工程，在既無勘查設計，又無設備、資料的情況下，就大規模施工了，結果有許多工程建成後毫無效果，或者成為半成品；但是耗費掉大量的勞力和器材，這種工程我看過很多。”很明顯，他反對的不是辦水利，是非理性的一哄而上。類似這種用心含意，本來不難鑒察。但毛澤東的解讀卻是李雲仲“否定一切”、“悲觀”、基本觀點“錯誤”。據悉李的結局是“被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下放勞動。‘文化大革命’時，他曾長期在黑龍江一個煤礦井下勞動。”（《廬山會議實錄》）但曆史清楚地表明，他完全說在了點子上。這番既切中時弊又頗為及時的進言被擯棄，足以顯現“三年”困局以至危局，全然是一幕思想或思維方式的悲劇。
所以，1962年的工作，勢必不僅僅是調整經濟指標，勢必要引起思想上的調整，勢必要就1957年以來問題的思想根源展開反思。
2月3日，在“七千人大會”福建組會議上周恩來講話（《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周恩來選集》，下卷），有不少頗具針對性的痛切之言。他說：“我們檢討的目的，是為了增強團結。”隱指由於方針不對頭黨內並不團結，所以必須對幾年來工作加以檢討，不檢討就達不到團結。那麽，在什麽基礎上才能達到團結？那就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顯然，以上四點的反麵，說假話、鼓假勁、做虛事、收虛效，便是周恩來眼中幾年來的頑疾。
他說：“要大家講真話，首先要領導上喜歡聽真話，反對講假話。”而現實中，幹部往往“準備兩本帳，揣摩一下才講，看你喜歡聽什麽再講什麽。”接著，他說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你們說假話當然不對，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壓你們。”這個“我們”，將責任人或者“檢討”主體明確歸之於中央領導核心，即：錯在中央。
而更意味深長的，是下麵一段：

要提倡講真話，即使是講過了火的也要聽。唐代皇帝李世民，能聽魏征的反對意見，“兼聽則明”，把唐朝搞得興盛起來。他們是君臣關係，還能做到這樣，我們是同誌關係，就更應該能聽真話了。

這番話的後麵，有來由、有故事。
1957年“鳴放”中，“民革”中央常委陳銘樞提出了幾句批評：“好大喜功，偏聽偏信，輕視古典，喜怒無常。”這幾句毛澤東一直記著，記得很深。後來他在好些場合都提及，反唇相譏，並發表一種強硬的“偏聽偏信”論。1958年1月28日最高國務會議講話中說：

陳銘樞說我“偏聽偏信，好大喜功，喜怒無常，輕視古董”。好大喜功我已經講過了，至於偏聽偏信，陳銘樞是叫我聽梁漱溟、陳銘樞的，我不能偏聽右派的，是偏聽共產黨，還是偏聽國民黨、杜勒斯。君子群而不黨，沒有此事。（《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文革”群眾出版物《毛澤東思想萬歲》，1968年）

19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先於7月10日晚小組組長會上講：

陳銘樞講的四句話：好大喜功，偏聽偏信，輕視古典，喜怒無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麽不好呢？去年1900個項目，搞得多了一些，現在改為788個，不是很好嗎。我還是要好大喜功，比較接近實際的好大喜功，還是要的。偏聽偏信，就是要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左中右，總有所偏，隻能偏聽偏信無產階級的。同右派作鬥爭，總得偏在一邊。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沒有一點誌氣，還是不行的。還是要偏聽偏信，要偏聽偏信無產階級的，而不能偏聽偏信資產階級。（《廬山會議實錄》）

8月16日，在八屆八中全會又講：

有人說我這個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歡海瑞，那也是真的，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說的不聽。我是偏聽偏信，隻聽一方麵的。（同上）

這個“偏聽偏信”論，毛澤東隻要談及都很強勢，而且講過多次，大庭廣眾、聽者甚多，在高級幹部中應該很著名了。所以周恩來這裏徑直呼喚“兼聽則明”，引魏征典故，論以“君臣關係”、“同誌關係”，其所指毋待明言。其實，這正是周氏一個時期以來最欲剖陳的肺腑之言；半年前他有個講話，起始即說：

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民主作風不夠。我們本來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說敢做。現在卻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說、不敢做。……隻許一人言，不許眾人言，豈不成了“一言堂”麽？“一言堂”從何而來？是和領導有關的，所以，我們要造成一種民主風氣。……“一言堂”，說出一句話來就是百分之百正確，天下沒有這種事情。（《在文藝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周恩來選集》，下卷）

為“大躍進”做思想準備的1958年1月南寧會議上，毛澤東翻1956年“反冒進”舊帳，指名批評周恩來和陳雲，“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誌拋到距離右派隻有五十米遠了”；“反‘冒進’，六億人民泄了氣”。同時他樹立了一個“正麵”典型———柯慶施；16日大會，他拿著柯慶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黨代會上的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當眾問周恩來：“恩來同誌，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答：我寫不出來。毛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19日晚，周恩來被迫在會上做了檢討。同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上，周再次做檢討。
由於作為“反冒進頭子”受到重擊乃至當麵折辱，周恩來一段時間內沒有暢所欲言（這種情況當時很普遍），“廬山會議”中即如此。7月23日，毛澤東在那個大批彭德懷信的講話中，舊事重提；以下，是李銳的當場筆錄：

那時的反冒進，就是一種資產階級的什麽性？狂熱？資產階級它不狂熱，是冷冷清清淒淒慘慘切切的泄氣性、悲觀性了。我們那個時候不戴帽子，因為這些同誌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會主義，那些同誌是要搞社會主義，沒經驗，一點風吹草動，就以為冒了，於是反冒進。（講到這裏，偏過頭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極大，是個樂觀主義了。（《廬山會議實錄》）

受此“表揚”，周恩來內心滋味不足與外人道。顯然，他感受著攬鏡自嫌的苦澀，因為他真正主張的，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
所以，當1962年2月3日，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福建組說出“已經有四年的浮誇風氣”這幾個字時，滿含切身體會。從南寧會議批反冒進至今，剛好整整四年。這四年，周恩來不僅親眼看見國家建設怎樣一步步走向不堪收拾，而且最清楚根由何在。他提到劉少奇回鄉調查，“有人封鎖了真相”，自己的調查也有同樣遭遇。他將問題歸結於黨內民主，歸結於要讓人講真話、要聽真話，不能強製人們說假話，用專政方式堵塞言路，“少奇同誌和小平同誌的修改黨章報告，對黨內民主生活都有過說明。亂鬥爭行嗎？不行。隨便撤職，隨便開除黨籍，隨便捕人、打人，都是不行的。”他呼籲“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要盡快恢複過來”，開出三劑良藥：“黨內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實事求是，要按照黨章辦事。”這三條，從中又可以抽取一個核心觀點：至少在黨內應該遵循法治、擯棄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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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談“兼聽則明”和魏征，不光有上述曆史淵源，在現實中也引起不小的波瀾。黎之說：“為了配合兼聽則明的發揚民主的精神，包之靜根據陸定一的意見，讓中華書局趕印《魏征傳》，根據新舊唐書中的魏征傳記，除重印原文外並附有白話譯文和詳細注釋。有些戲劇作者創作改編了《唐太宗》、《洛陽宮》、《唐皇納諫》等劇本。”也有人以靈敏嗅覺，報以高度警惕：“‘文革’時看到有的材料中提到：‘當時擔任華東局第一書記的柯慶施同誌，針對上海刮起“魏征精神”的妖風，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你們大喊大叫要提倡“魏征精神”，那麽你們指的唐太宗是誰？’”（《回憶與思考———所謂“全民文藝社論”和知識分子“脫帽加冕”》）
周恩來在福建組的講話，似乎隻是一番“個人意見”。但是，對比一下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和八大二次會議的情形，這樣的“個人意見”能夠公開地談出來，本身就說明政治形勢的重大變化。陳毅在廣州以相當開放的尺度講知識分子政策時，也說：“我參加了中央七千人的擴大會議，我才敢講。”的確，“七千人大會”之後一段時間，中央領導集體的聲音主掌了話語空間，越來越多的事情經中央常委會或國務院集體討論後予以決定，而“一言堂”的情形則一時銷聲匿跡。
怎樣看待1962年發生的事情？大約可以有兩種角度。一是作為克服經濟困難、走出經濟危機陰影的應對來看，一是作為一次旨在修正、挽回幾年來一係列方針、政策錯誤，重回正確、健康的思想路線的改良來看。這兩者的深度截然不同。
李銳《“大躍進”親曆記》回顧說，從南寧會議起，“黨內組織生活開始出現個人專斷的格局。民主集中製和集體領導製，無產階級政黨這一有史以來的基本原則，從此遭到嚴重破壞。”過去，經濟建設方針，包括一些主要指標，“本來都是黨中央常委和政治局集體領導的決定”，但“在南寧會議這樣的會議上，對本來集體決定的正確的東西，進行不容反駁的指責，如同對待右派一樣，過火批判，予以否定。從此，這種中央主席個人專斷個人隨心所欲的局麵，就再也難以改變了。”
時隔兩個月，到1958年3月成都會議，陳伯達就在其長篇發言中大談“正確的個人崇拜”。考慮到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中央已明確宣布反對個人崇拜，並於同年將這一精神寫入八大黨章，這可謂特別驚人的變化。陳伯達說：

對個人崇拜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應當把必要的權威同個人崇拜區別開來，這是兩種不同的事情，沒有權威是不行的（毛澤東：委員會要有一個主任，總要有一個委員長。）恩格斯寫的《論權威》的文章，輪船在海上航行，全船命運就交給了舵手。權威問題，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一種常識，沒有權威，革命就不能向前進；正如沒有舵手，輪船不能前進一樣。任何階級在每個曆史時期，都有代表群眾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馬克思、列寧如此，毛澤東同誌在中國也是如此，他是我們中國無產階級思想的中心代表人物。（《“大躍進”親曆記》）

這段話，蓋即“文革”著名口號“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的出處。陳伯達發言過程中，毛澤東極為興奮，多次插話。大概礙於字麵，陳伯達玩弄辭藻將其表述為“權威”，解釋說這並非“個人崇拜”；倒是毛澤東不耐此種文字遊戲，插話道：“怎麽不是個人崇拜？你沒有個人崇拜怎麽行？你又承認恩格斯，你又反對個人崇拜。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就是說，正確的主張讚成，錯誤的主張反對。”陳伯達馬上改口：“是呀！個人崇拜如果按這個定義，全部是正確的。”
成都會議上，盡管陳伯達有關個人崇拜的一通宏論最突出，但類似聲音卻並非隻從他口中才聽得見。柯慶施發言稱：“對主席就是要迷信，對主席就是要盲目服從。”劉少奇也有這樣的話：“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不論從思想、觀點、作用、方法哪一方麵，我們都比他差一大截。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向他學習，應當說是可以學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當然，主席有些地方，我們是難以趕上的，像他那樣豐富的曆史知識，那樣豐富的理論知識，那樣豐富的革命經驗，記憶力那樣強。這一切不是誰都可以學到的。”（《“大躍進”親曆記》）這些發言內容，當時作為秘書的李銳都向毛澤東匯報過。
顯然，“大躍進”與個人崇拜、個人專斷同時起步；目光伸展更遠一些，還可以看到，“文革”巨禍亦由此而來，所謂“青蘋一點微微發，萬樹千枝和根拔”。由於曆史的、個人的以及製度上的種種複雜原因，1958年毛澤東猛烈發起反冒進攻勢時，沒有受到阻礙，相反迎合者頗眾，包括“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整肅也是如此，於是一路“摧枯拉朽”致有“三年困難時期”。但是，當嚴重後果祼露出來後，以劉少奇、周恩來為代表的憂黨憂國之士終於意識到這種趨勢不可任其發展，必須有所拗救和改更。當然，此時還談不上有“改革”意識，更多屬於挽回或補天工作，稍稍撥轉船頭，使之不致一頭撞向冰山。如果說，1957年標識著共和國史一個大的轉折點，那麽，1962年則可謂在這個趨勢形成之後，或曆史車輪最後滑向“文革”以前，人們為阻止、改變它付出努力的一個時刻。經濟問題是表，路線問題是裏。1962年的意義其實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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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借著整頓經濟，伴有諸多製度上重大改良的探索。除了重振集體領導、按黨章辦事等黨內政治原則，還開始製定一係列針對具體工作、具體領域的各種“條例”，例如聶榮臻領導製定的《科研十四條》、蔣南翔領導製定的《高教六十條》、周揚領導製定的《文藝八條》。搞得最早的《科研十四條》是一個示範；討論中，劉少奇、鄧小平這樣論其意義：“使其成為科學工作中的憲法。”（《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寄予的希望和目的非常清楚，從此結束反反複複、紊亂無序、折騰不斷的曆史，定出規則，讓事情有章可循，以法治代人治。
就像一個輪回，1962年的思想環境仿佛又回到1956年：強調規範、理性、建設與和睦。如果說各種“條例”出台相當於立法，相當於支撐相關工作的剛性骨骼，那麽，“廣州會議”則可謂使之生長、獲得活生生的血肉。
黨史、國史上，以“廣州會議”得名的重要會議有多次，這一次，特指1962年3月以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為主旨的“廣州會議”。它實際上同時開了兩個會議，即由國家科委召開的全國科學工作者會議，以及由文化部和中國劇協召開的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雖然有兩個會場，但來自統一部署，所以合稱“廣州會議”。據於光遠說，會議的醞釀可追溯到1961年夏的北戴河，在那裏，周恩來、陳毅、聶榮臻議論了“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主張”（《憶“廣州會議”》，《同舟共進》，1997年第5期），不過，此文有些地方明顯誤憶，錄此聊備一說。較可靠的線索，見周恩來1962年2月17日《對在京的話劇、歌劇、兒童劇作家的講話》，提到：“你們之中半數要到廣州去開會，在會上還可以議論。”此時，“七千人大會”剛開畢十日。或許，將“廣州會議”視為“七千人大會”的成果擴展，更為合理。
會議開幕時間，黎之記為3月2日（《回憶與思考———所謂“全民文藝社論”和知識分子“脫帽加冕”》），於光遠記為3月5日。可能後者比較確切，因為他提供了一個重要細節，3月2日周恩來著名的《論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不是講於大會，而是講於羊城賓館一個不到一百人的場合，主要是對住在羊城賓館的科學工作者代表講的：“在羊城賓館舉行的這個小會，在越秀賓館參加文藝會議的人也來了，但隻來了不多的幾個人。周恩來的講話中也講到文藝方麵的工作，但講得不多，因為這個小會是為我們這個會舉行的。我不知道他是否另外去過越秀賓館，同那裏的人見麵。當時沒有聽人說過，我估計沒有。”我們也確實沒有見到他曾在全體大會上露麵的記載。3月4日，周恩來就因事動身回京。會議如果3月5日前就正式開幕，人們應能在開幕式見到他。
從如今收在《周恩來選集》下冊的文本來看，《論知識分子問題》的亮點，是重提1956年周本人代表中央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報告（那裏指出，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已是工人階級一部分）：“一九五六年我曾作過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對知識分子的狀況作了初步估計。”很簡單地提了一下，沒有展開，更沒有應當給知識分子摘掉“資產階級”帽子的直接表態。然而據龔育之說，周恩來在廣州先於3月1日約見科技界、文藝界黨內領導，談“知識分子從總體上不能說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問題，“周恩來要到會的一個個表示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聶榮臻表示讚成給知識分子摘掉資產階級帽子。張勁夫等科學方麵的負責人都表示讚成。周恩來還特別問了於光遠，說：你是中宣部的，說說你的意見。於說了一番，也表示讚成。最後，周恩來鄭重地說：大家都讚成，我們就決定了。我們大家一起負責啊！”然後，“第二天，周恩來向科技會議作報告（即《論知識分子問題》———引注），宣布了我國知識分子已經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一般地不再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陸定一的最大失誤》，《學習時報》，2006年10月9日）需要指出，以上情節，在於光遠回憶中並未出現；或許，《周恩來選集》裏的報告文本是經過整理和刪改的。
有關“脫帽加冕”的世人熟知的表達，來自陳毅。陳毅的講話不僅跟周恩來討論過，也得到了明確的支持。陳毅說，3月4日周返京前對他表示：“我們的科學家和知識分子是人民的科學家、社會主義科學家、無產階級的科學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引述周恩來的話之後，陳毅從頭上摘下帽子，一語雙關地說：“今天，我給你們行‘脫帽禮’。”明確指出：“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我們國家勞動人民中間的三個組成部分”，他們都是“主人翁”。（陳毅：《在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之前，1961年秋，陶鑄率先在廣東及中南地區宣布從知識分子頭上去掉“資產階級”稱謂。不過，同時他打了一個比方，說自己“發的是‘地方糧票’，隻在地方通行，不是‘全國糧票’，不能全國通行。”據說“廣州會議”的選址，就考慮了上述陶鑄這層因素。（《陸定一的最大失誤》）
本來，1956年初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已宣布過，知識分子總體上是工人階級一部分。但經過反右，“資產階級”帽子重新回到知識分子頭上。因此準確地說，陶鑄也好，周恩來、陳毅也好，他們所搞的其實是第二次“脫帽加冕”；進而言之，是因反右才引起的“脫帽加冕”。
兩次“脫帽加冕”之間，有一點引人注目，即毛澤東的變化。
1956年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由毛澤東親自引領和布置，相關政策也都在他直接審視與匡定之下。但是，“廣州會議”卻完全沒有毛澤東的因素。到現在為止，沒有毛澤東事先針對此次會議的觀點傳出，相反，事後他倒是表達了一種態度———這就是於光遠、龔育之文章都提到的，事後毛澤東聽取“廣州會議”匯報時，“不予表態”。龔育之還提供了一個權威材料，即胡喬木在審閱他的一篇稿件時，親自加寫了這樣一段話：“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在黨中央內部有少數人不同意甚至明確反對，在周恩來要求毛澤東對這個問題表示態度時，毛澤東竟沒有說話。”不表態，通常是毛澤東不喜歡、不讚同、拒絕接受某件事的表示方式。例如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那篇“反冒進”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冒進》，毛澤東就隻批了“不看了”三個字。南寧會議上回首此事，他這麽說：“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我為什麽看？”既有“罵我的”感想，可見其實是看過的，批複“不看”，是傳遞反感之意。
周恩來“大家都讚成，我們就決定了。我們大家一起負責啊”，其言之所出，或即在此。它表明：第一，再度提出“脫帽加冕”沒有經過毛澤東；第二，深知此舉可能觸忌；第三，事關緊要已不能猶豫，隻能以集體決定、集體負責的方式果斷處置。正因此，陳毅在大會講話中有“垂涕而道”之語，並如此剖白：“我是心所謂危，不敢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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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一再顯示，知識分子問題有如風向標。每到一個關口，國家建設麵臨分野、經濟政治產生重大機遇或障礙，知識分子問題就成為矛盾焦點。這幾乎是個規律。建國初、1956年、1962年、“文革”、改革開放……無不如此。然而，何以如此呢？
問題不來自知識分子本身，而來自知識分子所代表和體現的東西。概括一下，大致主要有兩點。
其一，曰“知識權”。比較重要的社會權力有三種，政治、經濟和知識。一般情形下，政治權力掌握在政治集團及其領袖手中，經濟權力則由大商人、大企業主、大金融家們瓜分和操執。這兩種社會權力，平時都很顯赫，一望可見。還有一種權力，不那麽直接，也不那麽赤裸裸、不可一世，人們容易忽視或感覺不到，但其實相當有分量。它就是“知識權”。一個具體決策也好，一種經濟發展方案也罷，乃至一段城牆該不該拆、一座水庫該不該建……等等各種種樣大大小小的事情，背後都存在正確與否、合理與否、科學與否以及與曆史趨勢、人類文明準繩是否相符的考量，都要接受這種考量。那麽，誰有權力進行這樣的考量？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以博學、專業性和客觀理性立場，掌握了這種權力。
其二，曰“真話”。握有“知識權”的知識分子，其天職就是講真話，存在理由和價值也是講真話，否則，就是失職和自我解構。所謂真話，是指循其所學所知，原原本本、不遮不掩、不矯不偽，獨立客觀陳述見解。這些見解，要對知識負責、對曆史負責、對真理負責。它們未必都是指摘，但絕對不可以是逢迎腴奉。因此，知識分子一般不會讓人覺得順服可愛，相反，在需要對方順服可愛的人眼中，往往像絆腳的石頭一樣多餘甚至可厭。這就是知識分子與其他社會權力之間衝突的由來。但對知識分子來說這並無別的選擇，他們隻能依據科學和良知說話。
理想的情形是，各種社會權力之間在自我限製基礎上互相容受。如果某種權力將其邊界拓至特別遠大，它對其他權力的忍受力就降到最低。這是毛澤東時代的突出特征。它追求權力的高度統一和集中，將一切社會權力打包整合，對所有事情大包大攬。政治即經濟，經濟即政治；其次，也用政治涵蓋了知識領域，取消或不承認有獨立於政治經濟權力之外的“知識權”，用階級鬥爭理論推翻知識分子對於知識王國的統治，批判他們“知識越多越反動”。
薄一波概括說：“把知識分子都看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邏輯很荒謬，好像知識是資產階級的私有品，一有知識，就歸到資產階級隊伍裏去了。”正如他所說，這種做法一望就“很荒謬”，但它卻是將“知識”進行封存處理的最簡便方法。因為政治權力需要獨大，不欲接受“知識”的質證，那麽，以“資產階級”罪名為之貼上封條，在當時就是一種最便當又行之有效的策略。而且我們觀察，政治權力自我推行意願愈強，“知識”、“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的捆綁也愈緊，反之，政治權力有所收縮時，這種捆綁也就有鬆弛的跡象。反右以及“文革”代表了政治權力擴張的樣態，而1956、1962兩個時刻則顯示了政治權力相對有所退讓的局麵。
給知識分子貼什麽標簽，這件事理應從政治策略層麵同時作為一種政治博弈來看，單論它本身，則無論從哪個方麵看並沒有什麽實際的道理。比如，以過去知識分子出身舊時代、在資產階級學校接受教育，就為之貼“資產階級”標簽，好像言之成理，實際上，援以實際能夠輕易發現根本站不住腳。因為即便在“資本主義國家”，大量知識分子也從來站在批判立場思考和說話，是其社會現實的質疑者。在中國，貼標簽所以必要，根由在於思想環境的治理。通過貼“資產階級”標簽，知識分子發言權以及政治正確性被置於“待審核”狀態，這樣，造成一種有利於高度統一集中的政治權力的思想環境。反之，揭掉“資產階級”標簽、換上“勞動人民”標簽，則意在形成相對寬鬆、允許“知識”因素介入各種爭論的思想環境。
這於1962年“脫帽加冕”，可謂一個特別重要的動機。而其背景，則是1957年反右之後，“知識權”出局的惡果累累，十分昭彰。陳毅“廣州會議”講話提及的教訓包括“不合理的事”、“不合科學的事”、“浮誇、謊報”，以及“把不可能的事認為可能”。尤其“把不可能的事認為可能”這一條，將排斥知識、對知識分子禁言的可怕而可笑的作用，揭現得特別精準。
對此危害，中共內清醒者、有識者並不缺乏了解。薄一波後來就有一番總結：“人們常說：‘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似乎也可以加上‘無士不興’。”認為，必須“讓‘教育興邦’、‘科技興邦’的道理深入人心，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在全黨和全社會蔚然成風，並變為人們的自覺行動。”但這種聲音，以及對於否定知識和知識分子那股力量的製約，久久不能取得優勢，一直等到那股力量經過“文革”釋放一空，才終於脫離它的籠罩。
“脫帽加冕”，試圖較正麵看待知識分子，其實隻是對1957年以來過度打壓知識分子、思想環境太過嚴苛這一現實的報複性反彈。它既不具備根本改變局麵的能量，鑒於實際也不曾真正動過這種念頭，而是帶著相當的“改良”、“補天”意味的探春式現象。不過，我們仍饒有興趣地注意到，在努力解決六億人民餓肚子問題同時，立即著手解決國家的精神健康問題，說明改良者眼中“大躍進”三年根本不僅僅是將中國帶入身體的饑餓狀態，精神上同樣到了捉襟見肘、體弱難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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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饑餓問題有更加漫長的過程，不像身體饑餓那樣隨著“大躍進”失敗突然降臨。精神饑餓，也不像身體饑餓那樣簡單地表現為“斷糧”，它的主要表現是精神的多樣性與可選擇性下降。
1949年後，精神多樣性及可選擇性一直在不斷降低。以文學而論，過去，既可以選擇革命文學的作品，也可以選擇一般現實主義的作品，如果對這些都不感興趣，還可以選擇言情武俠等通俗作品———這隻是最大而化之的區分，實際的可選擇性不可細數，大的方麵無論古、今、中、外，小的方麵如各種流派、風格、旨趣、樣式、觀念……紛然雜陳。可是進入共和國後，萬徑歸於一途，百家定於一尊，延安-解放區文學套路通吃一切。且不說別的，即便錢鍾書、廢名、沈從文，乃至胡風、路翎，乃至茅盾、老舍那樣的作家，也施展不開。有的從創作中擱筆退隱，有的碰得頭破血流，有的轉換文體，有的貌似轉型成功最終卻麵目全非。這種種的情形背後，都顯現著文學大一統力量對多樣化生態空間的擠壓。
最典型的例證莫過於蕭也牧。這位出身解放區的作家，在“進城”的形勢下，不是以領先者、勝利者、占領者姿態出現，卻反其道行之，認為既然進了城就應該適應城市讀者的需要和口味，轉而對革命文學敘事和解放區文學樣態加以改益。他的做法，其實是成功的。讀者眼睛為之一亮，仿佛在到處是嚴肅麵孔和表情的人群中忽然發現一張微笑溫和的臉。為此，蕭也牧在建國初期文壇迅速升起，作品不脛而走。他的成功其實是一種警告，顯示精神多樣性與可選擇性正急遽下降。但沒有人理會這一警告，相反，如此微弱的改益仍然要遭致斷然、聲勢浩大的禁遏。從《文藝報》到《人民日報》，文學大一統力量對蕭也牧發動了整整半年的攻勢，將他從此從作家行列抹去，亦藉此告知讀者：今後文學既不可能也不允許比延安模式提供得更多。
隨後一個例子是趙樹理。不可思議的是，作為跟隨《講話》脫穎而出的延安時期標誌性作家，趙樹理在五十年代也逐漸被認為“落伍”。原因是，塑造英雄人物的標準與高度不斷加碼，以至於趙樹理筆下人物已不能與之相埒，被詬病為擅寫落後形象卻詘於寫英雄。連趙樹理亦遭譏疑，到了此時，文學格局之逼仄實在可想而知。
經過反右和三年“大躍進”，六十年代初，文學已經走進死胡同。在文學中追求革命意識形態的“提純”，成為不可理喻的競賽和攀比，其程度，即便文學體製有的領導者也不能不覺得過火。我們來看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1962年夏在“大連會議”上的一番話：

要研究人物與矛盾的關係。有些簡單化的理解認為，似乎不是先進人物就不典型。一個階級隻有一個典型，這是完全錯誤的看法。從這個理論出發，又發生拔高問題。要人物高，這就容易把人物孤立起來。（《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邵荃麟評論選集》下冊）

“一個階級隻有一個典型”，“文革”間的“三突出”幼芽隱然鑽出地表。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1949年以來，文學一直在朝這個方向前進，從未間斷，於會泳並非以一人之力提出那理論，“三突出”實際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陳毅例舉了許多具體現象。“目前就是整得很多同誌精神上不痛快，心情不舒暢，不敢寫，寫的時候也隻能奉命作文”。“鄭律成同誌做了一個樂曲，五年沒有給人家批準。”“有這麽個故事，要人寫個作品，寫好了，這個說要加大躍進，作家便加大躍進；那個說要加大辦鋼鐵，又加大辦鋼鐵；這個說要加大辦水利，又搞了大辦水利。”“我們說《洞簫橫吹》基本上是個好電影……這個電影告訴群眾：縣委是可以批評的。這一點就有很大的價值。現在搞到不能批評，一批評就是反黨，一批評就是反社會主義，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現在科學家有這麽個反映，說我們的電影，都照例寫成：工人是進步的，工程師是落後的；工程師穿西裝，整整齊齊，工人滿臉煤煙；最後一個鬥爭，黨委書記作結論，工程師就是保守分子。”（《在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政治對文學影響、介入、幹涉太大太深，政治對文學的審核無處不在。這種審核，遠不限於載於“明文”的已經相當繁瑣的各種政策、規定和理論，而且像空氣一樣，隨時氤氳著、飄浮著，從任何方向突如其來地發生。陳毅身為曾經主管文教的副總理，也不明白這樣一種疏而不漏的檢查製度或方式從何而來：

什麽人給了你這個權，可以把人家的作品五年不理？動員人家寫了半年、一年，結果一分鍾功夫，就否定完了？對人家的勞動為什麽這麽不重視？一定要人家改、非改不可？！又是哪個給你的權？中央給你的？中央宣傳部給你的？憲法上載有這些嗎？都沒有。昨天我對一位同誌說：中央沒有決定要審查文藝作品。……作者不是你的馬弁，你又不是軍閥，可以對人喚之即來，揮之便去，因此有同誌跟我說最好是不要搞什麽審查。今天我們有幾個人一起談，有同誌說倒還是有個審查尺度還好辦，沒有尺度的審查是“無期徒刑”，更難受。沒有個框框，權力無邊大。一個黨委書記，一個什麽處長呀、什麽文教書記，他的權力可以無邊大。假如我當作者，恐怕還是願意有個檢查尺度哩。規定出一些條件，我們作者還有辦法，我就可以適合你的套套，搞個東西，還可以出版嘛。有一個網，我可以漏網求生，沒有個網，到處都是網，你哪裏能夠生呐！（笑聲）是呀，無網之網，大網也。（《在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真乃石破天驚之論。“無網之網，大網也。”陳毅元帥1962年如是說，研究當代思想、文學、出版等一切精神生產活動者可以留意。
我們姑不討論對錯是非，隻是想象一下，在這樣一種思想文化環境之下，精神生活餘地能有多大？且以上麵提到的《洞簫橫吹》為例，該影片寫誌願軍某退伍兵回鄉，興辦合作社，縣委不批準，他就反抗縣委，自己搞，縣委鬥爭他、要開除其黨籍，他就寫信上告；上麵派了一位副省長來作結論，退伍兵是對的，將縣委書記撤了職。就其內容而言，這部電影歌頌合作化，極為“革命”和“進步”，乃至也是“鬥爭哲學”的崇尚者，怎麽也被批判呢？隻因主人公頂了縣委、反了縣委書記。這是一個頗典型的例子；我們不要以為當時被批判鬥爭對象都是“右”的，實際有相當一些本身就很激進，從今天來看甚至“左”得可以，但即便如此，也可能在某一點上觸忌而不見容。這隻說明，整個思想環境、創作環境實在太過扁平，被擠壓到匪夷所思的狹窄地步。
人們抱怨，“文革”隻有八個樣板戲和一個作家；“文革”前確不至於此，表麵上看作品源源不斷，新作家也屢有產生，然而透過《洞簫橫吹》一類遭際，你可以看到，文化生產數量是一回事，多樣性與可選擇性是另一回事。“文革”間中國人隻有屈指可數的作品可以看，“文革”前中國人可以看到許多作品卻大致在看主題、內容差不多的故事，或許這就是僅有的區別。從1949年起，這種趨勢逐年加重，愈演愈烈。如果你意識到，上述情形是發生在麵積大小近乎整個歐洲的土地上，是發生在人類四分之一人口中間，是發生在曆史、民族和文化豐富性原本極高的國度，你就會真正為之震驚。
關於六十年代初，後代人聽到的傳說主要與糧食緊缺、人口減少聯係在一起，對於它的精神逼仄以至於貧瘠則並無概念。其實那是一個雙重饑餓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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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一個有關康生的細節，有助於了解當時精神園地之蕭瑟、文藝的路之越走越窄，已怎樣難以忍受。
那是在周揚組織製定“文藝十條”（批準後改為“文藝八條”）期間，作為參與者，黎之親見親聞康生的一些表現：“他特別關心起文藝工作來了。好像對糾‘左’特別起勁。”“有一次周揚在教育樓小會議室主持幾個人的小會，他突然破門而入，站在門口大批如今青年如何不讀書，聲音響亮，用詞嚴厲，講完後轉身走了。我覺得這位首長真有意思。”1961年夏新僑會議前，周恩來約請部分文藝家在紫光閣座談，康生也“講了一通大‘放’的道理”。他還譏諷“大躍進”民歌運動：“什麽人人會寫詩，就那些順口溜，我一天能寫一百首。”

在“十條”草稿印出後，他看了把袁水拍叫去，逐條發揮，大講反“左”不徹底，又講了不少驚人之語，提了些當時不敢寫進去的意見。袁在一份草稿上順手記下他的意見。“文革”中造反派從袁處查到這份草稿，以為這是周、林（指周揚、林默涵———引注）的意見，可以大批一通。找我查問，我說：那是記的康生的意見。問我那位同誌也是“過來人”，她說：我看也像康老說的。也就無法再批判了。（《回憶與思考———“文藝十條”———“文藝八條”》）

相較於一年之後的態度大變、痛批《李慧娘》，康生這裏的言行，政治作秀成分大約不多（蓋因其中可圖之利不多），反倒可能流露的是他本來的看法。對我們來說則不能不矚目於當時文藝狀況，即使是康生也覺得難以為繼，以致於也在那裏講反“左”，主張非“放”不可。
康生“大批如今青年如何不讀書”，這種趨勢是必然的；不是青年不讀書，而是委實無書可讀，或雖然有書，讀之無趣、令人生厭，讀來讀去無非是那樣一點單調的內容和體驗，所以不讀也罷。
正常情形下，精神生產這樣是搞不下去的。所謂“正常情形”，是指不走向“文革”。盡管事後拉開距離來看，中國的意識形態始終在漸近地不可遏製地走向“文革”，但是當時的人一般卻意識不到已經處在這個過程中（甚至1962年上半年以前的康生也未必意識到），還沒有割斷“正常”的思維。所以，經過反右、“大躍進”三年的極“左”，人們普遍感到事情已經搞得太過分，繼續這麽走死路一條，因而必須掉頭回轉，思維不要這麽乖戾，適當放鬆一些尺度。
這就帶來了1962年的改良。體現在文藝上，有三大標誌。一是1962年4月30日中央批準的“文藝八條”，二是1962年5月23日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紀念毛澤東同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周年》，三是1962年8月2日中國作協召開的“大連會議”。
“文藝八條”與《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之間，存在互文性，可參照起來看。社論的起草，頗費心思。它試圖就文藝提出某些新思維，而為修飾這一點，或者說為了使事情不那麽突兀，特意以紀念《講話》的麵貌出現。眾所周知，《講話》以指明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方向著稱，社論稱頌了這一點，然而它強調的卻是“今天的情況同二十年前不同”，文藝“有了更大的可能去影響更多的群眾”，“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內的以工農兵為主體的全體人民都應當是我們的文藝服務的對象和工作的對象”。它顯然意識到，文藝從“工農兵方向”上受到的限製太大，創造、發展的空間日益萎縮；要克服這一點，唯有將文藝放到稍廣的生活區域，增加它的豐富性和可選擇性。
社論雖然使用了大量政治化術語，但是細讀之下應能看出，它對文藝現狀、對多年來的弊端，認識清晰，確切知道自身頑疾何在———隻不過是用正麵提倡而不是批評的口吻來談。它說：“需要多種多樣的文藝作品和藝術活動”；“群眾需要的多樣性，生活本身的多樣性，決定了文學藝術的多樣性。社會主義文藝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是符合人民群眾的廣泛需要，促進文藝事業發展和繁榮的最有效的途徑。”“決不可以忽視人民群眾的這種日益增長的需要”。一言以蔽之，文藝的路太窄，內容單調，形式貧乏。
這篇社論後在“文革”間被斥為“全民文藝論”加以討伐，視為公然挑戰《講話》的“黑線”狂潮，罪不可逭。某種意義上，這一批判未為無理。就其主張來論，周揚主持起草的此文確有些逸乎《講話》之外，以求明顯身陷死胡同的文藝抽身後退，獲得轉機。當然它既無背離《講話》的意識，亦無此膽量，唯改良的拳拳之心曆曆可見。內中，“多樣性”的提出讓人耳目一新。須知，這不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而是充斥著“一個階級一個典型”極端思維的六十年代初。對這一字眼的觸及，顯示了敏銳與卓異。
將這段曆史的上下文連貫起來，我們感到，“全民文藝”社論就像對即將到來的“文革”時代一次哀婉的推辭。我們說了，當時的人未必明確意識到那一前景，但是，過去十幾年的趨向和文藝所明顯陷入的困厄，足以使思維仍舊“正常”的人明白情勢已達非予阻止的地步。他們或許不知道前麵有“文革”，然而他們知道，這樣下去沒有前途，文藝將不成玩意兒。
做出同樣努力的，還有“大連會議”。自文學有國家體製以來，這是其會議史上唯一對自身工作表示懷疑的官方會議。它企圖遏製一種不斷膨脹的文學主導傾向，從整體上修正文學思想，調校理念。這一切都反映在其中心議題“中間人物”上。
“中間人物”獨具中國當代文學特色的概念，欲了解其意義，前提是知道“寫英雄”和“英雄人物”理論。後者是1949年至“文革”結束全部三十年裏中國文學的主導理論，“中間人物”則是對它的遊離。這二者的關係，簡述之，就是“英雄”和“普通人”的關係。前者對文學的統治，以“文革”間的“根本任務論”達於極致；後者則在“新時期文學”終於從異端變成主流。
“中間人物”的意識形態來源，其實是毛澤東1956年和1957年初形成並闡述的“人民內部矛盾”思想。這思想認為，隨著社會主義建立，敵對的階級矛盾在中國退居次席，主要的、大量的是人民內部矛盾。本來，毛澤東擬以此為治國方略，但1957年的春季形勢使他急轉直下，不僅重回階級鬥爭思路，且程度益勝從前。“人民內部矛盾”理論未及在文學上吸收消化。越五載，經曆反右、“大躍進”和大饑荒，各領域全麵反思極“左”，這時，作為對未來文學較為合理的支點的尋找，人們重新想到“人民內部矛盾”理論，並將它引申為“中間人物”。
以筆者所見，首先替文藝確定此新支點的，是周恩來。1962年2月17日，他在“廣州會議”前對在京文藝家講話中說：

人民內部矛盾比敵我矛盾難寫，這是事實。因為這裏麵有些框框。敵我矛盾，跟反動派的鬥爭，必須寫。大敵當前，應當寫敵我矛盾。但是，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人民內部矛盾。避開它，就不能寫出更多的劇本。如果寫現代劇，更多的還是寫人民內部矛盾，不能避開它。（《對在京的話劇、歌劇、兒童劇作家的講話》，著重號係引者加）

茅盾說“兩頭小，中間大”，邵荃麟說“中間狀態的人物是大多數”，與“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人民內部矛盾”一脈相承。
強調“大多數”，強調“日常生活”和“中間狀態”，符合階級鬥爭已非社會現實及生活主流的判斷，而它在文藝上想要糾正的，是與重視階級鬥爭相對應的“寫英雄”的狹隘格局。周恩來說：

現在一提就是英雄人物……要有多方麵的描寫，不要簡單化。有人提“高標準”的英雄人物，怎麽會有那樣的英雄人物?性格是各人不同的，如果人人都說一樣的話，還有什麽聽頭?陳老總說話有他的方式，我說話有我的方式，怎麽能有一個固定的標準呢?寫出性格來就會有不同的人物，不能把活生生的生活寫成死氣沉沉的。（同上）

突出階級鬥爭，勢必從極端的而非日常的眼光看生活；於是，尋求完美的階級典型、高大英雄形象。而這幾乎無可避免地從一些概念出發，將人物類型化，使描寫遠離生活本身原有的搖曳多姿，使文學失去活力。
“英雄化”是建國以來文學愈益僵化的一個主因，“中間人物”就是為克服這一痼疾、使蒼白文學稍稍恢複血色而投下的一劑藥石。這在主張者心中，是相當明確的。邵荃麟說：

茅公提出“兩頭小，中間大”，英雄人物與落後人物是兩頭，中間狀態的人物是大多數，文藝主要教育的對象是中間人物，寫英雄是樹立典範，但也應該注意寫中間狀態的人物。

工人農民也是寫兩頭的多，但中間狀態的少，寫中間狀態的也有，但不是作為典型。即不是作為學習榜樣，又不能作為批判對象的就不寫。其實還是可以作為典型的。（《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寫“中間狀態的人物”，不為“樹立典範”，為的是貼近生活。這種人物，既不“作為學習榜樣”，亦不“作為批判對象”，他們不提供表現階級鬥爭的功能。茅盾說：

強調寫先進人物、英雄人物是應該的。英雄人物是反映我們時代的精神的。但整個說來，反映中間狀態的人物比較少。兩頭小，中間大；好的、壞的人都比較少，廣大的各階層是中間的，描寫他們是很重要的。矛盾點往往集中在這些人身上。（《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

“廣大的各階層”既不簡單地“好”，也不簡單地“壞”，然而他們才是生活中大多數，生活中的真實矛盾、文學需要抓住並揭示的東西，在他們身上。
有關此時文藝思想上的周恩來背景，有必要再強調一下。林默涵揭露：“‘文藝黑線專政’論，不隻是強加給文藝工作者的精神枷鎖，更重要的是借此反對周總理，打倒周總理。”並說江青曾抱怨“‘文藝黑線’批不下去，因為一批就批到周總理身上”。“文革”主導者炮製“黑線專政論”時，讓劉少奇頂此罪名，然揆以實際，劉過問文藝、就文藝問題發言的情形極為稀少。前十七年，唯一談得上在毛澤東之外對文藝有總體的思想指引的，便是周恩來。且周恩來此類言行，以1961、1962年最集中、最係統。他就文藝多次發表深入講話，領導和組織“廣州會議”，督視、促成“文藝八條”。他對形勢有個判斷：“新的局麵來了”，“從政治條件上看，會出現一個生動活潑的局麵。”“政治上出現了新局麵，文藝上也一定會出現新局麵。”（《對在京的話劇、歌劇、兒童劇作家的講話》）這顯然是指“七千人大會”的成果。他熱誠期待，借這難得時機清除幾年來的“新的迷信”：

這幾年樹立了許多新的偶像，新的迷信，也就是大家所說的框框。比如寫一個黨委書記，隻能這樣寫，不能那樣寫，要他代表所有的黨委書記。這樣就千篇一律，概念化。這樣就一個階級隻能有一個典型，別的典型不能出現，反麵人物也隻能有一個典型。把代表人物和典型完全混同起來了，這還有什麽典型？這樣當批評家就很容易了，黨委領導文藝也太容易了，隻要訂出幾十條就行了。

新的迷信把我們的思想束縛起來了，於是作家們不敢寫了，帽子很多，寫的很少，但求無過，不求有功。

“大連會議”及“中間人物”，是周恩來引領之下文藝自我修複努力所得到的頗有希望的思路。惜乎剛剛提出、不及實踐，即遭批判（這批判也是“文革”最早信號之一）。因缺少創作支撐的緣故，後世論家對它不甚重視。但置於共和國文學史上下文關係看，其所隱含的“從英雄到普通人”指向，應是前十七年甚具藝術潛質並包納廣泛可能性的文學思想成果，可歎“生不逢時”，出現太晚。當然，話說回來，“中間人物”究非主動求變的結果；假如文學尚未走到死胡同狀態，又意外閃現1962年“新的局麵”，多半是無從談起。
13
1962年，乃至“文革”結束前近三十年內，中國精神生活中影響最久遠的一件事，出現在出版領域。
它有一個活潑俏皮的代號：黃皮書。這是民間俗成的稱謂，而其本來的名目卻嚴肅得多，也神秘得多：內部發行。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張福生，據聞是目前國內收集黃皮書較富者，他描述說：

“黃皮書”的封麵或封底印有“內部發行”字樣，有的書中還夾著一張長一寸、寬二寸的小字條：“本書為內部資料，供文藝界同誌參考，請注意保存，不要外傳。”開本有三種：小說一般為小32開，理論為大32開，詩歌為小32開本。（《我了解的“黃皮書”出版始末》）

此物的緣起，至今未見很翔實的報道。當年是“內部”從事，而今，決策人及讚畫者又大多過世，因此不甚了了，張福生說，連出版界前輩陳原先生也為著了解黃皮書原委而打電話向他求問。黎之（李曙光）先生在其《回憶與思考》係列的兩篇文章，即《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宣傳工作會議”》及《第三次全國文代會前後》裏，分別談了幾句，均極簡：大致是與“及時地向中央反映二十大後蘇聯、東歐各國和世界新的思想文化動態”有關，並安排了陳冰夷、葉水夫等專家組織力量做編譯工作。還提到1960年初文化工作會議後，開了一個小型理論問題會議，在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主持下，確定了一些出版計劃。而張福生1998年訪問陳冰夷得到的情況也差不多，說文化工作會議透露出來“比中宣部周揚更高一層人物的精神”，“會後周揚找一些人談話，講要出版反麵教材，為反修提供資料。這是很明確的，但沒有正式文件”，“要了解情況，掌握材料，配合即將爆發的兩黨鬥爭”。這些回憶都不夠具體，張福生說：“就‘來龍’問題，我問過許多老前輩，因為沒有文件，大家都說得不很明了。李曙光和高莽先生認為陳冰夷先生的這個說法合乎實情，是可信的。”
不知為什麽沒有文件。也許當時隻是視之為內部資料工作，並不特別鄭重其事；換言之，有關方麵及人士做了一件播撒種子、起碼影響了兩代人的大事而不自知。其次，組織者的本意，看來是備戰意識形態反修鬥爭，但收獲恰恰相反，為中國精神生活打開了好大的透氣天窗。
不論動機、方式如何，客觀上，十幾年來文化上基本與世隔絕的狀態由此打破，特別是二戰以後當代西方人文作品被擋在國門之外的情形，終於結束。黃皮書是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和文學進入中國之始，是美國“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文學進入中國之始，也是英國“憤青”（憤怒的青年）文學進入中國之始。
就此而言，1962年是精神思想領域一個劃時代標誌。以下書目有助於我們認識這一點：斯蒂爾曼編《苦果》（作家出版社，1962），F.A.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商務印書館，1962），愛倫堡《人，歲月，生活》（作家出版社，1962），傑克·克茹亞克《在路上》（作家出版社，1962），康·西蒙諾夫《生者與死者》（作家出版社，1962），約翰·布萊恩《往上爬》（作家出版社，1962）。此外，1961年12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加繆《局外人》，也可以放入這個名單。如此集中地出現世界範圍的當代一流文學與思想著作，令1962年有些不可思議。現在關於第一本黃皮書說法不一，但我們能夠確定，它們成批湧現和綻放的時刻位於1962年。
“七千人大會”、“脫帽加冕”、“全民文藝”、“中間人物”、“黃皮書”，這些符號和徽記上麵，都打著“1962年”的字樣。或許有些湊巧，但巧合本身往往也感應並挑選時機，比如說，上述這些東西不會在1960年以前聚合。
注視以上書目，以及稍後出版的貝克特《等待戈多》、塞林格《麥田裏的守望者》、阿克肖諾夫《帶星星的火車票》、薩特《厭惡及其他》、索爾仁尼琴《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等赫赫有名的現代派作品、社會主義國家異端作品，我們倍感好奇的是，組織者在確定將它們翻譯出版前，怎樣評估其效果的？據說存在主義、荒誕派、垮掉的一代、憤怒青年等作品，被認為“反映這些國家中青年（尤其是工人）對社會頗為不滿的情緒”。這大約是一個站得住的理由。同時，組織者感到放心的，是對於這些書籍的傳播範圍有極嚴格控製。張福生詢訪到的情況如下：

每種隻印大約900冊。它的讀者很有針對性：司局級以上幹部和著名作家。……據當年負責“黃皮書”具體編輯工作的秦順新先生講，他曾在總編室見過一個小本子，書出版後，會按上麵的單位名稱和人名通知購買。曾在中宣部工作，後調入人民文學出版社任副總編輯的李曙光先生也講，這個名單是經過嚴格審查的，他參與了擬定，經周揚、林默涵等領導過目。俄蘇文學的老編輯程文先生回憶說，他在國務院直屬的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工作時，具體負責對蘇調研，所以他們那裏也有一套“黃皮書”，閱後都要鎖進機密櫃裏。

日後的《今天》詩人林莽回憶，他有個朋友楊樺，“他爸爸是總政文化部的幹部，有特別購買證能買到此類的書”，並提到這個秘密書店位於王府井，“有個213號，賣一些內部書”，“它開在街麵，上一個樓梯進去，外麵沒有櫥窗，不擺書，而擺一些別的東西。”（廖亦武、陳勇：《林莽訪談錄》，《沉淪的聖殿》）這種賣內部書的去處，上海亦有，記得在福州路一拐角處，有門無窗，約三十平米大小，八十年代初仍存在，筆者曾隨人入內一次。
但黃皮書的魔力明顯被低估了。自其問世起，便如包在紙裏的火，根本封鎖不住。盡管每種隻印大約900冊，購買需要特殊的地位、身份和證件，出借手續也異常嚴格，然而但凡一心欲讀之人，又總是能夠拐彎抹角設法讀到。這一點，隻須讀一讀《沉淪的聖殿》中對六七十年代那些“文學青年”的訪談，便一目了然。並不誇張地講，書中所有人關於這個年代精神生活的回憶，一律凸顯著“黃皮書”三個大字，有關的訴說引不勝引。隻要能弄到一本黃皮書，便以極快速度傳遍每一個熟識者之手，大家以至於約定必須在一至二天內看完，所以印數雖然極少，閱讀率卻高得驚人。最令人稱奇的，是“太陽縱隊”核心角色張郎郎所講一個情景：

當時狂熱到這樣程度，有人把《麥田守望者》全書抄下，我也抄了半本，當紅模子練手。董沙貝可以大段大段背下《在路上》。（《“太陽縱隊”傳說及其他》，《沉淪的聖殿》）

盡管未暇考證，筆者仍確信黃皮書就是手抄本現象爆發的源頭。正如護堤者往往料不到漲滿的水會從哪裏找到縫隙滲出溜走一樣，控製黃皮書的人顯然也不能預見群眾性的手抄妙招。你可以隻印900本，可以規定它們是特殊人物獨享的禁臠，但卻無法管住一隻隻不懼勤勞辛苦的手，它們用硬抄的辦法，頑強地做到了“翻印”黃皮書。
其實，與其說組織者低估了黃皮書的魔力，不如說低估的是國民尤其是求知欲旺盛的青年國民對精神食糧的饑渴。在那年月，黃皮書狂熱所襯托的，是精神資源極度稀缺和精神自由極度禁錮。同樣是那些書，今天卻乏人問津，隻能擁有一點可憐的印數。可在六十年代初，它們卻被在精神上餓壞了的孩子們瘋狂追逐和爭搶，並使他們的生命變得如此充實。對此，張郎郎有句話生動而形象：

在困難時期前後，“人們餓瘦了身體，養壯了靈魂。”（同上）
14
有時，事物會在看似最糟時悄悄孕育生機。對當代文學來說，1962年就是如此。
前麵我們談論過經過十幾年的自我束縛、自我封閉，文學已經如何走入死胡同，並對體製下文學1962年嚐試改良或調整表示讚賞。但這並不意味著那就是1962年文學最重要的變化。事實上，改良或調整並沒有實際形成，它不過剛剛伸出一點觸角，就被有力中止，隨即回歸往日慣性，高速奔向“文革”。
循體製下文學的線索看，1962年更像某種勢在必然的力量最後衝頂前的一次停頓；這種停頓絕不表示力量衰減，反之，毋如說是在積蓄更多能量，以形成終極性釋放。看看1962年夏季之後發生的事情———小說《劉誌丹》事件、兩個批示、批《李慧娘》、京劇革命、批“中間人物”、批夏陳電影路線、批《海瑞罷官》……便清楚勢不可擋的究竟是什麽。
然而，1962年還是具有一種真正的轉折的意味，或者說，有某種真正新的因素浮現出來。雖極弱小，微不足道，卻畢竟是前所未有的萌芽。在當時，以至於十年之內，與雷霆萬鈞、不可一世的“洪流”相比，它簡直狀若遊絲，然當烏雲遠遁、塵埃落定之後，人們才發現它的根須已如此發達，深紮土壤，縱橫密布。
———它就是民間自發文學。“文革”一結束，自發文學立刻浮出地表，而與體製下文學分庭抗禮；且從此以後一直如此，曆八十年代的時進時退、時升時降，到九十年代中期後終於執了文學的牛耳。
尋其蹤跡，1949年以迄五十年代末，沒有任何的發現，隻怕永遠不會有所發現。因為根本而言，變異的條件既未生成，轉化的必要也尚未來臨。而到六十年代初，多年來的風雨晴晦、特定的現實境狀及諸多客觀因素之成熟和具備，使自發文學的溫床鋪就，何時發芽，隻須等待一個適合的小氣候形成。果然，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簇擁下降臨了，自發文學隨之破土而出。
這裏，需要特別地觀察一個人口代群。他們出生於四十年代中期前後，此時年齡約在十五至二十歲區間。實際上，這是真正從“新中國”成長起來的第一代青年。1956年“青創會”那代青年，劉紹棠、王蒙、邵燕祥、劉賓雁等，成長期在解放戰爭至建國初這段時間，共和國經曆並非他們的成長體驗，他們不是第一代共和國人。第一代共和國人，應是1949年後入學開蒙的孩子，經過小學、中學，1962年正處青年時期或接近這一時期。這意味著，真正與共和國感同身受的一代人，進入了思考期，也進入了表達期。
青年的思考與表達，可能存在各種各樣的缺陷，但有一點，他們總是那樣直接、真實、自主，不接受禁忌、告誡和阻止。他們渴望自我。這一年齡段的性格特點，與對共和國十幾年曆史的真實感受相結合，使他們注定不會鑽到體製下文學的格式、套路裏，揣摸著文藝政策，從事思想與寫作。明擺著，“文壇”也不可能給他們提供空間和位置。這種互不融入的局麵，隻能用一個辦法解決，那就是自發文學。自己寫、自己看、自己傳播和交流。1949年以來，第一次發生中宣部和中國作協掌控之外的文學活動。
1962年那個冬日，牟敦白在東安市場書店所看見的遠遠走來的郭世英，心中正在盤算組建X詩社的事情。對此，郭世英在北大的低年級同學周國平有較詳盡的記述：

第二學期開學後，有一天，世英給我看他寫的一首詩，題為《獻給X》。開頭幾句是：
你在等待什麽？X，X，還有X……
得到X，我就充實，
失去X，我就空虛……

後來我明白，《獻給X》實際上就是世英為《X》寫的發刊詞了。這份如今被視為地下文學史上的經典的手抄刊物，其實不過是郭世英、張鶴慈、孫經武三人寫了作品互相傳閱而已。圍繞這個刊物有一個小團體，成員除他們三人外，還有一個女孩叫葉蓉青，是北京第二醫學院的學生，因為與孫經武關係親密而入夥。按照世英事後的說法，我算一個外圍。為什麽叫X呢？三人各有自己的解釋：郭說是未知數，張說是十字街頭，孫說是俄文中赫魯曉夫第一個字母。（《歲月與性情———我的心靈自傳》）

這個X為當代文學史帶來全新的表情。在體製下文學、官方文學或曰“文壇文學”裏，沒有X。一切都是明確、堅定、不容置疑的。然而，現在隨著自發文學，X出現了。不確定、未知、困惑、多義、無歸屬、隱語、私密性……許許多多重要的文學涵義和情緒，開始受到來自新中國的觸摸。
同樣在北京，1962年某日，“一夥中學生”意外得到展示的機會———中央工藝美院學生會擬舉行大型詩歌朗誦會，邀請他們參加，“上半場朗誦名著，下半場朗誦自己的”。張郎郎朗誦了他的長詩《燃燒的心》，全詩以“我們———太陽縱隊！”一句煞尾。朗誦會至半夜方散，回去的路上，大家為成功激動不已，董沙貝“突然興奮地大叫：‘咱們就真的立刻成立“太陽縱隊”！’”

一句話，把談話中的火花，變成熊熊火光了。七嘴八舌，如何活動，如何自己動手刻鋼板，自己印刷，等等，一係列的計劃。那天人太多了，有一半人留在我家繼續聊了一夜，另一半人在大街上蹓了一夜。（《“太陽縱隊”傳說及其他》）

不久，“太陽縱隊”還追加了一次“正式的成立大會”，地點在北師大一間教室，時間為1962年底或1963年初。張郎郎起草了章程，昂然道：“這個時代根本沒有值得稱道的文學作品，我們要給文壇注入新的生氣……”
自發文學最早的兩個組織均產生於北京，這與思想文化信息的疏密、遲速狀態相對應。在政治主導型社會中，越是政治中心，思想文化信息密度就越大，接觸信息的渠道就越多，距離最短、速度也最快。因此北京得天獨厚，北京的上層人家子弟尤其如此。
這就是為什麽X詩社、太陽縱隊的領袖及骨幹幾乎都來自高幹或高知家庭的緣故。郭世英不必說了，張鶴慈是張東蓀之孫。太陽縱隊成員中，張郎郎、張寥寥係不久前謝世的焦炭畫大師張仃之子，董沙貝之父是著名油畫《開國大典》作者董希文，蔣定粵乃民國名將蔣光鼐之女。對此，後世批評家稱之為“極其狹窄病態的青年貴族圈子”，其“小眾性”顯而易見，無須諱言。然而稽諸曆史，各種事物的發端毫無例外都是“星星之火”，得風氣之先者毫無例外都是小眾。事實證明，自發文學確從這“青年貴族圈子”點燃，之後假“平民詩人”郭路生（食指）為中介，薪火相傳，至“文革”間放大為白洋澱知青詩群，七十年代末再延伸至《今天》和“星星畫展”，細流漸為江海。
自發文學發生於“青年貴族”有兩個必然性。其一，獲取精神資源的可能與便利。無論周國平自傳相關回憶還是張郎郎《“太陽縱隊”傳說及其他》，都大書特書這些“青年貴族”在閱讀方麵的優越地位。他們的書目內容及範圍，令普通青年徒然興歎。這些難以借閱（更不必說購買）的書，尤其是被嚴格看管的黃皮書，普遍讀者大多等到“文革”後乃至八十年代初方能無障礙地獲得。由政治定義的接觸精神食糧的等級與順序，將社會分割為若幹層次，而“青年貴族”因家庭背景之故，混跡於第一等級和順序之中。例如張郎郎說：“當時我父親有北京圖書館的內部借書證，可以借許多當時中國的禁書，像《十日談》、《地糧》等。同時，我父親也買了許多後來被稱之為黃皮書或灰皮書，這才讀到了《麥田守望者》、《在路上》、《向上爬》、《憤怒的回頭》等作品。”其二，精神超越的可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在思想上，大眾總是處在以下承上的仰視者位置，受統治地位思想的支配卻又盲然無覺，尤其在文化被壟斷的時代。超越、逃逸或反叛，唯在社會精神秩序的高端內部才有可能。郭世英、張郎郎一類“青年貴族”，就站在這一高度上。牟敦白講述了一個精彩瞬間：他在郭府門前遇見從“吉斯”汽車走下來的郭沫若，正當他朝那個背影投去自己作為普通人的景仰目光時，傳來身旁郭世英的話語：“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裝飾這個社會最大的文化屏風。”（《X詩社與郭世英之死》）此語將牟敦白、郭世英之間精神上巨大落差表現無遺。同樣，張郎郎在其環境中“耳濡目染”，亦非“仰視才見”的蓬雀心態。“太陽縱隊”誕生之前同伴們在張家就形成一個文化沙龍，而這沙龍與兩個人密不可分，一個是張郎郎的母親陳布文，一個是張家好友、“廣州會議”上經陳毅宣布“無罪”而回京治病的海默。他們被視為沙龍的“精神導師”。“我母親和海默在言談話語中，對官僚的蔑視，對文化界黨棍的鄙視，直言不諱”。有此環境，蓬雀心態相對較弱，而超越意識則較易生發。
自發文學的發生，映射了隨著第一代共和國人進入獨立思考的青春期，當代文學模式開始麵臨質疑。這種質疑，過去基本沒有遇到。因為在這代人成長起來之前，文學上要麽是這種模式的共舞者，要麽是作為另類、異端已經偃旗息鼓的人；他們的共同之處是，無論對這種模式怎麽看，心中皆如明鏡，並無困惑。郭世英、張郎郎們不同，他們在共和國文學模式中長大，對文學本身或這邊界之外的文學究竟怎樣，沒有知識和概念，但時間和年齡一點一點地增加他們的閱讀，使其了解過去的、以外的文學竟如此不同，知悉文學原本可以那樣。這種新奇感，這種發現新大陸般的意外，也是自發文學所以浮現於六十年代初並在以後綿綿不絕的重要緣故。它明顯帶著共和國第一、二、三代人（大致分別出生於四十年代中期前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成長於精神封閉環境且為之困惑和反抗的特征。我們可以設想，老舍那樣的作家不存在這種困惑，他由民國入共和國的轉變，完全是在清醒的意識中去抉擇、適應和迎就。錢鍾書也不存困惑，他是在清醒的意識中放棄和遠離著什麽。七十年代後出生者既不困惑也無須反抗或爭取什麽，因為他們麵前的文學已與曆史、現實恢複了全方位關係。
我們來看郭世英與於立群之間一番對話：

我母親說我，不應該自尋煩惱。我對她說，你看看父親青年時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為什麽我不行？何況我寫的東西不供發表，也不可能發表。都是人，都有追求。母親說時代不同了，新社會新青年有新的追求和生活———所以我說，等離開我們，離開我，你還是和大家一樣，走大家應該走的路。不要學習我，不要顯得與眾不同，我們都是普通人，不要把自己看得過高了。（《X詩社與郭世英之死》）

“自由地表白自我”，這就是郭世英在“父親青年時代的作品”中看到卻在現實的文學中看不到，而他卻渴望著的東西。於立群回答不了兒子的疑問，她的話是蒼白的，不過這並非她個人的蒼白。
“我們那時有兩套係統，一套對付社會，一套是我們自己的遊戲。”張郎郎說。“秘密寫詩，隻是怕別人破壞我們的遊戲。但我們也沒想用詩來反對‘現政’，對抗當局。我們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隻是不革命而已。”（《“太陽縱隊”傳說及其他》）這跟郭世英“不供發表，也不可能發表”說法相近。
自由表白，是一種蘇醒。這跟“中間人物”那樣的體製內文學話語改良截然不同，它是作為主流文學容納不了也不可能容納的異質出現的，但是它來自文學本原，代表文學古老內在的本質。文學自從進入“職業狀態”（在中國，以1905年取消科舉為標誌）以來，就離不開發表、出版、稿費、版稅這類元素，包括“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文學在內，歸根到底都隱含利益因素，或者說都有“謀生”之義。唯獨自發文學真正做到了為文學而文學，即隻憑籍“文學該當如此”的信念、不務實際地從事文學。令人驚訝的是，這種理想主義精神現象恰恰在物質極度匱乏的饑餓年代產生。也許，越在寒冷地帶，越懂得火光的溫暖。
安徒生《賣火柴的小女孩》寫道：

“唉，真冷啊！要是能擦亮這根火柴該多好！我可以暖和一下凍僵的手指。”最後，小女孩抽出一根火柴———她本來應該賣掉的火柴。

火柴燃燒起來，照亮了四周，接著，小女孩跟前的牆壁突然變得像玻璃一樣透明。透過它，小女孩還看到一間溫暖的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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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文學確實就像擦燃火柴的小女孩，使1962年顯出可貴的一絲光亮和暖意。但童話究竟不敵現實；總體而言，1962年的故事是以嚴酷的現實主義方式編織的，並且帶著最佳的驚心動魄的戲劇力量，就像亞裏士多德概括的那樣：“最完美的悲劇的結構應是複雜型的、而不是簡單型的”；“最佳的發現與突轉同時發生”；“突轉，如前所說，指行動的發展從一個方向轉至相反的方向”、“發現，如該詞本身所示，指從不知到知的轉變”。（《詩學》）
任何俯察過1962年全局的人，都不能不為其上下半年黑白分明的格局所震撼。上半年，還是“水光瀲灩晴方好”，也即周恩來所謂“生動活潑的局麵”；下半年，突然“石頭城上望天低”，威雲垂地。這一驚人對比，亦借兩個標誌頗富戲劇性地矗立眼前———元月，有重新伸張黨內民主的“七千人大會”；九月，卻召開了確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八屆十中全會。
突變，生於7月25日至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起初，風平浪靜。8月5日起，毛澤東突然在會上突出談論階級鬥爭。他說得到消息，“農村形勢已經好轉，不是一片漆黑。”由此“集中講了階級鬥爭形勢問題，號召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王琢：《風雲變幻的北戴河會議》，《同舟共進》1999年第7期）薄一波回憶：

8月9日在中心小組會上，毛主席又說：1960年下半年以來，大家隻講黑暗，不講光明，已經有兩年了。……這兩年講困難講黑暗合法，講光明不合法了。這次會上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與會者大多措手不及。這種急轉直下的事態，1957年宣布“陽謀”時也曾有過，然大為不同的是，那次措手不及的是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這一回，卻是黨的領導集體措手不及。瞬息間，主動權盡操毛澤東之手，餘皆望風披靡。
不過，將近五十年後，我們目光拉得更開，對事態經過雖然仍有黑白分明之感，卻並不覺得措手不及、急轉直下。事實上，1962年的突轉是一個太極圖形，黑中有其白，白中有其黑，伏筆早存，隻是未曾發現而已。
這要回到“七千人大會”。劉少奇長篇講話之後三日，毛澤東也發表了篇幅旗鼓相當的講話。本文前麵提到過這篇講話，但將其內容暫時按下未表。原因是，該講話的內容，以及對它的解讀，相當重要，非單獨討論不可。
本文曾說，這篇講話是高超語言藝術結晶，和文本分析極佳對象。此話怎講？作為深度閱讀和理解的準備，恐怕必須明確三點意識：第一，意識到“七千人大會”的語境，尤其是三天前劉少奇講話的內容（最好將兩者同時參較著讀）；第二，意識到語言的修辭性質，亦即是一種技巧、一種方式方法，有著充分的彈性和曲折的指向；第三，意識到機鋒、談鋒，思維機敏、活躍之人，其意念的閃現與收放為常人所不能到，跳動、變向、水中望月、羚羊掛角、止當所止……不一而足。如能以這三點意識去讀，對細膩領略毛澤東話中意蘊，起碼是“雖不中，亦不遠矣”。以下，便來細讀這篇講話。所據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收錄之版本，題《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後麵不再一一注明出處；另外，著重號均係引者所加，亦不贅述。
我們提到過，大會前，由劉少奇主持搞了一個書麵報告，本應先在政治局討論，但毛澤東卻意外提出：“不要先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立即發給參加大會的同誌們，請大家評論，提意見。”他這樣說：

同誌們，你們有各方麵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個省委、地委、縣委的人，有企業黨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門的人，你們當中的多數人是比較接近下層的，你們應當比我們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同誌更加了解情況和問題。還有，你們站在各種不同的崗位，可以從各種的角度提出問題。因此，要請你們提意見。

理由是“先民主，後集中”，除此並無明言，但信任“下邊”而不信任“中央”之意，或借重各地方及具體部門幹部以緩衝中央之意，都躍然眼前。對其效果，毛澤東甚感滿意，說：“果然議論紛紛。”他讚賞道：“聽說大家對第二稿的評價不壞，認為它是比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這種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種開會的方法，就是先來一篇報告，然後進行討論，大家舉手讚成，那就不可能做到這樣好。”
我們看不到第一稿，不清楚毛澤東所說“在第二稿裏麵，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究竟大到什麽樣子。我們僅能從《劉少奇選集》讀到第二稿本身，就此論，該書麵報告四平八穩，對現實基本維持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評價，而這跟劉少奇以個人名義所做大會講話，差異很大。我們也還知道，薄一波回憶“七千人大會”時，流露了失望情緒，說它“存在著明顯的缺點和曆史的局限性”，對“左”的糾正隻是“初步的”，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導思想”。
接著，突然引用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那段名言：“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借言處逆境而不屈之狀，並發了一通議論：

我在這裏申明，我不是提倡對幹部，對同誌，對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紅皂白，作出錯誤處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孫臏的膝蓋骨那樣。我不是提倡這樣做，而是反對這樣做的。我是說，人類社會的各個曆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多得很。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都在所難免。不過有一個區別。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向他們賠禮道歉，使他們心情舒暢，重新抬起頭來。而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則不可能這樣做，隻能由代表正確路線的人們，在適當的時機，通過民主集中製的方法，起來糾正錯誤。

注意他在談論“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照理說，自從確立毛澤東最高領導地位以來，黨內就隻有一個路線，即毛澤東路線。這裏，突然提出有“正確路線領導時期”，也有“錯誤路線領導時期”，且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等於明指講的就是當下，並非從前，至有“代表正確路線的人們”，將“在適當時機”，“起來糾正錯誤”之語。話雖幽深，弦外之音卻並不難察。
然後話鋒一轉，大談“不讓群眾講話”。“現在有些同誌，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道理本身很對，但結合上下文，卻發現機關暗藏。“克服困難，沒有民主不行。當然沒有集中更不行”，“什麽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確的意見”，“如果大家對問題還不了解，有意見還沒有發表，有氣還沒有出，你這個集中統一怎麽建立得起來呢？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麵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隻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麵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言至此，突然點題：

我們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不是要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嗎？如果離開充分發揚民主，這種集中，這種統一，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實的還是空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當然隻能是假的、空的、錯誤的。

反對分散主義，是為力行“八字方針”、確保經濟調整而提出的“關於經濟工作方麵集中統一的要求”，劉少奇《書麵報告》就反對分散主義談了十條，27日講話又嚴肅予以強調；換言之，這是劉少奇們用以規範經濟、結束“大躍進”以來各種混亂的強力措施。對此毛澤東問號迭出，不滿溢於言表，且暗諷並不“民主”。
接著，就講到項羽、劉邦、酈食其和“霸王別姬”，非常有名的一段。表揚劉邦“豁達大度、從諫如流”：

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了，項羽敗了，不是偶然的。我們現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誌如果不改，最後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戲叫《霸王別姬》嗎？這些同誌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

這時，現場響起了笑聲。輕鬆自如的妙譬，令人擊節，而且看上去完全是從正麵主張民主作風，人們印象很深。後來陳毅在“廣州會議”講話中，也在這意義上引用了“別姬”典故。可人們似乎對笑聲之後毛澤東繼續講出的話，未曾經意：“我為什麽要講得這樣厲害呢？是想講得挖苦一點，對一些同誌戳得痛一點，讓這些同誌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兩天睡不著覺。他們如果睡得著覺，我就不高興，因為他們還沒有被戳痛。”幾十分鍾後，又閃出一句：“我在這個講話裏批評了一些現象，批評了一些同誌，但是沒有指名道姓，沒有指出張三、李四來。你們自己心裏有數。”旁敲側擊，若實若虛，若即若離；其實並非“沒有指名道姓”（稍後即知），而是深通“棋有不走之走，不下之下”之理，忽行忽止，撒豆成兵。
比如，談民主集中製，卻兀然提出了變修、變資的告誡：“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麽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稱“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又說,人民大眾90%以上“總要革命的”，“他們不會擁護修正主義，有些人暫時擁護，將來終究會拋棄它”。這是泛泛而談呢，還是另有深意？四年後，毛澤東揭開謎底。1966年2月，也即“文革”正式發動前夕，毛澤東將這篇講話印發黨內並加上一段話：

已經被推翻的反動階級，還企圖複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這段話不講於“七千人大會”，而講於八屆十中全會，特意加在這裏，無異於點破“七千人大會”所講的這個段落究竟針對什麽。
“七千人大會”為糾正錯誤、吸取教訓而開，而毛澤東這篇講話，全文始終沒有認真講過錯究竟在哪裏，對幾年來災難局麵所願認識的限度隻是“沒有經驗”，借介紹其與斯諾、蒙哥馬利談話內容，重複地強調這一點，卻從未涉及思想和方向問題。
相反，有一段大談真理在少數人手裏：

許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倒是正確的。曆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實，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裏，而是在少數人手裏。馬克思、恩格斯手裏有真理，可是他們在開始的時候是少數。列寧在很長一個時期內也是少數。我們黨內也有這樣的經驗，在陳獨秀統治的時候，在“左”傾路線統治的時候，真理都不在領導機關的多數人手裏，而是在少數人手裏。

結合“七千人大會”前後形勢，“少數人”、“多數人”的所指，何待明言？尤其這番話落在黨史上，更是意味深長。又說：

不要有這樣的空氣：似乎犯不得錯誤，一犯錯誤就不得了，一犯錯誤，從此不得翻身。

這又是替誰說話呢？顯然不是替胡風分子、右派分子說話。在奉勸不要揪住錯誤不放、搞得“一犯錯誤就不得了”的同時，也不乏強硬的警告：

我們是站在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一邊，絕不站在占總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壞、右那一邊。

以及不怕罵、不怕孤立的“大無畏”精神：

我們這個黨是被人家罵慣了的。從前罵的不說，現在呢，在國外，帝國主義者罵我們，反動的民族主義者罵我們，各國反動派罵我們，修正主義者罵我們；在國內，蔣介石罵我們，地、富、反、壞、右罵我們。曆來就是這麽罵的，已經聽慣了。我們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覺孤立。我們在座的有七多人，七千多人還孤立嗎？

這是一個戰士的講話，絕非一個道歉者或自省者的發言。不過，基於當日態勢，毛澤東婉轉其辭，將語言天才發揮到極致，嬉笑怒罵，寓莊於諧，棉裏藏針，韜晦斂芒，間雜以雙關語、隱喻、反話正說、用典等種種修辭技巧，使人聽上去是對“實行民主集體製”，“在黨內、黨外發揚民主”的正麵闡述，與大會主旨頗為和諧。講話當場效果也很積極，薄一波說它“引起了強烈反響”，“把黨的民主集中製的理論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至於弦外之音，聽眾（尤其是中央領導們）是否聽出來，或聽出來多少，至今我們不得而知。但薄一波在前述稱揚之後，緊接著說：“這次大會以後，民主集中製在黨內特別是黨的高層政治生活中，並未得到嚴格遵守和真正執行，而且日益受到破壞。”似乎即便當時未曾覺察，不久卻很快發現了言行不一。
至於這篇講話的意義，則遠遠超出一時一地，成為六十年代中國曆史一個最重要文本。不僅七個月後的北戴河會議、八屆十中全會，如果我們致力於“文革”的追尋，其草蛇灰線、青蘋之末，也應在此。
前麵有一處，毛澤東說今天批評了一些人，並未“指名道姓”。當時我們按下未表，現特回頭補上。的確，疏放看去，這篇講話天南地北、揮灑自如、神龍擺尾、東一榔頭西一棒，聽者不易覺察它特別針對了什麽人。但事實上，絕非沒有“指名道姓”，相反明明有那麽一段，而且力道遒勁：

我們有些同誌慣於拿帽子壓人，一張口就是帽子滿天飛，嚇得人不敢講話。當然，帽子總是有的，劉少奇同誌的報告裏麵不是就有許多帽子嗎？“分散主義”不是帽子嗎？但是，不要動不動就給人戴在頭上，弄得張三分散主義，李四分散主義，什麽人都是分散主義。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適，最好不要由別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幾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這樣，就會有很好的民主空氣。我們提倡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裏不怕，敢於講意見。

作為批評反對分散主義，這是第二次；前一次的確沒有“指名道姓”，這次不那麽客氣了，狠狠點了劉少奇的名，而且通過“分散主義”帶出劉少奇有“許多帽子”一語，進而就“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發了一大通議論，其意深刻。片刻，又冒出幾句：

有什麽就檢討什麽，一個鍾頭，頂多兩個鍾頭，傾箱倒篋而出，無非是那麽多。如果人家認為不夠，請他提出來，如果說得對，我就接受。讓人講話，是采取主動好，還是被動好？當然是主動好。已經處在被動地位了怎麽辦？過去不民主，現在陷於被動，那也不要緊，就請大家批評吧。白天出氣，晚上不看戲，白天晚上都請你們批評。（笑聲）這個時候我坐下來，冷靜地想一想，兩三天晚上睡不著覺。想好了，想了，然後誠誠懇懇地作一篇檢討。這不就好了嗎？總之，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台。

語氣甚是瀟灑風趣，內裏則意氣極盛。或者說，沉鬱的意氣巧妙化作了瀟灑。“被動”，是對處境、心態和感受的描繪，“白天出氣，晚上不看戲，白天晚上都請你們批評”是假以辭色，“難免有一天要垮台”卻擲地有聲、撕雲裂帛。這裏似乎也沒有“指名道姓”，但列位有所不知，“傾箱倒篋”出處，就在三天前劉少奇的大會講話中。劉的原話是：

如果根本不承認有缺點和錯誤，或者隻是枝枝節節、吞吞吐吐地承認一些，又掩蓋一些，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傾箱倒篋地承認曾經有過的和還存在的缺點和錯誤，經驗就無從總結，也無從學習，壞事就不能變為好事。（《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劉少奇選集》下卷，著重號為引者加）

劉少奇這麽說的時候，毛澤東聲聲入耳，即不如坐針氈，也如芒刺在背。產生同樣效果的，想必還有這幾句：

三麵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麵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麽清楚，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同上）

就說話技巧論，劉少奇之遜毛澤東遠甚。這幾句，意思是把一切交給實踐回答，然口氣太硬，聽上去似乎對三麵紅旗暫時高抬貴手、將來卻秋後算賬。
毛內心何感，不難想見。但他審時度勢，在自己講話中避免正麵衝突，而用蜜蜂方式，冷不丁螫一下，繞一圈回來再螫一下———“沒有指名道姓，沒有指出張三、李四來。你們自己心裏有數。”
其餘，聯係防修、反資，聯係真理在少數人手中，聯係當“霸王”要“別姬”，聯係“他們如果睡得著覺我就不高興”（他提到自己被搞得“兩三天晚上睡不著覺”），再聯係北戴河會議上講這兩年講困難講黑暗合法、講光明不合法……等等談吐，都明顯表現出毛澤東對批評之聲，已經不勝煩擾，對高層批評者們嗛之頗深。
不僅如此，他心中還襲上了更厚的陰影：

我們不怕公開的反對派，隻怕秘密的反對派，這種人，當麵不講真話，當麵講的盡是些假的、騙人的話，真正的目的不講出來。

這是因極度不信任而生的心理。追溯起來，最早應是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使他產生這種警惕；此時此地，他大抵也在中國、在自己身邊嗅出了相似的味道。四年後，在《五一六通知》裏，他以此語重新描繪了需要高度戒備的這種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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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1962年以大起大落和逆轉的方式，演繹自己在當代史中的意義。但換個角度，也可以說它波瀾不驚。
比如用林彪的眼光看———“七千人大會”上，當改良者們團結起來，悲壯地投效於“補天”事業時，1月29日，林彪緊跟著劉少奇講話後也在大會發表一個講話，別出心裁地說：“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是他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反之，他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幹擾，事情就要出毛病。”表示軍隊將“處處按毛主席的意圖、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指示來辦事，向毛主席請示，向毛主席報告，以毛主席的思想來統一我們的思想”。
毛澤東的興奮溢於言表，作了四點批示。其中說：“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此件沒有什麽特殊秘密，可以和別的同誌的講話一同發給那些人看或者讀給另一些人聽。這個問題向高級中級幹部保守秘密，不讓他們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質準備，是極為有害的。”（《對林彪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的批語和修改（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特囑周知廣大中高級幹部，勿行封鎖。
識時務者為俊傑。雖然從大曆史方麵看，林彪棄明投暗，但在“時務”角度，不能不說他是“俊傑”。他在亂象之中看到了巋然不動的存在，亦即毛澤東不可思議的權威。這就是1962年變與未變、陡起陡落卻又依然故我的奇特態勢。而且，也正像毛澤東所講，吃了苦頭、得到鍛煉；他引長征為例，預言1962年處境對他來說將如長征一樣，“我們更強了，而不是更弱”。事實的確如此。1962年未有損他分毫，相反，卻增添了更大動力，加速駛向“文革”。
當然，曆史趨勢的轉易沉降，並不能隻看眼前。1962年，中國在思想、精神上的新生萌芽，固然極為孱弱，以至於“動一個小指頭”便予擊潰。但再經一個輪回，到七十年代末，1962年的許多萌芽全都大放異彩：從“包產到戶”到否定“階級鬥爭為綱”，從消解個人神話、提倡實事求是到解放思想，從重審知識分子政策到改正右派，從四次文代會再度確認“文藝為人民服務”口號到自發文學浮出於地表……我們驚奇於如此之多的重要改觀，源頭居然都應追溯至1962年。

【時間檢索】
1月11日，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史稱“七千人大會”。
1月27日，劉少奇作大會講話，引用家鄉農民議論，形容三年困難時期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1月29日，林彪在大會講話，歌頌和維護毛澤東。
1月31日，毛澤東作大會講話，談及“別姬”、真理往往在少數人手裏、防修反資等。
2月3日，周恩來在福建省小組會講話，提倡魏征精神和講真話，反對“偏聽偏信”。
2月17日，周恩來對在京文藝家講話，為“廣州會議”熱身，稱政治有了新局麵，文藝也應該有。
2月21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召開，史稱“西樓會議”。中央領導集體一致決心“對國民經濟實行大的調整”。
4月8日，中央批準“文藝八條”。該文件由周揚主持製訂，原為十條，一番周折改為八條，尺度不如先前寬鬆，但仍不失為糾“左”文件。
3月5日（或2日），“廣州會議”開幕。陳毅分別在科技界、文藝界兩個會場作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著名講話。
5月23日，周揚組織討論和撰寫的《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紀念毛澤東同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周年》一文，以《人民日報》社論形式發表。文章提出“為工農兵服務”應擴展為“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後被批為“全民文藝論”。
7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戴河召開，起初，會議熱議主題是“包產到戶”的農業生產責任製。
8月2日，中國作協“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在大連賓館舉行，後簡稱“大連會議”。茅盾、周揚、邵荃麟、趙樹理、周立波等與會。會議檢討了文藝創作路子越走越死，提出旨在抑製“英雄化”傾向、具有改良色彩的“中間人物論”。
8月5日，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華東、華中組會議上吹風，重提階級鬥爭。
8月6日，毛澤東正式作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會議由此轉向著重討論階級鬥爭問題和批判“黑暗風”、“單幹風”。
8月9日，中心小組會，毛澤東說：1960年下半年以來，隻講黑暗，不講光明。這兩年講困難講黑暗合法，講光明不合法。這次會上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9月24日，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當眾念了康生遞上的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小說《劉誌丹》問題由此定論，對習仲勳等進行專案審查。
9月27日，八屆十中全會公報發表。做出以下表述：階級鬥爭“不可避免”、“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
12月21日，毛澤東同華東省市委書記的談話，批評“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多起來，有點西風壓倒東風”。半月後，柯慶施借對上海文藝界的元旦講話，拋出“大寫十三年”。
是年，黃皮書開始批量編譯出版。
是年，“太陽縱隊”、“X詩社”分別形成於北京（具體時間待詳），是為當代自發文學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