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陀: :江、毛本是一家人（轉載的）

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 所以那份判決書是一個冤案哪--轉載者

江、毛本是一家人
____寫在“毛熱”方興未艾的“毛誕”之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節錄）
1981年1月25日
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為首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   被告人江青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條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
 
文革中毛澤東和江青之間是什麽關係？是親密關係？是一般工作關係？是疏離關係？還是對立關係？如果按照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判決書：江青“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為首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 那麽她和“人民民主專政”和“革命集團”的最高領袖毛澤東就應該是敵對的關係。事實真相是不是這樣？
一年前北京拜訪江青秘書閻長貴，或贈一本由他和中央文革辦事組組長王廣宇合寫的文革回憶《問史求信集》，讀來饒有興味。下麵可以用書中閻長貴回憶江青的五處細節來回答上述疑問：
 
1、“為江青服務，就是為我服務”
剛開始工作,閻長貴誠惶誠恐,覺得江青性格喜怒無常難侍候，一位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服務員是他老鄉，當時開導他，毛澤東曾經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為江青服務，就是為我服務”，他於是感到釋懷。他後來查證確有此事，是六十年代毛對一名被江青責罵喊滾，因而感到委屈的服務員張素蘭親口說的。書中寫道：“毛主席的這句話，不僅成為江青身邊工作人員的強大工作動力，而且也成了化解為江青服務過程中產生的各種鬱悶和不快的寬心丸——偉大領袖毛主席理解我們啊！”（《問史》“毛澤東和江青二三事”）
 
2、回家
文革前江青每年都要到外地避暑避寒，全年不在北京的時間加起來一般都會有半年或半年以上，唯獨文革高潮的1967年“很少見的，可能是絕無僅有的”，“就是一步也不離開北京”，沒日沒夜沒星期天，全副身心投入文革。那年6月份江青身體不大好，她對閻長貴說：“主席也叫我到外地去休息一段時間……你看，這麽多事，我怎麽走啊！”（《問史》“江青一九六七年的行止”）
江青“主要住在釣魚台，下午隻要不開會，她幾乎每天都去看毛主席”，“其住處就是釣魚台十一樓和中南海豐澤園‘兩點一線’”。“江青去看毛主席，或到毛主席那裏去，和別人（包括周總理）不同，因為她是回家啊。”（《問史》“文革初期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
 ——那時多少人想見毛澤東而不得其門！閻長貴對筆者說：“連周總理每次要見主席都得事先打電話問過，得到允許才能前往。江青不一樣，那裏就是她的家嘛！”
 
3、合影
1967年五一節，毛澤東等領導人到北京中山公園參加遊園活動。江青護士許春華代表工作人員向江青提出“我們想和主席照張相”，江青說：“那我去問問主席”。結果毛爽快地答應了：“好，照吧。”閻長貴本人也參加了這次合影，他回憶此事時很感慨:“而我們從這件事看，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是很親密的。如果不是這樣，即不是很親密，江青會向毛澤東提出工作人員要和他照相的事嗎？同時，毛澤東會爽快地答應嗎？！”（《問史》“文革初期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
 
4、贈字
網上傳聞江青臨摹毛的書法幾可亂真，現在流傳的一些毛澤東書法作品其實出自江青。此說本來應該借這次機會向閻老求證，惜一時忘記了。不過關於書法有一件事還是第一次知道：
書中提到“毛澤東用大大小小的宣紙給江青寫過好多幅字”，閻長貴還親眼見江青大大方方一次就送給來訪的林彪夫婦幾幅，送給老夫子陳伯達也是幾幅（《問史》“1966-1967年江青同林彪和葉群的關係”）。
注意，第一，這不是丈夫練字後妻子收拾案桌上的墨寶，而是丈夫特意專為妻子寫的。“大大小小的宣紙”、“好多幅”——說明不是一次兩次，而是經常這麽做；第二，江青出手夠大方，能將毛贈她本人的書法作品（可能內容上還有某種寓意），“幾幅”、 “幾幅 ”送人——不僅說明她收藏毛題字的數量一定不少，從中更可看到江青這麽做一點也不用顧忌丈夫怪罪。
 
5、改文
《問史》“毛澤東幫江青改文章”一文談到，毛澤東是“文章大家”，一生勤於寫作，還經常下筆修改其他人的文章，“至於幫妻子江青改文章那更不稀罕了”。文中舉出三個經典例子都和文革運動息息相關:
一是66年2月《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簡稱《紀要》）；二是66年11月江青在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 化 大 革 命”會上的講話（簡稱《文藝講話》）；三是67年4月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為人民立新功》)。
《紀要》是江青主持部隊座談會的記錄，毛澤東指示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參與修改，本人還親自先後三審其稿，添加了十一處內容。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審閱時，毛澤東把在原標題“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前麵添加了六個字：“林彪同誌委托”。明明是江青主動介入軍隊文藝工作，這一改，不管林彪個人意願如何，他都變成主動方了（粵語：“食死貓”）。用江青後來的話說，就是請出了林彪這“尊神”。
——這真是神來之筆，把林彪牽進來了，把江青抬上去了，一石二鳥，令人拍案叫絕！閻長貴認為：“《紀要》是第一個明確提出要進行一場文 化 大 革 命的文件。《紀要》與其說是江青的作品，不如說是毛澤東的作品……是毛澤東發動“文 化 大 革 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步驟。”
毛澤東對《文藝講話》和《為人民立新功》的修改也傾注不少心血，尤其注重語氣的收斂，原文中對許多用“我”和“我們”的地方，毛都反複斟酌，或刪或改，盡可能讓自己夫人的“登基之作”給人謙虛謹慎的好印象。閻長貴當年看到毛澤東為江青修改《為人民立新功》的原稿時，感覺“震驚”——
 
在《為人民立新功》原稿中，還有一個地方說到：“主席還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聽主席的話。在上海的時候，華東局、上海市委裏頭，可微妙哪。主席的話不聽，我的話也不聽，但是一個什麽人的話，簡直捧得像聖經一樣的。”毛澤東把“我的話也不聽”中的“也”字改成“更”字。當時(1967年4月)，看到這裏時我(時任江青秘書)被震驚了，心裏長時間暗暗發笑，心裏想毛主席真厲害，真細心，也是對江青的真愛護，把“也”字改成“更”字，一下子就把江青的地位拉正了。按照原來的說法，“主席的話不聽”，可以理解為“尚可”，“我的話也不聽”，那還行，那還了得，這不是把自己擺在主席之上了嗎?!毛澤東看到這個地方時，可能感到了這點，甚至可以說一定感到了這點，要不怎麽把“也”字改成“更”字?這樣一改，就符合江青的身份了，“主席的話不聽”，“我的話更不聽”，和主席相比，我算老幾?至今想到毛澤東的這個改動，我還是感慨萬千!也許有人會說，這可能是江青講話時的口誤；恐怕這樣辯護不行，要知道對錄音整理稿，江青本人是“改了幾次”才送毛澤東審閱的。------退一步說，即便江青確係口誤，毛澤東給改正了，也是一件很值得體味的事情。
毛澤東修改文章“點石成金”，經毛澤東一改，江青的講話或文章其質量(姑且不論政治傾向)就顯著提高了 。
——我讀《問史》一個重要的收獲就是更感還原曆史之重要。毛也好，江也好，有人愛有人恨有人頌有人罵人言人殊，這是很正常的。要評價一個人，一段曆史，不能先入為主，憑主觀臆斷，首先第一步就是要麵對基本的事實，先擺“有什麽”，然後才談得上去討論“為什麽”。文革過去將近五十年了，曆史刻意被掩埋，“有什麽”都不知道（年輕人尤甚），“為什麽”當然就可以任憑為政者胡說八道。一本《問史》，隻講事實，不涉褒貶，就已經讓堂而皇之的一九八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無地自容，可以想象切割曆史掩耳盜鈴，是何其荒謬！
然前車之鑒，今又如何？
 
                       阿陀  2013年12月26日於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