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為人：馬烽與陳永貴的三次喝酒（轉載自《溫故》）

說到陳永貴，馬烽好有一比：

“陳永貴這個人，常常使我想起童年時代正月十五的放‘起火’。‘呼’地一下子，空中突然呈現出五彩繽紛的景觀，倏而一下又全都熄滅了……”

馬烽說：“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陳永貴曾一度是中國農業戰線上一麵耀眼的旗幟，後來又成了政壇上一位風雲人物。那個年代的過來人，男女老少，隻要一提起‘陳永貴’三個字，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就連不少外國人也知道他的尊姓大名。”

馬烽又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陳永貴隻不過是一個偏僻山村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陳永貴除了繼續擔任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外，還兼任了縣、地、省三級的要職。後來竟然又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再後來，一下子又貶到北京郊區的一個農場當了顧問，再再後來，在北京的一所醫院裏悄然與世長辭，死得無聲無息，在社會上沒有引起什麽反響。”

馬烽還說：“社會上對陳永貴一直有不同看法，有褒的也有貶的，一會兒畫成個紅臉，一會兒畫成個黑臉，成了川劇中的變臉……我無意對陳永貴進行評價，事實上我也評價不了。隻不過我和孫謙因為寫大寨，和陳永貴有過一些交往，打過幾次交道。”

馬烽講述了他與陳永貴的三次喝酒。馬烽以一個作家的視角，通過喝酒的三個典型場景，跳躍式地或者說是意識流地，描繪了陳永貴由驀然輝煌到倏忽熄滅的人生軌跡。

第一次喝酒

曆史的機緣往往是這樣：有時候，你眾裏尋它千百度，卻是踏破鐵鞋無覓處；有時候，你不經意間，無意識中，卻會陰錯陽差鬼使神差般撞到你的麵前。

馬烽說：“1965年初，‘四清’運動還沒有結束。過完春節以後，我正準備返回原平繼續搞‘四清’，接到省委通知，叫我去大寨。原來是省委主要領導之一的王大任要去大寨，點名讓我跟他一塊兒去。事實上還不是這麽簡單，那是華北局書記李雪峰要去大寨，同來的還有河北的省委書記。這樣，山西方麵的省委領導陶魯茄、王大任等人就都要陪同前往。隻是當時我還不明白，這事為啥要拉扯上我。路上才弄清楚是怎麽回事：1964年，山西省委書記陶魯茄在北京開會，周總理給了個任務，搞一部反映大寨的電影，要山西方麵拿出本子，北影拍攝。陶魯茄回來後，與其他領導研究決定，叫孫謙寫劇本。因為他此前寫過一部報告文學《大寨英雄譜》，受到了廣大讀者的好評，產生一定影響。寫電影劇本的任務孫謙倒是接受了，但同時又向省委提出要我和他合作寫。理由是：‘這是個重大題材，一個人扛不動，需要兩個人抬。’省委領導也就同意了。此事孫謙曾給我透過信，我表示不願參與。這次省委領導拉上我去大寨參觀，看來是非讓我參與不行了。既然省委定了，我也就隻好服從安排。”

馬烽的這次“遵命文學”，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

1963年秋，當年還僅是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的陳永貴到太原，經新華社記者的引薦，見到了山西省委秘書長毛聯玨。陳永貴向毛聯玨匯報了大寨1963年夏天遭災後，堅持“三不要”，做到“三不少”的情況，講了自力更生的好處，靠國家救濟的壞處，介紹了新大寨的建設情況。毛聯玨聞言大受感動，說：‘你們這是壞事變好事哩！’毛聯玨繼續向上匯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聽了匯報，立即決定讓陳永貴給省、市幹部作報告。

1963年12月下旬， 中共中央華北局在太原開會， 專門聽取了陳永貴的匯報。1964年1月， 陳永貴奉召到國務院有關部門匯報。國務院有關部門安排陳永貴在人民大會堂向首都各界萬餘名代表匯報。1964年1月19日， 陳永貴頭上裹著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會堂的講台。

半個月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舉辦了專題連續廣播：《學大寨，趕大寨》，播放了陳永貴在人民大會堂的講話錄音稿。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了新華社記者宋莎蔭和範銀懷采寫的長篇通訊《大寨之路》。同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通欄標題是：“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並為《大寨之路》一文，專門配發了社論。

1964年3月28、 29日，毛澤東到河北邯鄲，停車於邯鄲火車站，召見河北省委書記林鐵和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聽取他們的工作匯報。陶魯笳匯報了他在昔陽蹲點的情況。陶魯笳詳細地向毛澤東介紹了陳永貴。毛澤東饒有興趣地聽了陶魯笳的介紹，還問：“陳永貴是哪幾個字？他識不識字？”陶魯笳當即在紙條上寫了“陳永貴”三個字，並說：“陳永貴42歲掃盲，今年50歲，現在能讀報，還懂得什麽叫‘邏輯’。不久前陳永貴在太原作報告，趙樹理聽了很佩服，對我說，陳永貴的講話沒有引經據典，但他的觀點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和辯證法。”

1964年12月26日，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期間，毛澤東邀請了作為中國新型農民代表的陳永貴參加了自己的生日宴會。毛澤東的生日宴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在一間不大的房子裏，品字形地擺了三張桌子。毛澤東在上方的一桌，陳永貴極榮幸地被安排在毛澤東身邊就座。吃飯的時候，毛澤東對陳永貴笑道：你是農業專家噢。陳永貴聽不懂毛澤東的湖南話，隻是一個勁地連連點頭，咧著嘴使勁笑。有人在一旁翻譯道：“主席說你是農業專家。”陳永貴聽了立刻又搖起頭來：“不，不，我不是農業專家，不是農業專家。”毛澤東問起陳永貴的年齡，陳永貴答道：“五十啦。”毛澤東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喲。”

毛澤東借用孔聖人“知天命”一詞，說得頗有“一語道破天機”的意味。

馬烽說：“六五年春節後的一天，孫謙告我說，陳永貴正好來省城參加個座談會，他已經約了陳永貴第二天到家裏來和我見見，認識一下。我當然很高興，我倆當即商定在我家與陳永貴‘共進午餐’。聽老孫講，陳永貴也是愛喝兩杯，那年他在大寨，有時開會開到深更半夜，肚子一餓了，就去敲開供銷社的門，買兩瓶酒，買兩筒罐頭，和陳永貴喝酒聊天。錢當然是老孫掏腰包，因為陳永貴是靠勞動分紅過日子……陳永貴給我的第一印象：他不像當時的村幹部，純粹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山區農民。他穿一身黑色的棉襖棉褲，腳上是一雙砍山鞋，頭上包一塊白羊肚毛巾。古銅色的長臉上刻滿了很深的皺紋。嘴唇比較厚，牙也比較長，牙縫也比較寬，猛一看，好像土圍牆上安了個柵欄門……我家準備的午飯尚可，除了一些下酒的冷盤熱菜以外，還有一個大火鍋。這大多是過春節的剩餘物資。我還特意準備了兩瓶汾酒，打算三個人痛飲一番。陳永貴沒說什麽客套話，坐下來就和我倆對酌。我們就這樣‘東溝裏一犁，西坡上一耙’地聊了起來。”

在馬烽與陳永貴第一次喝酒時，還發生了一段小插曲：

馬烽說：“孫謙給我們做介紹時，大約是為了引起陳永貴對我的重視，把我的職務都說了，什麽省文聯副主席，省作協主席，省委委員等等。陳永貴對此沒有什麽特別反應，隻是一般地和我握了握手。他的手像老樹皮一樣粗糙堅硬。寫電影劇本的事，陳永貴早已知道。孫謙為了說明省委對這事的重視，特別強調了我本來已經擔任了一個村‘四清’工作隊長，是特意為寫電影劇本抽調回來。

誰想孫謙這麽一說，陳永貴不冷不熱地對我說：‘那你在四清中一定整出不少麻袋、票票吧？所謂麻袋、票票，是四清中的通用名詞，意思是指村幹部貪汙了多少糧食和錢。從他問話的語氣中，可以聽出他對四清中的做法很有意見。後來我到大寨深入生活，才了解到：就在陳永貴參加全國人大會，參加毛主席的生日宴席時，一支四清工作隊像搞土改時那樣，在大寨紮根串連。派到大寨的四清工作隊的隊長叫張子儀，是晉中地委組織部副部長。四清運動就是要整那些四不清的幹部，當然就是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大寨的領導班子。陳永貴並不怕四清，他自信大寨的幹部一沒有貪汙挪用，二沒有多吃多占，三沒有當官做老爺，大寨在四清中也能當個先進典型。因此他就讓大家協助工作隊開展工作。陳永貴沒想到的是，工作隊完全撇開大隊黨支部，撇開他陳永貴，隻管在下麵紮根串連，發動群眾，清查賬目，尋找大寨幹部的毛病。張子儀不信大寨會沒有一點問題，用當年張子儀的話說，‘就是一麵紅旗吧，旗杆上也難免生幾隻蟲子。’在此之前，已經有了大寨隱瞞地畝、多報產量，騙取榮譽的種種傳聞。工作隊聯絡一些挨過整受過氣的社員，發動群眾揭發檢舉，白天黑夜地組織幹部們開會學文件，‘洗手洗澡’，追問各種問題，走家串戶地挖情況，搜尋著陳永貴和大寨幹部‘四不清’的證據。當陳永貴滿心歡喜地從北京回來的時候，四清工作隊認為已經抓住幾個挺像樣的問題了。村裏的氣氛也鬧得挺緊張，社員輕易不敢跟幹部說話，好像他們是階級敵人，需要劃清界線……”

馬烽這個“四清工作隊長”，正好撞上了陳永貴這麽個碴口。

馬烽說：“老孫的愛人王之荷正好也在我們工作隊，所以對實際情況很了解。老孫告訴陳永貴，他們沒有整幹部，沒有搞逼供信，為此還差點被打成右傾。聽完孫謙的介紹，陳永貴的臉色緩和了許多。他問我：‘你怎麽敢頂那股風？’我說：‘不是我有什麽本事，群眾沒有揭發，帳目清清楚楚，查不出任何蛛絲馬跡，我們能強迫人家承認有貪汙盜竊嗎？’我告訴他，那是一個先進大隊，生產搞得好，分紅也高，幹部班子也比較強。即使工作中有些缺點甚至錯誤，也隻能是幫助教育，搞逼供信整人無異於犯罪。我講完，陳永貴也打開了話匣子，他的大意是說，社隊幹部中確實有一些貪汙盜竊、稱王稱霸的敗類，但畢竟是極少數，絕大多數基層幹部是好和比較好的，他們在生產第一線，要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要和各種壞思想作鬥爭，勞心費力地率領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能力有限，困難重重，工作中難免有缺點錯誤。他們歡迎上級派人給他們以支持幫助，批評教育。但是把他們都當成是四不清的懷疑對象和審查對象，采取‘有棗無棗打三杆’的做法，使他們很反感。雖說‘真金不怕火煉’，‘身正不怕影子斜’，可這種做法，給人的精神上很大的壓力和剌激。”

馬烽與陳永貴的第一次喝酒，正是陳永貴“命運交響樂“的序曲部分。此時展開的許多人際交往和思想交鋒，將引出陳永貴今後人生道路走向中的種種變奏或共鳴。也許可用上那句詩文：“家國不幸詩人幸”，曆史把一個千載難逢的文學機遇賦予了馬烽。

第二次喝酒

馬烽說：“和陳永貴第二次喝酒，已經是十年以後的事了。我和老孫接受了寫電影劇本的任務後，雖然去大寨住過，和陳永貴也有一些往來，但再沒有在一起喝過酒。劇本初稿完成後，北京電影製片廠也指派了導演，正準備進行修改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劇本也就擱那兒不了了之。

“文革中，陳永貴被造反派擁戴成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我們倆則都打倒了，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孫謙是‘反動學術權威’。這個劇本也成了我們罪行的一部分。那時全省造反派分裂成了兩大派，擁護陳永貴的一派說劇本貶低了英雄人物，罪該萬死；反對的一派又說我們為陳永貴歌功頌德，塗脂抹粉，也是罪該萬死。我們倆已經成了‘死豬不怕開水燙’的人，多一條罪狀少一條罪狀也就不在乎了。

“文革後期，北影提出要拍攝我倆寫的那部電影劇本，當時‘農業學大寨’的口號已遍及全國，陳永貴又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不管省委領導持什麽觀點，都不便公開拒絕，於是把我倆調回省城太原，開始修改劇本。我倆也就陷入了一種十分難處的境地。支持陳永貴的領導人認為原劇本基礎可以，隻是提了一些修改意見供作者參考。我們認為這些意見有道理；可是改好以後，反對陳永貴的領導人則說劇本不行，必須大改。改來改去，怎麽也交不了卷。這方麵同意了，那方麵不讚成；那方麵點頭了，這方麵不通過。他們不敢否定，我倆也不敢撒手不改，隻好夾在中間活受罪。前後修改了十多次，就為這麽個劇本，我倆竟然列席了兩次省委常委會參加討論。最後總算兩方麵都拍板了，劇本交給了北影，不久聽說開拍了，我倆才算鬆了一口氣。”

馬烽又說：“1975年秋天，有天傍晚，山西省委辦公廳郭棟材同誌來找我和孫謙，說省委書記王謙要我倆第二天早上八點以前一定要趕到大寨。我問他什麽事？他說他也不知道。電話是從昔陽縣城打來的。他說打算派輛小車連夜送我們去，恐怕第二天走就來不及了。於是我和孫謙匆匆吃完晚飯，拿了點日常生活用品就出發了。

“當時聽說中央要在昔陽召開全國第一次農業學大寨會議，山西省委的領導同誌都在昔陽。一路上我們猜想，很可能是要我倆參加籌備工作，幫助寫材料。車到昔陽已經是半夜了，我們先在一個臨時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一早去大寨，路過武家坪村的時候，正好碰上在此插隊的孫謙女兒笑非。她悄悄告訴我們，前兩天江青帶著一夥人馬來了，就住在大寨接待站，不知道來幹什麽。聽了這消息，我倆都有點忐忑不安。省委要我們急如星火趕來大寨，顯然與江青有關。文化革命中我們受盡了折磨，一聽江青這兩個字不由得頭皮就有點發乍。如今不知又有什麽大禍要臨頭了。

“我們到了大寨招待所。所長是老熟人，他已知道我倆要來，房間也已安排好了。問他叫我們來幹什麽，他說他也不知道。匆匆吃完早飯，他就領著我們去接待站找當時的文化部長於會泳。接待站在招待所後麵的山坡上。那裏是接待貴賓的地方。如今門口已站上了崗哨。一進大門正好碰上於會泳。所長介紹後，於會泳‘嗯’了一聲說：‘來，先幫助抄稿子。’隨即把我倆領進大門旁的一座屋子裏。

“屋裏擺著一些桌子和凳子。已經有幾個人坐在那裏不知在抄寫什麽。於會泳從一本扯開的筆記本上撕下幾頁給了孫謙，又撕下幾頁交給我，要我們往稿紙上謄抄。看樣子是講話筆記，可無頭無尾不知在說什麽。我們正要動手抄寫，忽聽院裏傳來一個女人的喊聲：‘孫謙、馬烽來了沒有？’於會泳立即應了一聲：‘來了！’隨即對我倆說：‘別抄了，快去見首長！’一出屋門，隻見有幾個背著照相機，提著熱水瓶的男女解放軍，擁戴著江青向大門口走來。她穿著一件灰色的夾大衣，包著一塊花頭巾，手裏提著個小竹籃。沒等於會泳介紹她就大聲說：‘這不就是孫謙嘛！我認識。’江青確實認識孫謙，50年代她擔任中宣部電影處長時，曾給孫謙的電影劇本《葡萄熟了的時候》談過修改意見，後來還帶著孫謙去拜訪過當時全國供銷總社主任程子華。這次她和孫謙握手之後，轉身又和我握手。邊說：‘你是馬烽，我知道。今天咱們先去虎頭山上勞動！’我們誰也沒有吭聲，隻好跟著她走出大門。

“一出大門，她忽然用右手挽住了我的左胳膊。我立時感到頭有點大了，精神也十分緊張，真正是誠惶誠恐。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是說話落地有聲的人物；而我是被打翻在地，剛剛坐起來的小蘿卜頭。我真有點受寵若驚。我既不敢甩脫她的手，又不敢靠近，隻好隨著她往前走。路上隻聽她說：‘你寫的《我們村裏的年輕人》很不好。三角戀愛嘛！《撲不滅的火焰》還可以，可惜沒拍好。我看可以重拍。’順著一條傾斜的洋灰路，走不多遠就到了大寨的飼養場。隻見附近有一些穿軍裝的警衛人員拉著幾匹馬守候在那裏。這時江青才把挽我的手抽回去。我的左胳膊立時感到輕鬆，精神負擔也減輕了。這時隻聽江青說：‘上山我要騎馬。馬烽。你也騎上一匹。’我見許多人都擁了過來，覺得自己陪著騎馬不合適，忙說：‘我不會騎馬。’她在警衛人員扶持下，邊上馬邊說：‘你當過八路軍的，不會騎馬？’有一個警衛人員悄悄向我說：‘你趕快騎上，要不首長生了氣，我們也不好辦！’江青在馬上又扭回頭來說：‘還有一匹，孫謙騎上。’於是我倆都騎上馬，在警衛人員的保衛下，沿曲折的土路，來到了虎頭山上……我和孫謙趁機躲到一旁去抽煙。老孫問我：‘江青和你說什麽來？’我忙把路上江青說的話告了他。他說：‘你就沒問她叫咱來幹啥？’我說：‘我敢問嗎？你要有膽量你就去問問！’老孫搖了搖頭，苦笑了一聲說：‘隻好聽天由命了。’我倆蹲在那裏，一連抽了兩支煙。

“遠遠看到陳永貴上虎頭山來了。我倆原本打算過去和陳永貴打個招呼，側麵打聽一下調我們來幹什麽，可這時隻見江青不再摘花椒了，邊接過護士遞去的水杯，邊迎上去和陳永貴說話。我倆也就不好過去了。後來江青招呼我們一同和陳永貴拍了幾張集體照。陳永貴說要到縣城去開會，匆匆就走了……

“午飯後我倆回到宿舍，我有點感歎地說：‘昨為階下囚，今成座上客。這不知是要怎呀！’老孫說：‘鬼知道這是怎麽回事！’從和江青半天的接觸中，雖然她顯得很熱情，但我們還是有點忐忑不安。因為近二年聽一些知心朋友們背後傳說，這是個說變臉就變臉的人物。她究竟叫我們來幹什麽？左猜右猜也猜不透。這就隻好等待下回分解了。

“第二天上午，從北京又來了一些文藝工作者，有穿軍裝的，也有穿便衣的。我們認識的有北影導演成蔭、崔巍，還有演員謝芳。他們一見麵就向我們打聽，江青叫他們來幹什麽？我說：‘我倆還在悶葫蘆裏關著哩！’崔巍是《山花》的導演。我們問他影片拍得怎麽樣了，他說外景都完了，正在拍幾場內景戲，很快就可結束。他說：‘正忙得馬踩車，於會泳一個緊急電話說江青叫我們馬上來。不知這位老佛爺又要發什麽指令！’這天吃晚飯的時候，江青的指令下來了。她把我倆和崔巍，還有《山花》的主要演員謝芳叫到一個桌子上，開宗明義說要我們拍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電影。崔巍忙告她說，《山花》已經快拍完了。江青說：‘我看過一些樣片，不成！要重改劇本，重拍。’我忍不住說了一句：‘聽說北影為這部片子已經花了40萬元……’江青說：‘40萬有什麽了不起？就算繳了學費吧！導演還是崔巍，主角還是謝芳，編劇還是你兩個，可以再吸收幾個年輕人。這事我要親自抓。一定要拍好！’直到這時，我們才知道這次把我們召到大寨，是為了電影劇本《山花》的事。當晚我倆回到招待所，都有點慪心喪氣。從《千秋大業》到《山花》，這個電影劇本竟然成了我倆長期摘不掉的一頂愁帽子。”

馬烽又說：“我和孫謙倆人商量了半夜，覺得隻有找陳永貴想辦法。他是副總理，又是政治局委員，隻要他說這部片子還可以，不要再重拍了，我們才有可能躲過這一厄運。早飯後我倆就貿然去找他。剛走到他家那座沒有院牆的院子附近，就被一位穿便衣的警衛人員攔住了，說什麽也不許我們去打攪副總理。幸好走過來一個上地的中年婦女，一見麵就和老孫熱情地打招呼。她聽說我們是去找陳永貴，忙向警衛說：‘他們是老陳的朋友，不讓見可不沾。’警員就不再攔阻了。

“一走進院子，就看見中間一孔窯洞的窗戶上，映出了陳永貴著白毛巾的那顆腦袋。撩開門簾進去，隻見他蹲在窗戶前的炕上，端著個粗瓷大碗在吃早飯。碗裏是這裏老鄉日常吃的沙粥，那是用小米和玉茭糝熬成的糊糊，窗台上擺著一小碟老鹹菜。他穿的還是黑色的中式褲褂，老布鞋。那幾個柵欄一樣的門牙已經變成了一口白白的義牙，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牙疼的沒辦法隻好拔了牙齒重新鑲的。這一變，麵孔顯得好看了一點。他一見我們，微微笑了笑，說了句：‘來啦！’這和以前見麵打招呼一樣。他三口兩口把碗底的那點沙粥喝完，把碗擱在窗台上，然後跳下炕來說：‘走，到客廳裏去坐。’說是客廳，其實就是窯洞旁的一間大平房。房裏擺著幾件舊桌凳和櫥櫃，還有兩對簡易沙發。他一進客廳就忙著給我們泡茶，拿煙。

“我們不想耽誤他的時間，老孫開門見山把我們找他的目的說了。陳永貴說：‘寫電影是你們文藝人的營生，我可不插手管這事。’寫這部電影劇本，他確實沒有插手管過，盡管幾次的打印稿都送給過他，他從來也沒提過什麽意見。說著說著，他突然說：‘咱們這麽幹坐著說話多沒意思，喝酒吧！’他邊說邊從櫃子裏拿出一瓶茅台酒，三個酒杯。酒杯是椰子殼做的，外邊雕著花，裏麵鑲著銀。他斟下三杯酒，這才發現沒有下酒菜。於是拉開櫥櫃端出半碟炒山藥蛋絲來，顯然這是昨天吃飯剩下的。接著又端出個扣著小碗的碟子來，揭開小碗才發現裏邊是幾個掰開的點心。他說了句：‘這不能下酒。’隨手又放進櫥櫃裏。然後拉開抽屜找了半天，終於找到一個玻璃瓶罐頭，裏麵是幾個大青椒。接著張羅要炒雞蛋。老伴吃完早飯上地去了，家務活他從來也不插手，因而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油瓶放在哪裏。我們邊忙勸阻，他也隻好就此作罷。看到陳永貴在家裏的這種生活狀況，我頗為感慨。如果不是親眼所見，誰也不會相信堂堂國務院副總理，回到家裏竟是這個樣子。”

講述到這裏，馬烽插入了不少陳永貴當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以後，生活儉樸的細節：

陳永貴的煙癮很大，他抽煙有個特點，就是從進門點著第一支煙開始，就不斷火。左手指夾著的煙剛抽了半截，右手已拿起另一支，慢慢用手捏煙頭，擠出一些煙絲後，把那半截煙栽在上邊繼續抽。他做這些動作十分熟練，連看也不看一眼。一盒煙抽完，煙灰缸裏隻有一根火柴棍，連一個煙屁股也不見。陳永貴一天得抽兩三盒煙。那時候，中央首長都有特供煙，不是“熊貓”就是“中華”。但陳永貴從來不抽好煙，他最常抽的牌子是三毛八一盒的“三七”，和一毛八一盒的“阿爾巴尼亞”。

陳永貴到中央後，不僅老婆和孩子仍是農村戶口，靠工分吃飯；他這位堂堂副總理也沒有城市戶口，也掙工分。沒有城市戶口就沒有糧票。每年秋後大寨分糧食，要專門拿出陳永貴的那份口糧送到公社糧店，換成全國糧票給陳永貴捎去。陳永貴不算城市居民，也沒有正式的國家幹部的工資，自然就要在大寨掙工分。大寨大隊給這位國務院副總理記滿分畫滿勤，結結實實地算一個壯勞力，每天勞動工值一塊五毛錢。除了大寨的這筆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個月還發給陳永貴這位省級領導幹部60塊錢。搬出釣魚台之後，買糧買菜抽煙喝酒全得陳永貴自己掏錢了，山西便把一個月60塊提高到100塊。 此外，中央每天也給陳永貴一塊二的生活補助，一個月就是36塊錢。136塊外加一個壯勞力的工分，就是陳永貴可以掙來的全部月收入。

陳永貴經常在大寨接待站陪客吃飯，按規定可以不交錢，可是陳永貴要帶頭不搞化公為私，讓自己的秘書交了一百塊錢。陳永貴說：“規定不出，我們要出。不然，吃著香，屙著光，要著錢了紮饑荒。”

俗話說，誰家鍋底沒點黑。可陳永貴就敢於自揭家醜。陳永貴自已在支部生活會上說：“我坦白一件事，就是一個河北搞修建的，送給我家一瓶香油，六支小掛麵，一斤花生。據家裏說是接待站九昌相跟送去的。現在人也找不到，要趕快還給人家……你們不要看這是小意思，在大寨搞了半個月，搞下二千元。”

馬烽說：“一個人，能夠幾十年如一日，永遠保持一個純樸農民的本性，能夠拒腐蝕、永不沾，這是最令人敬重的。”

馬烽與陳永貴第一次喝酒與第二次喝酒之間，相隔了十年。十年，對每一個生命而言，都是一個不短的曆程。陳永貴在他所處位置，潛移默化中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馬烽不知是忽略了這些變化，還是出於其善良天性，“為長者諱，為尊者諱”有意做了回避。

吳思在《陳永貴：毛澤東的農民》一書中，說了這樣一段話：

陳永貴如此清廉，如此關心群眾，確實大有“勤務員”之風，看起來與“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李自成相去甚遠。不過，在清廉勤儉的作風之下，昔陽社會政治關係的深層結構卻朝著皇權式的一個人說了算的家長製變動。陳永貴的個人權威日益變得不容反駁甚至不容爭辯。過去輕慢了皇帝要犯“大不敬”罪，現在輕慢了陳永貴也要論罪了。

陳永貴的這些變化，反映了現實政治的複雜性和殘酷性。當我向馬烽提及這些變化時，馬烽說了這樣一番話：“陳永貴是個悲劇。他一個農民，就弄球不了個政治，硬是把人家卷進了政治漩渦之中。”

馬烽還說：“喝酒時陳永貴談起他當副總理的事。他說：‘這副擔子太重，老實說，我挑不動。可是沒有辦法，毛主席周總理安排的，隻能硬著頭皮挑！’他說他曾向中央寫過辭職報告，沒有批準。毛主席批示：每年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三分之一時間到外地，三分之一時間回大寨。他現在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批示安排工作。當說到正要召開的農業學大寨會議時，他說，中央對這個會議很重視，華國鋒、鄧小平等幾位中央首長都要來。他還說，中國人口太多，吃飯問題是個大問題，看來要把糧食搞上去，當前隻能是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大抓農田水利基本建設。

“我們又趁機再提那部反映大寨精神的電影劇本，還是希望他和江青說一下，不要重拍了。陳永貴皺了皺眉頭說：‘這話我不好說，也不便說。老實講，就是我說了，也不抵事。’後來我們琢磨出了陳永貴心裏的潛台詞：當時正是大寨走紅的時候，四人幫插手，就是要把毛主席提出的‘農業學大寨’這麵旗幟變成他們的工具。於是才有要求重改劇本，重新拍攝這檔子事。江青按照她的創作原則，要求劇本突出階級鬥爭，突出與走資派的鬥爭。當時弄得我倆是有苦難言，既不敢洗手不幹，又不能不聽從指揮，隻好硬著頭皮修改，翻來倒去改了好多遍。影片最後總算又拍了出來，劇名也把原來的《千秋大業》改為了《山花》。雖然導演是一流的導演，演員是一流的演員，但劇本基本上是失敗的。”

第三次喝酒

馬烽說：“和陳永貴的第三次喝酒，是在1982年的秋天。當時我和孫謙住在北影招待所，修改我倆合寫的一部電影劇本。那時候陳永貴已經從副總理的職位上下來了。分配到北京東郊一個農場裏當顧問，家住在北京城裏。我們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在這種情況下，理應去看望他。”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陳永貴從他人生的輝煌頂點跌落下來。

1979年12月17日上午，昔陽縣革委大樓的二樓會議室裏舉行了一次縣委常委擴大會。上午10點整，李喜慎宣布開會。他簡短地說了幾句開場白，便宣讀了[晉中地幹字136號]文件， 大意是經山西省委常委討論同意，地委通知，免去陳永貴的昔陽縣縣委書記職務。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會議決定批準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的辭職請求，免除或提請免除他們所擔負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這些人與陳永貴的關係都很不錯，尤其是紀登奎和陳錫聯，與陳永貴過從甚密。

1980年8月30日， 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接受了陳永貴要求解除他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請求。

1980年9月，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一些記者聯合組成的調查組開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陽等地采訪40天，寫出了兩組內參。第一組專攻十年來無人敢摸的大寨，其標題如下：《大寨走向了反麵》、《一部充滿謊言的“大寨鬥爭史”》、《“七鬥八鬥”給大寨造成嚴重惡果》、《“大寨精神”和“大寨風格”都被拋棄了》、《一整套對抗黨的政策的極左做法壓抑了大寨群眾的積極性》。
   
第二組專攻昔陽和陳永貴提拔起來的昔陽幹部，其標題如下：《昔陽學大寨，“大幹社會主義”的成敗得失》、《昔陽學大寨，“大批資本主義”的真相》、《昔陽整“五種人”的經驗完全是適應左傾路線需要的產物》、《造反起家，幫派掌權》、《任人唯親——以對大寨“感情”“態度”劃線》、《從幫派掌權到家族統治》。

1980年8月29日，《山西日報》載文，題目是《繼續肅清學大寨中的極左流毒》。9月5日載文：《評大寨經驗》 。9月24日載文：《人妖為什麽被顛倒？——嶽增壽冤案和王金魁案透視》 。10月8日載文：《從陳明珠的違法亂紀行為看父母的責任》。

《光明日報》也於9月20日發表了《太行奇冤》。

《山西青年》發表了揭露陳永貴的兒子陳明珠的《虎頭山下一惡》。

陳永貴失勢後，各方麵的揭發材料如雪片一般地飛到中央，僅中央轉到陳永貴手裏的就有一尺多厚。
   
陳永貴失去副總理的頭銜的第二個月，山西省召開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和省政協四屆十二次常委會。山西省內長期受陳永貴一派壓製的人這回抬起了頭。在這次會議上，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陳永貴群起而攻之，揭發了他一大堆問題，並且要求罷免他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追查他和四人幫的關係，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責任。人大代表們提出的罷免陳永貴人大代表資格的要求，經領導人出麵做工作，勉強壓了下來。有關領導人說，下次不選就行了，罷免就算處分了，不好。已經從釣魚台搬到交道口小院閑住的陳永貴聽說了這些事，長歎著說：“唉，老虎吃人有躲閃，人吃人可沒躲閃哩！”

1982年9月1日，中國共產黨十二大開幕，代表團裏沒有陳永貴的蹤跡。身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陳永貴在家鄉山西落選。據說，上麵的意思還想讓陳永貴當個十二大代表，但是，盡管做了許多工作，陳永貴才得了27票，反對的卻有309票。

馬烽向來“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榮辱交朋友”，就是在這麽一種情形下，馬烽決定去看望陳永貴。

馬烽說：“經過多方打聽才算找到了他家的電話號碼。陳永貴一聽說我倆要去看他，表示十分歡迎。我們知道見了麵難免要喝一杯，又知道他家生活不富裕，於是就做了點準備，上街買了兩瓶好酒和一些下酒菜，又請北影食堂趙師傅連夜做了兩隻鹵鴨子。趙師傅在海澱區一帶是頗負盛名的廚師，他最拿手的菜就是鹵煮鴨子。陳永貴住在複興門外高幹樓的一套公寓裏。他穿戴的還是以前那個樣子，見了麵還是以前那種打招呼的方式，嘿嘿一笑，說了句‘來啦？’看來他對我們的來訪也有所準備，隻見桌子上擺著一瓶二鍋頭，還有一些小菜。他看到我們拿來的食品，沒有說什麽客套話，立時叫他老伴拿到廚房裏收拾去了。”

馬烽又說：“在喝酒閑聊中，看來陳永貴對從副總理職務上下來，並沒有什麽不滿情緒，完全不是我們猜想的那樣。他覺得這樣倒好，無官一身輕。他唯一不滿意的是，讓他去京郊農場當顧問，而不讓他回大寨。他說大寨的幹部和社員，不斷有人來看他，都希望他早點回大寨去。可是這事不由他，他得聽從組織的分配。不過他遲早還是要回大寨去，他離不開那裏的土地和幹部社員。他說如今他們受到社會上很大壓力，一提起這事，陳永貴不由得就激動起來，特別是喝了幾杯酒以後，竟然對著我倆發開火了。他說，如今大寨人到了外麵，連頭都抬不起來，有些人故意在他們麵前放涼腔，什麽‘學習大寨，人人受害’，什麽‘以糧為綱，全麵砍光’等等。他衝著我倆說，大寨情況你們知道，是不是除去種莊稼什麽都砍光了？粉坊、豬場、磚窯是發展了還是砍了？果園是不是這些年才發展起來的？陳永貴還說，有的地方把好好的經濟林砍了種莊稼，這是大寨讓你砍的？大寨人千辛萬苦在搞人造小平原，可有的地方把平展展的耕地改成梯田，這叫學大寨？大寨人把陡坡修成梯田，開山打料石築起那麽多田埂，流了多少汗水？你以為大寨人天生就那麽賤？那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不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靠什麽？天上能掉下餡餅來？

“陳永貴還說，如果說工作中有缺點，有失誤，我承認。主要應該由我陳永貴承擔，不能讓大寨所有的幹部和群眾分攤。這些年他們也夠辛苦了，如今再受上一頓窩囊氣，誰心裏能服？他們到我這裏來，委屈得都哭了，我也為他們抱屈……陳永貴還說，咱們有一種很不好的風氣，說起風好來，什麽風都沾；說起雨不好來，什麽雨都不沾。以前是什麽工作都要學大寨，不管什麽現場會也要在昔陽、大寨召開，你不同意開，就說你驕傲自滿，瞧不起這項工作，好像隻有在昔陽、大寨開才夠分量；如今是昔陽、大寨什麽也不沾了，什麽上不去也是學大寨的過錯。陳永貴冷笑著說，誰愛說什麽說去吧，我不在乎。反正這些年修下的高標準海綿田在耕種，修下的渠道還在澆地，旋下的新石窯社員們住著。這些年上繳了多少公糧，賣了多少統購糧，糧庫裏賬本上記著，我相信一句話：金盆子打了分量還在著哩！”

馬烽還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農村全麵實行‘包產到戶’政策。我對此有些不同看法。當然不是完全不讚成，是對其中某些具體做法有意見。當時中央下過一個‘72’號文件，除了肯定‘包產到戶’的優越性外，也肯定了合作化時期的某些成績；今後怎麽辦？因地置宜，分類指導。我認為這個基本精神是完全正確的。但後來將‘包產到戶’說得神乎其神，我就覺得有點問題了。我們得反思一下我們的老毛病、老教訓：從前說集體化好，說合作化好，說人民公社好，那就一切都好，一陣風，一刀切，把山莊窩鋪也搬下來了，小村合大村，小縣合大縣。這造成多大的損失和傷害！現在又從一個極端跑到另一個極端，這不合適。當時，我的老朋友吳象在《人民日報》發表重要文章，說‘包產到戶’是‘金光大道’。我對他說，這個觀點不怎麽科學。我認為中國的農村很複雜，不會有一種靈丹妙藥就手到病除。舊社會的人也不認為徹底分開就好。闊地主經不起三股分，就是說老地主一倒下，兒子們一分家，原來的生產單位也就散了，完了。過去集體化是有問題，但是，它也積累了許多公共財富，積累了不少金融管理方麵的經驗教訓，在教育和培養農民方麵，也一定程度地克服了許多根深蒂固的小農思想，樹立了一定的集體主義意識。這些都應該說是積極因素。但現在要毫無區分地一起推倒，把成套的機械化設備、改良過的土壤、修整好的水利設施，都要分光吃淨，廢掉重來，不又是一陣風，一刀切嗎？我們怎麽老也從這個怪圈裏走不出來呢？”

馬烽還說：“那天，我們三個隻顧喝酒閑聊，陳永貴老伴端上來的麵條已經放涼了，誰也沒有動一筷子。我們三個人邊喝邊說，差點把兩瓶酒喝光。我的酒量沒有他倆大，我早已有點暈天暈地了。我記得說到酒量，陳永貴說，1975年12月26日那天晚上，鄧小平主持政治局開完會，江青提議大家一起吃頓飯為毛主席過生日。服務員端上茅台酒來，四人幫一方的人就起哄著要灌陳永貴，想出他洋相，看他好看。陳永貴說：你們也別灌，毛主席他老人家過生日，我心裏高興，我替每個人喝一杯酒。服務員便端上滿滿一托盤的亮晶晶的高腳杯來，陳永貴一口一杯，一口氣全幹了。陳永貴說，他這一輩子喝得最痛快的一次是四人幫垮台的時候。那天夜裏，他聽到這一喜訊後，興奮極了，找了瓶酒嘴對瓶口，一直喝到第二天太陽出山。陳永貴說，我是和胡耀邦爭吵過，可我和張春橋也拍桌子幹過。怎麽我就成了和四人幫一夥？……”

尾聲

馬烽講了他向陳永貴遺體告別的情形：

“1986年3月間，我到北京參加全國人代會，聽說陳永貴病了，住在北京醫院裏。我正打算去探視他，忽然收到一份訃告：陳永貴已經病逝，死於癌症。定於某月某日下午在八寶山殯儀館舉行告別儀式。我又是吃驚，又是遺憾，我覺得無論如何也應該去和他告別，為他送行。那天下午我請了假，匆匆趕到了八寶山殯儀館。小車開到追悼會大廳門口，隻見門外冷冷清清空無一人。我以為是把時間看錯了，再看訃告，時間地點都沒錯。後來司機同誌說後院還有幾個小廳，也可能在那裏。當我把車開那裏時，我發現大寨的賈承讓等一些幹部都坐在台階上抽煙。不久開來兩輛大客車，走下來一些胸前帶白花的男男女女，後來才知道他們是東郊農場的職工。來向他們的顧問告別。這時，一輛高級轎車在告別室外停下，車上下來一位穿著風衣，戴著變色眼鏡的人。周圍的老百姓立刻認出來了：是華國鋒！於是人們擁過來，不知不覺地在華國鋒前邊站成了一道走廓，有的人還鼓起掌來。華國鋒一來，大廳的門打開了，我們魚貫而入。華國鋒一言不發地走進告別室，在陳永貴的遺體前三鞠躬，又一言不發地呆呆望著陳永貴的遺體，流下淚來。圍觀的人靜靜的，有的人抽泣起來。中央辦公廳來的一位幹部手足無措地不知如何是好。華國鋒仍不說話，流著淚慢慢地繞著陳永貴走了一圈，又一言不發地與陳永貴的親屬一一握手，然後還是一言不發地走出告別室，上車走了。”

1979年3月19日，當《山西日報》首次公開向“農業學大寨”發出質疑的那一天，陳永貴正在故鄉主持中共昔陽第七次代表大會的開幕式。這時，陳永貴還身兼昔陽縣委書記、晉中地委書記、山西省委副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等一串職務。

上午8點半，陳永貴拿著講稿走上講台，麵對一千多名代表發表講話。陳永貴平時根本不用講稿，自從六十年代初，陳永貴登上人民大會堂的講壇以來，他就用一個農民獨特的生動風趣幽默的語言，感染征服了一個時代的人們。可眼下，一切變化來得太劇烈太迷茫太讓人眼花繚亂了。陳永貴大概有些失語有些無所適從，隻好讓人準備了講稿照本宣科：“各位代表，各位來賓！中國共產黨昔陽縣第七次代表大會勝利開幕了！”陳永貴瞥了一眼手中的稿子，下邊該念的話用大字清清楚楚地寫著：“我們這次代表大會，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鼓舞下，在全黨工作著重點實行戰略大轉移的大好形勢下召開的……”。

陳永貴放下了稿子，抬眼望著全場黑壓壓的人群和一雙雙注視的目光，突如其來地脫開講稿說道：“首先，我提議，為悼念已經逝世的偉大導師和領袖毛澤東同誌，敬愛的周恩來同誌，朱德同誌，以及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全體起立，靜默致哀。”此時毛澤東已經去世兩年半，周恩來去世已經超過三年。

代表們從陳永貴的異常舉動中感受到了什麽！

陳永貴仍然不拿稿子，聲調沉痛地繼續說道：“再提議，為悼念我縣建黨以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獻出生命的共產黨員，為悼念我縣從第六次黨代會以來，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獻出生命的共產黨員，靜默致哀。”   

話筒中傳來唏噓之聲。代表們默哀完畢抬頭一看，陳永貴的臉上已然老淚縱橫。

後來人們回憶說，開幕式的會場上籠罩著追悼會一般的氣氛，好像是在為學大寨運動送葬。

那個曾經輝煌的陳永貴，也許從那一刻已然死去了。

馬烽說：“陳永貴安安靜靜地躺在大廳中央的花叢中，削瘦的麵部雖然化了妝，但掩蓋不住滿臉橫七豎八的皺紋，這些皺紋刻劃出了他一生的經曆。當我帶著沉重的心情走出追悼會大廳的時候，我突然想到應該帶一瓶汾酒來，灑在他的遺體前。我和他是二十年前在一起喝酒相識的，也應當以酒告別。可惜我事先沒想到，深感遺憾。”

“對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怎麽說呢？相信陳永貴是個好農民，隻是做個大隊書記就足夠了，非把他提摟到副總理政治局委員的位子，不就成了耍猴嗎？--轉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