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開封到鄭州省會大搬遷的曆史往事

60餘年前，發生在鄭州、開封這兩個城市之間的一件事情，其影響絲毫不亞於當前的鄭汴一體化。這就是河南省省會告別生活了5年的古城汴梁，遷往中原交通樞紐城市——鄭州。半個多世紀裏，有關省會“搬家”的民間傳言和說法從來沒有消失過，一如發生在鄭汴雙城間的那段曆史記憶，永遠不會湮滅……

搬家副省長教咋用抽水馬桶

“搬家前，省裏開了好多次動員會，講的事兒細到啥程度，你恐怕想都想不到。”74歲的傅振武說。滿頭銀發的傅振武從省檔案局副局長的位置上退下來以後，練習書法成了他每天的主要生活內容。

1954年7月，22歲的傅振武從洛陽縣委調到河南省委辦公廳檔案科。“那時候省委辦公廳下設三處三科，分別是秘書處、機要處、行政處和檔案科、機要科、打字科，整個廳裏才三四十個人。”傅振武說，到省委辦公廳一個多月後，就聽說省會要搬，“這讓大家很興奮，私下裏談論說，要住新房子用新東西了，因為開封的辦公用房比較狹窄”。

傅振武說，那年9月，省會搬家的事已經公開，省領導隔三岔五開動員會，要求大家到鄭州後要嚴格遵守紀律，不能影響正常工作等。“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副省長王意齋主持召開幹部大會，說了一句‘開步走，去鄭州’，他還在會上教大家咋用抽水馬桶呢。”傅振武大笑。

時隔50多年，憶及往事，年屆古稀的傅振武依然神采飛揚。可以想見，省會搬遷，對當年那些對未來充滿了美好向往的小夥子來說，有著何等的吸引力！

省會遷址，對“傅振武們”而言，或許就是收拾起自己的行囊，簡單容易。但作為地方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省會，從一個城市向另一個城市實現戰略性轉移，是一項舉足輕重的浩大工程。實際上，1952年，關於省會遷鄭，省委省政府就已經開始醞釀並付諸實施了。

鄭州地理優勢讓其成為新省會

河南省會為何“放棄”開封，“相中”鄭州？在過去的53年裏，民間流傳的一個說法是鄭州的地理優勢使然——京廣、隴海兩大鐵路交會於此，交通樞紐地位在全省各城市中無與倫比。坊間的這一猜測，在官方檔案的種種記載裏得到了印證。

1952年8月5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提請中南軍政委，正式將省會遷址事宜提交決策層。這份言簡意賅的報告闡明了遷址的緣由：

“鑒於河南省會在開封市，位置偏於全省東部，指導全省工作多方不便；鄭州市則為中原交通樞紐，為全省經濟中心，將來發展前景尤大，如省會遷往該市，則對全省工作指導及上下聯係均甚便利，對該市發展也大有裨益……為此省人民政府第十三次會議暨省協商委員會常駐委員會第十次聯席會議一致通過，決定將省會遷往鄭州市，並成立省直建築委員會，在省政府領導下，駐鄭州統一進行修建與籌備工作，爭取明年即行遷移……”

當年8月18日，中南軍政委發知照“同意河南省會決定於開封市遷鄭州市”。9月19日，省政府接到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同意河南省省會遷址”的複函。

“省會為什麽要遷鄭？一句話，便於河南全省的工作。鄭州地理位置適中，交通方便，除南陽不臨鐵路外，其他均在鐵路沿線……”1954年11月1日，省委第二副書記趙文甫在各部委黨組、直屬黨委及鄭州市委負責幹部會議上的這席講話，明確傳達了省會應處於交通樞紐的信息。

從省政府報請，到中央核準，隻用了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河南省省會遷址的大事就這樣被確定下來。緊接著，搬家前的大量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地展開了。

規定家屬和保姆一律不搬

按照計劃，省會遷址擬定1953年完成。為此，1953年5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還給省政府發函，詢問“現在是否已開始遷移，預計何時遷移完畢等”。之所以未能如期進行，是因“三反”時停了一段時間。

1954年一開春，省會搬遷就成為省委省政府的頭等大事。在傅振武的記憶裏，當時省裏傳達的會議精神、下發的文件，絕大部分與遷鄭有關——

1954年2月14日晚7時，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主持召開省委辦公會，專題討論遷鄭後的建築問題；同年5月18日，省委決定成立遷移委員會；8月8日，省委同意組織部關於機關遷鄭的安排，初步確定省直各單位搬遷的時間表：當年7月以前遷鄭的已有省郵電局等3個單位；8月有省銀行等3個單位；省委、人事廳、公安廳、政法委、農林廳、財政廳、計委、軍區、《河南日報》社、廣播電台等35個單位在10月15日至25日搬遷；文委等9個單位擬於1955年上半年遷鄭。此外，幹部調整本著“從工作出發，適當照顧夫婦關係，有計劃、有步驟地分期分批”的原則。

1954年9月11日，在“討論省直搬家”的省委會上，有一條“住房緊張，所有家屬和保姆一律不搬”的硬性規定，讓許多當事人記憶深刻。

在開封時，傅振武住的是單間，到了鄭州，他和兩個人住一間房。“初來乍到，住房緊張，我們都能理解，反正大家都是單身漢。”傅振武說，雖然他當時已經結婚，但他去開封時，愛人和孩子還在洛陽老家，到鄭州兩年後一家人才團聚。“其實3個人住一塊也挺好的，不寂寞”。

1954年9月23日，省委會決定省直機關分4批遷移；同時確定中共鄭州地委及專區一級機關由滎陽縣遷往開封市，辦公地址選在省政府大院。到當年10月底，包括省委、省政府、省軍區等省直和部隊機關的近7000名人員全部遷往鄭州。

“很遺憾，我沒能趕上省會大搬家的熱鬧過程。”傅振武說，搬家前夕，他被派往靈寶搞統購統銷工作，才走不久，省直機關就在很短時間內完成了搬遷。“我從靈寶回來後，連開封都沒去，就直接到鄭州市金水路上的省委大院上班了。”傅振武說，“省會搬家是在省委、省政府的統一部署下，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地進行的，各項工作有條不紊，一點也不亂。”

在傅振武的印象裏，1954年9月省會遷鄭進入衝刺階段，省委大院表麵上平靜如常，實際上大家既緊張又期待，憧憬著即將來臨的新生活該是什麽樣子。  



“我的東西不多，全部家當就一個帆布箱子，一條被子和一雙棉鞋，是同事幫我帶走的。辦公桌椅也搬來了，是公家運送的。”據傅振武講，按規定，搬家時個人物品超過20公斤的由公家負責，不超的個人拿走。遷鄭前，傅振武所在的檔案科被特別要求保證國家機密不丟失，不被盜。“我們就有一個想法‘誓與檔案共存亡’，結果來鄭州後檔案無一遺失。”他說，剛到新省委時，存檔案的房間太小，他們用了9個雙節櫃才放下。

“必須正確認識省會遷鄭的意義，要批判那種住好房子、貪圖享受的個人主義思想以及平均主義思想。”1954年9月23日，省委在工作指示中對省直全體人員這樣“打預防針”：省級領導機關修房子絕不能鋪張浪費，脫離群眾；到鄭州後，必須尊重市委、市政府的領導，遵守市政管理秩序。

兩個月後，省委再次強調，省會遷鄭後各部門要“注意搞好團結，尊重當地群眾的風俗習慣，歡迎群眾對我們的幹部批評監督”。

盡管沒有來鄭前想象的那麽完美，但在傅振武和同事們眼裏，新省會優美的辦公環境確實很漂亮，城市開闊，看哪裏都新鮮。“金水大道非常寬，省委南院很大，金水河兩岸都是空地，我們在那裏種了玉米、花生、南瓜。去德化街商店買東西很方便，河南飯店旁邊也有門市部。”傅振武說，那時鄭州沒有公交車，自行車都很少，但坐火車方便。

省會遷址，在物質遠比今天緊缺和單調的上個世紀50年代，六七千人一夜之間擁入鄭州，別的不說，單就吃飯問題就變成了一件頭等大事。

“那時候不像現在實行市場經濟，全是供給製，吃、住、行都落到了鄭州市委市政府頭上，當地領導的壓力可想而知。”傅振武說，搬家前他就聽說為迎接省會遷鄭，鄭州各界都做了充分準備，“到鄭州後，我發現新設的商業網點供應還是比較充足的，基本能解決大家的日常生活……”

“合作社在省直區設立了菜場，布店，百貨、副食品等門市部；河南飯店門口設立了零售糖果、糕點、紙煙物品的小木房；還有照相、理發、洗染、自行車修理等門市部；食品公司在菜場設立肉類門市部，已開始供應；煤建公司也設了煤場，供應燃料。明碼標價，19家私營菜行在合作社領導下建立了價格製度。新建了河南人民劇院、鄭州劇院和德濟路劇院，本月完工後投入使用……”1954年10月14日，《河南日報》頭版刊發的這則消息，反映了當年鄭州物資供應的大體麵貌。

“雖然買菜買肉方便，但我吃住都在省委，花3分錢可以吃一份菜，5分錢就能吃上肉。也不常上街，閑暇時要麽看書學習，要麽和單身同事去地裏勞動，挺舒服的。”傅振武說，省會遷到鄭州後，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多次來新省委視察，一些領導的家屬還和他們一起幹農活呢。

告別開封後，傅振武雖然很少再回去過，但他說，非常懷念在老省委工作時的那段短暫時光。開封北道門和省府西街那兩座古舊的省委、省政府辦公小樓，見證了建國後新河南最初的成長……

鄭州多地曾歸開封

沉寂 省領導機關舊址

2006年12月29日，久違的陽光穿越籠罩中原大地數日的陰冷濃霧，寬闊平坦的鄭開大道上車流不息，隻用了40分鍾，記者就驅車從鄭州進入開封市區。

開封市省府西街53號院，河南省政府舊址所在地。1954年省政府搬走後，這個偌大的院子歸開封地委（後來改成開封市委）使用，現在又易主給了開封市醫藥公司。“除了我們還在留守，所有部門都隨市委搬新址了。”開封市檔案局管理科科長張運生笑著說。

走進大院，向西再向北，坐落在東北角的一座三層小樓赫然映入眼簾，它東鄰開封市檔案局僅四五米遠。“原來省政府就在這樓裏辦公，小吧。原來隻有二層，1978年市人事局又加蓋了一層，還在樓後頭接了一排房子。”一個老人迎上來，樂嗬嗬地向記者介紹。老人叫徐夫坤，77歲，早年從開封市委退休。1955年2月，徐夫坤從尉氏縣委調到開封地委組織部工作。

小樓上下兩層有24間房，老式木窗，半圓形大門，左右立著兩根粗大的柱子，大門兩側是值班室。小樓門窗緊鎖，從外麵看不到裏麵。“這樓聽說有近100年曆史了，以前樓前麵圍了一圈鐵欄杆，二樓裝著防盜網，1958年都拆掉煉鋼鐵啦。”徐夫坤說。

繞過小樓，進到後麵一個小院落，迎麵是一座更破舊的一層建築物，青磚大瓦，前麵栽著8棵鬆樹。登上13級台階，透過木門可見地上鋪著木地板，頂上吊著天花板，搖搖欲墜。房子東西兩邊各有一個高台樓梯進入側門。徐夫坤介紹，這個建築物叫常委樓，“據說這裏早在唐朝就是政府首腦辦公地，可神秘了”。

如今，這座被大片民居包圍的神秘的常委樓，顯得落寞而冷清。

與原省政府辦公地相比，原省委辦公舊址熱鬧了許多。

傅振武所說的北道門，現在被當地人叫做舊坊街34號。這裏是一座學校，掛著“開封第二中學”、“開封市第四職業中專”和“河大附中補習學校”三個牌子。校園麵積不太大，幹淨整潔。距校門北側數十米處，有一座兩層樓房，屋簷高挑，牆上刻著“民國二十年奠基”的字樣。

這座古樸建築，正是當年中共河南省委辦公樓！  



開封二中政教處主任要武告訴記者，幾年前他們在小樓裏辦公，但由於年久失修，這個樓已成危房。“1999年，我們蓋了新樓，學校辦公室就從那裏遷了出來。”“前幾天，省委的一些老幹部來開封，他們希望政府能好好保護這座樓。”

情結 開封人依戀“省會”

從1949年3月誕生，到1954年10月遷離，河南省委機關在開封停留了5個春秋。

盡管時間短暫，但在河南的發展曆史上，曾經身為省會的開封所做的貢獻卻不會被忽略。“5年來，開封不論在物資供應、交通運輸、物價平穩以及政治文化上，都盡了最大努力的支持”，在離開古城時，省委如是評價。

采訪時，許多開封市民毫不掩飾內心的傷感，隨後他們還往往加上一句“如果省會不搬走，開封肯定不會像今天這個樣子”－－雖然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直到今天，市民們對省會遷址仍耿耿於懷！這種帶有濃烈個人感情色彩的心緒，不單單彌漫於普通百姓中。開封市委一位退休老幹部直言：“省會遷出開封是政治決策，當然有利於全省工作。但是要說對開封沒影響，也說不過去，連市領導都有想法呢。”他透露了一件事：1957年7月省委召開黨代會，當時的開封地委和開封市委都在會上發表了一些不合時宜的意見，甚至出現了“省會都遷鄭州了，為什麽還把鐵塔留在開封”的言論，“當然，開封的這些'小動作'受到了駁斥，最後地、市主要領導都做了檢討”。

“開封是個古城，商業基礎好，物資供應非常豐富，從這一點上，鄭州絕對趕不上開封。”今年80高齡的開封市經貿委離休幹部溫玖玉當時由山東來到河南，在開封生活了近60年，對這個城市有著深深的依戀。“即便是今天，還不是有不少鄭州人喜歡來開封吃小吃嗎？”但他也坦言，開封的工業發展確實比較弱，當年隻有幾家私營小煙廠、電廠和麵粉廠，到上世紀60年代開封想上一些工業項目，但已經爭不過鄭州了……

“現在鄭汴一體化挺好，大家都看到希望了。”老人樂嗬嗬地說，他很久沒去過鄭州了，最近打算坐公交車去那裏看看，“聽說鄭州變化很大，開封要抓住鄭汴一體化這個發展機遇，讓老百姓過上富裕生活……”

輝煌 鄭州多地曾歸開封

截至1954年10月底，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省軍區以及各廳局、省級群眾團體由開封順利遷至鄭州。

“河南省領導機關遷鄭，是加強對全省工作領導和與全省全市人民利益攸關的重大事情，我們要以實際行動擁護這一重大舉措。省會遷址，標誌著河南建設進入了新時期……”1954年10月14日，在歡送省領導機關遷鄭大會上，開封市市長薑鑫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致辭。當晚，開封還舉行了盛大的聯歡晚會。

事實上，並非所有的機構都在同一時段遷到了鄭州。

1954年8月，省委組織部在確定的關於機關遷鄭有關組織工作意見中，本著“惟因照顧夫婦關係調整幹部問題，一般應俟遷鄭後再逐步適當調整”的原則，特地提出“基層黨組織（總支、支部）長期留開封者，黨的領導暫轉交開封市委”。

於是，考慮到省會遷鄭後，一部分省直機關和幹部學校仍留駐開封，1954年12月20日，省委決定建立中共河南省直留汴機關臨時委員會。包括省政府交通廳總支、文化局總支在內的28個機關留守開封，這些機關除接受省委領導外，並受開封市委領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10月由滎陽遷到開封的中共鄭州地委，1955年4月經中央和河南省委批準，正式改名為中共開封地委，全區下轄陳留、開封、通許、蘭考等13個縣，總人口396．51萬人。

鄭州地委改成開封地委時，徐夫坤剛調任開封不久，第二年他就辦了件大事。“我記得很清楚，1956年年初，我去省委組織部，把鄭州地委的印鑒換成了開封地委的印鑒。”這事讓徐夫坤很自豪，他說那時開封的地盤很大，“像現在鄭州的滎陽、新密、中牟、登封、鞏義、新鄭，都歸我們管呢……”

河南省會遷址大事記

●1952年8月5日，河南省政府向中南軍政委發出（52）府秘字第77號函，正式提請省會遷址。

●1952年8月18日，中南軍政委“同意河南省會由開封遷鄭州市，並成立省直建築委員會，駐鄭修建，爭取明年遷移”。

●1952年9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複函，表示“河南省省會擬於1953年由開封市遷移鄭州市。經核同意”。

●1954年2月，省委召開辦公會，認為要先蓋好省政府大樓；單位要逐步搬，用過渡辦法；高幹招待所建到金水河以南，河南日報社放在39區南半部，育英學校和幼兒園放36區。

●1954年5月18日，省直機關在鄭修建房屋首批任務即將完成，省委成立遷移委員會，確定省委第一副書記楊蔚屏等18人為省直機關遷移委員會委員。

●1954年8月8日，省委初定省直各單位搬遷時間表。

●1954年9月23日，省委決定分4批遷移省直機關：第一批11個單位共1035人當年10月6日～9日走；7日～9日第二批7個單位共1096人走；第三批省軍區2275人，12日～15日走；第四批18個單位2015人，13日～16日走。

●1954年10月14日，開封市召開大會，歡送省會遷鄭；當年10月底，省直機關全部遷鄭。

●1955年4月，中共鄭州地委正式改名為中共開封地委。  



往事如姻--那些做過省會的城市  
  
在中國的版圖上散落著眾多在1949年之後曾經做過省會的城市。後來，農民戰爭思維模式主導經濟建設，鐵路樞紐被認為是政治中樞，行政區劃多次調整，一些省會就被火車拉到了新的地方。那些老省會城市幾乎都先後陷入了沉默和靜止。  

那些因為行政區劃調整而被“遺棄”的城市——如熱河省會承德、察哈爾省會張家口、平原省會新鄉以及做過省級行署中心的無錫、揚州、蕪湖、瀘州、南充等等——或許還能心平氣和，畢竟做省級區域首府的時間短暫，曆史在此偶爾交衝，隻留下了一些可供揣摩的談資。但是河南省的開封（明以後至1954年一直為河南省省會）、吉林省的吉林市（1912—1953年為吉林省會）、河北省的保定市（1935—1957、1966—1967年兩度成為河北省會）等等，對於省會的遷徙，它們至今還充滿遺憾，甚至滿腹疑問。看著自己破敗的市容和捉襟見肘的財政，看著那些地位原來不如自己的城市在成為省會之後扶搖直上，這些老省會憂傷不已。  

保定人會說，石家莊？那裏除了特產扒雞，還有什麽呀，旅遊時隻能到華北烈士陵園和白求恩紀念館；而地下被層層黃河泥沙埋著兩個國都的開封，他們的百姓談起鄭州，多是一副不屑的神態，因為鄭州的基本麵確是乏善可陳。但是，在我們的評價體係中，城市的首位度首先考慮其行政地位的高下，而不是根據資源與環境的協調程度，那麽，省城就一定是本省地位最高的城市。而省會城市將意味著一係列的特權。  

沒有做過省會的城市不可能理解開封們的失落。因為，不做省會，就意味著自己無論曆史上多麽顯赫，都將屈尊於新省會之下。不做省會，不僅在重點建設資金的安排上得不到中央政府更多眷顧，即便現在的快速列車也往往到站不停，呼嘯而過，把這些不做老大已經太久的老城市遠遠甩在身後。當國家計劃布局因此調整，它們的區域影響力必然受到嚴重削弱。  

在毛澤東時代，我們對城市化的理解簡單到粗陋膚淺，走了一條建製型城市化的道路。城市隻作為政治中心和工業基地來發展，這種“社會主義城市空間”的誤區一直到現在也沒有擺脫。城市層次越高人口越多，人口越多就越要廓張，盲目強調城市就業功能和市區人口聚集功能，以至於現在眾多省會城市麵孔驚人地相似。  

今我們仍把省會城市稱為國家區域中心城市，把行政管轄的概念混同與經濟概念。其實許多省會城市根本不具備成為國家區域中心城市的條件，有些省會城市甚至是一個以廣大農村為主體的區域行政區。而有些非省會城市通過城市定位的調整，影響力日增，已經開始挑戰省會城市的首位度。如青島之於濟南，大連之於沈陽，寧波之於杭州，廈門之於福州。但是這些新興中心城市的發展，一般是得益於良好的工業基礎和得天獨厚的地緣因素，以及“計劃單列市”、“副省級城市”等名目下的政策與資金支持。就是說，它們的興起並沒有脫離中國傳統城市發展的老套路，依然在走大而全的道路。  

為什麽所謂中心城市一定要是綜合經濟中心呢？為什麽中心城市一定要看人口概念呢？阿姆斯特丹隻是一個海港城市，但卻是跨西歐和北歐的中心城市；法蘭克福隻有40萬人，按人口算在德國隻是中小城市，但其影響力卻不讓任何大城市。長期以來，我們並沒有過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區域發展思路。什麽是區域發展思路？其實就是一種對我們一直奉行的建製型城市化思路的反動。  

或許，我們應該放棄將省會城市作為省內綜合性和單一中心的發展建設思路，這樣可以避免條塊分割、資源浪費、產業結構趨同等種種弊病。省會城市率先進行職能分離和轉移，根據規劃確立密切聯係區域和輻射影響區域，給省內其它城市留出發展空間，彼此進行優化配置，比起省會城市居高臨下指責其它省內城市搞重複建設更有說服力。在一個省的範圍內，省會城市本應該強化自己的行政文化職能。或者說，省會一開始就不應該跟著火車和工廠亂跑。  

現在，這樣一種思路主宰著省域經濟的發展路徑：“現代區域經濟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省會城市的競爭。”許多省會城市都在尋求建成什麽“跨省域中心”、“東北亞中心”。 半個世紀了，我們竟然還沒有學會在城市體係中考察、定位省會城市的職能。  

我們似乎無法改變現狀，但是我們可以從事物的另一麵去想一想。對於那些憂傷的老省會而言，不做省會本來應該是一件好事。在遼寧，最有活力的城市是營口，薄熙來不止一次說過：“營口讓我振奮。”在浙江，溫州則成為中國最有活力的城市。一度是蘇南行署中心（省級）的無錫，現在心態平和，百姓與政府的日子都極為寬裕。這些過去的非主流城市，因為政府力量的邊緣化，因為國有資本力量的微薄，反而成為更富有創造力的城市。為什麽同樣處於“體製外”的開封、保定、吉林卻做不到這一點？不做省會，本來正是一次機會，因為它們的所有製結構變遷會減少很多阻力。對於這些地方，隻有在所有製結構的變化階段，才會產生經濟活力。  

深圳是一個另類。但深圳可以告訴我們這樣一個事實：常住人口多而流動人口少，必定不是中心城市；常住人口少而流動人口多，則會有很高的中心度。需要看到這一點的，不僅僅是那些憂傷的老省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