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憶苦思甜”的聯想

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以街道為主辦小學，上海市徐匯區斜土路小學教育革命小組  
建立以工人為主體的領導班子  


上海市徐匯區斜土路小學和日暉西路裏委會，從今年五月份起，試行以街道為主、與工廠結合辦學的辦法，現已取得初步經驗。街道辦學校，根本的問題是怎樣確保工人階級的領導。居住在日暉西路的退休工人較多，這是管理學校的一支骨幹力量。他們遵照毛主席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的教導，建立了由工人宣傳隊、工廠（附近掛鉤工廠）、街道裏弄（退休工人、革命家長、裏弄幹部）、貧下中農、其他勞動人民、學校革命師生等六個方麵組成的領導班子——教育革命小組，統一領導學校的教育革命。其中工人（包括退休工人）占優勢，保證學校領導大權牢牢地掌握在工人階級手裏。學校、社會、家庭三結合教育  

小學以街道為主，與工廠結合辦，最大的優點，就是使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家庭教育緊密地結合起來，使學生在校內外都受到工人階級的教育。  

過去，舊學校在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控製下，實行垂直領導，關門辦學，關門教學，雖然學校辦在裏弄、街道裏，卻遠離勞動群眾，以致產生了學校教育與社會、家庭教育三脫節的現象。這樣，學生放學回家沒人管，有的玩火，有的丟爛泥，跌傷、闖禍的事經常發生。有個雙職工的小孩，跑到鄉下捉蟋蟀，他卻對老師講家裏有事，而對父母說在學校上課。更嚴重的是，有的學生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沾染上壞習氣，甚至受到階級敵人的利用和毒害。  
以街道為主辦學校以後，裏委會組織了一批退休工人、裏弄幹部、紅衛兵，專門負責紅小兵的輔導工作，把紅小兵按居民小組組織起來。他們在學生的校外時間，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讀“老三篇”，老工人向學生億苦思甜，進行階級教育。退休工人、裏弄幹部還帶領紅小兵殺上裏弄對敵鬥爭第一線，和廣大革命居民一起批鬥階級敵人；還讓學生參加愛國衛生活動，宣傳節約水電等工作，使學生在社會實踐中學到不少在課堂裏學不到的東西。  

由於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家庭教育緊密結合，使紅小兵的精神麵貌起了很大變化。過去學生對裏弄的階級鬥爭是不聽、不問、不參加，分不清鄰裏之間的階級關係，有的還稱階級敵人為“公公”“好婆”。現在紅小兵組織了監督小組，階級敵人的一舉一動都處於紅小兵的監督下。通過參加對敵鬥爭，紅小兵的階級覺悟大大提高了。過去他們回到家裏，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玩”上，現在紅小兵回到家裏，就參加學習班，學習毛主席著作。大家每天都生活、學習、戰鬥在一起。在戰鬥化的集體生活中，培養了良好的組織紀律性。總之，以街道為主辦學，好處很多，集中到一點，就是使學校、社會、家庭教育三結合。有個老工人說：“由‘三脫節’變‘三結合’，我們工人階級一定能培養出忠於毛主席的革命接班人。”  
以街道為主辦學校，同樣也可以學工學農。教育革命小組除了安排革命師生參加本街道所屬工廠、商店、菜場等勞動外，還組織革命師生輪流到掛鉤的工廠參加勞動，使廣大革命師生更多地接觸工人，學習工人階級的優秀品質。平時，他們還請工廠的老工人來校給學生上階級鬥爭課和生產鬥爭課。掛鉤工廠（上海衛生材料廠）的革委會也十分關心和支持學校的教育革命，經常派人來校和教育革命小組共同研究學校的教育革命。學校還和附近公社掛鉤，定期組織革命師生下鄉參加農業勞動，向貧下中農學習，參加農村三大革命運動。教師下裏弄，促進了思想革命化  

在以街道為主辦學以前，教師隻是在校內關門教書，平時很少走出校門，即使偶爾到勞動人民家裏去，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不是收學費，就是向學生家長“告狀”。有一次，一個家長遠遠看見教師走來，以為又是來“告狀”了，抓住自己孩子就打。調皮的學生編了個順口溜：“天不怕，地不怕，隻怕老師到我家……”這樣，有些教師也怕下裏弄。  

以街道為主辦學校以後，不僅學校是教師工作的基地，裏弄也成了教師工作的基地。革命教師經常下裏弄，固定參加一個居民小組的活動，和退休老工人及其他勞動群眾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讀報，開展革命大批判，進行憶苦思甜，狠鬥階級敵人，開展教育革命。這樣，教師受到了工農兵的再教育，促進了思想革命化。教師和勞動人民、革命家長的關係融洽了，學生有什麽問題，相互配合解決。一位工人家長深有感觸地說：“過去老師和我們好象隔層牆，是陌生人；現在和我們心貼心，是一家人了。”  (上海徐匯區斜土路小學, 日暉西路裏委會教育革命小組)

那日閑來無聊,網上東瞅西瞄地, 看到了上麵那篇文章, 斜土路小學, 離我家不遠, 位於斜土路平陰橋一帶, 附近則是徐匯區有名的棚戶區, 看了之後使我想起了那年頭上海市徐匯區幾個好像蠻典型的憶苦思甜代表, 為什麽呢? 因為每一個位的報告, 我都至少聽過兩回.

第一位, 我甚至還記得他的名字: 包純康(不敢保證這三字的對錯), 我在小學就聽他講過, 那時他好像是哪所小學的老師, 因為是老師, 所以在作報告時用的是普通話.  到了中學又聽一次, 初二集體從一個中學轉學到另一所中學, 又聽了一回, 這時候, 他似乎從小學調中學成54中學的團委書記了, 三次聽過, 內容大同小異, 記得住的好像就有一點, 他小時候到一家有錢人家要飯還是要水喝, 別人給了他一碗水, 他慌裏慌張地拿來就喝, 喝一半發現地主老財家小孩在笑, 停下來一看碗, 原來是這家人喂貓的碗! 裏麵還有幾條遊動著的蚯蚓! 講到這, 包某放聲大哭, 底下的聽眾們自然也跟著哭, 第一次如此, 第二次再聽感覺就不強烈了, 等到第三次, 他還沒說呢, 底下就有人開口說了”聽好啊, 一歇伊要開始講伊吃蚯蚓個事體了”, 再也哭不出來了. 我無意說這位老師的什麽長短, 隻想如實地說一說, 當年有這麽一個人有這麽一回事, 使我能夠記得起這位包老師的原因之一, 還有就是文革中好像他調進了區革委的上山下鄉辦公室當個什麽頭目過. 看官中一定有來自徐匯區的老三屆,能否有人想得起包純康老師, 他現在應該是70幾歲的老人了.

第二位, 是泰康食品廠一位老工人, 姓嘛我是記不得了, 記憶中講的一口上海本地話, 聽他的憶苦思甜聽過兩回, 也是因為集體轉學的緣故, 對他憶苦思甜報告的印象在於他講著講著會解開上衣及脫下鞋子, 給大夥兒看胸口和腳背上的傷疤, 其他就記不清楚啦.

第三位, 則是上海南站的一位老工人, 是不是家也住兆豐路三家裏那一片則不好說, 一口蘇北話, 上海市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徐匯區的斜土街道有著很大幾片棚戶區, 剛才網上轉載的那個斜土路小學, 就在其中一片俗稱”平陰橋”的地方, 而兆豐路三家裏又是另一片, 還有一大片則在大木橋路西斜土路以北叫做”九間頭”的地方, 話說回到兆豐路三家裏, 兆豐路在大木橋路到康衢橋之間(上一篇博文說的45路汽車就得從這橋上開過去)從中山南二路往南的一條小馬路, 到底就是上海南站和上海港務局第六裝卸區(北票碼頭和開平碼頭), 記住那時的上海的南站可不是現在的南站, 那時南站是貨運站又正好和上港六區連在一起形成了水陸聯運港, 為什麽對這位老工人又記得不少呢? 也是聽過兩回他的憶苦思甜, 一次上文革前, 還一次是在1968年夏天分配前不久, 之所以文革中還能請他來講, 首先他是全國勞動模範, 苦大仇深的老工人, 不知有多少人記的大約在67年夏天, 南站有過一次在上海算是比較大的武鬥, 我跑過去看鬧猛但沒能進去, 隻是在站外看了看, 兩派的大名我忘了, 一派是與張春橋王洪文相勾結的, 另一派自然就和張姚王等尿不一壺裏的了, 現在回想這派可能是和上柴聯司站一邊的吧,  打的時候是靠張姚王這派被打敗了, 當時我在站外還遠遠地看到這派狼狽不堪地舉著手被押解出來. 這位勞動模範老工人, 正好是勾結了張姚王這派的(這些派派之間的關係, 不是現在的假曆史學家用造反派保守派可以說得清的).  過一年後的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 那當時”打贏”了那派的好些人就受到了”清理清理”, 老工人這派又占了上風, 又可以出來憶苦思甜做報告了, 這位老爺叔文化程度不高, 有些詞句用得很不妥當, 比如他文革前在上海錦江飯店被周恩來接見過幾次, 可他呢老是說”我在錦江飯店接見了周總理”, “後來又接見了一次”, 他就是搞不清楚接見和被接見的關係, 另一個例子是1959年五一節時老毛到上海電機廠參加五一活動, 上海那些有名的勞動模範均被邀請同樂, 迭位老爺叔也榮幸地參加了, 可是他注意了點什麽呢? 後來別人問他”毛XX都講了些什麽呀?” 他的回答是”我啥也沒注意, 隻看到毛XX吃了兩杯茶抽了三根香煙”. 想想當時他就應該是四十好幾的人了, 現在大概已經不在人世了, 願這位老爺叔在天國裏過得開心, 有得老酒噠噠香煙呼呼.

說到這些和憶苦思甜有關的事, 並沒有批評嘲笑的意思, 那時有那時的規矩與標準, 現在拿出來說說, 隻是一種感慨, 結論是”阿拉也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