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化”的春節(作者：黃肇炎)

那時的革命化春節真的是過得“豐富多彩各色各樣”，各莊都有自己的高招，我在農村過過春節我在水庫工地也過過春節，我還在火車上過過大年三十不過不是為“革命”而是躲避車上的擁擠--轉載者

1969年1月21日，我從重慶大學畢業後，經分配來到雲南燃料一廠。這是一家隸屬於雲南省國防工辦的，生產雷管、底火和拉火管的三線國防廠。按照毛澤東“靠山近水紮大營”的指示，和林彪“靠山，分散，進洞”的要求，工廠建在陸良縣的深山溝裏。我被分在衝壓車間當工人，勞動鍛煉。

到廠二十多天後的2月17日，就是中華民族傳統的春節。

過年，在中華民族，特別是漢族來說，是最有人情味的節日。老百姓都把過年看得很重，辛苦了一年，一家人團聚在一起，休息一下，盤點一年的收成，希望來年能有好日子。不管多麽困難，多麽貧困，都要想盡辦法搞點好吃的，穿件好一點的衣服，把年過得快快樂樂的。除了吃湯元（元宵）外，北方人要吃餃子，南方人要搞十幾個菜，最好再喝點酒，這是過年的主要內容。

但我們的這個年，廠革命委員會正式下發文件，提出“要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

“革命化”的第一個“重要內容”，是大年初一要吃“憶苦飯”。

當時雲南各單位的習慣，星期日、節假日裏食堂是隻開兩餐的。大年初一這天上午10點鍾，我就去打飯了。在廠過年的單身職工不多，食堂裏空蕩蕩的。飯堂中央放了一隻大飯桶，裏麵裝的是苞米楂子（玉米顆粒）和少量米加苦菜葉煮的稀飯。苦菜，也就是青菜。因帶苦味，雲南人稱之為苦菜。稀飯裏放了鹽，沒有任何菜肴，連鹹菜都沒有。我那時正年輕，24歲的小夥子，不吃就要挨餓，便不管三七二十一，舀了一飯盒，稀裏胡嚕地喝光。然後再舀上大半盒，一路走一路喝，還不到宿舍就喝完了。

我百無聊賴地過了大半天，到下午，肚子早就餓了。就再拿著飯盒，又去打飯。食堂裏仍然是那隻大桶，裝著大半桶早上剩下的稀飯，不同的是重新熱了一次。因放有鹽，稀飯已經有點“醒”了－－即是飯和水開始分離。我如早上一樣，舀了滿滿一飯盒，仍然是一路走一路喝，回宿舍。

有家的職工可以回家自己做，不受這個約束。

我剛到廠，除了有一個大號鋁飯盒以外，沒有鍋灶，沒有炊具。沒有米，沒有菜，不可能自己做東西吃。工廠地處山溝，隻有一所小而又小的小賣鋪，賣少數幾種生活必需品。其他如飯店、餐館都是沒有的。小賣鋪的售貨員也是職工，春節也要放假，所以什麽東西都買不到。

去哪兒呢？出門就是山坡、岩石、野草、鬆樹。工廠離最近的村子2公裏，離最近的芳華公社（現在叫鎮）所在地5公裏，離陸良縣城23公裏。如果進城，先要步行8公裏到板橋公社駐地，再等候過路的班車。那個時代班車本來就不多，春節期間可能更少。回來的交通也是一樣的。如果要在城裏過夜，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住旅店須憑單位差旅證明。我沒有任何證件，連工作證都還沒有辦下來。天氣又冷，出門也不方便，沒有什麽地方可去。

剛到廠，沒有探親假，再說，離家幾千裏，也不可能回家。我在這裏沒有朋友，沒有熟人，孤家寡人，冷冷清清。除了喝“憶苦”稀飯外，沒有其它任何辦法。隻好貓在“幹打壘”（用土坯建造）的宿舍裏，挨到晚上，早早地睡覺。

這就是我的大年初一。

這才是“革命化”的春節的第一天。

“革命化”的春節還有一項更加重要的內容，就是批鬥“階級敵人”。廠革委會下發的文件說：“不讓階級敵人過好年。”

這個時候雲南省的文革運動，正是處於“劃線站隊”的緊張階段。所謂“劃線站隊”，就是以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昆明軍區第一政委譚甫仁為首的省革委確定的“以人劃線，層層站隊”。具體說就是以對前省委書記趙健民（被中央定性為雲南省第二號走資派；第一號是第一書記閻紅彥，但他已於1967年1月8日自殺身死）的態度來劃清文革的“路線是非”。凡是打倒趙健民的，就是站合（雲南古語“對”的意思）了隊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凡是保趙健民的，就是站錯了隊的資產階級保皇派。這樣一來，八二三派（簡稱八派）是正確的，站合了隊。毛澤東思想炮兵團派（簡稱炮派）站錯了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那時毛澤東有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既然是共產黨打國民黨，又是在省革委的領導、支持和縱容下，八派打擊鎮壓炮派那就用不著客氣，不用溫良恭儉讓，隻管下死命鬥就是。

燃料一廠雖然已經成立了革委會，但完全是八派掌權，炮派靠邊站。炮派的活躍分子早已被關進了“專政隊”，被八派組成的紅衛隊看守和關押。建廠後為了保衛軍工廠的安全，原來都是配備了槍支彈藥的。八派掌了權，這些武器就歸了紅衛隊，成了他們對炮派“專政”的武裝。

我廠從1966年開始新建，這時還在初創時期，已有職工500人左右。人員的構成中，轉業軍人大約占一半，另外的是雲南各縣新招的青工，和從幾家老廠調來的技術骨幹、管理人員。另有家屬小孩數百人。

大年初二這天。燃料一廠上演了一場批鬥“階級敵人”的重頭戲。

早上，先在廠食堂開批鬥會。要求在廠的全體人員都必須參加，由各單位負責清查人數。如要借故不到，就要追究“階級立場”問題。

會議由原廠長、現主持工作的革委會副主任安金章（革命幹部代表，轉業前是解放軍正團級幹部）主持。批鬥會開始，一聲令下，“階級敵人”被押上台。主席台的前邊一下子跪了兩大排30來人。有原黨委書記辛燁允（轉業前是正團級）、現任革委會副主任（炮派代表）劉興全、原政治處主任李培埠、原組織科長王憲章、原行政科副科長張長年、還有孔廣嚴、郭潮海、唐家德等，大多數是轉業軍官。另有一些“有問題”的家屬——幾個婦女和一個老太婆。這些人雙手從背後綁著，戴著高帽，脖子上掛著牌子，寫著各自的罪名和姓名，罪名有“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國民黨殘渣餘孽”、“二月逆流反軍亂軍分子”、“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武鬥黑幹將”、“牛鬼蛇神”、“逃亡地主”等，姓名上無例外地打了一把大紅叉。這牌子是用近1厘米厚的鋼板做的，有10多公斤重。往脖子上掛的不是繩子，是一根細鐵絲，勒進肉裏很深。“武鬥黑幹將”更吃虧，還掛著用廢鋼鐵焊成的機關槍、迫擊炮等，又有幾十公斤重。他們後麵各站著一個背槍的紅衛隊隊員。

革委會副主任高雲靖（八派代表、轉業幹部）先作主題批判，然後是各單位批鬥發言。發言批到狂熱處就有人領著呼口號：“打倒×××”、“砸爛×××的狗頭”、“×××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這時下麵就動手動腳，有打耳光的，有用腳踢的，有用木棒打的。最厲害的是用槍托，一槍托下去，頭上頓時就有血流下。血流在地下成一小灘。還有的血淌在掛牌上，紅黑相映，紅的是那把大紅叉和鮮血，黑的是墨寫的字。其中辛、李、張、郭等人被打得最厲害，血流得最多。

這些人，我基本上都沒有見過，其姓名有的是從掛牌上得知的，也有一些是後來才知道的。我還聽說，這樣的批鬥會已經開過好多次了。

批鬥會開完，然後是遊街。山溝工廠裏沒有街道，就遊鄰近的工廠和農村，叫遊鄉吧（這可是《毛澤東選集》裏的標準詞匯）。負責遊鄉指揮的是人民保衛組（簡稱人保組）組長張誌學，原是724廠（在沈陽）的工人。“階級敵人”被背槍的紅衛隊隊員押著，仍然掛著著前麵說過的鐵牌及刑具。全廠職工、家屬以及一些小孩共數百人，裹挾著“階級敵人”，組成稀稀拉拉，綿延數百米的隊伍。迎著寒風，舉著小旗，呼著口號，從本廠出發，遊經雲南包裝廠（本係統另一家國防廠，生產炸藥）、龍潭村（離我廠最近的村子）、雲南機器三廠（本係統的引信廠），再回到本廠，全程有七八公裏路。村子裏的道路很糟糕，還在田埂上走過幾大段。有的“階級敵人”走得慢了，就挨槍托，挨腳踢。

當晚，被以“逃亡地主分子”罪名遊鄉批鬥的張長年的母親，受不了這份侮辱和折磨，懸梁自盡了。她是一個很老的老太婆，從河南農村來廠是想跟著轉業軍官的兒子度過晚年生活。隻因兒子“站錯了隊”，就遭此厄運。她一雙小腳，頭上戴著高帽，雙手從後麵綁著，脖子上掛著鐵牌子，押著遊鄉幾公裏，一路還要挨打。叫人怎麽受得了！第二天清早，人們發覺張老太太的屍身吊在廚房門外的屋簷下。春節期間發生這樣令人悲痛欲絕的事情，眾人看到無不傷心。可在那個年頭，有誰敢出來幫助處理呢？後來紅衛隊把張長年從關押的地方叫回來處理喪事。在押解人員的監視下，他忍住眼淚，喋喋不休地用看似革命實際上是遏止不住憤怒的語氣對著母親的屍身嚷道：“你與人民為敵，我軟埋（指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不能用棺材，隻用軟東西裹著埋掉）了你……”左手抱著母親的遺體，右手用菜刀恨恨地向屋簷下的繩索砍去，將母親放下來。然後在鄰居的幫助下，用被子裹好，抬出去草草埋葬了。

－－幾十年後，張長年的大女兒（大學畢業生，原在鄭州工作，從小由奶奶撫養，與奶奶的感情深厚）來廠，想要把奶奶的屍骨遷回故鄉重新安葬。這時張長年已故，張家已經沒有人在廠裏了，她四處探尋查訪，最後也沒有找到埋在什麽地方。

春節完了之後，不少的人背地裏發牢騷：“我們又不是階級敵人，我們不是也沒過好年嗎？”

關於這件事，《9824廠誌》是這樣記載的：“1969年2月18日  召開群眾大會，批鬥‘走資派’，‘二月逆流反軍亂軍分子’，並遊行到××15廠、龍潭村、××04廠，被遊鬥的張長年之母當夜上吊身亡。”（見《9824廠誌》，雲南軍事工業誌編委會9824廠誌編輯部，1989年6月版第9頁。9824廠等是五機部頒定的該廠之第一廠名。）

後來，每當聽到有人叫喊“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就不由得會想起文革中親曆的那一次“革命化”的春節。

（原載網刊《昨天》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