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戰我們輸在哪？ zt

來源：文匯讀書周報


甲午海戰中日指揮員素質比較


　　經過艱難的曆程，大清國的近代海軍艦隊終於在1885年正式成軍了。然而，這支費盡周折打造起來的艦隊，在幾年以後的甲午海戰中，竟然不堪一擊。這個原因是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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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兩國當時的海軍艦隊如果從質量上來看，應該說是差不多，用現在的一句話，叫做沒有“時代差”。


　　在近代，中國與日本先後走上一條求強求富的道路，其中，中日兩國海軍艦隊的建立代表著兩國海軍建設的最高成就。從總體來說，在硬實力方麵，日本不如中國。中國的GDP占世界總量的17.6%，中國軍隊的數量要比日本多幾倍，大清國的陸軍達100萬人。而日本陸軍隻有7個師，20餘萬人。大清國的海軍與日本艦隊的總噸位相差無幾。


　　盡管有的學者認為，在甲午海戰中，日本艦隊的裝備要好於清軍，但我認為，從軍事角度講，這樣認識過於簡單了。比如，就拿作戰地域來講吧，中國軍隊是在近海作戰，依托大陸，有著非常有利的戰場環境。而日軍是跨海作戰，補給線過長，不利於作戰。


　　然而，正是在家門口作戰的中國海軍卻敗得那樣慘，竟以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沒而告終。我個人認為，中國軍隊的失敗，從根本上講，在於軟實力上。我就從中日兩國海軍軍官素質這一點上，看看中國軍隊敗得是多麽的不應該。


　　思想素質


　　日本海軍同日本的其他軍隊一樣是“天皇股肱”，按照西方列強模式創建。日本海軍將封建社會長期形成的以“忠君”、“勇敢”、“服從”為中心的武士道精神與資產階級弱肉強食的國家利益觀相結合，形成了海軍軍官富有侵略性的軍國主義觀念。


　　清朝海軍方麵，盡管丁汝昌及大部分管帶在海戰時拚死抵抗，將生死置之度外，如鄧世昌、林永升等，但從整體上看，他們僅僅是典型的忠君報國的封建型軍事指揮官，帶有濃厚的封建意識，政治思想素質並不高。在舊的封建官僚體製下，學生官進入北洋海軍服役的同時，也便進入了官場，“僅有的那點職業熱情和進取精神很快便消磨殆盡，並在追逐私利貪圖安逸的腐敗風氣中隨波逐流，他們逐漸意識到在和平時期，工作表現並不是晉升的決定因素，敬業自然也就成了十分可笑的行為”。


　　比如，水師中大多為福建人，他們人多勢眾，排斥非閩係軍官，甚至連身為北洋水師提督的安徽人丁汝昌也不得不承認“孤寄於群閩之上，遂為閩黨所製，威令不行”。訓練“多尚虛文”，流於形式而不考慮實戰，各艦管帶集體作弊，虛應敷衍，弄虛作假。戰敗後中下級軍官呈文指出:“平日操演炮靶、雷靶，惟船動而靶不動”，並早已量好距離，進行射擊，“操演船陣，先期預定陣式，各管帶隻需默記應操演數，其餘可置之”。由此可見，訓練廢弛已到何種地步，該為而不為，已不單是能力問題，而是嚴重的思想問題。

　　更為嚴重的是紀律敗壞，走向腐敗，帶頭違紀的還是眾管帶。《北洋水師章程》規定:總兵以下各官終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館。然而實際上各管帶早已在基地及附近興建私宅，攜妻妾而居，海軍軍官生活大多奢侈浮華，嫖賭乃常事，劉公島上賭館、煙館、妓院林立達七十多家。1886年，北洋艦隊應邀訪問日本長崎，官兵上岸在妓館鬧事引起事端，李鴻章不但不處理，還說“武人好淫，自古而然”。


　　還有，水師提督丁汝昌原是陸軍將領，不下功夫學習海軍知識，還常以外行自居；在海軍基地劉公島上開設店鋪斂財，與部下發生齟齬；還自蓄優伶，生活驕奢淫逸。


　　“濟遠”艦管帶方伯謙在威海、煙台、福州有五套公館，在艦隊常去之地還金屋藏嬌。威海之戰的緊要關頭，“來遠”、“威遠”兩艦的管帶邱寶仁、林穎啟竟在岸上嫖妓未歸，兩艦無人指揮，被日軍擊沉。許多管帶以權謀私，把軍事訓練、保養船械等款項全部鯨吞，致使船械“應換不換”，“應油不油”。在黃海海戰中，“定遠”艦第一炮就將自己的艦橋震坍，令丁汝昌跌落甲板負傷。


　　至於假彈藥現象，更是普遍問題。甚至在1891年到日本訪問時，大炮也沒擦幹淨，並晾有衣物，被時任日本海軍橫濱鎮守府司令的東鄉平八郎發現，認為清軍紀律敗壞不足懼。“隻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敵。北洋軍風、軍紀敗壞如此，不由不亡”。北洋水師戰役戰術指揮階層思想素質之差，由此可見一斑。


　　軍事素質


　　單就軍事來說，甲午戰爭中最令人銘心刻骨的結局，莫過於龐大的北洋艦隊整體覆沒的同時，對方艦隊竟然一艘未沉。整場戰役中，日本聯合艦隊戰役指揮得當，作戰思想先進，戰術靈活。日本聯合艦隊運用本隊與遊擊隊協同作戰，並采用常備艦隊司令官坪井航三的建議，在1894年9月17日的黃海海戰中運用便於機動、便於發揮自己速射炮火力的單縱隊戰術，在戰鬥中靈活地展開包圍，牢牢地用第一遊擊隊和本隊夾擊北洋水師，並適時撤退，擊沉北洋水師艦船5艘，傷7艘。

　黃海海戰重創北洋水師後，日本聯合艦隊仍視北洋水師殘部為心腹大患，迅速重組編隊，組織人員偵察掌握北洋水師動向，積極主動，采取魚雷攻擊、夜襲等多種手段攻擊北洋水師，直至在登陸部隊配合下徹底將其殲滅。


　　相比而言，北洋水師指揮層的表現則遜色得多，其戰術思想落後，戰鬥隊形呆板，缺乏協同意識。在發現日本艦隊來襲時，丁汝昌下令改為雙橫隊應敵，但卻變成了“人”字型陣形，原因是各管帶“勇怯不一，勇者過勇，不待號令而爭先，怯者過怯，不守號令而退後”，更有甚者，旗艦管帶劉步蟾擅自下令開炮，提前發起攻擊，致使隊形來不及調整而大亂。


　　各艦在海戰中也是各自為戰，互不相救。劉步蟾在距敵5300米時即發炮射擊，其餘各艦跟著開炮，“炮彈盡落於海，無一命中”。這從根本上違背了海軍艦艇開炮的起碼戰術要求——首發命中。


　　還有，艦隊指揮階層普遍缺乏戰役指揮意識，各自為戰。一開戰，丁汝昌負傷，不久旗艦“定遠”艦信號裝置被擊毀，失去了指揮能力，而在以後5個小時的海戰中，竟無一管帶挺身而出，接替指揮，一直在無人指揮的混亂狀態下混戰。


　　通過甲午海戰中北洋水師的表現，我們可以看到，外行出身的丁汝昌指揮固然不力，但作為接受過正規海軍軍事訓練的眾管帶竟也錯誤不斷。北洋行營翼長盛宣懷戰後撰文指出，北洋水師連連敗北，“實智略之不勝也”。西方史學家拉爾夫爾·鮑威爾認為:“中國的指揮官在基本戰略戰術和使用武器方麵，顯示出可悲的無知。把人送到這些為當權者提拔起來的、老而無用的指揮官手下作戰，是一種犯罪行為。”

　科學文化素質


　　日本內閣把海軍建設的重點放在了培養人才，尤其是培養海軍軍官上，認為這是海軍建設的頭等大事，因為，軍艦的靈魂是軍官，無之則水兵無以發揮其所長，艦船將成為一堆廢鐵。


　　為此，日本設立了大量的海軍學校，其技術院校門類齊全，指揮院校高級、中級、低級搭配。還通過多種渠道選派學生出國學習深造，留學生數量大，留學國家多，學習範圍廣，學習時間長，不僅學習軍事指揮、軍事技術，還學習政治、經濟、文化等。據考證，日本聯合艦隊指揮員幾乎全是正規的初級海軍學校畢業生，有的還在高級海軍軍校學習過，不少人留學期間還在外國軍艦上學習過。據統計，到1894年，日本海軍出國留學生總數達100餘人，而出國考察的則更多。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留學生不僅在美、法、英、德等西方列國海軍院校及其軍艦上學習，而且還來中國福建船政學堂學習，如鈴木恭堅、河野主一郎、柴玉郎等，以武官、考察等身份來華刺探軍情的則更多，甲午海戰時任軍令部長的樺山資紀就曾來華偵察過台灣地區的軍事情況。


　　日本海軍院校特別注重學員的遠洋航行訓練。明治政府不惜花費巨額經費，對學校畢業生實行遠洋航海實習製度。第一次遠洋航海始於1875年“築波”號(1978噸，載山本權兵衛班47人)對舊金山和夏威夷的訪問。此後又在1878年訪問了澳洲(“築波”號，鹿野勇之進班)。同年，日本國產艦“清輝”號完成了歐洲之旅。這被稱為明治海軍的三大遠航。從1875年開始，日本幾乎每年都對海軍學員進行遠洋訓練，先後到過美國、澳大利亞、巴拿馬、智利、秘魯、英國等國。因此，日本海軍軍官科學文化素質比較全麵。


　　大清政府也開辦了大量的海軍院校，數量不少，但起步晚，門類也不齊全，指揮院校僅有封建習氣濃厚的初級院校兩所，規模不大，課程設置也不盡合理，軍事課程內容較少，儒學教育課程較多，出國留學的比較少，僅三批30餘人。在水師學堂和船政學堂學習期間，大部分學員對操作艦船滿足於“通船主之學，堪任駕駛”(左宗棠語)，對戰略戰術、西方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麵興趣不高。北洋水師遠洋訓練相比日本海軍而言開展得少之又少，一則經費所限，二則人員怕吃苦。每年的例行巡海，也是流於形式，管帶隻是個駕駛航行的普通船長，根本沒有達到提升指揮員綜合素質的作用。

　　身體素質


　　而且，兩國海軍軍官的身體素質也不一樣。海洋作戰與陸地作戰不一樣，更需要官兵具有很好的身體素質。


　　日本自古是尚武的民族，習武強身、以武求功名是日本國民的傳統觀念，也是封建社會中出人頭地的一個重要階梯，這種觀念一直持續到近代。日本各海軍軍事院校非常重視學員的身體素質，認為身體素質是其他各項素質的載體和基礎，針對海軍職業危險性高、艱苦程度大，他們采取各種措施讓學員進行身體鍛煉，尤以對畢業學員進行遠洋航行訓練最為有效。日本海軍軍官的身體素質都比較好。1878年10月，日本國產“清輝”號軍艦到西歐各國訪問，航程26300海裏，長達5個多月，英國《先驅論壇報》驚歎日本海軍素質與英國海軍相比毫不遜色。


　　而清朝海軍軍官由於受儒家教育的影響，多尚文輕武，喜靜不喜動，善思考而惡勞作。據在福建船政學堂考察的英國教官回憶:中國海軍學員們“有巾幗味道，下完課後隻是在各處走走發呆，或是做功課，從來不運動”，認為在“佛龕裏呆著比在海上警戒工作更合適”，外籍教師也承認“讓清國學生做體育運動比做學術教育遠遠為難”，在海上訓練時“學生不喜歡體力勞動，怕弄髒手指”，在英國留學的學員嚴複也承認“西洋筋骨皆強，而華人不能”，並看出造成兩者的差距在於大清水師“少養成”。在校學生尚且如此，踏入仕途後更是耽於享樂，恥於勞動，疏於鍛煉，身體素質越來越差。因此，清朝海軍軍官充其量不過是掌握了一些海軍專業技能的文弱書生，身體素質不能與日本海軍軍官相提並論。

　心理素質


　　還有心理素質也不行。戰爭充滿風險與勞累，要求軍人必須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質，因為心理素質的好壞直接影響著智力的發揮。日本海軍軍官中存有強烈的侵略意識，這是島國民族自尊自大的封閉心理與尚武精神相結合的反映。除去野蠻的一麵，其中也包含有積極主動的進取意識。嚴格而又殘酷的軍事訓練、長期的遠洋航行訓練，養成了日本海軍軍官敢於冒險的進攻心理和良好的戰場適應能力。他們意誌頑強，驍勇善戰，在戰場上表現出色。在整個甲午海戰中，日本聯合艦隊一直在積極主動地進攻，采取突襲、夜襲、陸海協同等多種方法攻打北洋水師。


　　相比之下，北洋水師的心理狀態則較差。聯合艦隊司令官伊東亨佑戰後撰文指出，方伯謙在豐島海戰中作戰十分勇敢，但在黃海海戰中竟然臨陣逃跑，原因是被日本海軍打怕了，其他管帶表現也好不了多少。黃海海戰中，“鎮遠”艦管帶“林泰曾驚慌失措”，飲濃酒至大醉而臥於指揮台下，“一切調度進退都由楊用霖一人”，“定遠”艦管帶劉步蟾更是“心慌意亂”，日艦未進入火炮射程內就匆匆下令開炮。


　　黃海海戰後，包括眾管帶在內的各級軍官，仍然驚魂未定，心有餘悸。在旅順基地休整期間，“每以公餘日弛逐於酒陣歌場”，對日本海軍作戰已經喪失了信心，在接下來的威海衛之戰中，眾管帶茫然無策，不知所措，畏首畏尾，最後不少管帶竟逼丁汝昌投降，拒不執行丁汝昌的“自沉軍艦，以免資敵”的命令，原因是投降後怕日本海軍報複，“蓋恐沉船徒降，取怒倭人也”。丁汝昌在海戰後，也是悲觀失望之極，情緒十分低落，影響了以後戰鬥戰役的指揮。這些可悲的表現，除政治思想素質不高以外，也是心理素質比較差的原因，一戰失利就嚇破了膽，這樣的心理素質根本不能適應海戰的需要。當然也有些管帶寧死不屈的，但就海軍軍官整體而言，心理素質並不好。


　　中日兩國海軍110多年前的那場大決戰，是一個落後的封建大國與一個新興的資本主義小國之間的對抗，是一支武器裝備初步近代化的封建軍隊與一支已經全麵近代化的資本主義軍隊之間的對抗。按照封建社會標準培養的指揮員，其素質無法與按照近代資本主義標準培養的指揮員相比，失敗在所難免。110多年前的這場戰役告訴我們，指揮員素質對一場戰爭的勝負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