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案：蘇聯“大清洗”究竟殺了多少人？

來源：文史參考


　　蘇聯“大清洗”，是世界曆史上一場空前的政治浩劫。斯大林為了清洗其主要的政治對手——托洛茨基分子，在1936－1939年發動肅反，共逮捕了120萬蘇共黨員，占當時黨員總數的一半。“大清洗”期間，蘇聯1934年十七大選出的139個聯共中央委員，有89個被逮捕並被槍決；在1966個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個“消失”了。難怪托洛茨基說：“為確立斯大林式的製度，需要的不是布爾什維克黨，而倒是鏟除布爾什維克黨。”

　　這些僅僅是高層清洗中有據可查的確切數字。除高層以外，“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殺了多少人，關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沒有準確的記載和答案，這已經成為20世紀一大曆史謎案。

　　說法一：蘇聯官方認定350-450萬人

　　“大清洗”運動中的鎮壓人數，學術界迄今沒有定論。

　　首先看看俄羅斯人德·安·沃爾科戈諾夫的說法，此人曾任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是當時少數能夠看到最機密檔案的曆史學家之一。他在1989年出版的著作《斯大林：勝利與悲劇》中，有多處涉及斯大林時期鎮壓的人數和規模。據國防人民委員部的統計數字等比較權威的資料分析，在1937和1938年這悲慘的兩年裏，大約有350－450萬人遭到鎮壓，其中60－80萬人是判了死刑的。

　　“根據現有的材料，可以對被鎮壓者的人數作一個保守的估計。”沃爾科戈諾夫說：“我有許多文獻，它們似乎可以間接地證明，350－450萬受害者的數字比較接近實際。”

　　這一結論與兩年後蘇聯公布的官方說法比較接近，但仍有出入。1991年6月，蘇聯解體前夕，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個數字：1920年到1953年，蘇聯約有420萬人遭到鎮壓，其中200多萬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鎮壓的。

　　作為官方說法，無論是資料來源還是調查結果，均有一定可信度，但統計顯然不夠全麵。沃爾科戈諾夫認為，有相當多的人並沒有被“法庭”判處死刑，而是後來在勞改營和監獄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這些人都沒有納入官方的統計範圍。

　　蘇聯的許多大型建築工程，如地鐵、水電站、運河用的都是勞改犯。這是非常殘酷的人力使用方法，例如被派到北極圈工地勞動的勞改犯，他們的服裝和其他裝備都是無法在那裏生存的，更不用說勞動了。這些人據說隻能堅持一個星期的勞動，然後就會“消失”。這部分死亡人數至今官方仍未能提供確切的數字。


　　而且，隻有中央一級公布數字也是不夠的，如果不配以各地區的深入研究和進一步統計，統計數字很難做到全麵準確。特別是“大清洗”時期，無法無天現象極端嚴重，地方各級“肅反”機構亂抓亂殺事件相當普遍，有許多數字已無法統計。

　　在蘇聯“大清洗”和曆次社會政治運動中，不僅僅有“按反革命和最危險國事罪被判刑”的，還有許多按其他原因被判罪的，如所謂“破壞集體財產罪”、“破壞國家財產罪”、“破壞生產罪”、“破壞勞動紀律罪”、“不能完成播種計劃罪”，等等，其中有大量過不當罰、罪不當判的受害者。

　　最有代表性的是1932頒布的“麥穗法”，一些人隻是在集體農莊麥田裏揪了幾穗麥子，就要被關進勞改營達10年之久。這些人都是按刑事罪判決的。其實,他們作為“破壞分子”，犯了“破壞集體財產罪”，屬於政治罪。

　　類似的例子在那個時代非常多。如在弗拉基米爾省蘇茲達爾區，兩個少年因為夜間牧馬時在集體農莊菜園裏摘吃了3條黃瓜，他們就被法院判了8年徒刑。事實上，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後，還有30萬人因為沒有出工、沒有完成勞動日的任務、撿了“麥穗”以及其他問題被判刑。

　　這場鎮壓運動還波及到各個領域。在知識界，曆史學家、生物學家、數學家、藝術家等等數以幾千計地被迫害、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肅反機構槍決烏克蘭的幾百名民間歌唱藝人。這些藝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們的歌曲從來沒有文字記載，得靠師徒代代相傳。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說：“每當他們槍決一個民間歌唱藝人或者走方說書的藝人，幾百首偉大的音樂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於1940年6月26日，通過了《關於轉變到八小時工作日、七天工作周和禁止職工擅離企業和機關職守》的法令。依據法令，職工擅離職守、遲到或早退，要判2個月到半年(還要扣除25%工資)就地勞動改造。按照這種“破壞勞動紀律罪”，僅在1940年下半年，就有209萬人被判刑。

　　可見，無論“破壞集體或國家財產罪”，還是“破壞勞動紀律罪”，許多因“重大反革命罪”之外而判刑的人，都不在上述官方曆次統計之列。

　　在肅反運動中，濫捕無辜的行動大都在深夜進行，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神經高度緊張，生怕夜間有人敲自己家門，許多住在高樓上的人，為免遭被捕後的嚴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門時，便縱身跳下，以死相抗。

　　說法二：俄羅斯民間認同2000萬人

　　關於“大清洗”鎮壓人數，俄羅斯學者研究的結果，與官方公布的數字大相徑庭，他們普遍認同的數字是2000萬人。

　這方麵比較有代表性的權威人士是亞·雅科夫列夫。1987年年底，在蘇共中央政治局下專門設立一個委員會處理平反問題，由雅科夫列夫領導。在葉利欽時代，雅可夫列夫繼續這一工作。在此期間，委員會為250萬人恢複了名譽。毫無疑問，他是能夠接觸到所有有關材料的人。

　　雅科夫列夫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中說，“目前尚無根據可靠文件得出的、能準確反映全國性大悲劇規模的確切數字。”但是他認為，被鎮壓的天才學者韋爾納茨基院士在1939年1月寫的日記中，提到被流放和監禁的總人數為1400－1700萬，“不會有什麽誇大之處”。

　　《一杯苦酒》提供了一些比較確切的數字。1954年內務部長C.克魯格洛夫報呈赫魯曉夫：1930至1953年間遭鎮壓的人數約為370萬，其中76.5萬人被槍決。雅科夫列夫認為，這個數字被大大壓低了——沒有列入內務人民委員部內部監獄的人數，也沒有在集中營中的死亡人數，遭鎮壓的農民和被放逐的少數民族的人數也被忽略了。如果加上受害於集體化時期的340萬人和遭鎮壓的330萬少數民族，受害人超過了1000萬。

　　2000年十月革命節前夕，雅科夫列夫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斯大林鎮壓的犧牲者涉及2000萬人，也許還要多。他曾向俄羅斯總統建議，成立統計政治鎮壓犧牲人數的各部門聯合委員會。“準確數字我們是永遠不會知道的，最終哪怕得出一個大體數字，”他說，他們有多少人?是誰?在什麽地方?有哪些類?不僅有被槍斃的，還有餓死的，“要知道，有1000萬人是餓死的，死於有組織的饑荒。一次是死於餘糧收集製，而另一次是在烏克蘭，在我們的南方城市死於有組織的饑荒”。

　　如果把後麵這些數字全加上，斯大林時期，被直接鎮壓的人數當在2000萬左右，占全蘇總人口1.9億的1/10。難怪胡喬木曾經感歎說，“蘇聯揭露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曆史上任何最專製暴虐的統治。”

　　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控與大混亂》一書中，就引證了2000萬人的說法。他寫道，盡管被斯大林處死的確切數字將永遠無法獲知，但估計在2000萬到2500萬人的範圍內，不會是誇大的。斯大林時代“有數百萬人慘遭殺害”，受迫害的人數“可以絕對有把握地估計不少於2000萬，可能高達4000萬”。


　　說法三：中國學者考證處死僅80萬人遭質疑

　　相比之下，中國蘇聯史專家吳恩遠的考證要保守得多。2002年，他就蘇聯“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數進行了詳細考證，得出的結果是，從1937年2月斯大林發出“采用新方法，即連根拔出和粉碎的方法”與反黨分子鬥爭的號召開始，到1938年底大規模鎮壓運動結束，蘇聯因政治原因，直接或間接被處死的在80萬人左右。

　　吳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俄羅斯聯邦安全部等權威部門發布的統計數字，以及解密後的俄羅斯國家檔案館資料為據，考證出“大清洗”期間，因政治原因被判刑130－150萬人左右；勞改營在押人數114萬人；判處死刑69萬人；流放和驅逐出境2.84萬人。

　　吳還統計了集中營死亡的囚犯情況。1937年被關押在監獄、勞改營、集中營死亡的犯人是2.54萬人，1938年是9.05萬人。

　　綜合以上數字，吳認為，“大清洗”期間的鎮壓規模不超過350萬人，其中約80萬人被處死，與學術界公認的2000萬人相去甚遠。

　　吳恩遠據此撰文認為，“大清洗”人數被誇大，中國學者受到了西方學者的誤導。他在題為《蘇聯“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數考》的論文中說，蘇聯在“大清洗”中表現出的濫殺無辜、草菅人命、蔑視法製是極端錯誤的，觸目驚心的鎮反內幕發人深思。但西方學界有意利用一些肆意歪曲、誇大的數字，作為蘇聯社會主義“暴政”的證據，全盤否定蘇聯曆史，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動蕩，最終導致蘇聯的崩潰。

　　對這一考證結果，中央編譯局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研究員鄭異凡表示質疑。他認為，吳恩遠的考證結果僅僅限於1937年和1938年這兩年內，而且是按照合法程序判處死刑的人數，決不是斯大林時期遭鎮壓或迫害的全部數字。

　鄭引證1997年法國出版的《共產主義黑皮書》，該書對斯大林時期各種類型的鎮壓犧牲者數量做了一個總結，僅在1937－1938年，內務部就逮捕了157.5萬人，有134.5萬人被判刑，68.7萬人被槍斃。

　　《共產主義黑皮書》羅列的被害人數清單如下：

　　1.1932－1933年有600萬人死於饑荒，這是剝奪富農政策和國家掠奪性的沒收集體農莊的苦果；

　　2.有72萬人直接根據國家政治保衛局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判決被槍斃，其中有68萬是在1937－1938年；

　　3.1934－1940年之間的集中營登記的死亡人數為30萬人，1930－1933年的情況沒有準確的數據，但在30年代總數約為40萬；

　　4.有60萬人是作為被驅逐出境者、迫遷者和特別移民死亡登記的；

　　5.有將近220萬被驅逐者或特別移民；

　　6.1934－1941年間有600萬人被關進古拉格群島的集中營和流放區。

　　按照《共產主義黑皮書》的統計，20世紀30年代被鎮壓的總人數為1622萬，其中各種死亡人數為800萬左右。

　　《共產主義黑皮書》還提供了另一組數字：到1940年1月1日，全蘇53個勞改營和425個勞改流放區共關押167萬人，一年後為193萬人；有20萬人關押在監獄中，等待判決或者發送集中營；18000個內務部管理處管理120萬特別移民。盡管這些數字是被大大縮小的，但從中仍能窺見30年代涉及蘇聯社會所有階層的鎮壓規模。

　　鏈接：1000萬富農被消滅

　　史學界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大清洗”是對社會主義曆史上一種惡的現象的籠統說法，泛指蘇聯20世紀20－50年代初斯大林時期對一大批無辜人員的鎮壓迫害。

　　如果基於這一廣義理解，斯大林時期的鎮壓，還應當包括20世紀30年代集體化時期被當作“富農”消滅的大量農民。這些人因不願參加集體農莊，或不按規定出售糧食，而死於各種迫害，包括：被直接槍斃的；流放途中因惡劣的條件而死亡的；到達流放地因惡劣的氣候和生存條件，缺乏起碼的物質裝備而死亡的。

　　這些人沒有被列入鎮壓、迫害、槍斃的名單之內，和那些遭鎮壓的各級官員、學者、作家等不同，後者多數得到平反昭雪，而他們並沒有得到官方的平反，連死亡的確切數字也難以統計。但他們是遭受鎮壓的最大群體，則是不爭的事實。

　　最早正式透露這一死亡人數的是斯大林本人。1942年8月14日，斯大林在同丘吉爾談話中透露，集體化期間“富農”死亡人數達“幾千萬”。丘吉爾在其回憶錄中記錄了這次對話：

　　丘：“請你告訴我，對你個人來說，這次戰爭的緊張情況是否像貫徹集體農莊政策一樣?”

　　斯：“不，不，集體農莊政策是一場可怕的鬥爭。”

　　丘：“我認為你一定感到不好辦，因為你要對付的不是幾百萬貴族或大地主，而是幾百萬小人物。”

　　斯大林舉起了雙手，“幾千萬哪，那是可怕的。一直進行了4年。”

　　丘：“這些人就是你們所說的富農嗎?”

　　斯：“是的。”

　　丘：“結果怎樣呢?”

　　斯：“他們大部分都為農民所痛恨，被他們的雇農所‘消滅’了。”

　　關於鎮壓富農的人數，曾任蘇共中央委員的羅·麥德韋傑夫，在其專著《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中說，在1933年聯共中央一月全會上，有報告稱，從1930年初至1932年底，有24萬個富農家庭被遷往邊遠地區。

　　“這個數字顯然偏低。”麥德韋傑夫說，消滅富農分兩個階段：1930年10月以前，遷往國內北部地區的富農家庭有11.5萬個；1931年2月，通過了關於富農外遷的第二個決定，一年內就有26.6萬個富農家庭外遷，這樣，外遷家庭總數就達到了38.1萬戶。

　　這還僅僅是官方公布的數字，是根據執行外遷任務的國家政治保衛局等機關的報告，這些數字沒有包括那些遷入實行全盤集體化地區的人，以及當作“小富農”被遷出的幾十萬中農和貧農。雅可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提供了剝奪“富農”的大致數字，總共約120萬戶，以每戶平均6－8人計算，約800－1000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