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國滅亡與秦始皇的暴政究竟有沒有關係 zt

來源：新浪網 時間：2010-03-29 08:08:00



秦始皇


　　賈誼的一篇《過秦論》，給秦帝國貼上了暴政的道德標簽兩千餘年。難道事情真如傳聞中的那樣，秦帝國是亡於暴政？似乎事情又不那麽簡單。

　　● 暴政是個很有妖魔化色彩的說法

　　公元前210年的那個冬天，秦始皇——也就是當年的秦王政，在第四次東巡的路上，告別了他殫精竭慮，耗盡畢生心血所創建的帝國，帶著些許遺憾與世長辭。令他至死都耿耿於懷的是東郡(今河南省濮陽西南)那石頭上的幾個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的確，一語成讖，在秦始皇逝世的三年後，雄霸四海的秦帝國轟然坍塌。

　　本書在撰寫序的時候就提到，要擯除以貼道德標簽為主視角的讀史方法，而“暴政”論就屬於典型的貼道德標簽行為。

　　首先，暴政這個說法就很有妖魔化的嫌疑，缺乏公正的色彩；其次，暴政並沒有明確的界定標準，隻是種很模糊的形容，由於時代、立場以及個體的理解差異，對這個問題的衡量尺度莫衷一是，不便於對曆史的規律進行精確的提煉。因此本文在關於秦帝國的終結是由於暴政這一主流常見說法，是不予承認的。

　　退一步講，我們姑且假定有暴政存在，至多也就是把當時秦帝國政府秉承的基本治國方針——嚴刑峻法拿來當作標準。而按照這個標準，試問，兩千年來中國曆史上，還有不是暴政的朝代嗎？就史料而言，率先誣秦“暴政”的漢朝，也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他們司法當局手中的法律武器不如秦時的那樣全麵，或者明顯地沒有那樣嚴酷。

　　況且，所謂的“暴政”真的就是維係政權與統治的天然大敵嗎？這似乎又未必。

● 受害者替施害者表白是一種病

　　我們來看兩段真實而有趣的故事：

　　1973年8月23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詹·埃裏克·奧洛森與克拉克·奧佛森，意圖搶劫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在他們發覺搶劫行動失敗後，采取了挾持人質作為自保手段。被挾持的人質均為銀行職員，共有四人。此後，為保證人質安全，警方與歹徒保持僵持狀態長達130個小時。最終，事件因歹徒放棄抵抗並釋放人質而結束。

　　然而這起事件發生後的幾個月時間裏，這四名遭受到挾持的銀行職員，仍然對綁架他們的人顯露出憐憫的情感，他們不但拒絕在法院指控這些綁匪，甚至還為綁匪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他們都表明自己並不痛恨歹徒，相反卻表達出感激之情。他們的理由是，綁匪們非但沒有傷害他們，反而對他們照顧有加。而對警察及司法機關，他們卻采取了敵對態度。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人質中一名女職員克裏絲婷竟然愛上了劫匪奧洛森，並與他在服刑期間訂婚。這件事情的發生，一時間令全世界輿論瞠目結舌。

　　無獨有偶。

　　1974年2月4日，美國加州地區激進武裝組織“共生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注26] 綁架了報業大王威廉·倫道夫·赫斯特19歲的孫女——帕特麗夏·赫斯特(後簡稱帕蒂)。是時，帕蒂被軟禁在舊金山大學附近的金門大街1827—6號公寓裏，隻能不時通過電話向父母報平安。

　　“共生軍”通過控製帕蒂人身自由的方式，對其父母進行了怪異的勒索：要求赫斯特家族捐出六百萬美元的食品分給加利福尼亞當地的窮人，救女心切的赫斯特夫婦不得不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在分發食品的現場，大批的窮人因免費得到食品而過度興奮，以至於出現了哄搶的場麵，導致了大規模騷亂的發生，之後警方的介入使這項活動終止。

　　由於帕蒂出身名門，她的被綁架驚動了整個美國新聞界，大批媒體對此圍追堵截，紛紛安營紮寨在帕蒂父母家門口，以期獲得最新消息。帕蒂的父母與共生軍反複交涉，要求釋放帕蒂，結果被拒絕，此後雙方的談判戛然而止，赫斯特夫婦再沒收到任何有關帕蒂的消息。

　　在帕蒂的家人均以為她遭到不測的兩個星期後，卻意外地收到了幾盒錄有帕蒂聲音的錄音帶。出人意料的是，在錄音帶中，帕蒂開始讚美起“共生軍”來。對此，赫斯特夫婦堅持認為，自己的女兒是受了脅迫才這樣說的。

　然而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兩個月之後，這幾乎讓所有關注這件事的人啼笑皆非：1974年4月15日的上午9時40分，美國舊金山日落大道的愛爾蘭銀行遭遇了搶劫，劫匪中竟然出現了失蹤兩個月的帕蒂。令人更不可思議的是，帕蒂在搶劫中手持卡賓槍，神情激動，表現得異常投入。

　　爾後，帕蒂的家人再次收到了她寄來的錄音帶和“共生軍”的宣傳單。宣傳單上，是帕蒂頭戴貝雷帽，手執卡賓槍的英姿。她身後，是共生軍的標誌畫麵——盤踞的七頭響尾蛇。帕蒂在這次錄音中宣稱自己已加入“共生軍”，並表示要與自己出身的資產階級家庭決裂。此時的她，已改名為“Tania”(塔妮婭，切·格瓦拉女友的名字)，並同一名“共生軍”組織成員墜入愛河。

　　1975年，也就是在帕蒂加入“共生軍”一年半後，她和另外兩名“共生軍”成員在舊金山被FBI[注27] 逮捕，直至被法院起訴前，她還歇斯底裏地大罵自己的父母是豬。

　　這兩個真實而滑稽的故事，讓人看了說什麽也笑不起來。作為受害者，竟然對施害者產生認同感，甚至加入到施害者的立場中去。這種呈病態的情感及行為令人非常費解，於是引起了社會學家的關注。人們在對此做出深入的研究後卻發現，這不僅僅是個案，而是在特定條件下一種普遍的心理反應，而圍繞著這種心理反應所衍生出的一切行為，則被認定是一種心理疾病的具體表現。由於這種病症的首次發現是在斯德哥爾摩銀行搶劫案之後，故將其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造成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條件有四：

　　1.受害者受到重大的威脅，包括並不僅限於生命；2.受害者會得到施害者給予的小恩小惠；3.受害者處於封閉的環境下，隻能得到施害者單向給予的信息；4.受害者感覺無路可逃，或對脫離施害者的控製不抱任何希望。

　● 接受不能改變的現實

　　實踐證明，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獲得者，既可以是一兩個人，也可能是一群人、一個族群、一個民族乃至一個國家。隻要有施暴者與造就病征的四個條件共存，就會產生這種病，而且這種疾病的普遍性，高得令人吃驚。

　　如，清朝雍正年間，儒生曾靜因陰謀煽動造反而被捕入獄，經曆了囚禁、審判後，低頭伏法認罪。謀逆本是大罪，理應處死。然而可以殺掉他的雍正帝，不但沒殺他，反而給了他一個小官做，這使得曾靜的態度大為轉變，對朝廷對皇上感激涕零，臣服得五體投地。而後跟隨朝廷大員輾轉於江寧、杭州、蘇州等地，對官辦圖書《大義覺迷錄》[注28] 進行反複宣講，其言辭中諂媚之色令聞者不忍卒聽。

　　顯然，曾靜是感染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曆史上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最常見的就是所謂的“(罪臣)謝(皇上)不殺之恩”。

　　從某種意義上講，商鞅的變法也是在製造這種疾病，而且異乎尋常的成功。《史記》中對此有很含蓄的記載[注29] ，說商鞅變法初年，上訪聲稱新法不便的老百姓數以千計，在強製執行新法後，按部就班過了十年，秦國百姓開始對這法產生了好感，當年詆毀這部法的，在十年後紛紛到首都去誇讚這部法的優秀。

　　人所共知，商鞅的新法非常苛刻，動輒便大刑伺候；同時又引導性地給以恩惠，如拜爵獲賞等；用戶籍管理，禁止旅店營業的辦法將人口鎖定在固有的生活區域，既不能逃逸，又無法拒絕官府單向給出的信息。這些條件恰恰夠得上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征，而從秦國百姓的行為上判斷，正是感染了這種疾病且症狀表現得很典型。

　　弗洛伊德曾說，人若落入一種無法擺脫的痛苦之中，到了難以承受的地步，就會把這種痛苦看作是幸福，用這種方式來尋求解脫。

　　種種跡象表明，雖然醫學、社會學並沒有對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做出概念性的描述，但是古中國的政論家、社會學家對於這一病征的製造卻不是一無所知。法家理論中的“重刑薄賞”，一些權術論述中所談及的“恩威並施”，都是對人這種心理疾病進行的有效運用。

　　從經濟角度看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會發現這是個比較成本的問題，即對抗施害者的生存成本無限高，而順從施害者的生存成本偏低，甚至能得到些額外的收獲。作為生物體本能的求生意識就會做出最經濟的選擇：順從施害者並選擇站到施害者的立場中去。在受害者脫離施害者後，一定時間內，心理行為的慣性仍然延續著曾經的經濟意識，於是就產生了種種令人難以理解的現象。這種扭曲的經濟意識會隨著環境的改變而逐漸淡化。當然，因個體差異，也有極個別的特例，在脫離了受害環境後表現了劇烈的不適感使其走上極端，如王國維[注30] 的自殺。

　● 與暴政無關

　　拋除人道因素考慮，利用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對於維護政權統治是非常有效的，而造就這種病症必然要施加暴力。法律與刑罰，是這暴力的具體表現形式。從這個角度上可以說，暴政並不是維護統治的天敵，反而是有效的工具。聯係到秦帝國以法家思想為內核的立國之本，若僅從暴政不暴政的角度討論政權穩固與否的問題，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相反的：因暴力施加不足而導致社會對威脅感體會得不夠強烈，於是才有了顛覆政權的願望。

　　換句話說，秦帝國的衰亡與暴政無關。因為“暴政亡秦”這種說法的邏輯基石根本就不存在，那麽構築在其之上的一切說法，必然都是虛幻的空中樓閣，站不住腳。換言之，隻要立足於科學視角，以暴政作為切入點來探尋秦帝國的衰亡原因，就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

　　因此，若要探尋秦的衰亡真相，隻能另辟蹊徑，重新從故紙堆裏尋找曆史的蛛絲馬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