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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高官也蝸居:蘇轍從蝸居到房奴的窘狀

(2010-03-25 19:38:45) 下一個

來源:人民網 時間:2010-03-24

  2月27日,溫家寶總理在與網民在線交流時深有體會地說,他也知道所謂“蝸居”的滋味,因為他從上小學到離開家的時候,全家5口人隻有9平方米的住房。

  其實在古代,許多身居廟堂的高官都曾有過“蝸居”的經曆。宋代散文家蘇轍56歲時,還沒有置辦上一套稱心的住宅,麵對自己捉襟見肘的住房,他曾感歎說“我生發半白,四海無尺椽”,“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為言”——活了大半生,頭發都花白了,還沒弄上一套房子,搞得自己在兒子們麵前抬不起頭來,他們還老是抱怨。

  古代高官住房困難,是一個普遍現象,蘇轍隻是其中的一例。這些掌握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大權的成功人士,因為居官清廉、工作調動頻繁、任職地不固定,或是政治上被排擠等諸多原因,都曾被住房問題困擾。

  大唐宰相也買“郊區房”

  在唐代,國家向在京的朝廷官員提供免費的單身宿舍,若甘願打光棍,則可居住其中。《唐語林》記“趙曆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為目”,此“同舍”即含有同住一個宿舍的意思。

  但是如果要拖上老婆兒女一大家子,那就意味著得搬出單身宿舍了。像柳宗元這樣出生在長安祖屋而自有老窩可居的,當然再方便不過,若在京師並無祖業,那就必須別作打算了。一種是買地建房或直接購套現成的公館,如左丞相張說在永樂坊的豪宅,就是因風水先生慫恿而買下的“二手房”。但是如果經濟條件困難,便隻能在陋室將就了。

  北宋京官租房住

  宋朝也有很多名人曾經為住房發過愁。在宋代,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設有樓店務(後改名店宅務)作為主管國有房產和邸店的行政部門,負責出租及修造事宜,相當於近世的房管局。官員在京都任職而又無私第的,包括宰執大臣在內,都在樓店務租房住。屢從太祖、太宗出征的老將劉福的孩子們勸他在有錢的時候置辦一套房子,劉福大怒說,我拿國家的俸祿豐厚,足夠租房子了。結果等他死後,子孫們竟無私宅可居(《宋史》卷二七五)。楊礪官居樞密副使,照樣借住樓店務的房子,死後,宋真宗登門悼念,才發現其“僦舍委巷中,乘輿不能進”(《宋史》卷二八七),楊礪租住的房子外小巷狹窄,連馬車都進不去。

  朝廷還規定,官員搬出公房時不得帶走任何公家用品,即使貴為宰相,亦不得違反。《萍洲可談》述,王安石從出判江寧府任上自請退休,夫人吳氏把官舍裏一張躺習慣的藤床帶回了家。未幾,“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隻好悄悄地向老爺匯報。王安石知道吳夫人“好潔成癖”,自己則以邋遢與她“每不相合”,於是不洗腳就登床,躺了良久。吳夫人望見,立即命送還。

  宋代官員住房緊張,也有的是因為政治方麵的原因。《事實類苑》記,北宋名臣寇準受政敵迫害,被貶為衡州司馬。衡州府向來不給這種徒有虛名、實受監管者分配住房,“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見他在民眾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敵又把他遷到雷州,最終令他鬱憤而卒。

 還有一些高官們買不起房,則跟當時房價居高不下有很大的關係。大文學家歐陽修也是租房一族中的一員。歐陽修考中進士,進中央工作,工作了好多年,始終沒買上房子。他給朋友寫信說:“嗟我來京師,庇身無弊廬。閑坊僦古屋,卑陋雜裏閭。”意思是在京城工作這麽長時間,一直沒有混上自己的窩,一直在小胡同裏租房住,很慘。

  北宋末年,有位禦史中丞翁彥國。禦史中丞主管監察,兼管檢察,就是過去的監察部部長兼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這位翁部長或者翁檢察長說過一句話:“京師戶口日滋,棟宇密接,略無容隙。縱得價錢,何處買地?”看來不光是房子貴,地皮也貴,貴到有錢都買不到。

  正因為房價很高,有人就想出了一些奇招來解決基本的生存問題。北宋有個大學士叫陶轂(gǔ),他親眼見過老百姓的住房是多麽緊張:“四鄰局塞,半空架版,疊垛箱籠,分寢兒女。”住房使用麵積不夠,就自己動手改造,在房子天花板和地板的中間加一層,隔成小複式。臥室太小,放不下床,就把箱子櫃子什麽的拚起來,讓孩子們睡。這種一家三代擠一個小房子的事情,在現代人的蝸居生活中也是比較常見的。

  唐玄宗時副宰相盧懷慎住宅之簡陋令人咋舌。一次他休病假,同僚宋璟、盧從願等去他家探病,但見“器用屋宇,皆極儉陋”,盧懷慎“臥於弊簀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則以席蔽焉”(《明皇雜錄》),堂堂大唐的副總理就躺在一張破席上養病,大門上連一副像樣的門簾都沒有,就靠一張破席擋風遮雨,可見其居住條件之惡劣。

  和盧懷慎同時任宰相的姚崇,居住條件與之半斤八兩,《舊唐書》稱“(姚)崇第賒僻,因近舍客廬”。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價太貴,所以姚崇把住所買在偏遠的地方,為上下班方便,他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館裏包了一間,終因起居失調而“病店”。玄宗得知真相後,“詔徙寓四方館”,就是在專門接待周邊少數民族和外邦使節的涉外高級賓館裏,為他開了一間套房,以方便妻孥同住照顧。但“(姚)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然而《長安誌》介紹唐都城名人居所時,提到興寧坊有姚崇宅,“屋宇並官所造”。看來,最終還是唐玄宗讓政府出錢,在中心地段新蓋了一所讓姚相自認為是合適的住宅,從此避免了擠旅館的苦惱。

  唐代詩人白居易也一樣選擇了郊區房,他的買房經曆跟現代都市打工族頗為相似。白居易二十八歲考中舉人,二十九歲考中進士,三十二歲參加工作,幹的是“校書郎”,就是在中央辦公廳負責校對紅頭文件的工作人員。級別呢,是正九品,相當於一個小縣的縣長,不過工資卻不低,每月一萬六千錢。白居易在長安東郊常樂裏租了四間茅屋,因為離上班的地方遠,又養了一匹馬代步,此外還雇了兩個保姆,這樣每月的開銷是七千五百錢,剩下八千五百錢存起來。但是存了十年,他也沒能在長安買下一套房子。

 後來白居易覺得這樣長期租房不是辦法,就跑到陝西渭南縣,也就是長安城的衛星城,買下一處宅子,平時住在單位,逢假期和休息日就回渭南的家。有點和現在的大都市白領差不多,在郊區買房不住,而在城裏租房上班。

  蘇轍:從蝸居到房奴

  大文豪蘇軾和弟弟蘇轍一家從蝸居到房奴的買房經曆,最能反映當時官員們住房的窘狀。

  蘇東坡一輩子買了好幾套房子,但是沒有一套是在首都開封買的。後來他兒子在開封結婚,沒有新房,老蘇很著急,借了一個朋友的房子,才算把喜事辦了。

  而他弟弟蘇轍,在眉山老家舊宅裏住了18年,嘉祐元年進京。等到他和蘇軾考中進士,爸爸蘇洵也做了十來年的官,在京城卻沒能置上房子,任由兄弟倆借住公署。後來蘇轍、蘇軾的妻子和孩子也來到京城,加上丫環保姆,一家老小幾十口,公署裏住不下,蘇洵才去租了一處宅院。

  嘉祐五年,蘇洵帶蘇轍移居河南杞縣,也是租的房子;嘉祐六年,蘇洵帶蘇轍回京閑居,還是租的房子;直到治平三年蘇洵病故,除了眉山老宅,沒有給兒孫留下一處房產、一塊土地。

  父親過世後,蘇轍守孝3年,再來京城做官,已經31歲,該自立門戶了。然而他的運氣似乎不大好,熙寧元年單位分房,他在家守孝,沒趕上;熙寧三年皇帝賜宅,他去了河南淮陽抓教育,還是沒趕上。眼瞅著朋友李遵度在洛陽買地建別墅,王鞏在揚州擴建住宅,蘇轍心裏難過,在詩中感慨道:“恨無二頃田,伴公老蓬萊。”

  蘇轍下放南京時,王安石也在南京並早已置地買房,“以為終老之計”,蘇轍見了,免不了再次感慨一番——此時蘇轍已經56歲。元符三年,蘇轍回河南許昌定居後,狠狠心拿出攢了大半生的工資,賣掉一批藏書,花了幾年時間,陸續買下“卞氏宅”“東鄰園”“南園竹”,又改建、擴建,置了一處百餘間的大院落,安頓下全家老小。不過心願滿足了,他一生的積蓄也耗盡了,“盎中粟將盡,橐中金亦殫”,於是又自責“我老不自量”,到了這把年紀還來做房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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