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智庫值得亞洲借鑒 zt

　
[ 中國智庫 www.chinathinktank.cn 發布：三略觀察
　
最近，美國各大智庫接連推出數個中國報告，預測中美關係及中國未來，並為下一屆總統建言獻策。這令國人越來越關注美國智庫這個隱藏於政府背後的“思想醞釀者”和“點子高手”。美國智庫到底是怎樣的生存狀態？對美國外交發揮怎樣的作用？中國智庫的發展能否從中借鑒到什麽？美國頂尖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前美國國防部副部長何慕理(John Hamre)博士在接受《環球時報》專訪時對此做了專門闡述。

2000多家智庫為政府服務

　　記者：記得一年前，香港特首曾蔭權來到CSIS，他感慨美國智庫已成為一種產業了，說這正是亞洲所欠缺的。為什麽美國智庫那麽發達？

　　何慕理：每個政府都在尋找新點子，但自己卻不發明。智庫的作用就是創造這些新點子，然後通過有效渠道，傳達給政府，接著，政府將這些點子轉化為政策。美國有兩類智庫：一類是自上而下型的，從政府或政黨那裏拿錢，不用為生計發愁了，但你不能批評政府或政黨。另一類是像CSIS這樣自下而上型的，想說什麽就說什麽，但你不得不為生計奔波，不得不去籌錢，並且要為立項絞盡腦汁。如果項目做錯了，搞不好還得倒貼。兩類智庫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中國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智庫，這些智庫多從屬於各部委。而在美國，自下而上的智庫具有多年的傳統。以CSIS為例，CSIS是個老智庫，有45年曆史。這些年來，新智庫不斷湧現。現在，在美國大大小小的智庫多達2000個。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大學的研究中心，它們不能算是正式的智庫。兩者最主要的區別在於，智庫是一個溝通渠道，能把新點子變成政策。而大學研究中心始終未走出學術圈子，很難形成政策，他們不懂如何和官僚機構打交道。他們通常隻和一兩個參議員聯係，但我們和近百個參眾議員聯係。

　　記者：我注意到智庫在打兩手牌，具有“兩黨特性”。比如，CSIS和大陸及台灣的關係都非常密切。您能否談談智庫的這種“兩麵性”？

何慕理：CSIS也是“兩黨性”的。這意味著我們的項目既有民主黨的項目，也有共和黨的項目。我們主動選擇成為這種“兩黨性”，是因為兩黨反正要坐下來達成協議，取得進展，不如提前將他們拋在一邊，這樣既可節省時間，又不至於讓他們日後打架。我認為，這是推銷好點子的最好方式。而許多智庫聲稱他們是“兩黨性”，實則傾向於一黨。對於中國問題，我們的立場等同於中美建交30年的原則立場，我們相信，大陸和台灣的獨特曆史遺留問題，隻有通過他們自身來解決。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與大陸、台灣均保持積極關係的原因。

智庫第一把手最好是前高官

　　記者：您在克林頓執政期間擔任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可以談談您本人對政府外交政策的影響力嗎？

　　何慕理：我在美國政府工作了25年。卸任後之所以選擇CSIS，是因為CSIS既是中立的，又可以很主動地介入政府工作事務，既體現了政治特征，又有很健康的競爭及競爭後達成妥協的和諧。我認為，智庫第一把手最好有政府工作的經曆，且最好是前政府高官，這樣的人知道如何與政府打交道。CSIS既有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中國人民所熟知的老政治家，又匯集了全美數以百計的頂尖學者。許多資深研究員所做的研究學術價值很高，如果我從未在政府中工作過，就很難協助他們將觀點變成政策。所以，高官經曆對智庫頭兒至關重要。

　　記者：是否所有智庫第一把手均有類似這樣的政府工作經驗呢？

　　何慕理：美國智庫有許多運作模式，布魯金斯學會總裁在我任國防部副部長時，他任副國務卿，而有的智庫總裁則從未在政府任過職，但學術造詣很深。這些智庫更像是純學術研究機構。我的密友、傳統基金會的總裁，原來是眾議員，從未當過政府高層。但這正是他的長處所在，也正因此而奠定了傳統基金會的特有模式。傳統基金會就像其名字那樣，很傳統，是美國智庫中保守觀念的代表，且明顯傾向於共和黨。CSIS常參與影響美國政策的製定，因而由前高官領導是最佳良策。

　記者：在CSIS有專門研究中國項目，同時如非洲項目、能源、歐洲等其它的項目，也都提及中國問題。這是否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中國是華盛頓熱點話題？

　　何慕理：中國的崛起重新規劃了全球地緣政治和經濟的版圖，所以在CSIS，僅有一個中國項目是遠遠不夠的。因為中國太大了，所以我們必須將中國項目按領域規劃。所以，除了中國項目本身，你還會看到非洲項目中有“中國在非洲”、能源項目中有“中國之能源”、歐洲項目中有“中歐關係”等內容。“中國熱”在美國方興未艾，因而，項目必須多軌並行，而不能跑單軌列車。

　　記者：您是否能著重談談智庫如何影響美國政策？

　　何慕理：國會的參眾議員來自各州，更多地考慮他們所在州的利益。這些政客中的許多人很少出國。他們認為，美國就是世界。他們的言論非常偏激，非黑即白。在這種情況下，智庫工作就是幫助他們把握世界局勢。在國會聽證會作證的多為智庫知名研究員，他們提出論點、論據，麵對來自各州的議員進行陳述，議員們集體向作證者提問，並進行表決，當場通過或否決。

　　記者：美國智庫與政府之間的“旋轉門”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新總統上台對你們會產生什麽變化？

　　何慕理：新舊政府交替，這是產生新點子的大好時機。每次新總統上台，我們都會流失一些人才。CSIS大約有10人會在奧巴馬內閣中擔任重要位置。如果當初麥凱恩勝選，我們會有5人出任重要位置。所以，不論誰上台，我們這裏均有變動。人來人往，這是智庫的家常飯。每次新舊政府交替，也會有原政府高層卸任後到這裏工作。布什政府的一些高官也是這樣。人們從智庫進入政府又從政府來到智庫，這種“旋轉門”現象的產生是因為人們想介入政策，而智庫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台。在未來10年，智庫在美國對外政策關係中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CSIS也會繼續為中美關係發展起到創造性的作用。

智庫在中美關係中的角色

記者：中美有各種交流，比如，學術或政府層麵，智庫間交流屬於哪一種？

　　何慕理：在美國，有“一軌”和“二軌”的說法。“一軌”指的是政府間的全麵交流，“二軌”指與政府關係親近的人士之間的交流，即智庫或大學相關的項目與他們同行的交流。這種交流更為靈活、自由、暢所欲言，也更易迸發“點子”的火花。CSIS與中國的交流多為“二軌”的交流。對台也是如此。所以，當我們展開交流前，我們與政府溝通、預熱，彼此都知道各自政府的想法。當然，國家離不開“一軌”，但“二軌”作用卻參差不齊，有時我們需要“1.5軌”。“1.5軌”就是一方的非政府機構與另一方的政府機構交流。這種形式更為靈活。我們每年進行許多對話，其中許多名為“二軌”的，實際都為“1.5軌”，特別是中國智庫本身是政府的隸屬機構，他們本身就是“1.5軌”。“1.5軌”、二軌更便於雙方交流，並成為日後政策形式的“先導”。若幹年前，美國政府非常不願與法國進行合作，但CSIS在英國郊外小鎮召開了研討會，法國派政府官員參加。美國這邊無一政府官員，因為不願與法國發生任何糾葛，事實證明，正是這個會，啟動了美法政府合作。由此看來，智庫在國與國合作對話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那些入侵伊拉克的點子也是智庫提出來的。但智庫不是政府，他們隻負責出點子，最終付諸行動的是政府。智庫所出的點子，覆蓋各個領域，我們跟著項目走。目前在CSIS大約有130個項目。

　　記者：智庫有親大陸、親台之分嗎？

　　何慕理：美國不同的智庫，定位各不相同。有的是根據客戶群而建，也有些是基於資金多少而建。有的專門研究大陸，有的則專門研究台灣。兩岸問題的解決最終隻能靠大陸和台灣，我們能做的是力促爭端的解決。

　　記者：中國智庫需要哪些改進？

　何慕理：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需要有一些自下而上的智庫。但中國政府是否允許自下而上的智庫出現尚不得而知。也許政府會認為自下而上的智庫製造太多的噪音，可能會失控，等等。所以，政府試圖正麵管理，以自上而下為主。我理解中國政府為何這麽做，CSIS也願意盡自己所能使智庫在中國更加完善。

本文來源：山西大學郭琳搜集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