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李克農上將
1955年國慶前，身兼中央調查部長、中情委書記、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李克農被授予上將軍銜，是我軍唯一沒有指揮部隊打過仗的、被外界稱為“最神秘”的上將。
李倫的出生就極有傳奇性。那是1927年4月，國民黨安徽蕪湖市當局發布了一份通緝令，以5萬塊大洋要中共安徽蕪湖組織負責人李克農的人頭。李克農得到消息後，立即潛入裕溪口鎮附近的小王莊躲避。不料，敵人很快打聽到李克農的隱藏地，準備以突襲方式一網打盡。李倫的母親趙瑛通過一個在警察局做事的親戚迅速了解到內情，獲悉丈夫和同誌們危在旦夕，便不顧身孕，連夜趕到江邊，冒著大雨尋船過江，又在泥濘的鄉間小道上跌跌滾滾地奔跑了4公裏多路。
正是由於趙瑛早半個小時給李克農和同誌們報信，才使敵人的抓捕陰謀破產。趙瑛和腹中的李倫為保衛革命幹才立了一大功。因此在李倫出世時，父親便對他有一種特殊的鍾愛，後來總是時常把他帶在身邊……
待李倫再次見到父親時，他已經3歲了。那是1930年初，以李克農為首的“中共三人特別小組”打入國民黨特務首腦機關，黨組織安排趙瑛帶著李倫和哥哥李治到上海做掩護工作。
李倫從父親的臉上和語氣中，看出他工作的神秘性。從小他就曉得，父親皮包裏和辦公桌上的任何東西，都不能輕易動一下，因為父親對放置的東西都有記號，稍不留神，就引起他的警覺和查問……
1931年4月，父親又突然失蹤了。對於當時的情況李倫不得而知。直到1958年父親生病後，由於組織需要，父親與羅青長委派的記者黃鋼談過一段對往事的回憶。從那份珍貴的記錄手稿中，李倫才弄明白父親的那次失蹤是由於黨內特科負責人顧順章的叛變。
順著顧順章叛變革命一事，李倫也弄清了父親早年的許多革命經曆。
原來，父親從蕪湖潛入上海後，便同當時被稱為“小開”的潘漢年辦黨的報紙，組織文藝界人士和學生開展革命活動。不久，國民黨特務組織在社會上擴大招生的消息傳出，經周恩來親自安排，他同錢壯飛、胡底打入敵人心髒。這便是後來被周恩來稱譽的“龍潭三傑”。
龍潭三傑：錢壯飛、胡底、李克農
許多年來，李倫及兄弟姐妹們已經習慣了不談父親的事情。一來父親有嚴格家教，二來他工作神秘，三則是他從不宣揚自己。李倫記得，1987年12月28日，楊尚昆同誌批示：要設法組織一些同誌為李克農寫點東西。次年7月，他又指示：“給李克農寫點紀念東西是應該的，也是我的希望!”不久，楊尚昆又帶頭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紀念文章……從此，李克農的傳奇經曆才受到世人關注。
1933年冬日的一個夜晚，母親拉著李倫的手說：“老父來信了，他在那邊很好，特別想念你，很想讓你寫信給他。”年僅6歲的李倫便邊問邊畫歪歪扭扭地寫了人生的第一封信：
“老父，我現在上學了，認得不少字了，我很想你，我沒有錢買紙買筆，隻好用廢紙和筆頭，有的還是撿的。但我不淘氣，讀書也用功，學習成績好……”
後來他得知，父親李克農在讀到這封信時，激動和酸楚使他熱淚盈眶。這封信有些紅軍高層領導曾經看過，很多人看後也很心酸。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時，10歲的李倫正跟隨著父母在上海。西安事變後，國共第二次合作，父親李克農奉命在上海設立共產黨的辦事處。“八一三”淞滬會戰開始。李倫對當時記憶最深的就是隆隆的炮聲、緊張的生活。11月初，上海淪陷，長江封鎖，李倫隨母親經過蘇北的內河，輾轉撤離到南京。父親已先到南京任辦事處處長。
在南京停留不久，又要撤離到武漢。其時，中共中央長江局和八路軍辦事處均設在武漢，李克農任長江局秘書長。不久，“保衛大武漢”的口號提出來了，國共兩黨和各界人士團結合作，為保衛這個華中最大的城市做各種動員工作。那幾個月對李倫來說，是戰火中一段短暫的快樂時光。他隨父親住在辦事處。周恩來、鄧穎超、董必武、博古、王明等長江局領導也都在辦事處。盡管父親叮囑李倫不要去打擾這些公務繁忙的前輩，可小孩子最耐不住寂寞，沒事就樓上樓下地串門，很快就同一至四樓的人混熟了。周恩來和鄧媽媽住在四樓，特別喜歡小孩，兩人經常給李倫餅幹和糖果。開始他不敢接，後來父親說：“周伯伯和鄧媽媽給你的東西可以吃，但不能影響他們工作。”這才敢接了。
1938年10月，武漢陷落前，李倫隨大人撤退到長沙，住在遠郊區。他對當時發生的“長沙大火”還記憶猶新，回憶說在遠郊都能看到城裏起了大火，天上的雲彩都變紅了。
1938年1月，李克農與廖承誌(右)、聶鶴亭(左)在漢口八路軍辦事處。
那時候的李倫，當然不能了解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武漢會戰和長沙“焦土抗戰”在抗戰初期的重要地位，但他卻真切地感受到戰爭的慘烈。他回憶說，我印象最深的是難民。火車的車廂頂和機車頭上，都擠滿了難民，汽車也一樣擁擠，一路上都是扶老攜幼、饑寒交迫的難民。
武漢失陷前，八路軍辦事處大部分人員西遷重慶，成立了重慶辦事處，小部分經停長沙一段時間後，1938年底再撤到廣西成立了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李克農任辦事處處長。
桂林辦事處是長江局的派出機構，是我黨在南方的聯絡中心。這時的桂林已成為抗戰時期大後方的文化中心，文人學者雲集。同時又是我國通往海外的唯一交通線，我軍經越南海防采購物資和接受華僑捐獻物資經南寧入境至桂林，許多南洋愛國青年也是先抵達桂林，同辦事處人員接上頭後，再經重慶去延安。
看到無所事事的兒子，李克農覺得該給他找點事兒做，便讓他到辦事處當了一名勤務兵。因此，李倫的軍旅生涯從1939年12歲時開始算起。這在全軍恐怕都不多見。
一個月之後，組織上又安排李倫去電台學習無線電報務。他反應快、記憶力好，很快就能獨立值班。李倫回憶說：短暫的報務員生涯對我一生影響很大。報務員最重要的是忠誠、守紀律。當時電台的報務員多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可是他們大部分人都經過長征，是死亡線上幸存的老革命。
1940年底，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中共中央根據對時局的正確分析，決定桂林辦事處撤退，人員經重慶撤到延安。
在重慶紅岩村招待所裏，李倫認識了幾位同齡的小朋友。他們中有李碩勳的兒子李鵬、彭湃的兒子彭士祿和蔡楚明的兒子蔡誠等。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李克農一家抵達延安。從這時到抗戰勝利，他有四年時光是在延河邊度過。李倫回憶說：這是非常艱苦但又精神飽滿的四年。這段時光對我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格外重要，我真正了解到全民族抗戰的偉大意義，開始接觸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深深感悟到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救星。
剛到延安，毛主席和朱總司令請李克農一家吃飯，地點在楊家嶺毛澤東居住和辦公的窯洞裏。飯桌上毛澤東有說有笑，問孩子們：知道你們的爸爸是幹什麽的嗎？
李克農父子
“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處長唄！”剛滿20歲的李倫的姐姐李冰睜著大眼回答。
毛澤東哈哈大笑：“錯了！錯了！你爸爸是個大特務。不過他是我們共產黨的特務！”
毛主席在這次吃飯時說道：李克農是一個好人。當年在蘇區，我靠邊站，找博古要個秘書也要不到，我找李克農，他馬上送來葉子龍；還有，我當時患肺病，是李克農搞來魚肝油，使我的病得到治療：遵義會議時，李克農負責衛戍工作，為會議安全提供了保證，警衛工作做得很好……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電邀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國是。他是真請還是假請，這是中央決策前必須弄清的。很快，一份份密電被破譯後放在李克農麵前。情報行家李克農從繁多的往來密電中得出一個結論：蔣介石認為毛澤東不會應邀，也不敢應邀，邀請不過是演戲。
李克農的傑作使中央掌握了蔣介石的心理，也讓毛澤東心裏有了把握。1945年8月26日，毛澤東堅決主張親自赴渝談判。
李倫在解放戰爭中參加了石家莊、濟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戰役，榮立過一等功；建國後長期在軍事交通及全軍後勤戰線辛勤工作，成為這一戰線的主要領導之一。為此，他曾被選為黨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全國第七屆、第八屆人大代表，第八屆人大常委等。
李克農（左四）等高級將領在天安門城樓上
李倫清楚的記得，建國後毛澤東第一次訪蘇，父親李克農也一直護送到滿洲裏。路上他除了與毛澤東談工作，也陪毛澤東聊天。也就在同毛澤東聊天中，他向毛澤東提了一個問題：“主席！你知道美國總統每天上班後第一件事情幹什麽？”
“哦？”毛澤東來了興趣。他沒說下去，等待李克農的下文。李克農便一五一十地說了：“他第一件事就是看情報要點。否則，這一天不知該說什麽、做什麽事了！”
毛澤東猜透了李克農的弦外之音，回答也是機智的：“我和美國總統不同，是隨到隨看，不怕多隻怕少！”他笑著對李克農說：“你這個李克農啊！還要給我上課？好！這次去莫斯科，還要同斯大林嘮嘮你們那攤子事呢！”
果然，毛澤東到蘇聯後就與斯大林商談了情報合作。不久，李克農奉召到蘇，研究合作事宜……
在中蘇情報戰線合作不久，由於受當時“一邊倒”的影響，毛澤東曾在李克農匯報工作後，對中蘇情報工作合作做了8個字的指示，大意是“誠懇、完全、毫無保留”。
對毛澤東的指示，李克農是執行的，但在執行中也有自己的思考。他為此有說法：“渾身脫得光光，暴露無遺。但心裏秘密隻要不吐口，你就看不到，也就不知道！”
後來，中蘇關係破裂，蘇聯情報專家以為滿載而歸，事實上我國情報工作並未受到大損失……
1955年國慶前，身兼中央調查部長、中情委書記、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李克農被授予上將軍銜，是我軍唯一沒有指揮部隊打過仗的、被外界稱為“最神秘”的上將。
李倫記得1957年12月的一個中午，父親飯後一邊往辦公室走，一邊咳嗽。沒料到一下摔倒，頭不幸地朝下砸在石台階上，頭部開裂……
左一為李克農
周恩來指示全國腦外科專家趕往北京，組織搶救。
據李倫回憶：兩個月後，父親醒來，腦子不行了，不能說話，記憶大部分消失，說話邏輯也不行了……這以後他開始了幾年的休養。
李克農恢複記憶不久，便關注起一批特殊的人物，這就是曾被我們黨派到敵人陣營中長期潛伏，曆史無法弄清的人。他們忠誠地為黨工作，雖然建國後由於種種複雜原因遭到懷疑未被重用，但依然在被分配的崗位上無怨無悔地為人民服務，體現出超乎常人的高風亮節。李克農為他們一一出具證明，使其取得組織的重新信任並安排到恰當的崗位上。
到1962年，李克農的身體不允許他繼續工作了。1962年2月7日，李克農的病情加重。2月9日下午住院，不料，當晚他就在北京醫院去世。
“文革”開始後，有人向周恩來發難，要追查李克農的曆史問題。周恩來怒目正色地說道：“在上海，如果沒有李克農他們，恐怕你們今天來也難得見我了！”很快，毛澤東也讚揚李克農：他打入國民黨徐恩曾那裏是立了大功的。沒有他，當時上海黨中央和中央許多人，包括周恩來這些人都不在了，青年同誌不知道，要告訴他們！
特殊的經曆，使李倫對胡錦濤總書記和黨中央倡導的“八榮八恥”中熱愛祖國、服務人民、艱苦奮鬥等內容體會尤深。他認為這些精神財富，都是我黨我軍的傳家寶，一定要繼承下來，發揚光大。
（本文摘自《紅色傳奇：我所知曉的開國英傑》，詠慷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1936年西安事變前，錢江（左起）、伍修權、李克農、井茂然在保安。
1937年8月，李克農和經周恩來、葉劍英保釋出獄的部分女同誌，前排左起：張琴秋、夏之栩、熊天荊、華萼、吳仲蓮。後排中：石聯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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