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要從兩個方麵來看問題

中國從社會主義公有化、計劃經濟到搞改革開放私有製、搞自由經濟、市場經濟，是否需要與之伴隨的政治體製改革？答案是肯定的。這就是為什麽趙紫陽搞體改所，目的是研究政治體製改革中的理論問題。

政治體製改革一直遠落後於中國的私有化經濟發展，逐漸形成了對私有製的限製。在89年，當年的四通公司總裁萬潤南也是支持趙的，他希望在四通搞股份製，當時的中央不同意。由於中國政治體製改革方案遲遲不出台，經濟領域中的亂象越來越複雜，比如官倒、軍倒、貪汙腐化等等。

然而，一味地指責中共延遲政治體製改革也是不對的。左傾還是右傾，所謂的兩條道路的鬥爭在中共黨內本來就非常激烈。在當時的中國，沒人能夠指出一條明路，說中國應該怎樣走。一但搞政治體製改革，就等於中共放權，也許到時候的局麵混亂難以控製。就是今天，也沒有人對中國的政治體製和經濟製度做一個權威的指導，沒有這樣的人。這也是為什麽，鄧小平主張“摸石頭過河”，因為他也沒有辦法，他沒有理論，也沒有道路也沒有方向，隻能是摸索中前進。

民主就是唯一能夠讓中國的重生的道路嗎？中共對此非常謹慎。起碼向文革那種大民主，那種平民百姓直接打倒官吏，直接奪權是不可取的。搞競選普選呢？也不行。在這邊個方麵，80年在北大的民主普選海澱區人民代表就給出了非常惡劣的例子。

既然民主不是好的，那麽目前的中共獨裁統治又如何呢？目前的這種體製本身已經證明她的嚴重缺陷了，是非改不行的。所以，又走回到民主之路，搞輪流競選，多黨監督。所以，中國還是需要盡快地走向民主實踐之路，民主和法製，依然是中國必須走的路，盡管這條路會很曲折、反複，但中國走入民主和法製之路是必須的。

所以說，在89年及以前，中國曆次學生運動都是非常正麵的，是對中國有益的。

簡單地說，在中國搞民主，就是搞分權。由原來的中國的中央集權，到權力分散。在這一點上，應該說是很難施行的。在中國當時和目前的情況，除非有哥八橋夫、葉力親、李燈灰這類從內部突破的人物，中央集權是很難從體製外打破的。中共握有軍隊，人民的武裝起義是很難成功的。

89年的中國，就處於這種十字路口上，理想的情況是，學生在最後流血之前結束示威抗議。或者說，在趙紫陽被廢之前結束。

從89年的流血看後來的這20多年，趙紫陽、胡啟立等相當數量的中共內部高官被清洗，可以說是中國民主實踐的絕大的倒退，這種重新培養中共高層內部的民主力量是非常艱難的。在民間，人民付出近幾百條生命，他們的鮮血形成了一條血肉的長城，阻隔了中國的民主進程，簡單地說，中國人被血和槍嚇怕了，誰不怕死？

一味地指責學生運動的幾個領袖是不對的。可以說，在六四血案以後，中共做了一係列非常細致的分化瓦解的工作，包括醜化學生運動的高層領導人，包括在娛樂領域放逐、泛濫黃色、容忍一定程度的貪汙腐化、包括力推宮廷電視劇，啟發中國的舊皇權意識，讓百姓臣服。可以說這一切都是非常奏效的，這也就是這些年來的中共集團非常欣慰的所謂換來的20穩定發展的時間。

然而，在這後來的20年裏，中共獨裁的弊端也、政治體製和經濟體製分離的弊端也在逐漸地積累。直到最近幾年的新民怨的爆發，共產黨越來越感覺到末日征兆，所以今年對六四的管製有所放鬆，否則，怎麽會讓大家盡情瀉憤。

六四的失敗表明了中國從上到下的民主意識的不成熟和幼稚：

1，學生運動很大程度上是自發的，沒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和策略。
2，學生運動的組織者的政治水平也是參差不齊，基本上都是本科生在運做。
3，趙紫陽集團跟學生運動沒有直接的領導關係，但體改所、包同等在暗中支持他是知道的。
4，長胡子的們也是一群散兵遊勇，沒有能力來指導和控製學生運動。

如果細究五兒開西、才零、李路等人的具體表現，應該可以看出他們的背後缺乏高人的指導，更可能是相互利用。

六四中最被所有人接受的說法是：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不會向學生開槍的；如果中共的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那麽全國人民一定會起義推翻中共的領導。

這個說法所以會被廣大的群眾接受，是有其根源的。所以即使有人製造假新聞來迷惑群眾，但是絕大多數人是不相信軍隊會**真的**開槍的，這也是當時的事實。

總的來講，這一切其實是中國的宿命：畢竟中國這麽大，沒有足夠大的大腕敢力挽狂瀾，既沒有真敢搞社會主義的（如華國鋒，就是不敢繼續毛的路線），也沒有真敢搞資本主義的（如鄧小平，也不敢放棄四個堅持）。或者說，中國自從毛澤東死後，就沒有偉人了。一個沒有偉人的時代，一切都是似是而非，所以人民的苦難遠未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