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發生在西藏拉薩的暴亂成了網上中文媒體的焦點。一時間,一些中文媒體如多維新聞網、文學城都對此進行了大量的報道,其中包括正麵的和反麵的。與此同時,海外“藏民”也紛紛湧向中共駐外大使館、領事館前抗議。有些人聲稱,中共在拉薩開槍屠殺示威的藏民。就連台灣的所謂的“總統”侯選人也不失時機跳出來“聲援”製造騷亂的藏民,“抗議中共對藏民的血腥鎮壓”, 甚至揚言要抵製奧運會。無獨有偶,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公開在印度會見了達賴,並呼籲國際組織對進入西藏調查事實真相。日本政府也趁火打劫,呼籲中國政府在胡錦濤訪日之前解決好西藏問題。盡管中共政府和它控製的新聞媒體,公布了“事實真相”,政府總理溫家寶也在記者招待會上出麵澄清“事實真相”,並將事件策劃者指向達賴喇嘛。 但是,這些並沒有使外界信服,也沒有因此而平息境外藏民的抗議活動。現在,網上越來越多的材料表明,此事件純屬少數藏民在製造流血事件;中共政權並未進行所謂的屠殺,不應該成為攻擊對象。本就此次事件發表一點自己的看法,一來讓外界了解一些背景材料,再者希望中共從這次事件中記取教訓,以免今後再陷入被動。
事實上,少數民族挑起的騷亂在世界各地都時有發生,甚至在自詡為為人權判官的美國也屢見不鮮,如1992年的洛杉磯黑人暴亂,2002年的辛辛那提黑人騷亂。那兩起騷亂,無論其規模和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都遠比本次拉薩暴亂大。如果按照本次拉薩暴亂的流程,世界各地的黑人同胞們應該團結起來,同仇敵愾地抗議美帝國主義對黑人的血腥鎮壓;那些台灣的政客們,也應該在第一時間站出來義憤填膺地譴責美國政府,聲援受難的美國黑人。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即使有人想大肆渲染美國政府對黑人的壓迫和屠殺,世界上又有幾個人相信呢? 誰叫人家是人權判官呢!人家的媒體,平常總是跟政府過不去,又不是政府出錢養的;這時候出來對事件作深度報道,民眾自然會相信,外界自然不會懷疑。 但是, 類似的情況發生在中國,特別是在西藏,性質就變了。明明是從海外進來的一些“藏民”和一些平時吃共產黨喝共產黨的寺廟喇嘛們挑動一些人在大街上行凶,卻被說成“和平抗議”;明明是無辜平民被暴徒們殺害、致死,卻被說成“軍警開槍打死抗議群眾”。中共政權,雖擁有強大的國家機器和手中操控的媒體,卻說不清道不白;本來應該成為被國際社會安慰的對象,卻成了某些政客們的發泄把子。鬧不好,連辛辛苦苦爭來的奧運會也會開得極其掉價。
拉薩暴亂,明明是中國政府有理,為何卻落得如此狼狽?這自然和中共平時臭名昭著的國際形象有關。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整個政府、立法機構,甚至新聞媒體全部都被共產黨控製著。憲法、法律全都成了中共用來鞏固政權的工具,想立便立,想改就改,想廢就廢,完全成了兒戲。中共對群眾能欺騙則欺騙,欺騙不成則恐嚇,恐嚇不成則鎮壓。憑借著對群眾的欺騙利用,共產黨就能發動長達十年的文華大革命。一九八九年,廣大學生和群眾強烈要求政府懲治腐敗。中共先是置之不理,隨之發表措辭嚴厲的社論來激化矛盾。最後竟惱羞成怒,調集大量的野戰軍,出動裝甲車,對手無寸鐵的抗議民眾進行鎮壓, 造成了震驚世界的六四慘案,事後還誣蔑被打死的群眾為暴徒。近二十年過去了,中共還拒不道歉。中共對媒體的控製就更嚴了,用中共自己的話說,“新聞媒體是黨的喉舌”。長期以來中共用手中控製的新聞媒體對全國人民進行欺騙,常常顛倒是非、混淆黑白。誰膽敢戳穿中共的謊言,誰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甚至付出生命,張誌新、遇羅克在文革中被槍斃,魏京生被判刑就是醒目的例子。 現在已經是網絡時代了,中共還在千方百計地封鎖消息。雖然騙不過大城市裏的知識分子,但是廣大的中國民眾仍然被中共欺騙著。在偏遠的地區,老百姓對共產黨諞人的謊言仍堅信不疑。如果一個組織或個人長期說謊,偶爾說句真話,自然沒人相信;同樣,如果一個組織或個人作惡多端,偶爾成為受害者,別人也會認為他是禍首。正是這個道理,中共在這次事件中顏麵丟盡,被外界搞得極其狼狽。一個總理的話不但沒有澄清外界的質疑,發而招來了更多的抗議。相反,一個從小移民到加拿大的青年在網上的一個貼子,遠比中共政府總理的話具有感召力,這對中共政權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諷刺。
中共政權在處理突發事件,特別是少數民族騷亂事件上的一貫作法是極其愚蠢的。為了一黨之私,為了牢牢掌握那個所謂的“用幾千萬人的鮮血換來的政權”, 中共在黨內不允許民主(“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緊密地團結這以XXX 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也不容黨外的批評。 他們用大量公安、秘密警察來對付持不同政見者,並不太介意少數民族地區的騷亂,因為這不會威脅到他們的政權。雖然中共鎮壓民主運動不遺餘力,毫不顧忌國際影響,但在處理少數民族地區的騷亂時,卻詹前顧後、執法不力,對可能爆發的少數民族騷亂,事前毫無察覺,事件發生時有沒有在第一時間有效地製止暴力,保護民眾;事件發生後又遮遮掩掩,驅逐記者,封鎖消息。 等外界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才出來公布所謂的”事實真相“,不但晚了一大步,而且讓人覺得做賊心虛。
在中國,少數民族製造的騷亂事件基本上年年都有,也不僅限於西藏,如在新疆、寧夏,和內地都發生過。此次拉薩暴亂應該說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因為天時、地利與人對肇事者極為有利。拉薩暴亂爆發時,中共正在北京舉行人大和政協兩會,西藏的高層人士都不在拉薩,此時鬧事,能夠出奇不意,攻其不備。再者,北京奧運會即將舉行,此時鬧事,中共不敢輕易鎮壓;還有,海峽對岸正在進行大選,中共如果輕舉妄動,隻會招來馬英九和謝長廷的同聲譴責,中共對統一台灣的努力將更加困難。在西藏鬧事,對鬧事者極具有地利上的優勢。雖然中共說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多數西方人卻認為西藏是中共武裝站領的。雖然他們不懂西藏曆史,也沒有興趣研究西藏曆史,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相信這種說法。還有不少人積極參與藏獨活動,經常在抗議中國領導人的人群中充當“藏民”。 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中美雙方有一個西藏合作項目,在我們美方人員中就有一個鐵杆的藏獨支持者,那個人是斯坦福大學的以色列留學生。還有些西方人,故意編造些中共在西藏實行“文化滅絕” 的謊言,混淆視聽。所以,在西藏鬧事,極容易引起境外的關注。西藏位於中國西南邊陲,漫長的邊境線正好給那些“藏獨分子”徒步返藏提供了方便。那些藏獨分子進藏後,再夥同那些在拉薩周圍寺廟裏早已蠢蠢欲動的喇嘛們,就能夠組成一支可觀的暴力集團。 這次拉薩暴亂,外邊之所以反應很快,甘肅、四川的藏民也積極配合, 應該是早已策劃好的。雖然有人說這次拉薩暴亂是由設在印度的“藏青團”組織的,和達賴無關; 但我認為,達賴致少是事先知情的,要不然他怎麽會在中共宣布13人死亡後,立即宣稱有83人死亡。
拉薩暴亂也與中共長期以來奉行的少數民族政策有關。如果外界揣猜中共歧視少數民族,那就大錯而特錯。中共長期以來岐視廣大漢族同胞,一寐討好少數民族,可謂典型的“漢奸”政府。本來,一個國家應該各民族之間相互平等,公民之間人人平等。由於曆史、地緣的因素,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較漢族落後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給少數民族適當的照顧也在情理之中。問題在於中共建立政權後,喪心病狂地犧牲廣大漢族人民的利益,一寐討好、遷就少數民族。在物資緊缺的時候, 凡是普通百姓買不到的東西, 少數民族憑票就能買到;在升學考試的時候, 隻要你是少數民族的子弟,你就能加分從幾十到幾百分。難怪,隻要有人能亮出少數民族身份,或者編個少數民族身份,基本上什麽便宜都能撈到。要不,我過去在西藏時的那些半藏半漢的朋友們,在填寫身分的時候都毫不猶豫地選了藏族。 在少數民族地區,一個與少數民族人士在水平和閱曆上旗鼓相當的漢人在工作中得到的升遷機會的是很小的。少數民族地區又享有漢人居住區沒有的高度自治權。在法律麵前,也不是人人平等,如果犯了同樣的罪,少數民族往往受到寬大處理。這裏舉一個西藏的例子:我一九八三年大學畢業到西藏工作的時候,正趕上全國範圍內從重從快嚴厲打擊犯罪分子的活動(嚴打)。這樣,那些平時大法不犯、小法不斷的人都被公安局收押了。由於嫌犯中藏族人的比例太高了,在量刑的時候就出現了問題,因為這種嚴重的藏漢嫌犯比例失調,會給外界一個政府在西藏搞種族清洗的印象。另外,藏族人也抱怨為什麽隻抓藏人,不抓漢人,最後的結果是可想而知。被自治區黨委書記陰法棠點了名的那幾個漢人,也就稀裏糊塗地去見上帝了。中共這種按比例讓漢人陪樁的把戲,聽了看了實在讓人惡心。這個故事當然不是我憑空編造的,你如果懷疑的話,不妨問問八三年在西藏自治區機關工作過的人。中共這種少數民族政策本來想讓少數民族對其感恩戴德,不料卻寵壞了許多少數民族群眾。他們有些人不知道發奮圖強、遵紀守法,反倒遊手好閑,動輒拔刀弄棒、聚眾鬧事。製造的騷亂事件也是從小到大,欲演欲烈。因此,類似拉薩暴亂這樣的事件,不但過去有,今天有,不但西藏有,新疆、寧夏、內蒙都有。隻要中共不檢討其政策,將來還會有。
拉薩暴亂與中共的決策失誤和在西藏的施政有著直接關係。 在中國的幾個所謂的自治區中,西藏是唯一一個漢族人口占絕對劣勢的地區。西藏距離內地遙遠,海拔多在4000米以上,生活艱苦。再加上藏族同胞的風俗習慣與漢族人有很大的差異,內地人不大願意在那裏工作和生活。在我大學畢業時,主動報名去西藏工作,同學朋友中基本上沒有人支持我這種做法。就連主管畢業分配的老師也多次善意地提醒我,可以改變誌願因為學校沒有援藏的指標。當年我們從格爾乘坐著西藏教育廳接我們進藏的長途汽車,顛簸著五天四夜才進入西藏。 在進藏途中,有多少人是流著淚伴隨著那段旅程的。盡管大家不願去西藏工作,西藏解放後,已有不少內地人在共產黨的感召與利誘下,在這裏生根。有不少漢人已和藏族人通婚。他們的後代中,就有我前麵提到的那些半藏半漢的朋友們。內地漢人進入西藏,對增進藏漢之間的友誼,提高藏族的科技文化水平,無疑起著巨大的作用。 從59 年的平叛到八十年代中期,西藏未發生過大的暴力事件。然而,80年胡耀邦的那次西藏考察,種下動亂的種子,西藏的不安也就從此開始。胡耀邦一行到拉薩後,在高原氣候的影響下,頭腦發脹,熱血沸騰。在拉薩的自治區領導幹部大會上,胡耀邦大放厥詞,指責說中央政府過去投在西藏的20億人民幣,全都被扔到雅魯藏布江裏去了;他斷言,西藏之所以還窮就是讓大量的漢族人給吃窮的。所以,要將大批漢族人內調,中央給錢讓藏族人自己管理西藏。胡耀邦這種做法,不但給了那些辛辛苦苦, 多年工作在西藏的漢族人一記耳光,也挑撥了原本融恰的藏漢關係。將大批已紮根在西藏的漢人調回內地,對那些被調回的人來說無疑是件大喜的事情,但對西藏的建設,卻是釜底抽薪。對藏族同胞來講,他們也沒有高興起來的理由,因為中央的做法和六十年代蘇聯撤走專家的做法沒有什麽兩樣,我在進西藏前和進西藏後接觸的藏族人中多有此種看法。胡耀邦接著不久又換上曾經主持過國家民委的彝族人伍精華去西藏任自治區黨委書記。此公到西藏任職後,不是將中央的財政撥款用來幫助西藏人民改善生活,卻拿去修繕喇嘛廟了。喇嘛廟有了財政資源後,隊伍也不斷擴大,境內外的親達賴的人也就乘虛而入,藏獨勢力也隨之壯大。鬧事的規模越來越大,從對看不順眼的人打罵,發展到在大街上公然打、砸、搶、燒; 從搶劫商業街,擴大到衝擊拉薩地方政府,再擴大到包圍、攻擊自治區最高政府。每次藏民鬧事的時候,不但自治區政府外的人提心吊膽,連裏麵的人也惶惶不安。我八八年進藏作地質考察的時侯,拜訪了當年同路進藏後在自治區政府工作的朋友,聽他們講述了一年前發生的騷亂。當時,鬧事者包圍了自治區政府大院,翻牆的翻牆,撞門的撞門。辛虧裏麵的武警全力支撐,否則讓那些人衝進來,怕是性命難保。藏民鬧事的頻率也是越來越高,87年剛鬧完,89年接著來。那時候正好胡錦濤在西藏任黨委書記,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對鬧事者予以鐵腕回擊。鬧事者在受到重創後,就收斂多了。在時隔9年後,又卷土重來。伍精華的作法,無疑給不安勢力添加了營養。伍精華本人無論在西藏的時候,還是走了之後,不但漢族人罵他,藏族人同樣也罵他。
拉薩暴亂絕不是廣大藏民的行為,這也不符合他們的利益。我83年進西藏,在拉薩郊區工作過一年。後來88、92 年又重返西藏,做過短暫的地質考察。93年出國後,又分別與94、95年隨同由美國學校組成的多國部隊(人員除了美國人,還有其他國家的)進西藏考察。雖然算不上是西藏通,但也走過西藏的不少地方,接觸過不少藏族人,應該說對藏族人是有所了解的。尤其是在西藏工作的時候,同宿舍裏住的就是藏族人。我們出野外的時候,和藏族同事同住一個帳篷達4個多月。我們同路進藏的人裏麵,有的娶了藏族太太,也有人嫁給了藏族人。與台灣所謂的“本土人”不同的是,藏族人對中國是有認同感的。雖然藏族人性格粗曠,人人腰裏別著藏刀,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好鬥。每次鬧事,帶頭者無非就是從拉薩周圍幾個寺廟裏開始,然後向市區發展。跟隨者,也不過是些無業遊民。在西藏,也就是拉薩、日喀則兩個城市無業遊民多些,這也是鬧事者的群眾基礎。想想當年1989年的北京學運,我們同事基本上都上過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抗議政府;然而,曆次拉薩騷亂中,有正經職業的藏族人沒有跟著去湊熱鬧。我以前在西藏的單位如此,單位所在的整個係統裏也如此。拉薩騷亂不比天安門廣場上的學運,前者沒有明確的宗旨,也不是所謂的“和平抗議”,隻是瘋狂的搞破壞。受害者不僅有漢族人,也有藏族人。 因而,除了境外那些有心人的呼應外,難以喚起民眾的同情和支持。
如果說拉薩是藏民“和平抗議”的溫床,那麽遠離拉薩,則基本上是風平浪靜。 藏獨對遠離拉薩的藏族人已是非常遙遠的另一個世界。那些生活在藏北阿裏、那曲地區的牧民,根本沒有關心藏獨得侈望。他們常年放牧,與世隔絕,藏獨活動者也不會跑到偏遠的地區動員這些人。在藏南,當你乘車駛過田野,會看見成群的藏族婦女在地裏幹活。人們往往會納悶,男人那裏去了,原來他們出外去放牧了。在亞東北部的帕裏鎮,無論是當地的藏族人和從甘肅來那裏做生意的藏族人,都把拉薩鬧事作為笑料來講。他們都在忙於做生意,那又閑心搞什麽藏獨。他們心裏明白,如果真的獨立了,他們的生活水平肯定會下降。君不見,西藏周邊國家中哪一個比西藏生活水平高? 這一點,他們也常常引以為傲。
拉薩暴亂引起的風波終將平息下來,因為無理取鬧的事難以持久。但是,中共政權應該從本次事件中吸取一些教訓。其一,要允許黨內外民主,包容持不同政見者,放棄對媒體的管製,這樣才能樹立一個良好的國際形象;其二,要真正幫助少數民族改善生活,少花些錢去搞金錢外交;其三,搞好法製建設,隻要執法公正,才能保護好民眾,懲治真正的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