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滿洲國國務總理漢奸鄭孝胥“三共論”。

在溥儀《我的前半生》一書中“關東軍”這三個字是出現最多的，其次便是“鄭孝胥”了。他伴隨溥儀左右，出謀劃策，依托著日本關東軍的支持，周旋於溥儀和關東軍左右，直至被溥儀授為偽滿洲國國務總理。如果說溥儀是偽皇帝的話，鄭孝胥就是偽國務總理，成為臭名昭著的漢奸，為舊朋所不恥，許多朋友與其絕交。


1923年，鄭孝胥被溥儀的師傅，福建同鄉陳寶琛舉薦到遜位的溥儀身邊。一聽到皇帝的召喚，他立即從寓居的上海趕赴北京。這一年，他已經64歲。在保皇思想的外殼之下，三共論其實成為鄭孝胥餘生奉行不悖的政治理念。

“早在旅順的時候，鄭孝胥就跟本莊繁談妥了由我出任執政和他出任國務總理的條件。這件事情，鄭孝胥直到本莊繁卸任前夕才讓我知道。”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八日，鄭孝胥來到勤民樓，拿出一堆文件來對我說：

“這是臣跟本應司令官辦的一項協定，請上頭認可。”

我一看這個協定，就火了。

“這是誰叫你簽訂的？”

“這都是板垣在旅順談好的條件，”他冷冷地回答，“板垣跟上頭也早說過。”


1932年3月9日，溥儀就任偽滿洲國"執政"。鄭孝胥如願以償當上首任國務總理。溥儀上任的第二天，就被迫與關東軍司令本莊繁簽訂了《日滿秘約》。規定"滿洲國"的國防、治安、鐵路、港灣、航空等由日本管理；日本所需設施由"滿洲國"援助；日本人可以充任"滿洲國"官吏，任職、解職均由關東軍司令部決定。1932年9月15日，又正式簽訂《日滿議定書》。國務總理鄭孝胥簽字時顯得神情複雜。他深知，為了和日本方麵達成建國談判，密約的相關內容是他背著溥儀早就對關東軍作出的妥協。

好書法不寫“好”字

曾是早期《辭源》的題簽者，但現在卻為日本人書寫“滿洲國”界碑。原和鄭孝胥有書家之誼的合肥名人張子開扼腕長歎：“可惜汙了他一手好字

1934年1月20日，偽滿國務總理鄭孝胥就實施帝製發表聲明。3月1日舉行即位大典，迎請溥儀登基。可是，傀儡終歸是傀儡。日本人反客為主。鄭孝胥難掩失落之情，不免發出抱怨之聲。


溥儀的回憶：鄭孝胥“滿腔熱情”講“溥儀帝國”

鄭孝胥在北京被羅振玉氣跑之後，轉年春天回到了我的身邊。這時羅振玉逐漸遭到懷疑和冷淡，敵對的人逐漸增多，而鄭孝胥卻受到了我的歡迎和日益增長的信賴。陳寶琛和胡嗣瑗跟他的關係也相當融洽。一九二五年，我派他總管總務處，一九二八年，又派他總管外務，派他的兒子鄭垂承辦外務，一同做我對外聯絡活動的代表。後來他與我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到了榮祿與慈禧之間的那種程度。他比陳寶琛更隨和我。那次我會見張作霖，事前他和陳寶琛都表示反對，事後，陳寶琛鼓著嘴不說話，他卻說：“張作霖有此誠意表示，見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於爭辯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隻用些老古典，而他卻能用一些洋知識，如墨索裏尼創了什麽法西斯主義，日本怎麽有個明治維新，英國《泰晤士報》上如何評論了中國局勢等等，這是胡嗣瑗望塵莫及的。陳寶琛是我認為最忠心的人，然而講到我的未來，絕沒有鄭孝胥那種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種滿腔熱情，動輒聲淚俱下。有一次他在給我講《通鑒》時，話題忽然轉到了我未來的“帝國”：

“帝國的版圖，將超越聖祖仁皇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他說話時是禿頭搖晃，唾星四濺，終至四肢顫動，老淚橫流。有時，在同一件事上說的幾句話，也讓我覺出陳寶琛和鄭孝胥的不同。在康有為賜諡問題上，他兩人都是反對的，陳寶琛在反對之餘，還表示以後少賜諡為妥，而他在發表反對意見之後，又添了這麽一句：“戊戌之獄，將來自然要拿到朝議上去定。”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鄭孝胥“三共論”：共產必然亡於共管

鄭孝胥和羅振玉都積極為複辟而奔走活動，但鄭孝胥的主張更使我動心。雖然他也是屢次反對我出洋和移居旅順、大連的計劃的。鄭孝胥反對我離開天津到任何地方去，是七年來一貫的。甚至到“九一八”事變發生，羅振玉帶著關東軍的策劃來找我的時候，他仍然不讚成我動身。這除了由於他和羅振玉的對立，不願我被羅壟斷居奇，以及他比羅略多一點慎重之外，還有一條被人們忽視了的原因，這就是：他當時並不把日本當做唯一的依靠；他所追求的東西，是“列強共管”。

在天津時代，鄭孝胥有個著名的“三共論”。他常說：“大清亡於共和，共和將亡於共產，共產則必然亡於共管。”他把北伐戰爭是看做要實行“共產”的。這次革命戰爭失敗後，他還是念不絕口。他說：“又鬧罷工了，罷課了，外國人的商業受到了損失，怎能不出頭來管？”他的“三共論”表麵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實是他的理想，他的願望。

如果考查一下鄭、羅二人與日本人的結交曆史，鄭到日本做中國使館的書記宮是一八九一年，羅賣古玩字畫、辦上海《農報》，由此結識了給《農報》譯書的日人藤田劍峰是在一八九六年，鄭結交日人比羅要早五年。但是羅振玉自從認識了日本方麵的朋友，眼睛裏就隻有日本人，辛亥後，他把複辟希望全放到日本人的身上，而鄭孝胥卻在日本看見了“列強”，從那時起他就認為中國老百姓不用說，連做官的也都無能，沒出息，中國這塊地方理應讓“列強”來開發，來經營。他比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更發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技術，西洋資本，而且主張要西人來做官，連皇家的禁衛也要由客卿訓練、統領。不然的話，中國永遠是亂得一團糟，中國的資源白白藏在地裏，“我主江山”遲早被“亂黨”、“亂民”搶走，以至毀滅。辛亥革命以後，他認為要想複辟成功，決不能沒有列強的幫忙。這種幫忙如何才能實現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溥儀稱帝剛剛一年。1935年，就在關東軍安排下把鄭孝胥的總理大臣罷免了。鄭孝胥任國務總理期間，每天早晨五點開始待客，寫日記。九點到國務院辦公，他上台階時經常每步連跨兩級，腿腳利落輕快，人見之皆稱奇人。70多歲就像50多歲的樣子。而日本人辭退鄭孝胥的理由卻是總理大臣倦勤思退，需要養老了。

晚年自憐：孤雲獨無依

1937年，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麵爆發。天津、北平、上海、南京相繼陷落，鄭孝胥眼看著關外一個又一個偽政權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成立，感到自己幻想的宏圖大業已經是前路渺茫。

困居新京的鄭孝胥，終日抑鬱，靠寫字作詩，打發殘年歲月。他常常吟詠陶淵明"萬族皆有托，孤雲獨無依"的詩句，回首一生榮辱，哀歎報效無門。

1938年初春，79歲的鄭孝胥病逝於長春柳條路的家中。偽滿當局給予鄭孝胥國葬的禮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