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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死因，是在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會議結束時，因他過於激動，心髒病猝發。
胡適去世那年（1962年）本計劃好了要到美國去，後來因事拖延，表麵上說是醫生勸他不去。其實，如他自己所說：“我會被醫生勸阻得住嗎？我是為了（中央研究）院裏沒有人主持，不能離開，才說接受醫生的勸告。”可知胡適有些話不過是婉轉推脫而已。大凡真有才學的人，對於高官厚祿可以無動於衷。胡適自己說的一段話最耐人尋味：“我不能做實際政治活動。我告訴你，我從小是生長於婦人之手。”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呢？梁實秋曾做過猜測：“是否指自己不夠心狠手辣?”
林語堂在《我最難忘的人物——胡適博士》一文中簡述了胡適最後情景：
“1962年2月24日上午，中央研究院選舉七位新院士，胡適投下了讚成票。他的心情很愉快，興致勃勃地周旋於他熱愛的同事之間。將近黃昏時，院士們正紛紛告別離去，他心髒病猝發倒地。半小時後與世長辭。（林語堂認為：）他嘴角的微笑說明他已經如願以償，為學術殉身。”
女作家張愛玲在《憶適之》中說：“在宴會上演講後突然逝世，也就是從前所謂無疾而終，是真有福氣。以他的為人，也是應當的。”
齊如山在《挽胡適之先生》一文中說，按胡適先生的病症，“倘能小心，不至如此，蓋因對於研究院開會……，興奮過度，以致有此不幸。”
關於胡適生命的最後場景，我盡量搜集許多不同的記載，加以參照對比、查核落實，現將我認為比較可靠的實際情況，整理如下——
1962年2月24日，台灣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館舉行第五次院士會議。下午五時，舉行歡迎新院士酒會。會前，台大醫院還準備派醫生、護士在現場照顧胡適，但胡適忌諱醫生護士的白衣，說：“今天的會是喜事，（來了穿著白衣的）像是要辦喪事。”不承想，這句玩笑話竟不幸成了讖語。
當天應邀來賓，到一百多人。下午五時正點，胡適先生高高興興的走到麥克風前致辭，他幽默而又得意地說：
“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大物理係主任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證驗‘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排行起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這一件事，我認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接著，副院長李濟講話，不免表露幾分悲觀情緒：“我感到科學思想在中國社會生根不成，是最大的問題。經過五十年提倡，今天我們的成績如何？一切科學設備是從外麵買來的，學生最後必須出洋去，我們有什麽樣的科學大著作？還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樂觀，科學不能在這裏生根，就覺得它是舶來品。……去年十一月間，胡先生接受外國人的邀請，發表了一篇‘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演講，其中的內容，雖然有些小的地方和我的看法並不全然相同，但大致我都是讚成的。誰知卻引起很大的討論。”
李濟特別提到胡適幾個月前（1961年11月6日）所作的英語講話：《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這篇演講詞譯成中文發表後，曾受到徐複觀、葉青等人的“圍攻”；還有一個“立法委員”廖維藩，竟然在“立法院”對胡適的演講提出質詢。現在李濟重提這件令人不愉快的事，胡適聽了，頓時臉色就變了。
這時，胡適的秘書暗示胡適不要生氣，胡適卻連連擺手，不要他管。接著是物理學家吳大猷講話。他提到：“剛才李濟之先生談到科學是否在中國已生了根的問題。我想我們不必對這點太悲觀！”
胡適聽到這時，連連點頭，並對吳大猷的意見表示讚同。
於是胡適再度站起來講話。這一次，他的心情相當激動，這主要是因為李濟副院長對於國內的科學發展感到悲觀，並且提到胡適發表《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演講後，遭受許多人的批評和攻擊。本來他的心情便相當低沉，隻是因為開院士會議，尤其是吳大猷、袁家騮、吳健雄、劉大中的到會，使胡適心情為之一振。所以在酒會開始時致辭，能夠平和愉快。但李濟的講話不免使他再陷入低沉的心境。
胡適鄭重地說——
“我去年說了二十五分鍾的話，引起了圍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講到這裏，聲調開始激動，即請海外回來的各位去看立法院、檢察院等處批評政府的“充分”、“非常”的言論自由。又請大家看台灣的二百多種雜誌，也“表示了我們的言論自由”。
胡適突然把話煞住，也許感到不適了，急忙接著說——
“好了，好了。今天我們就說到這裏，大家再喝點酒，再吃點點心吧！謝謝大家。”
這時正是六點半，賓客們開始回去了。胡適還站在剛剛講話的地方，微笑著和一些告辭的人握手，努力不要讓人跟他一起不愉快。正要轉向和誰說話，忽然麵色蒼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後倒下，後腦先碰到桌沿，再摔到磨石子的地上。站在他附近的淩鴻勳、錢思亮等人，連忙伸出手來扶他，已來不及了！
六時三十五分，胡適先生暈倒在地上，沒有再醒過來。一代哲人，就這樣在環繞他周圍的許多學人的無限悲痛之中，與世長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