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hua Bell - O Mio Babbino Caro, Giacomo Pucc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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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梅貽琦任清華校長的標準照
1946年西南聯大結束後，離開昆明前梅貽琦夫婦合影
1954年，梅貽琦在美國與友人胡適（右）、繆雲台（左）合影
錢學森多次提出的世紀人才疑問，他的老師、清華大學故校長梅貽琦先生早在八十年前就給出了響亮的回答——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1931年12月3日，北平清華園。一位眉目清秀、神色俊逸、氣宇軒昂的中年男士，以他一貫沉穩平靜的口吻，向已經10個多月沒有校長的清華學生，發表了讓後人傳誦不已的就職演講：
“…… 本人能夠回到清華，當然是極高興、極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責任之重大，誠恐不能勝任，所以一再請辭，無奈政府方麵，不能邀準，而且本人與清華已有十餘年的關 係，又享受過清華留學的利益，則為清華服務，乃是應盡的義務，所以隻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夠盡自己的心力，為清華謀相當的發展，將來可告無罪於清華足矣。
…… 我希望清華今後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墜落。我所謂特殊地位，並不是說清華要享受什麽特殊的權利，我的意思是要清華在學術的研究上，應該有特殊的成 就，我希望清華在學術方麵應向高深專精的方麵去。辦學校，特別是辦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材。清華的經濟和環境，很可以實現這兩種 目的，所以我們要向這方麵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發展，來估定教育費的經濟與否，這是很有商量的餘地的。因為學術的造詣，是不能以數量計較的。我們要向高深 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須有兩個必備的條件，其一是設備，其二是教授。設備這一層，比較容易辦到，我們隻要有錢而且肯把錢用在這方麵，就不難辦到。可是教授就 難了。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 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我們的智識，固有賴於教授的教導指點，就是我們的精神修養，亦全賴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這樣的好教授，決不是 一朝一夕所可羅致的。我們隻有隨時隨地留意延攬而已。同時對於在校的教授，我們應該尊敬，這也是招致的一法。
……清 華向來有一種儉樸好學的風氣，這種良好的校風，我希望今後仍然保持著。清華從前在外間有一個貴族學校的名聲，但是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結果，實際的清華，是 非常儉樸的。從前清華的學生，隻有少數的學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數的學生，卻都是非常儉樸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無紈絝習氣。我希望清 華今後仍然保持這種良好的校風。……”
從這天起，清華師生告別久無校長之困局，迎來了一位後來被清華人譽為“終身校 長”的梅貽琦。在這篇簡短平實的演講辭中，“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一句，即眾所周知的“大師論”，隨後成為清華，乃至中國大學的 共同辦學理念。錢學森多次提出的世紀人才之問，他的老師、清華大學故校長梅貽琦先生其實早在八十年前就給出了響亮的回答。
談起清華，人們自然會想起大師雲集和英才輩出，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這是百年清華留給中華民族的文化財富。在創造和積累這筆財富的眾多傑出清華人中，梅貽琦先生堪稱貢獻最大。在成千上萬人的心目中（尤其是清華校友），梅貽琦就是清華，清華就是梅貽琦。
在 清華建校的百年曆史上，共出現19位校長（其中20世紀50年代初馮友蘭和葉企孫兩位先生代理主持校務）。了解清華曆史的人都知道，清華校長難當，長則三 五年，短則一兩年，其中任期最短的隻有兩個月。但是，梅貽琦先生自1931年底任校長直到1948底離開北平清華園整整17年，而且他還於1955年自美 國返台後創辦新竹清華大學，擔任校長一職至逝世（1955～1962）。他掌校時間長，成就大，威望高，影響遠。
梅 貽琦先生，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教育家之一，他開創了清華大學的黃金時代，主導了西南聯大的教育奇跡，使中國的高等教育昂然躋身世界先進水平。他領導的 清華為世界貢獻了李政道、楊振寧、李遠哲三名諾貝爾獎獲得者，為新中國培養了14位“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共23位），湧現出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 吳有訓、葉企孫、顧毓琇、陳岱孫、陳省身、錢鍾書、華羅庚、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等一位位學貫中西、文理兼通的學術大師。他倡導學術自由，鼓勵百花 齊放，百家爭鳴；他推行教授治校方略，使清華校政井然有序，無為而治；他雖是國民黨中央委員，卻從未在治校中倡導黨義，而是以人格教育和通才教育理念來指 導辦學；他獻身教育，熱愛清華，生斯長斯，心中從未離開過清華（即使他晚年不得已再創新竹清華，可他在世時，新竹清華僅是一個原子科學研究所，因為他心目 中的清華，永遠是北京的清華園）；他雖然身居高位，卻清貧如洗，太太擺過地攤，打過短工，甚至獨生兒子眼鏡丟都無力配付新的；晚年病重入院及身後事，都是 學生捐款資助的。
梅貽琦先生以不同凡響的教育智慧和由賢入聖的人格魅力，奠定了清華大學之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的靈 魂，使清華大學在短短的十幾年時間，取得巨大成就（歐美曾有著名大學校長在1941年清華建校30周年時稱讚清華“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載”），更為新中 國培養和儲備了大量奠基性的建設人才（據統計，1955-1980年遴選出中國科學院470多位學部委員中有41%出身自梅貽琦時代的清華校友）。
梅 貽琦先生一生服務清華長達47年（北京清華大學和新竹清華大學），擔任校長31年（其中北京清華大學17年，新竹清華大學7年）。他早年是著名教育家張伯 苓先生的高足，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南開學校，1909年他考上庚子賠款清華第一期赴美留學生（在參加考試的630名考生中名列第6，該屆共招錄47名留美 生）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學院學習電機工程專業，1915年畢業回國，半年後在清華學校擔任物理學教授，1926年任清華學校教務長，1928年清華學校改為 國立清華大學後，他於1931年12月就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直至1948年12月他離開北京去美國管理清華基金，資助中華學人完成學業和研究事業。 1955年，他應邀赴台灣創辦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新竹清華大學前身），直至1962年生命最後一刻。
梅貽琦先 生所處的時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艱難的階段，早期軍閥割據，內亂不已；中期日寇進犯，民族危亡；後期國共對峙，戰火紛飛。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中，梅貽琦先 生卻做出在今看來堪稱奇跡的教育成就來，他的純粹、執著、堅定、智慧，奠定了清華校格——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我們可以從幾件小事來品味梅貽琦先生之辦學 理念和人生誌趣。
保護聞一多先生
著 名民主鬥士聞一多先生，性情率真，雖為文學教授，卻服膺民主自由思想。1937年抗戰開始，他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抗戰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發誓不取 得抗戰的勝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1943年後，因目睹國民政府的腐敗，他奮然而起，積極參加反獨裁，爭民主的鬥爭，經常拍案大罵國民黨，大罵 蔣介石。
據著名曆史學家何兆武先生回憶，在西南聯大時，梅先生不幹涉學生活動，從來沒有不許學生開什麽會，或者組織什麽活動（無論學術活動，還是政治活動）。特別是聯大後期，民主運動高潮時，有幾次在學校的廣場上集會，聞一多教授在台上什麽話都敢講，但梅先生從沒有幹涉過。
事實上，梅貽琦先生早就知道聞先生的秉性，對於聞先生的一些“過激”言論，也有一些微詞。1945年“一二一”運動後，12月14日梅曾就學生複課問題約聞談了一個多小時，在當天日記寫道，“一多實一理想革命家，其見解、言論可以煽動，未必切實際，難免為陰謀者利用耳。”
1946 年4月15日，在西南聯大即將結束使命之際，聞一多在西南聯大校友會上“開謾罵之端”。梅貽琦對此很不滿意，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下午昆明聯大校友會有 ‘話別’會，餘因惡其12日強梁改組之舉動，故未往。晚，勉仲來告開會情形，更為失望。會中由聞一多開謾罵之端，起而繼之者亦即把持該會者，對於學校大肆 批評，對於教授橫加汙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義被此輩玷汙矣。然學校之將來更可慮也。”
1944年， 國民黨政府當局曾暗示西南聯大解聘聞一多等數名進步教授，梅貽琦根本不予理睬。雖然梅對聞的一些做法並不認同，但在國民黨當局尤其是最高層麵前，卻表現出 不同常人的愛才惜才之大胸懷。1946年6月梅赴南京，25日蔣介石約見與他談大學複校問題。蔣問：“下年校中辦法如何？”梅答：“仍當注重學術研究風氣 之恢複，倘使教授們生活得安定，研究設備得充實，則研究工作定更有進展。”隨後梅主動提到清華教授中有少數言論行動實有不當，但多數同人深不以為然，將來 由同人自相規勸糾正，諒不致有多大影響。他解釋說，此數人以往在學術上頗有成績，最近之舉動當係一時之衝動，故極希望能於規勸之中使其自行覺悟，則其後來 結果必更好。梅繼續解釋，此數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屬眾多或時有病人，生活特困難，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為在外兼事，於是愁悶積於胸中，一旦發泄 火氣更大。梅先生這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蔣介石頻頻點頭說，“生活問題實甚重要。”隨後，梅向蔣提出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生活水平的建議。原本要追究進步教 授的質疑，卻變成為教授爭取待遇的由頭，這讓人不得不佩服梅先生的處事智慧。
28歲的正教授
西南聯大是一所大師雲集、人才輩出的世界級學府。梅貽琦治校期間，用人不拘一格，唯賢是舉。因此，在聯大教師陣容中，既有早就海外聞名的前輩大師（如陳寅恪、葉企孫、吳有訓、馮友蘭），也有剛剛出道的後學俊彥（如吳晗等）。
著 名翻譯家許淵衝先生回憶，他剛入學那年（1939年），學校來了三位年輕老師，才28歲，都是正教授。不要說在當時，就是在現在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幾歲就 能當正教授的？這三人都剛剛回國，一個名叫錢鍾書，一個名叫華羅庚，一個叫許寶騄。錢鍾書、華羅庚是大家所熟悉的。許寶騄是研究統計學的，是世界級權威數 學家，後來在北大數學係。1936年許寶騄考取了赴英留學，在倫敦大學統計係學習數理統計，攻讀博士學位。1938年許寶騄共發表了3篇論文。許寶騄因成 績優異，研究工作突出，第一個被破格用統計實習的口試來代替，並於1938年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學貫中西的錢鍾書並沒有在海外取得博士頭銜，數學天才華 羅庚以初中學曆邁進清華，先當助教，後被清華送往英國留學。
這種不唯學曆，不唯資曆，隻憑真才實學，照樣可以當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先生看 來是正常不過的事。許淵衝先生說，破格提拔資曆淺、學曆不高的錢鍾書、華羅庚、吳晗等名教授，梅校長曾經謙虛地說，他的工作隻是幫人搬搬凳子而已。清華或 者西南聯大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世界一流大學，與梅校長不惜代價誠聘國內外一流的師資是分不開的。
平正直地教書育人
梅 貽琦曾在日記中表達了自己的中間立場：“餘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 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梅貽琦認為，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的根本。長沙臨時 大學期間，學校請來名人講演，各種人物都有，如陳獨秀、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等。對於學生，梅貽琦一律采取愛護的態度。
“對知識分子心態了解之深，當時少有如他的人。”梅貽琦的兒子梅祖彥回憶。梅貽琦在禮聘教師方麵，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教務長時，他實際主持了清華國 學研究院的院務。曾親自到火車站接趙元任先生。延攬人才的誠意在華羅庚身上得到極好的體現，華羅庚從一個隻有初中學曆的人，先做小學教員，後為店員，被破 格召進清華大學加以培養；又破格從一位係資料員轉升為助教，而且被允許修習大學課程；破格被送到英國劍橋大學去“訪問研究”；最後又破格未經講師、副教授 階段而被聘為教授，上述過程大多是在梅貽琦的親自過問下實現的。梅貽琦特別鼓勵中西學術交流，積極支持教師出國講學與在國外發表論文。他實行休假製度—— 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後，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歐美研究，學校開支一半薪水，還給予往返路費。這個傳統在西南聯大時結出碩果：西南聯大的教師名士如雲，共開出 1600門課程，且各人學術及興趣愛好迥異，互為印證。
“我作校長的不能退避”
1935年底，日寇壓境，華北危急，清華進步學生蔣南翔發出著名聲音：“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從而揭開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一二·九”運動大幕。學生運動引起了當局的緊張，他們想方設法阻撓運動，迫害學生。
1935 年底的一天，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派了軍隊到清華清查，士兵們聲明有命令不用槍彈。有些同學知道後，竟搶了他們的槍枝，把他們繳械了，扣留他們領隊的團 長，打翻了運輸的車輛，一時群情激憤……護校的組織應運而生，儼然以清華園為堡壘，大有長久對抗的意思。一有發現，便鳴鍾示警，集合同學以擴大聲勢。
想 不到當天晚上，竟有一師軍力的步隊，荷槍實彈，並附有大刀隊，進入校園，在門口首先遭遇的是資深的英文教授陳福田先生。他們這次來校態度不同了，不由分說 地先把陳先生吊了起來，來勢甚猛。同學中負責人早已溜了。梅校長便去各宿舍遍找同學不著，最後還是去新體育館中，找到近千避秦的同學，當時同學們手拉著 手，以示團結，但是敵不過大刀的威力，還是分散了個別地接受“訪問”。結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學被捕了，大都是無辜的。
隨後，梅校長以極沉痛的 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氣告誡同學：“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確的判斷和考慮，……徒憑血氣之勇，是不能擔當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責任心，昨天早上你們英雄式的演 出，將人家派來的官長吊了起來，你不講理，人家更可不講理，晚上來勢太大，你們領頭的人不聽學校的勸告，出了事情可以規避，我做校長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 著要住宿學生的名單，我能不給嗎？”停了一下校長說：“我隻好很抱歉地給他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不大準確的。……你們還逞強稱英雄的 話，我很難了。不過今後如果你們能信任學校的措施與領導，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護學術上的獨立。”
從這件事中可以看到，梅校長為了保護同學，煞費苦心。試想如果不是對學生發自內心的真愛，處處隻想著自己得失的人，能夠這樣去做嗎？
寡言君子
梅 貽琦生性不愛說話，被稱為“寡言君子”。他的座右銘之一是：“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他早年投考清華第一批直接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名列第 六。在看榜的時候，別人都很活躍，考上的喜形於色，沒考上的則顯得有些沮喪。惟有他始終是神色自若，單從麵部表情，誰也看不出他是考上了還是沒考上。和他 同批被錄取的徐佩璜（君陶）後來回憶說：“我記得我在看榜的時候，看見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憂的也在那裏看榜，我當時看他那種從容不迫的態度，覺察不出他 是否已考取。後來在船上碰見了，經彼此介紹，原來就是現在的梅先生。梅先生不喜說話，但談話時卻和藹可親，人稱之為Gentleman of few words。”
留美學成回國後，他為了報答鄉土養育之恩，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會服務半年。期間認識了在女青年會服務的、後來結為終生伴侶的 韓詠華小姐。旋經師友們從中撮合，建立了戀愛關係，很快就定了婚。訂婚前，韓的同學跑來對她說：“告訴你，梅貽琦可是不愛說話的呀！”韓說：“豁出去了， 她說多少算多少吧！”韓後來感歎地說：“就這樣，我和沉默寡言的梅貽琦共同生活了43年。”
梅貽琦有時給人的印象是“其言也訒，似不能言者”；有時又給人以模棱兩可的印象，以致於有人作“順口溜”謔之曰：“大概也許可能是，不過仿佛不見得；可是學校總以為，但是我們不敢說。”
他 平時少講話甚或不講話，但卻絕不是無話可講，更不是思想貧乏的表現，而是“嘴裏不說，骨子裏自有分寸”。梅貽琦講話，往往“妙語如虹”，甚多魅力和哲理。 “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便其一例；此外還有許多生動的例子。他曾說過，“學生沒有壞的，壞學生都是被教壞的”，“校長的任務就是給教 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表現出一個教育家的胸襟。所以陳寅恪先生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嚴謹，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 的”。
梅貽琦的寡言還表現在他為人低調和處事不張揚上。無論他主持學校或台灣“教育部”時，公文函劄都是他親自審閱，常通篇改寫，尤其是出 任“教育部長”後，每日帶重要公文晚間批閱，常到深夜。台灣“教育部”某機關新廈落成，主管司簽請立碑紀念，梅先生在簽呈上親繪一圖，標明尺寸，隻在牆上 做一小牌刻上興工與完成年月。
“做了不說”、“行勝於言”的事例，不勝枚舉。寡言君子，當之無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