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水落石不出

　 記得一個心理學專家說過，當人們犯了罪，總會尋找理由去解脫自己，這種解脫的方法有很多：責怪誘惑、惡人先告狀、以攻為守、賴賬和攪渾。總之他們知道自己的罪過，卻又不能接受罪名。中國有句俗語：做了婊子立牌坊；有種“打假”方法是製造更多的假，以假亂真。豐子胡和阿無害死媽媽，搶走遺產，知道做了惡，又怕承擔責任，使盡全身結術，要把牌坊扶著。他們急了，害怕了，不惜誹謗全家，把水攪渾，來為自己開脫。

  我們姐妹來美國，沒有一個是“政治庇護”、“64血卡”。爸爸說過：無論走到哪裏，不能出賣祖國，出賣靈魂。為此，我們寧願守著清白，守著清貧。而豐子胡是在89年，領取了美國政府給與的64政治庇護大赦綠卡。他熟知這綠卡的意義，他把自己這段經曆，拿來攻擊我們全家的“政治傾向”，意在要限製姐們出入境，讓他們搶遺產的案子無從追究。這個UCLA的教授醫生真可謂機關算盡。 

  媽媽所有的財產、證件和醫院證明都在阿無那裏，那天家庭會議上，阿無說骨灰由她來負責下葬，到時候通知我們大家。 她不容我們提問任何問題，出乎意料地大叫一聲“她們要掐死我”就奪門而逃，在上海消失了。

　　她並沒有離開上海，阿無逃走的第二天，一個親戚來把我在香港給媽媽買的一個金戒指交給我，並告訴我：“豐子胡昨天來了，”他來請親戚們吃飯，說要和阿無還要在上海待一段日子。

 　其實豐子胡一直就和阿無住在酒店，隻是他沒有露麵。他瞞著妻子女兒，和阿無一起謀劃去上海搶遺產，在上海和阿無自稱“夫妻”，而媽媽的追悼會他卻不參加，連一朵花也沒有送。親戚還告訴我另一個意外。

　　媽媽悲慘去世，阿無卷走遺產潛逃，我們姐妹懵懵懂懂地參加了追悼會，連照片都沒有留一張，大家各奔東西，失去聯係。我走在上海的街頭，心裏傷痛，憤怒和無奈。

　　不知覺地又走到了雁蕩路，南昌路口，手機突然想起來，我以為是阿無回心轉意了，就馬上接起電話。一個女人聲音：“我是鄧律師，請你來我們辦公室簽字拿遺產。我們的地址是浦東大道1880號８樓。”

　　“什麽律師？遺產？”我莫名其妙。媽媽的遺產已經進入法律？

　　那個女聲：“阿無讓我們寫了一份《遺產協議書》，你隻要簽字保證不告阿無，既可以拿到9萬塊你母親的遺產。”

　　什麽《遺產協議書》？阿無怎麽會找律師來分配遺產？她說過：“媽媽被戴夕法庭告的太可憐了，我們姐妹決不能再到法庭上去了。”這是怎麽回事？

　　出租車穿過隧道帶我去了浦東，８樓的一個辦公室裏，兩個外地口音的女生拿出一份打印好的文件，叫我簽字。協議書三頁紙，寫著遺產總數４０萬，其中第五條是：“遺產分配完畢，不準再告阿無。”下麵是每個人簽字同意。

　　我問這是怎麽回事，那個女生蠻橫地說：“阿無是我們的委托人，她付錢，我們就幫她的。你簽字，就拿錢。不簽字，就一分也沒有。這是委托人的要求。”

 　我一看戴夕已經簽了字？她怎麽那麽快就知道[協議書]？冥冥中我感到阿無和她背後有交易。我想看看試試這協議書的意義：“如果我現在簽字，你能把那9萬塊錢給我嗎？”

 　“你必須先簽字，並把證件複印留下，等到你們五個人全部都簽字結束，阿無就會把錢分給你們的。”鄧小姐說。　

　　　我說：“那麽你怎麽知道遺產總數呢？你們調查過嗎？委托人的證件和簽名呢？我們怎麽知道是真是假呢？”

　　　鄧小姐拿起那份［協議書］甩甩說：“她已經交過委托費了，她委托我們起草這份協議書的，遺產是多少，是按照她提供的數字，與我們無關。”

  阿無已經不接電話，下落不明，在洛杉磯她已經搬去華人區域和豐子胡隱居著，她怎麽會給我們每人“9萬塊錢”呢？這不是一張空頭支票嗎？她隻是要讓我們簽字不準告她，然後就石沉大海，要拿到那９萬塊的石頭，像水中撈月的故事一樣虛無縹緲。豐子胡的智商真高！

  我笑笑說：“我拿回去仔細看看，然後簽字拿回來給你好了。”我要留下這份阿無給我們全家的紀念品。

 　鄧小姐眼睜睜地著我把這份［協議書］裝進包裏，欲言又止。我拿著這份弘法律師事務所給我的9萬塊錢遺產［協議書］，離開了浦東那座新型的大樓。走出大門已是黃昏，出租車被綁架般地來不及停留，就又衝出去了。我站在浦東大道上，沉落在這繁華的浦東，四周新蓋的高樓擠得我呼吸困難，下班的人群在街上跑來跑去，穿著一樣的黑色西裝，我感到格外的陌生和孤獨，就像置身在一個惡夢之中，頭開始眩暈，失去了方向。

 　媽媽的下葬儀式究竟會在哪裏？我們姐妹是否還能一起送媽媽最後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