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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長歌》第一部 初開玉門 張腋斷臂之重農抑商

(2009-12-27 18:32:11)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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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腋斷臂之重農抑商


漠北大戰以後,無論從主觀上還是客觀上,戰爭暫時從漢武帝的視線裏淡出。借著這個短暫的空隙,漢武帝把精力轉移到了國內,要用心調整一下經濟政策。提到漢朝的經濟政策就不可避免的提到重農抑商,這是一個貫穿了西漢始終的主題。
重農,並不是簡簡單單的指重視農業,而是指人民能夠“足食”、“足衣”的一種狀態。抑商也不是抑製商人,而是整個商人階層。
這個話題比較大,討論起來也是沒完沒了。簡單地說當時的中國社會是一個以小農為主體的國度,這些人是國家的大多數。隻有這些人豐衣足食了,封建君主的統治才能堅如磐石。所以梁山好漢才提出反貪官、不反皇帝。皇帝是國家承包製的主體,他與官僚、富豪的利益是完全不同的。
至於商業本身並不能創造價值,而流通的過程又能很快地聚集大量財富。錢多了就要買地、置房子,就要娶小妾,就要占有更多的社會資源。過多地占有社會資源本身就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而這種快速致富,必然吸引人力資源向這方麵傾斜。都去經商了,沒人種地,沒人生產,吃啥、喝啥、臭美啥?
漢朝建立以後一方麵離不開商人,讓你做;另一方麵還嚴厲打擊,控製這個階層。 漢朝的時候人分成兩大類:良民、賤民。良民,良家子,那就是根紅苗正,三代貧農,清清白白的人家。很遺憾,商賈不包括在內。這個東西合理不合理,不在我們討論的範圍,它起碼體現了朝廷對商賈的態度。
鐵鹽公營隻是漢武帝的第一個措施,隨後,漢武帝陸續出台了一係列政策:諸如整頓幣製,收取財產稅,設置平準官、均輸官等等。
這些政策都是有針對性的打擊豪商巨賈,當然也有為國攬財的目的。 有錢人是有一定特權的,這個特權就來自於他們擁有的錢。尤其是自漢文帝廢除盜鑄令之後,這個問題更加突出。
秦末漢初天下大亂,民不聊生,百業凋零。漢高祖統一天下之後,與民休息。到文帝的時候,社會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商業也逐步恢複了。商業一恢複錢幣就走到了前台。
由於錢幣的特殊功能,一個職業蓬勃發展起來:造假幣業。假幣有兩種,一種是偷工減料,錢的重量比規定的輕,另一種在銅錢裏添加鉛、錫等其他金屬。漢文帝的時候這個行業非常發達,也說明利潤非常大。為此,文帝采取了一個異乎尋常的解決辦法,取消盜鑄令,使私人鑄錢合法化。人人都能做,大家就都去做,最後就是沒人做,利潤被稀釋了。
漢文帝的政策也產生很多惡果,一個就是錢幣不統一,人們無所適從,甚至各郡國製造的錢幣長的都不一樣。老百姓是沒有驗鈔機,不敢買東西。另一個就是使地方諸侯,豪強巨賈逐漸做大,成為中央政府的威脅。造錢畢竟使一個很專業的工作,小老百姓是做不來的。所以,這個政策隻對巨富、諸侯有利。
錢幣製造這麽混亂不可避免的影響正常流通和政府的財政狀況。為此,漢武帝登基之後幾次改變幣製,先後用過四銖錢、三銖錢、皮幣,最後在元狩五年的時候確定五銖錢。元鼎四年更將鑄幣權收回中央,在上林苑鑄造防偽功能強大的五銖錢,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
商人之所以成為商人就在於流通。正常的流通獲利是合理合法的,也是應該鼓勵的。但是逐利的本性會使商人變成奸商,囤積居奇才能獲大利。商人重利輕別離,為了錢拋妻別子在所不辭。而農民多收了三五鬥反而陷入了困境。為此,漢武帝采取了兩個措施來打擊奸商:平準、增收財產稅。平準就是高拋低吸,同股民炒股票的道理一樣。國家利用控製的大量物資,高拋低吸,把物價控製在合理的水平上。這就防止了奸商囤積居奇,搞亂物價,牟取暴利。
收取財產稅這個比較狠。有錢人要自動申報財產,然後按照比例交稅。誰願意交稅?對於藏匿不報,或者少報的政府也有辦法。鼓勵舉報,舉報有獎。
這些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在不增加人民賦稅的前提下,能夠保證戰爭的花費,政府的支出,實屬不易。
任何一個東西都有弊有利,這就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麵。再好的政策也有一個執行的問題,是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至於這幾項政策的弊端,以後再說。
經過這一番改革,總之,錢是有保證了,而且是源源不斷。但是漢武帝這個企業不是開源節流,而是開源開流。錢嘩嘩嘩的流進來,又嘩嘩嘩的流走,漢武帝君臣成了過路財神。河西就是錢的一個主要流向。
漢朝在忙著內部調整,那麽,大戰之後單於怎麽樣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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