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客夢長在江淮間”
自1176年遇見合肥女子，1186年突然有懷念合肥女子的合肥情詞，1191年與合肥女子最後一別，1197年留下最後一首懷念合肥女子的詞，時間跨度二十餘年，這無論在十二世紀的古代，還是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都是罕見的難得的。如果說薑夔是1209年去世的，那麽可以說，合肥情事占據了薑夔生命中的主要部分。根據薑夔自己在詩中的說法，薑夔不論人在什麽地方，所思所夢都是在合肥，所念所想都是合肥女子。因此，對於1155年出生的薑夔來說，發生合肥情事的南宋是個什麽時代呢。
22虛歲的年輕薑夔，雖然是在一個大冷天來到破敗凋敝的合肥，是騎馬來到一個還沒有從兵燹禍災中恢複元氣的合肥，但1176年的年輕薑夔以及1176年的邊城合肥所共同寄存的南宋，離1164年的隆興和議已經過去整整12個年頭了。此後一直到1206的開禧北伐，其間足足有四十餘年的和平時光供一個文人寫詩作詞談情說愛了。這是薑夔9歲到51歲的時間段，是一個人一生當中開始成年記事並剛剛步入衰年的美好時光。1155年出生的薑夔是在1209年他55虛歲那年逝世的。開禧北伐雖然勝敗未定並在兩年後簽訂了宋金間南宋最屈辱的嘉定和議，但一直到1235年宋蒙戰爭始，期間仍是一段不可多得的和平年代。薑夔雖然在開禧北伐後不久辭世，從薑夔的詩詞中看似乎影響不大。倒是1204年的杭州大火，對他的影響更大，讓晚年的薑夔流離失所，舉家毀室。
總體而言，薑夔生活的時期是南宋曆史上相對穩定的和平時代。對於一個南宋人來說，這不啻是一個大幸運。正是有了這麽一段夾在戰爭之間時間相對充足的和平時光，才可以讓一個不走運的文人很走運地在和平的環境中，沉湎於自己的感情世界並專注於個人的愛好興趣，而少被外界的不可抗拒因素打攪。
此外，作為一個南宋人，還有另外一個大幸運，就是生活在南宋真正的中興之主宋孝宗在位期間。1176年，孝宗在位已經13年了，又一個13年後在1189年孝宗禪位給光宗，正是中興的成熟期。我們不能對古人要求太高。對於一個古人來說，生活在一個好皇帝時代，肯定有幸於壞皇帝時代。所謂“寧為太平犬，不做離亂人”。薑夔就是這麽一個幸運的南宋“太平犬”。薑夔曆經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1162年（紹興三十二年）高宗禪位於太祖趙匡胤後裔七世孫孝宗，薑夔時年8虛歲，才剛剛記事，應該說對高宗朝沒什麽記憶；1189年孝宗又禪位於太子光宗，薑夔時年35虛歲，由此可見，孝宗朝是薑夔由童年到壯年的成年期。期間，薑夔的主要經曆是漫遊、應試、謀生、結婚等，其中也是與合肥女子相遇並相戀的時期。雖說薑夔在1186年到1197年止，突然在十餘年間有二十餘首懷念合肥女子詞，其中包括光宗朝（1189——1194）、寧宗朝前期（1194——1224），但是，薑夔與合肥女子相識、相知並相思的主要時期是在孝宗朝。可以說，薑夔的前半生是生活在孝宗朝的，因此可以說，孝宗朝決定了薑夔前半生的遭遇，也決定了薑夔後半生的命運。那麽孝宗朝是個什麽時期呢？
“孝宗在位時，注意吏治，慎選官員，懲治腐敗，形成了良好的政治風氣，是南宋政治最清明的時期，南宋後期的著名學者真德秀稱頌道：‘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包苴入為羞。’孝宗關心民間疾苦，輕徭薄賦，興修水利，改善紙幣流通狀況，關注學術自由，其在位時期也是南宋經濟文化最繁榮的時期。”（陳振《宋史》）。
1162年孝宗即位時35歲，正是英壯之年。然而宋金戰爭正在進行。麵對宋金對峙的局麵，南宋君臣在戰與和的兩難抉擇間舉棋不定，一派主張北伐收複失地以雪“靖康恥”，另一派主張維持現狀苟安江南。血性猶存的孝宗決意抗戰，毅然為嶽飛平反昭雪，召見抗戰派將領。不料發生在距離合肥不遠的符離戰敗使南宋大好形勢發生劇變。1164年，宋金議和，宋稱侄，金稱叔；史稱“隆興和議”。對於即位伊始便不得不吞下一枚恥辱果的孝宗來說，“恢複中原”成了他一生最大的坎與結。其實也是整個153年南宋朝最大的坎與結。此後，孝宗終其朝都在準備北伐，可以說“未嚐一日而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間，練軍實，除戎器，選將帥，厲士卒，所以為武備者，無所不講”（《皇宋中興兩朝聖政》），以至到了他孫子寧宗與1206年發達“開禧北伐”並再次以失敗而告終，直到1279年為忽必烈所滅，南宋終其朝未邁過這個坎未解開這個結。
不厭其煩羅裏羅嗦掉了這麽一番書袋，主要是為了說明1176年，年輕的薑夔策馬來到合肥不小心遇見他終身的坎與結，以及他作《揚州慢》前後的是個什麽樣的時代背景。綜觀曆史，一個人活在南宋，不能算是活在一個特別好的朝代；但是，一個南宋人活在孝宗朝，絕不能算是活在一個糟糕的年頭。為了雪恥洗辱、恢複中原，孝宗勵精圖治，做了許多休養生息養精蓄銳的好事，也給南宋人民帶來了幾十年的和平。年輕的薑夔就是在這個和平的檔裏開始吟詩作詞、談情說愛的。
今年是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年。舉國上下舉行了不少紀念活動。南京敲了警鍾哈爾濱拉了警報，不忘南京大屠殺、不忘731部隊。就連令薑夔魂牽夢繞的合肥，也在為修建“拱辰橋紀念碑”而紛紛慷慨募捐。胡主席胡總書記還對全世界發表了由發揚抗戰精神上升到弘揚中華民族精神、發展人類文明精神高度的重要講話。其目的當然已遠遠超過“不忘民族恨，牢記血淚仇”的狹隘心理。但如果東三省、台灣島至今仍插著太陽旗，我們的紀念活動還能如此溫文爾雅、精神來精神去的嗎？縱使小小的釣魚島東海油田都是雙方的一塊心病，遑論什麽精神什麽文明，全國不是一片“打回東三省，解放台灣島”的吼叫聲才怪。國恥就是國恥，過了幾十年隔了幾代人，隻要身上還有點血性，就不可能忘記曾經的國難家恥的。
因此，我們完全可以理解800多年前的南宋人，對1127年“靖康之難”（金軍北撤時擄走徽宗欽宗二帝、後妃宗室及大批官吏、內侍、宮女、技藝工匠、倡優等，攜去囊括禮器法物、天文儀器、書籍地圖、府庫蓄積等）所帶來的文明浩劫與毀家滅族的亡國之恨，以及1164年“隆興和議”所帶來的劇烈恥辱，要說能輕易忘懷那也是很困難的。在薑夔作《揚州慢》時才分別事隔50年及12年左右，“靖康之難”的巨大陰影仍然籠罩在南宋半壁江山的上空，“隆興和議”的羞恥仍然不時齧咬著南宋臣民們實在是脆弱的不能再脆弱的神經。可想而知，雪恥洗辱、恢複中原的呼聲雖然餘波未平，時起時伏；但是，同時更多的是又無法不讓人擔心戰爭的結果，特別是害怕失敗的戰爭會帶來更大的災難和更多的惡果。因此厭戰倦戰的情緒也確實普遍存在。
所謂“猶厭言兵”，一方麵可能是指不堪屢屢重提當年的兵禍之災，仿佛每每說一次便是每每再遭受一次兵禍之災的精神折磨；另一方麵更可能是指苦於累年兵燹之災的老百姓們，就像困乏至極疲於奔命的難民，隻想好好歇一下，既不想再提舊事，也不想討論雪恥複仇之類一時兩時不可能實現的話題。從這個意義上講，薑夔的《揚州慢》反映出了當時南宋民間普遍存在的這麽一種苦於複仇言恨而不得又厭倦戰爭的複雜心態。說不定薑夔當年遇到的合肥女子就因為曾飽受戰亂之苦而懷有這麽一種心態。或者說，薑夔當年就是在這麽一種心態中與合肥女子相識並相戀的。
1176年的一個冬天，22虛歲的薑夔就是在這樣一個大氣候下，策馬踏雪來到南宋邊城合肥的。
謝謝林貝卡閱讀，新一周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