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詩經—國風-衛風—《有狐》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
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
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注釋：
綏綏：從容獨行的樣子。
裳：衣服。
厲：通作“瀨”，水邊的沙地。
帶：衣帶。
賞析：
《有狐》抒寫女子對流離在外的親人的思念和關懷，情感細膩，反複詠歎，正見情意深節切。以“狐”起興，實是因有所見，在對比中，穿著狐裘的貴人的暖和，更比照了自己身上的寒冷，由此即彼，聯想到親人在外的饑寒，又從“裳”到“帶”，再到“服”，由下而上，層層透出細致如微的感情，和盤托出女子的心態。這裏沒有風花雪月，隻是生活的如實敘寫，也正因為真真實實，才有了動人和力量。
［摘要］ 《有狐》一詩，三歎其“憂”，深憂“之子”無衣。而“無衣”所指向的是戰爭、行役。《詩經》中寫狐的詩歌，“狐”喻指征夫。故而《有狐》為征婦懷遠之詩。而“征夫無衣，征婦送衣”這一母題一再被摹寫。
［關鍵詞］ 《有狐》；無衣；征夫
“《有狐》的主旨頗為難解”。由此一語即可想見，對於這首詩，古今學者也是眾說紛紜，聚訟不休。本詩僅三章十二句，錄之如下：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一、對《有狐》主旨的探究
撇開經學家們對《有狐》的各種解說，就詩篇而言，是以一個女子的口吻表達了她對心愛之人的思念與憂慮。本詩抒寫憂念，為一唱三歎的重章結構，其憂思哀婉感人。這本是一首清新自然的情詩，風致婉約，真摯感人。然而，這種理解卻不合乎經學家們的風化詩教原則，於是，他們就給《有狐》描上了種種關乎風化的粉墨，弄得這樣一首感人至深的詩歌迷霧重重，令人不知所雲了。
《詩序》認為：“《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順著《詩序》定下的調子，《鄭箋》、《孔疏》越走越遠，說這首詩是：“皆陳喪其妃耦不得匹行，思為夫婦之辭。”又解釋說：“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裳之配衣，猶女之配男，故假言之子無裳，己欲與為作裳以喻己欲與之為室家。”朱熹是主張“去序言詩”的，他曾批評《詩序》說：
《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
然而，對於這首詩，他卻完全接受承傳了《詩序》、《鄭箋》、《孔疏》的觀點，朱熹也認為《有狐》是說：“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讬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仔細揣摩從《詩序》到《詩集傳》這一派對《有狐》的解說，盡管存在著《詩序》以此詩三章皆為“興”而《詩集傳》認為三章都是“比”的不同，但它們在以下的兩點上是一致的：第一，認為“有狐綏綏”喻指男子無家室者；第二，認為“無裳”、“無帶”、“無服”喻指男子無室家，即男子沒有配偶。
詩作為經學而被講授、傳承，經學家們難免隻知有經，而不知有詩。《詩序》說這首詩“刺時”、“男女無夫家”，以後的傳經者便明指《有狐》為“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再回到詩句看看，何以見得？“寡婦”、“鰥夫”之談全為穿鑿，無從說起。牟應震就曾針鋒相對地指出：“《集傳》‘見鰥夫而欲嫁之’，說本於《序》。曰：於經文不見此義！鰥而無衣，或不欲嫁之矣。”又指出：“為此說者，以齊詩有‘雄狐綏綏’一語，故解‘綏綏’為‘獨行求匹’而一誤再誤也。”《毛詩質疑》的反駁可謂有力，而且牟應震對“綏綏”的分析也給我們以啟示。而孫作雲先生也對《有狐》作了嚐試性的解說，他認為：“這首歌是女子所唱，她把她想親近的那位男子比作狐狸。她說：‘小狐狸兒，你在淇水岸上徘徊什麽呢？我心裏正為你發愁沒有人給你縫衣裳呢！’言外之意，我能給你縫衣裳呢！一種忸怩作態之狀，宛如在目。”從中不難看出，孫作雲把《有狐》理解成“戀歌”，似乎沒能體味詩中的深深憂慮，且對本詩主旨的把握仍不脫“欲嫁”說之窠臼。
除此之外，對這首詩的不同理解還有：聞一多《風詩類鈔》認為是未嫁女子思念情人。金啟華《國風今譯》認為是寫妻子憂念丈夫久役無衣。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認為是寫不得誌者的憂愁。而張桂萍認為它是“古代大臣憂國之作”。其中，金啟華的說法本自方玉潤《詩經原始》，較為合理。以此為基礎，筆者進一步揣摩玩味，仔細尋求《詩經》內證以成其說。毫無疑問，對“有狐”和“無裳（帶、服）”所指為何的理解是解讀本詩的關鍵。而實際上，本詩所觸及的不僅僅是“有狐”和“無衣”兩個問題點，而是這兩個問題簇。“有狐”涉及《詩經》中寫到“狐”的詩歌九篇；而無衣的問題牽扯到至少兩篇詩歌。而後者正是《有狐》抒情主人公所憂慮的內容，顯得格外重要。
二、無衣指向戰爭
《有狐》一詩，三歎其“憂”。體察此女子的情懷，進而推情入理，分析其憂慮的原因，這無疑就是正確理解這首詩的關鍵所在。“心之憂矣，之子無裳（無帶、無服）”果真是指該女子所憂慮的是男子無室家嗎？認為女子見到男子沒有衣裳就想到他沒有配偶，就繼而想到要嫁給他，這不能不說是太機械的猜想。其實，無論是憂其“無裳”、“無帶”還是“無服”，總起來說，就是憂心掛念他沒有衣服穿。也即：心之憂矣，之子“無衣”。而“無衣”所指向的是戰爭、行役。在《詩經》中，“無衣”與戰爭、行役緊密相連
，關係是很明確的。
《秦風·無衣》唱道：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於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這裏，歌者所表達的是對“豈曰無衣”的回答，要“與子同袍（同澤、同裳）”。於是，表麵上看，“子”無衣的難題好像是解決了，但實質上，“子”仍然無衣，隻是與別人“同”衣而已。從這個意義出發，甚至可以說，無衣是戰爭的必然。關於這一點，《豳風·東山》也給出了一個極好的《詩經》內證。其第一章寫道：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我東曰歸，我心西悲。製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詩中的“製彼裳衣，勿士行枚”一語道破天機！《東山》是寫長期的征戰之後，“我”終於可以回家時的所見、所思、所感。此時，“我”終於可以不再“行枚”作戰了，而要做的是“製彼裳衣”。反過來推想，征戰之時，則是不能“製彼裳衣”的，也就是說，戰時的士兵處於“無衣”的狀態。細想一下，征戰之時，枕戈待旦，生死尚且難以料定，自然無暇以衣服為念。至於戰時所穿，曹操《蒿裏行》有“鎧甲生蟣虱”之句，算是露其端倪吧。 在西周、春秋時代，從軍征戰，衣物乃至於武器都需要自備。《木蘭詩》寫花木蘭出征前的準備有“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之語，雖非必為寫實，但南北朝時民歌尚如此敘說，西周、春秋時征戰的士兵更當是如此了。上舉《秦風·無衣》就是明證：無衣怎麽辦？與子“同袍（澤、裳）”；武器怎麽準備？“修我戈矛（矛戟、甲兵）”。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而言，當時不具備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由國家統一為成千上萬的征戰士兵供給衣物是不能想象的。 故而，《有狐》中“無裳”、“無帶”、“無服”的“之子”正是長年征戰在外而不知歸期的從軍者。《有狐》正如同《王風·君子於役》，也是寫妻子對遠方的丈夫的思念與牽掛。不同的是，《君子於役》掛念夫君“苟無饑渴”，而《有狐》則憂其無衣。征人在外，衣食難安，尤令其家人牽腸掛肚。從這個意義上說，憂念征夫衣與食的《有狐》與《君子於役》可稱得上是《詩經》中難得的姊妹篇。《詩經·衛風·有狐》正解|有關古代文學的論文資料 三、“有狐”喻指征夫 有了這種對本詩主旨的把握，再回過頭來看看“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厲、側）”到底何指。《齊風·南山》有“南山崔崔，雄狐綏綏”之句，而《詩序》說《南山》一詩是刺齊襄公淫行的。據此，《詩集傳》以為：“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然而，先秦時期人們對於狐的認識並非如此。《禮記·檀弓上》說：“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白虎通義》則說：“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據此，認為《詩經》中的狐為“妖媚之獸”顯然站不住腳，是以後人之見而約束前人。而據牟應震的理解，“綏，像兩脛有所躡也”，那麽，“綏綏”應該是指狐行走的樣子，而無求偶的含義。李炳海認為：“在《詩經》產生的曆史階段，狐作為男性配偶的象征，已經是約定俗成的習慣，狐形象的此種內涵對於那個時代的人們來說是不言而喻的。”這一看法無疑是正確的，這就從文化、興象的角度和深度揭示了“有狐”的象征意義。 而進一步追問，此狐綏綏而行，在彼淇梁、淇厲、淇側又表明了什麽呢？俞樾說：“首言‘淇梁’，明易涉也；次言‘淇厲’，則涉之稍難矣；卒言‘淇側’，則徘徊於水崖，不得涉矣，所以憂之彌甚也。”很顯然，這種說法可能是過分推理了，詩中並未明言狐涉淇水。而至於其他一些認為本詩寫狐本為山獸而行水邊的，也大致與此相類。從全詩來看，“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厲、側）”兩句是起興之語，而且興中帶比，但全詩的主旨在於憂念“之子”無衣。而聯係無衣所指，有狐綏綏而行彼淇梁、淇厲、淇側正是在興言戰爭、遠役。《邶風·北風》和《小雅·何草不黃》即為有力的證據。《邶風·北風》有詩句曰：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隻且！
據翟相君考證,這首詩所寫是關乎征戰的，這裏正是以赤狐和黑烏為興象來喻指征夫的。而邶、鄘、衛三風均是衛地的風詩，《邶風》中的《北風》和《衛風》中的《有狐》均以狐喻指征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並且，《小雅·何草不黃》的證明更為直接。《何草不黃》全詩如下：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方玉潤說：“《何草不黃》，征夫淚也！”十分確切。毫無疑問，詩中的狐和兕、虎一樣，是“征夫”形象的興象，所喻指的正是征夫。
除了上述分析的三首以及《有狐》，《詩經》中其它寫到“狐”的詩歌還有《檜風·羔裘》、《邶風·旄丘》、《秦風·終南》、《豳風·七月》、《小雅·都人士》等五首，但這五首詩均是直接寫到狐裘或是寫獵狐製裘的，並非以狐的形象起興。所以，統觀《詩經》中寫到狐形象的詩歌，狐喻指征夫是可信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齊風·南山》雖然沒有寫到戰爭、行役，以“雄狐綏綏”起興的該詩卻濃彩重墨地描繪“齊子”遠嫁魯國，也是遠行離家。
四、結論和餘論
明確了“有狐綏綏”是男子征戰在外的興象和喻指，將無衣與戰爭、行役相關聯起來，自然就能正確理解《有狐》為征婦懷遠之詩。上文曾將它與《王風·君子於役》相比 ，而從寫法上看，《君子於役》先寫“君子於役，不知其期（不日不月）”，繼而寫“雞棲於塒（桀）。日之夕矣，羊牛下來（括）”，這種傍晚時動人的景象愈發襯托出婦人的思念與牽掛，真是“如之何勿思”；《有狐》則以“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厲、側）”起興之後下筆便寫“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帶、服）”，似嫌突兀。那麽，為什麽《有狐》中的征婦如此為丈夫的“無衣”而擔憂，並再三地表達深深的憂慮呢？對於這個問題，《豳風·七月》一詩給出了答案。《七月》的首、次兩章均有“九月授衣”之句，《毛傳》解為“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當然，認為古代婦女九月開始裁製冬衣是固定的製度難免有些過分，但那是自然形成的習俗完全是有可能的。由此可以推想，《有狐》所寫也是在授衣之九月，婦人因裁製冬衣而愈發憂念行役在外的丈夫，擔心丈夫“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因而不免為他憂心忡忡，一唱三歎，難以平靜。
或許上述推情入理會被視為另一種推理過度，但無庸置疑的是，“征夫無衣，征婦送衣”這一母題卻一再被摹寫。傳說中哭倒了八百裏長城的孟薑女就是為了給丈夫送寒衣而到了長城邊的；甚至孫犁的《荷花澱》裏也有水生嫂她們那夥婦女給參加隊伍的丈夫們送衣物的情節。當然，孫犁創作《荷花澱》寫到這一內容未必是從《有狐》得到靈感，但兩相對照，我們還是能感受到同樣的婦女對征戰在外的丈夫的真切關懷與真摯情愛。所不同的是，水生嫂她們是現代的女性，敢愛敢恨，敢想敢幹，在戰鬥的烽火中綻放成絢爛的荷花；而《有狐》的抒情女主人公卻隻是憂心忡忡，一唱三歎，以她獨有的韻致展示著她那豐富、細膩、純潔而又哀婉的內心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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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狐綏綏，在彼淇梁。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
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
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注釋：
綏綏：從容獨行的樣子。
裳：衣服。
厲：通作“瀨”，水邊的沙地。
帶：衣帶。
賞析：
《有狐》抒寫女子對流離在外的親人的思念和關懷，情感細膩，反複詠歎，正見情意深節切。以“狐”起興，實是因有所見，在對比中，穿著狐裘的貴人的暖和，更比照了自己身上的寒冷，由此即彼，聯想到親人在外的饑寒，又從“裳”到“帶”，再到“服”，由下而上，層層透出細致如微的感情，和盤托出女子的心態。這裏沒有風花雪月，隻是生活的如實敘寫，也正因為真真實實，才有了動人和力量。
［摘要］ 《有狐》一詩，三歎其“憂”，深憂“之子”無衣。而“無衣”所指向的是戰爭、行役。《詩經》中寫狐的詩歌，“狐”喻指征夫。故而《有狐》為征婦懷遠之詩。而“征夫無衣，征婦送衣”這一母題一再被摹寫。
［關鍵詞］ 《有狐》；無衣；征夫
“《有狐》的主旨頗為難解”。由此一語即可想見，對於這首詩，古今學者也是眾說紛紜，聚訟不休。本詩僅三章十二句，錄之如下：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一、對《有狐》主旨的探究
撇開經學家們對《有狐》的各種解說，就詩篇而言，是以一個女子的口吻表達了她對心愛之人的思念與憂慮。本詩抒寫憂念，為一唱三歎的重章結構，其憂思哀婉感人。這本是一首清新自然的情詩，風致婉約，真摯感人。然而，這種理解卻不合乎經學家們的風化詩教原則，於是，他們就給《有狐》描上了種種關乎風化的粉墨，弄得這樣一首感人至深的詩歌迷霧重重，令人不知所雲了。
《詩序》認為：“《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順著《詩序》定下的調子，《鄭箋》、《孔疏》越走越遠，說這首詩是：“皆陳喪其妃耦不得匹行，思為夫婦之辭。”又解釋說：“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裳之配衣，猶女之配男，故假言之子無裳，己欲與為作裳以喻己欲與之為室家。”朱熹是主張“去序言詩”的，他曾批評《詩序》說：
《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
然而，對於這首詩，他卻完全接受承傳了《詩序》、《鄭箋》、《孔疏》的觀點，朱熹也認為《有狐》是說：“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讬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仔細揣摩從《詩序》到《詩集傳》這一派對《有狐》的解說，盡管存在著《詩序》以此詩三章皆為“興”而《詩集傳》認為三章都是“比”的不同，但它們在以下的兩點上是一致的：第一，認為“有狐綏綏”喻指男子無家室者；第二，認為“無裳”、“無帶”、“無服”喻指男子無室家，即男子沒有配偶。
詩作為經學而被講授、傳承，經學家們難免隻知有經，而不知有詩。《詩序》說這首詩“刺時”、“男女無夫家”，以後的傳經者便明指《有狐》為“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再回到詩句看看，何以見得？“寡婦”、“鰥夫”之談全為穿鑿，無從說起。牟應震就曾針鋒相對地指出：“《集傳》‘見鰥夫而欲嫁之’，說本於《序》。曰：於經文不見此義！鰥而無衣，或不欲嫁之矣。”又指出：“為此說者，以齊詩有‘雄狐綏綏’一語，故解‘綏綏’為‘獨行求匹’而一誤再誤也。”《毛詩質疑》的反駁可謂有力，而且牟應震對“綏綏”的分析也給我們以啟示。而孫作雲先生也對《有狐》作了嚐試性的解說，他認為：“這首歌是女子所唱，她把她想親近的那位男子比作狐狸。她說：‘小狐狸兒，你在淇水岸上徘徊什麽呢？我心裏正為你發愁沒有人給你縫衣裳呢！’言外之意，我能給你縫衣裳呢！一種忸怩作態之狀，宛如在目。”從中不難看出，孫作雲把《有狐》理解成“戀歌”，似乎沒能體味詩中的深深憂慮，且對本詩主旨的把握仍不脫“欲嫁”說之窠臼。
除此之外，對這首詩的不同理解還有：聞一多《風詩類鈔》認為是未嫁女子思念情人。金啟華《國風今譯》認為是寫妻子憂念丈夫久役無衣。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認為是寫不得誌者的憂愁。而張桂萍認為它是“古代大臣憂國之作”。其中，金啟華的說法本自方玉潤《詩經原始》，較為合理。以此為基礎，筆者進一步揣摩玩味，仔細尋求《詩經》內證以成其說。毫無疑問，對“有狐”和“無裳（帶、服）”所指為何的理解是解讀本詩的關鍵。而實際上，本詩所觸及的不僅僅是“有狐”和“無衣”兩個問題點，而是這兩個問題簇。“有狐”涉及《詩經》中寫到“狐”的詩歌九篇；而無衣的問題牽扯到至少兩篇詩歌。而後者正是《有狐》抒情主人公所憂慮的內容，顯得格外重要。
二、無衣指向戰爭
《有狐》一詩，三歎其“憂”。體察此女子的情懷，進而推情入理，分析其憂慮的原因，這無疑就是正確理解這首詩的關鍵所在。“心之憂矣，之子無裳（無帶、無服）”果真是指該女子所憂慮的是男子無室家嗎？認為女子見到男子沒有衣裳就想到他沒有配偶，就繼而想到要嫁給他，這不能不說是太機械的猜想。其實，無論是憂其“無裳”、“無帶”還是“無服”，總起來說，就是憂心掛念他沒有衣服穿。也即：心之憂矣，之子“無衣”。而“無衣”所指向的是戰爭、行役。在《詩經》中，“無衣”與戰爭、行役緊密相連
，關係是很明確的。
《秦風·無衣》唱道：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於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這裏，歌者所表達的是對“豈曰無衣”的回答，要“與子同袍（同澤、同裳）”。於是，表麵上看，“子”無衣的難題好像是解決了，但實質上，“子”仍然無衣，隻是與別人“同”衣而已。從這個意義出發，甚至可以說，無衣是戰爭的必然。關於這一點，《豳風·東山》也給出了一個極好的《詩經》內證。其第一章寫道：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我東曰歸，我心西悲。製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詩中的“製彼裳衣，勿士行枚”一語道破天機！《東山》是寫長期的征戰之後，“我”終於可以回家時的所見、所思、所感。此時，“我”終於可以不再“行枚”作戰了，而要做的是“製彼裳衣”。反過來推想，征戰之時，則是不能“製彼裳衣”的，也就是說，戰時的士兵處於“無衣”的狀態。細想一下，征戰之時，枕戈待旦，生死尚且難以料定，自然無暇以衣服為念。至於戰時所穿，曹操《蒿裏行》有“鎧甲生蟣虱”之句，算是露其端倪吧。 在西周、春秋時代，從軍征戰，衣物乃至於武器都需要自備。《木蘭詩》寫花木蘭出征前的準備有“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之語，雖非必為寫實，但南北朝時民歌尚如此敘說，西周、春秋時征戰的士兵更當是如此了。上舉《秦風·無衣》就是明證：無衣怎麽辦？與子“同袍（澤、裳）”；武器怎麽準備？“修我戈矛（矛戟、甲兵）”。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而言，當時不具備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由國家統一為成千上萬的征戰士兵供給衣物是不能想象的。 故而，《有狐》中“無裳”、“無帶”、“無服”的“之子”正是長年征戰在外而不知歸期的從軍者。《有狐》正如同《王風·君子於役》，也是寫妻子對遠方的丈夫的思念與牽掛。不同的是，《君子於役》掛念夫君“苟無饑渴”，而《有狐》則憂其無衣。征人在外，衣食難安，尤令其家人牽腸掛肚。從這個意義上說，憂念征夫衣與食的《有狐》與《君子於役》可稱得上是《詩經》中難得的姊妹篇。《詩經·衛風·有狐》正解|有關古代文學的論文資料 三、“有狐”喻指征夫 有了這種對本詩主旨的把握，再回過頭來看看“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厲、側）”到底何指。《齊風·南山》有“南山崔崔，雄狐綏綏”之句，而《詩序》說《南山》一詩是刺齊襄公淫行的。據此，《詩集傳》以為：“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然而，先秦時期人們對於狐的認識並非如此。《禮記·檀弓上》說：“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白虎通義》則說：“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據此，認為《詩經》中的狐為“妖媚之獸”顯然站不住腳，是以後人之見而約束前人。而據牟應震的理解，“綏，像兩脛有所躡也”，那麽，“綏綏”應該是指狐行走的樣子，而無求偶的含義。李炳海認為：“在《詩經》產生的曆史階段，狐作為男性配偶的象征，已經是約定俗成的習慣，狐形象的此種內涵對於那個時代的人們來說是不言而喻的。”這一看法無疑是正確的，這就從文化、興象的角度和深度揭示了“有狐”的象征意義。 而進一步追問，此狐綏綏而行，在彼淇梁、淇厲、淇側又表明了什麽呢？俞樾說：“首言‘淇梁’，明易涉也；次言‘淇厲’，則涉之稍難矣；卒言‘淇側’，則徘徊於水崖，不得涉矣，所以憂之彌甚也。”很顯然，這種說法可能是過分推理了，詩中並未明言狐涉淇水。而至於其他一些認為本詩寫狐本為山獸而行水邊的，也大致與此相類。從全詩來看，“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厲、側）”兩句是起興之語，而且興中帶比，但全詩的主旨在於憂念“之子”無衣。而聯係無衣所指，有狐綏綏而行彼淇梁、淇厲、淇側正是在興言戰爭、遠役。《邶風·北風》和《小雅·何草不黃》即為有力的證據。《邶風·北風》有詩句曰：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隻且！
據翟相君考證,這首詩所寫是關乎征戰的，這裏正是以赤狐和黑烏為興象來喻指征夫的。而邶、鄘、衛三風均是衛地的風詩，《邶風》中的《北風》和《衛風》中的《有狐》均以狐喻指征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並且，《小雅·何草不黃》的證明更為直接。《何草不黃》全詩如下：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方玉潤說：“《何草不黃》，征夫淚也！”十分確切。毫無疑問，詩中的狐和兕、虎一樣，是“征夫”形象的興象，所喻指的正是征夫。
除了上述分析的三首以及《有狐》，《詩經》中其它寫到“狐”的詩歌還有《檜風·羔裘》、《邶風·旄丘》、《秦風·終南》、《豳風·七月》、《小雅·都人士》等五首，但這五首詩均是直接寫到狐裘或是寫獵狐製裘的，並非以狐的形象起興。所以，統觀《詩經》中寫到狐形象的詩歌，狐喻指征夫是可信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齊風·南山》雖然沒有寫到戰爭、行役，以“雄狐綏綏”起興的該詩卻濃彩重墨地描繪“齊子”遠嫁魯國，也是遠行離家。
四、結論和餘論
明確了“有狐綏綏”是男子征戰在外的興象和喻指，將無衣與戰爭、行役相關聯起來，自然就能正確理解《有狐》為征婦懷遠之詩。上文曾將它與《王風·君子於役》相比 ，而從寫法上看，《君子於役》先寫“君子於役，不知其期（不日不月）”，繼而寫“雞棲於塒（桀）。日之夕矣，羊牛下來（括）”，這種傍晚時動人的景象愈發襯托出婦人的思念與牽掛，真是“如之何勿思”；《有狐》則以“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厲、側）”起興之後下筆便寫“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帶、服）”，似嫌突兀。那麽，為什麽《有狐》中的征婦如此為丈夫的“無衣”而擔憂，並再三地表達深深的憂慮呢？對於這個問題，《豳風·七月》一詩給出了答案。《七月》的首、次兩章均有“九月授衣”之句，《毛傳》解為“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當然，認為古代婦女九月開始裁製冬衣是固定的製度難免有些過分，但那是自然形成的習俗完全是有可能的。由此可以推想，《有狐》所寫也是在授衣之九月，婦人因裁製冬衣而愈發憂念行役在外的丈夫，擔心丈夫“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因而不免為他憂心忡忡，一唱三歎，難以平靜。
或許上述推情入理會被視為另一種推理過度，但無庸置疑的是，“征夫無衣，征婦送衣”這一母題卻一再被摹寫。傳說中哭倒了八百裏長城的孟薑女就是為了給丈夫送寒衣而到了長城邊的；甚至孫犁的《荷花澱》裏也有水生嫂她們那夥婦女給參加隊伍的丈夫們送衣物的情節。當然，孫犁創作《荷花澱》寫到這一內容未必是從《有狐》得到靈感，但兩相對照，我們還是能感受到同樣的婦女對征戰在外的丈夫的真切關懷與真摯情愛。所不同的是，水生嫂她們是現代的女性，敢愛敢恨，敢想敢幹，在戰鬥的烽火中綻放成絢爛的荷花；而《有狐》的抒情女主人公卻隻是憂心忡忡，一唱三歎，以她獨有的韻致展示著她那豐富、細膩、純潔而又哀婉的內心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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