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未都 | 壬寅寒冬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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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公元702年，大唐長安二年，時逢壬寅虎年。大詩人陳子昂暴死獄中，死因不詳。陳子昂留下的最有名詩作《登幽州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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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22年，二十二次甲子輪回，又逢壬寅虎年，吉星不見，祥雲未來，運勢不吉，這世界一整年都磕磕絆絆的，鬼魂一般的厄運風，將溫暖的社會吹成一塊大冰，冰下死水一潭。誰知接近年底時突然抽瘋，冰淩破江般地一瀉千裏，天怒人怨，恁誰也無力收拾。

這個冬天姍姍來遲，北京到處秋葉不落，本以為仍會是個暖冬，可誰知從立冬日開始，天寒地凍，風冷雪欺。萬籟俱寂中，14億人經曆了一場生命海嘯。這場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的事端詭異之極，前景未卜。人類付出的生命成本巨大，不管你記錄與否，它注定會載入史冊。

朋友和熟人相繼離世，帶著不甘和遺憾，匆匆駕鶴西遊。因而這個冬季，仙鶴列隊長空，久久徘徊，悲鳴不絕；“聞鶴唳而心驚，聽胡笳而淚下。”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整個冬季三個月六節氣十八候，寒風凜冽，折膠墮指，無一刻鬆懈，直到癸卯年立春日，才刮來一絲暖意。

友人走得密集，我隻能以速寫方式寫下相應文字，為朋友為熟人，更為自己。此十人，或長輩，或平輩，或親或疏，久未謀麵，隻在我記憶中留下人生交往的一個片段，於這個寒冬中顯得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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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是官稱，因為在萬家他行二，上麵有大哥；又因為他在社會上德高望重，且沒有官職，比他小的人一律尊稱“二哥”，我也這麽叫他，這從二哥的名字上即可看出，萬仲翔，伯仲叔季，先秦就按這順序排序兄弟了，今人因計劃生育，有兄弟姐妹者罕見，這種使用了幾千年的取名大法幾近失傳。曆史上的名人按此法取名、字者多多，劉伯溫、唐伯虎皆行大；董仲叔、張仲景皆行二；鮑叔牙、秦叔寶皆行三；左季高、王季遷皆排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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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二哥相識很遲，他退休了我才認識他。他年長我十一歲，經曆比我豐富得多，看事情也比我看得透。二哥說話不緊不慢，通達中透著一股不易覺察的幽默。我們交往僅限於聊天吃飯，因為我們有一位共同的朋友特別喜歡張羅，找個由頭就湊一桌，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地神聊，可能是因為見解相同，這種聊天局幾乎成定式，每次一桌，有時帶上家眷湊成兩桌，本來一年準有幾次，因為連續三年的疫情少了很多，大家隻在手機中問候，聊補歡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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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是山東人，其父早年投身革命，最後成為國家領導人。在二哥身上，可以感受到萬家的家風嚴謹。二哥沒有架子，說話也不張揚，慢條斯理說說過去，談談未來，一副很是知足的姿態。每次吃飯，二哥總讓我坐其身旁，說是聊天方便，吃飯沒有聊天重要。
 
二哥不喝酒，宴席上就有點兒尷尬，每次二哥都在第一次舉杯時說：“就一次啊……”隨後任誰來敬酒，他都不願再站起來，並以茶代酒，應酬社會。
 
其實我也極不習慣宴會上的敬酒環節，人多的宴會光敬酒了，無法好好吃飯，好好聊天。可中國的餐桌文化就是敬酒文化，五花八門，說道極多，很多地方不與敬酒者對飲算是不給麵子，據說急了還有掀桌子的。我打年輕時能喝酒也不願在飯桌敬來敬去，我總覺得這其中誠意不足，都是過場人情，有用才有情，沒用就沒情。二哥也是這態度，加之本來不飲酒，所以我們挨著坐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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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疫情，一起吃飯少了但仍有，每次吃完後就感慨人生，冥冥之中覺得一起吃飯聊天會吃一次少一次。我是很珍惜和二哥吃飯的機會。每次我都會有意無意地和二哥打聽些過往，雖然他年長我隻有十一歲，但這十一年重要啊，他眼中的世界，他經曆的故事，遠比一般人豐富曲折，這也正是我所欠缺的。與二哥聊天，既可以佐證我年輕時模糊的記憶，又可以補充我夠不著的豐富生活。
 
2022年11月7日，這一天農曆壬寅年立冬，二哥定好次日體檢，誰料病魔來勢洶洶，迅速奪走了二哥的生命，待我知道消息後扼腕歎息。馬上奔赴萬家設置的靈堂吊唁二哥，鮮花素帛之中，看著二哥的遺照，心中有說不出的感慨，飯桌旁的悄悄話，此時此刻隻能默默地對遺像說了：“二哥，人生有短有長，多長都是短，多短也是長，關鍵是要活個明白。”在這個混沌不開的世界上，二哥是明白人，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人生既有格局，也有飯局，還有飯局中的觥籌交錯和竊竊私語。

2022年11月7日，萬仲翔先生辭世。這一天是壬寅年立冬日。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癸卯正月十六日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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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校”一詞對今天的青年人甚至中年人都會很陌生。這個事物在五十年前的中國風靡一時，全稱是五七幹部學校，根據毛主席1966年5月7日指示而命名。凡規模夠體量的單位都在1968年開始設立五七幹校，例如空軍黑龍江五七幹校、文化部湖北鹹寧五七幹校、教育部安徽鳳陽五七幹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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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丁人人是在空軍五七幹校認識的，他大我一年級。空軍五七幹校在全國五七幹校中極為特殊，所有學員都要帶家屬，因為是幹部學校，我們尚未成年，都算家屬。去了幹校，一家一戶分間屋子，有的是兩家分在一間屋子裏，中間用鐵絲拉個簾算是有個界限。
 
五十多年前的中國彌漫著一股理想，每個人都沉浸在理想之中。幹校和插隊是兩大融化人的領域。知識青年去農村插隊，幹部去農村鍛煉，“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這句口號貼得到處都是，我們從北京出發，到了黑龍江省寧安縣落戶，連戶口都遷了過去。所以我的戶口本上至今都寫著1971年2月從黑龍江遷入北京。我一個土生土長的北京人，還有兩年不為人知的黑龍江農民生活。
 
在幹校的兩年，我們雖未成年，大人也為我們成立了學校，但這個學校隻是上午讀讀報紙洗一下腦，下午就去地裏與大人一樣幹活了。幹校對我們而言就是一個幹活的學校，基本放棄知識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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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人人大我一班，我們就接觸的少，但我對他還是有很深的印象。原因是丁人人頭大，我們小時候沒有不起外號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大頭。今天想起來這外號挺親切的，成人後這種童趣就漸漸消失了。
 
我在幹校待的時間不長，隻待了兩年，而大部分人待了四到六年。我回到北京後遇到了家庭大變故，閑待了兩年又再度下鄉，直到進了工廠。在工廠做了五年多工人，偶然寫小說發表後被調至中國青年出版社做了文學編輯，在《青年文學》一幹就是十年，後心血來潮做了觀複博物館，這段日子與丁人人聯係斷了，直到有一天他來找我，見麵他就問我：還記得我嗎？
 
我看著他那顆碩大的圓腦袋，看著他一臉陽光的笑容，說怎麽會不記得呢，我這麽好的記性。丁人人告訴我他在《北京日報》工作，算是曾經的同行，聽說我弄了一個博物館，前來看看。於是乎二人敘舊，高興得手舞足蹈。
 
後來我們接長不短地有些聯係，寫此文時我搜索了一下微信通訊錄，發現好幾位朋友都是他介紹給我的，可見他為人的熱情豪爽。丁人人的父親與我的父親都是空軍大院的軍人，否則也去不了五七幹校。父輩是槍林彈雨拚出來的，我們是摸爬滾打練出來的，所以有一種說不出的情感，滄桑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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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大約十年前，丁人人約我在博物館碰麵，他帶一幹人來見見我，來時他拄著一根拐杖，嚇我一跳，我問他怎麽摔的，他說中了風，沒好利索。我於是安慰了他幾句，誰知他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嘻嘻哈哈地談天說地。我當時就想，一個人的心態多重要啊，人生叵測，禍福難料，關鍵在於如何麵對。
 
我手機裏還有丁人人給我發的信息，去年虎年春節他還給我拜了年，誰知不到兔年就回歸道山了。手機裏存有一組瓷器照片，是他替朋友問我真假，我如實稟報，他打趣地說“哪天有空給你說說這後麵的故事”。可惜啊，這個“空”上蒼沒有給，既沒有給他講述的機會，也沒有給我聆聽的機會，人生就是這樣，機會轉瞬即逝，生命隨時陰陽兩隔。

2022年12月7日，丁人人先生辭世。這一天是壬寅年大雪日。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癸卯正月十八日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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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聞慧是大畫家黃胄的夫人，黃胄先生以畫驢著稱。鄭聞慧女史曾經是我的同事。那時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與中國青年出版社尚未分家，兩社在一起辦公，地址為北京東四十二條21號，我去出版社工作時，出版社還是座王爺府，古色古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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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想想那座王爺府拆除蓋了新樓實在可惜，這種可惜是在無知背景下產生的，多漂亮的王爺府啊，本來讓保留，可出版社想蓋大樓，和相關單位的小頭頭兒在單位的招待所喝頓酒就允許拆了。雖然這王爺府不是我的，但我依然心痛，事隔幾十年回憶起仍隱隱作痛。

四十多年前走進出版社的神聖是今天年輕人感受不到的。今天的世界被金錢弄得烏煙瘴氣，好像除金錢以外什麽都不夠神聖，可那時的社會不是這樣，全社會對文學有一種膜拜，一部小說或電影風靡全國是常態，而今天即便一部文學作品鋪天蓋地也是一種病態。

鄭聞慧女史是美術編輯，美術編輯與文學編輯是一條道上跑的兩輛車，名相同實不相同。實際上，那時出版社的這兩類編輯配比極低，美術編輯還不足十分之一，似乎隻是文學編輯附屬，負責為文章或圖書插圖和裝幀。我是青年出版社的文學編輯，鄭聞慧是少年兒童出版社的美術編輯，兩社加起來幾百號人，加之年齡之差，我們雖在一個院子裏工作，可誰也不認識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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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鄭聞慧因黃胄先生身體不佳，就從出版社離開，專心伺候先生去了。我們倆作為同仁擦肩而過，誰也不知道或曰不在意自己的這段曆史。直到有一天，我也記不住是誰招呼的我，說黃胄夫人希望見你一麵，我就在某年某月某一天前去炎黃藝術館拜見鄭聞慧女史。

這事至少三十年以上了。那時籌辦開亞洲運動會，北京北麵選了一大塊地，興師動眾地建了一些設施，為了配套些文化內容，黃胄先生提議並東奔西走建立炎黃藝術館，以展示自己的畫作為主。不知鄭聞慧從哪裏打聽到我的信息，托人請我去聊聊，在一個春天的下午，我應約前來，她的辦公室寬敞明亮，鄭聞慧見到我就笑容燦爛地噓寒問暖，不自主地呈現家長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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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的確如此。她比我母親還大三歲呢，我和她兒子歲數差不多，所以在她眼中，我們都是孩子。在聊天中，她告訴我過去我們是同仁，那時鄭聞慧的確用的就是“同仁”二字，而我們這一代人大都稱“同事”。

聊來聊去我才明白她請我來的目的，她希望我在藝術館的運營上為她出出主意，看看我有無可能幫她管理藝術館。我當時說東說西地沒敢應此事，原因很簡單，我實在沒有能力，我對中國繪畫的了解一知半解，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藝術館的運營，飯點到了，鄭聞慧留我吃了飯，然後又回到辦公室繼續話題。

其實，那天吃完飯我就想走了，但鄭聞慧女史再三挽留，我隻好又陪她聊，聊著聊著突然停電了，那年月停電是家常便飯，她點燃蠟燭說：“沒事，一會兒就來電。”在燭光下，我聽著她的自豪與憂愁，自豪是她說丈夫口氣與語句都溢於言表；憂愁是這麽一個大攤子，怎麽才能做到遊刃有餘。

我那時也沒有做博物館的經驗，無法提供有效的幫助。炎黃藝術館是民營辦館的先驅，但因為性質一直模糊，半公半私，導致經營乏力。那天我從炎黃藝術館走出來時華燈燦爛，車少人稀，我當時想，可能一個需求藝術的時代馬上就要到來了。

事過境遷，黃胄先生與夫人鄭聞慧女史先後西行，道山匯合，可炎黃藝術館還在原址靜靜默守，人走了，靈魂會飛翔；靈魂飛翔，就會有後人翹首以盼，盼望藝術和食物一樣融進我們的生活，須臾不可或缺。

2022年12月29日，鄭聞慧女史辭世。這一天是壬寅年冬至後八日。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癸卯正月廿一日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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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郭大公是多年的摯友，上世紀八十年代常常聚會。那時的聚會和今天有些不同，最不同的是當時許多聚會都在私人家中。那時私人居住條件都差，但一是習慣，二是沒地方，在一個老式二居室房中十餘人聚集是常有的事。朋友裏郭大公家的條件是最好的，屋子寬敞，間數多，還有沙發。最重要的是他的父母都是極開明的人士，帶著一股從民國到來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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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予信、周寶佑和小孫子

郭大公的父母給我的印象極深，溫文爾雅，其母快人快語，聲音清亮，擇詞通透，真是把兒子的朋友都看成親人，任我們在家中胡折騰；其父郭予信相反，說話嚴謹，澹泊如菊，特別注重儀表風貌，讓我這種自幼軍營長大帶著獷野的後輩每每有些拘束。

那時改革開放剛開始，大部分年輕人都和父母住，大公在父母麵前特別自如，談笑風生，不似我們大多數人在父母麵前的小心翼翼。而他的父母也是能融進我們的交流就交流，不能融進時就悄悄躲開，不讓我們難堪。

大公母親周寶佑早年在中國美協工作，給我講了許多當年齊白石的故事，齊白石在坊間的各類傳說頗多，尤其吝嗇之舉都得到過印證。那一代人的“吝嗇”都是美德，惜物憐財，勤儉節約，別說今天聽著可樂，我當年就覺得可樂。齊白石之所以成為人民藝術家，就是因為他老人家這些接地氣的故事。

大公父親郭予信是中國製冷領域的著名專家，為國家製冷行業做出過非凡貢獻。我年輕時電冰箱沒有進入家庭，所以對製冷這事一無所知。北京過去夏天用冰都是靠冬季的窖冰，嚴冬水麵取冰存於冰窖之中，夏季需要時取出再用。我家購置電冰箱時我都三十歲了，第一件事就是先凍一盒冰，掰開了放嘴裏，體會夏季含冰的樂趣。

我和予信伯伯常常趁大公家庭聚會時聊天，老爺子比我父親大兩歲，儒風雅韻，說話親切，條理性強。那時很少有人在家陳設藝術品，而大公家卻不然，各類藝術品隨處可見，尤其是陶瓷，有的還是古董，這讓我新鮮得很，常常抱起來端詳。有一次，予信伯伯問我，你怎麽這麽喜歡這些舊東西呀？我其實那時說不清楚自己為什麽喜歡舊東西，也說不出什麽文化因素，隻好老實說，就是單純喜歡，沒有原因。

老爺子就樂，有一次看我太喜歡瓷器了，估計我的眼神閃爍著貪婪的目光，老爺子就說，既然你這麽喜歡，這件就送給你吧。那是一件清朝的綠釉小罐，綠得幹淨徹底，我當時連推辭都沒有，說聲謝謝就裝入書包，生怕大公看見給要回去。

後來大公知道了，估計是他爹告訴他的，大公就對我說，趕明買件新的放回原地，省得那地方空著。後來我專門去市場挑了件唐三彩馬，大雪天抱著去了大公家，端端正正將它擺在那個空位上，才心安理得地回家欣賞清朝的綠釉罐去了。

這事說來近四十年了。我小時候覺得八年時間都長，因為抗戰八年，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的李勇奇著名的台詞：“八年了，別提它了！”都喻示著八年是很長的時間，可今天想已過去的這些往事，居然五個八年，真是感慨萬千，人生不禁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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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1995年，我去大公家，他母親和我說：“我這裏有一個扇麵，由於沒有裝裱成扇，文革抄家未能抄走，是當年傅抱石畫給郭予信的，你看看能不能幫忙送拍賣？”那個扇麵是單麵的，畫的山水，小品大樣，是傅抱石先生的精心之作。“不知為什麽沒有給郭予信寫上款。”大公母親又補充道。我把扇麵拿給瀚海拍賣公司的老總秦公看，秦公欣喜若狂，說正搞一個扇麵專場，最缺傅抱石呢，傅抱石的扇麵特少。後來這扇麵拍了十幾萬元，也算給大公父母一個安慰。

2022年的最後一天，郭予信伯伯以九十九歲高齡走完了人生之路。盡管挺了一周，最終還是沒能熬過去，大公告知我消息，我回信息說：“令尊大人的音容笑貌宛在。一晃幾十年，恍如昨日。”大公回複我：“此刻，昔日的一切美好朦朧浮現，又匆匆飄去。他們的時代和他們這些人永遠地走了，再也不會回來了。”

每一代人有他們生存的時代。我們父輩生於民國，為新中國成立與建設立下過汗馬功勞，可惜他們都沒能更多地享受這得之不易的成果。人生叵測，有長有短，短在長麵前是遺憾，長在短麵前是惋惜，由此看來，人生不在長短，在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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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大公要了幾張其父的照片，其中一張是郭予信先生年輕時的照片，目測隻有二十幾歲，風華正茂，英俊瀟灑，那個時代的人文氣息，可以通過一個人展現，而我們這個時代呢？

2022年12月31日，郭予信先生辭世。這一天是壬寅冬至後十日。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癸卯正月廿二日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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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好不容易熬過去了，可2023年元旦這天侯一民先生沒能熬過去，人生止步於這一天，享年九十有二。他的夫人鄧澍大他一歲，在先生謝世二十天後，也平靜地隨他而去，在天國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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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侯一民先生相識於三十多年前。那時我們有一個臨時組織，都是古典家具愛好者。王世襄先生、朱家溍先生等都在這個組織裏，二三十人基本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輩，我們小輩能和長輩湊在一起十分榮幸，負責跑跑腿，出點讚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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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侯一民在朝鮮戰地寫生

在接觸中，侯先生給我的印象深刻。首先是侯先生相貌堂堂，天庭飽滿，地閣方圓，一副富貴之相；再則侯先生聲若洪鍾，浪石相撞，極富感染力。我自幼對畫家抱有崇拜幻想，因為自己畫什麽無論怎麽努力都不像，故覺得畫家都是身懷絕技者。聽說侯一民先生是畫人民幣的，就更加多了一份敬重。

今天大部分人使用虛擬貨幣支付了，花了錢摸都摸不到錢，所以對鈔票沒有什麽感情。可我們自幼就使用實實在在的錢，兜裏一沒錢心裏就發慌。尤其對大額鈔票特別有感情，看著就高興。人民幣自發行以來共有五套，侯一民先生參與了第三套和第四套人民幣的設計，其中第四套伍拾元大額人民幣就是侯一民先生執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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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一個國家的貨幣特別有意思，可以清晰看出國家發展的脈絡。1948年12月1日，那時新中國尚未成立，中國人民銀行就宣告成立了，當日就在河北省平山縣銀行發行了第一批人民幣，直到1951年底，人民幣才成為合法貨幣，開始在除台灣、西藏以外的全國流通。第一套人民幣特別有意思，版別多，麵額大，如誰能集齊第一版人民幣肯定價值不菲。最大麵額的錢是50000元一張的，想想拿著真解氣。

1955年3月1日，第二套人民幣發行，因為第一套人民幣麵額大，所以收回舊幣換新幣，比例今天聽來嚇一跳，10000：1，即一萬元舊幣兌換一元新幣，不知那時的人換錢時心疼不心疼。後來的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幣設計發行的年月，正值侯一民的壯年，也是他藝術生涯的峰值，所以成為他藝術生命的一個節點，熠熠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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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一民先生是蒙古族，晚年蓄須，仙風道骨。他身上永遠透著一股正氣。記得三十年前傳統文化受輕視之時，我們湊在一起研究古典家具，多少有些另類。侯先生總是站在美術的角度談論古典家具，而王世襄先生則多說家具的文化價值。那時的人，少世俗之氣，多儒雅之風，和侯先生一起如沐春風。侯先生對我說，家具的美是第一重要的，價值是另外一個事，我們應該多關心家具之美。

這話對我很有啟發。老一輩家具研究在意的是家具的傳承流變，家具的材質優劣，而家具之美最難表達。於今一想，中國古典家具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最重要還是因為它傳遞著千百年來古人積攢的對美的認知。

我和侯一民先生接觸不算多，因為他是畫家，而我對繪畫有著天生的隔膜，所以沒有更多地向他老人家請教。知道他是人民幣的設計者後，每每掏出50元人民幣時常常會想起他，也會關注他的信息。新年伊始，噩耗頻頻傳來之際，得知先生仙逝，這讓我在麻木中心悸。想想與侯先生相識的點點滴滴，覺得應該為他寫幾句懷念的話。

人生與物生都是如此，侯一民先生完成了他在這個世界的使命，與他參與設計的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幣一起退出了曆史舞台，讓人與物一起落幕，留下我們的思念。

2023年1月1日，侯一民先生辭世。這一天是壬寅年冬至後十一日。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癸卯正月十九日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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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先生是被徹底低估的商業片導演。第五代導演是改革開放第一批新生力量，以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等為首，後又加入薑文、馮小剛等半路出家的新人。除田壯壯很早被封殺外，其餘的人或多或少地活躍在影壇，每一部新片都會引發社會話題。如果第五代導演列出前五名，無論按什麽條件排序，何平導演也應該列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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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導演的兩部重要片子《雙旗鎮刀客》與《天地英雄》堪稱同類影片經典。其中《雙旗鎮刀客》拍攝於1991年，早於張藝謀的《英雄》十一年，《雙旗鎮刀客》小中見大，傳遞著武俠殺富濟貧的精髓，而《英雄》隻是一場“豪華的裝修”；何平導演拍攝此片年僅三十四歲。另一部《天地英雄》與《英雄》前後腳，拍的是大唐逃犯與捕快的故事，兩個對立的人物相互因對手成為英雄，這片子在商業上未獲成功，我覺得它超越當年一票假而空的武俠大片，但因票房滑鐵盧，何平因此沉寂了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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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何平不算太熟，但每次見麵都特親，總有說不完的話。何平說話平緩，少有慷慨激昂的情緒，也不見低沉扭怩的作態，簡單地說就是不裝。這個“裝”涵義特深，“裝”有若幹種，裝孫子裝大爺裝娘娘裝硬漢裝不吝裝深沉裝學問裝流氓，凡此種種，都是不自信的表現，而何平給我的印象就是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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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倆聊天時其實不說電影，和電影人說電影算是不知趣。電影人都有一種自命不凡，鴨蛋瞧不上雞蛋，黑色金屬瞧不上有色金屬，雖然導演們聚會時談笑風生，但心裏都憋著一股勁，背後不使絆子就是好人了。導演做人風格各異，作品另說，千萬別把作品風格看成是導演做人風格，這規律古今中外都一樣。

有一次因為什麽聚會我不記得了，人挺多，又亂哄哄，我就和何平坐在犄角閑聊，由於這旮旯凹進去，走來走去的人都近不了身，隻能打打招呼，不能打斷我們的聊天，也不能介入我們的話題。我不怎麽喜歡大場麵雞一嘴鴨一嘴的聊天形式，人多嘴雜，弄不好聽個半截的話容易曲解，所以兩個人的視線刻意避免與他人交流，自顧自地聊到被叫去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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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出身導演世家，父何文今1938年就入延安魯藝學習，1954年赴前蘇聯莫斯科電影製片廠學習，1956年任北京電影製片廠副廠長，但從未聽他說過這麽光榮的家世。他喜歡電影是骨子裏，從未拿電影貼金，而是一板一眼，一步一個腳印在電影這條路上行進。1994年的《炮打雙燈》，該片獲得了當年的金雞導演獎，主演寧靜一直說感謝導演的知遇之恩，但從未聽何平導演說過怎麽發掘新人。其實選角這類事都是導演的正常工作，沒有必要大肆渲染，好像隻有大導演才能慧眼識珠，一個好導演和一部好電影最重要的契機是天時地利人和，其它都是八卦佐料。

何平導演走得突然，疫情前在北京古玩城門口我們倆相遇，急匆匆地還約了去喝頓酒，誰知口罩一戴就是三年，人們的生活全被打亂，不交不往，孤獨行事。眼瞅著疫情就要過去了，卻傳來了噩耗，何平導演突然撒手人寰，讓人扼腕唏噓，何平兄弟才六十五歲啊，天妒英才，令人心痛不已。
 
古人說，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平做人通達，算是質美；何平做事不顯能，但仍為良才。中國新時期電影史一定會記住他的。

2023年1月10日，何平先生辭世。這一天是壬寅年小寒後六日。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癸卯正月廿二日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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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景揚先生長得人高馬大，相貌堂堂，與他熟悉的人都稱他“大米”。大米是尊稱，親切裏透著尊重。大米在榮寶齋工作了一輩子，對當代書畫大家了如指掌，許多傳說中的八卦，在他心中都是往事，聽大米講過去，絕對是書畫界一道靚麗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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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離開了出版社，由於太過喜歡文物，就經常跑北京琉璃廠，那時的琉璃廠古董雲集，許多民國過來的生意老人還健在，文物界的專家們也經常光顧琉璃廠，每天每時每刻都可能遇見意想不到的人物。後來為了方便搜集文物，我就尋麽著在琉璃廠設個點兒，選來選去，最後的機遇選在琉璃廠西街22號的觀複齋，與榮寶齋的高台階門對門。

榮寶齋是北京的老字號，存在三百多年了。康熙十一年（1672年），榮寶齋的前身鬆竹齋南紙店開張，鬆竹齋最初的買賣是當掮客，在畫家和買家之間抽成，順便賣畫家紙硯筆墨，這一下就賣了二百多年，直到光緒二十年（1894年）才改名榮寶齋，以賣畫為主，慢慢成為北京最闊的書畫店，那年月的大畫家，基本上都是依靠榮寶齋活著。

解放後榮寶齋被收回國有，牌匾也由原來的同治狀元陸潤庠所題改為郭沫若題寫，生意除仍買賣畫家的畫作外，還大量木版水印大寫意的中國畫。據說這門技術可以亂真，連齊白石也辨識不得。如果這傳聞是真的，隻能說齊白石老眼昏花，眼神不濟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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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景揚先生於1956年進入榮寶齋工作，那一年他二十歲，一直在此幹到退休。退休後仍為榮寶齋顧問，天天笑嗬嗬地奔來跑去，可惜這次疫情沒有熬過去。

我想了想和米景揚先生有十幾年未見麵了。見麵頻繁的時候是拍賣業風起雲湧的那些年。翰海拍賣公司就在琉璃廠，老總秦公與大米熟識，常常碰麵，就這樣我和米景揚先生也就認識了，也隨著大夥一起叫“大米”。大米雖身材魁梧，但性格溫和，可能與早年搞木版水印有關，搞這種細致活的人，一般性子都會被磨平，火急火燎的人做不了，細若遊絲的線條有時候一不留神就糊了，精心之作就毀於一旦。

有時得空，我就會和大米閑聊，他講了剛入行時還見過齊白石等大畫家，那時年輕，凡事湊不上前去，隻能多觀察多想多問，畫作由幾元幾十元一張到幾百幾千元一張，再到今天動不動就幾百萬乃至幾千萬一幅，可謂滄桑巨變，“齊白石徐悲鴻都走得早，沒等到這一天。”大米說，“齊白石要看見自己的畫作值這麽多錢，老頭兒還不定怎麽著呢！”

許多後人看著神奇的事，當時的人並不以為然，不就是一張畫嗎，至於嗎！可孰不知藝術品是最能濃縮財富的東西，今天一張畫貴過一座四合院稀鬆平常，可齊白石當年想買個院子，老頭兒天天畫也得畫上一年半載的，想想這個，藝術品今天比過去值錢多了。

我和大米沒有業務往來，我喜歡的陶瓷玉器雜項在老古玩行算“硬片兒”，書畫算“軟片兒”，硬軟之間過去不搭界，沒有溝通，所以很多民國過來的老人真是“隔行如隔山”，說起對方的專業常常很外行。

可拍賣藝術品興起之後，大量的拍品雲集拍賣行，五花八門的貨，三教九流的人，都帶著自有的信息，讓每一位就業者眼界大開，縱向梳理，橫向貫通，比如瓷器，康熙青花山水與同時代的四王吳惲山水風格近似；又比如明末清初畫僧八大山人的花鳥與同時代的青花花鳥有異曲同工之妙；拍賣行特別鍛煉人，很多白丁在拍賣行幹上幾年，儼然成半拉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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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米這樣自年輕入行，浸淫於此一生的人，眼力自不必說，熟能生巧，久病成醫，這行業的溝溝坎坎，貓溺雞賊，無一不知，無一不曉。大米講畫家的故事繪聲繪色，講買家的故事如數家珍，但到了拍賣行這一塊就說：“這搞不懂了，什麽人都有，亂哄哄。”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藝術品拍賣的前幾年特有意思，買賣之間都是行家過招，你拳我腳，打太極，走八卦；好日子過了十年，外行就蜂擁而至，無規無律，攪得周天寒徹，讓內行嘬牙花子，而外行操刀遊刃，這勢頭又走了十來年，直到大湖退去，才知誰是魚龍，誰是蝦蟹。

我離開琉璃廠也二十多年了，琉璃廠漸漸變成了旅遊街，後來又漸漸變成“假貨街”，我自然去的少了，見到大米自然也就少了。今天想起，許多生活小景溫馨暖人。有一陣因為忙，我住在琉璃廠，每天早上開門時，正值榮寶齋上班，碰見大米打個招呼，無實質交流，隻是熟人之間的最普通的問候，我說過“熟人要親”就是這個感覺。另外兩個“親人要生，生人要熟”在生活中的場景往往不如這種場景多。

大米米景揚以八十六歲高齡謝世，按說算是喜喪，因為活過了平均壽命就是沾了別人的便宜。你多活幾年，就有人早死幾年，所以活過平均年齡的都不算太“喪”；但壬寅冬季這日子口過於不祥，這讓人更加懷念這個冬季離開我們的朋友，懷念從前平靜如水的日子。

2023年1月14日，米景揚先生辭世。這一天是壬寅年小寒後十日。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癸卯正月廿四日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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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1年初離開黑龍江空軍五七幹校回到北京，那之後就再沒有見過劉小燕。掐指一算，居然有五十二年之多。五十二年前的人和事還能想起很多，可見那段曆史多麽刻骨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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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幹校那年十四歲，待了兩年，十六歲返回北京。我是全體五七幹校中第一個回北京的，那時候單獨離開那樣一個集體還戀戀不舍。我記得許多同學和大人還去火車站送我，火車開動的一刹那，我還扒著火車門，踩在踏板上，振臂高呼了許多不貼譜的口號。甭管貼不貼譜，反正我喊得熱淚盈眶，火車開出很久心情還不得平複。

位於黑龍江省寧安縣東京城鎮的空軍五七幹校原本是空軍廢棄的機場，基本設施齊全，我們1969年初去的時候，生活還不算很艱苦，起碼房子有暖氣，粗糧鹹菜管夠，餓不著肚子。學員都是空軍的幹部，可來源分空軍司令部大院和空軍後勤部大院兩大塊，還有諸如空政文工團等空軍的小單位。空司和空後雖說都是空軍，可空司大院在西郊公主墳，空後大院在東城分司廳胡同，各自的孩子相互看不起，常常動嘴動手，打架是平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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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小燕向響水大隊的老金學習收割水稻

劉小燕之所以我對他印象深首先是他女孩名字，我們從小在部隊長大，重男輕女的思想根深蒂固，男孩子取女孩子名會令人取笑。加之劉小燕長得壯，個不高但結實，叫這麽個女孩名讓人一次就記住了。

我們從小就接受戰爭教育，父輩都是戰爭歲月走過來的，見慣了生死，教育孩子打罵乃常態。挨過父輩打的孩子對打架基本不怵，打架是我們孩子生存的主題，大院孩子跟外麵的孩子打，隻要不是一個院的就有莫名其妙的敵意。空司大院子弟與空後大院子弟嗆嗆起來稀鬆平常，跟其它軍種大院的孩子打架總能占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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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劉小燕沒打過架，一則他比我大，二則我看著也不是善茬，不太容易欺負。有一張非常珍貴的照片，是1970年早春拍攝的，劉小燕站在我的右手，照片八個人，隻有我一個人腳蹬馬靴，身著馬褲，剃光頭還不戴帽子。照片上的人我都叫得出名字。這張照片上的人都是十五六歲，我算小的，從照片可以看出那時人的成熟，與今天同齡的孩子看上去完全不同。

不知為什麽，劉小燕給我的印象特深，但又沒有什麽具體事，能憶起的就是他皮膚特白，說話還有酒窩；再有就是他爸是老紅軍，空後二級部的部長，後來還當了幹校的校長；他爸的名字我記得清楚——劉家穀，寫文時上網一搜還真有。再有就是劉小燕是老小，上麵好像還有哥哥姐姐。

劉小燕去世的消息是張晉威告訴我的，他問記得不記得劉小燕；在這風刀霜劍的冬季，噩耗迭迭，我隻能歎一口氣，想想飛逝的日子和飛逝的青春。人生不活過大幾十年絕對活不明白，不活到大量朋友走掉絕對活不通透；想想年輕時為爭一口氣打得頭破血流，想想中年時為錢為財勞心勠力，再想想為性為愛不知所措，凡此種種，不過是人生道路中的風景。麵對生死訣別，說不說兩可，唐詩人元稹有一次喝大了，寫了《放言五首》，第一首結尾說：“死是等閑生也得，擬將何事奈吾何。”思來想去，死生差距不大，那又打算怎麽樣呢？

據說小燕後來特胖，導致心髒不好，上了若幹支架，心髒還搭了橋。我凝視著五十二年前的青春合影，他好像青春期就有青春肥了，那年月因為窮，長得胖是身體壯、家境好的標誌。可惜時過境遷，今天以瘦為佳，這讓當年的胖兄弟情何以堪？

2023年1月26日，劉小燕先生辭世。這一天是壬寅年大寒後七日。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癸卯正月廿四日未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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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節過得鬧心，擔心疫情反複。各類熱鬧都不願意去湊，春節過後沒幾天，葛小剛就給我發來了一張老張的彩照，照片是那種最正式的大頭照，僅比證件照活泛一些，我正納悶呢，小剛又接著發了一張同版黑白照，我當時以為小剛最近搗鼓攝影修版，把彩照改成黑白追求藝術效果呢，心裏沒在意，誰知隔了一個多小時，小剛發消息說，老張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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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張全名張英，年紀比我們大幾歲，所以我們理所當然地叫他老張。我們生於五十年代的人，大幾歲是幾歲，大一歲都不一樣，我們尊稱他老張，年輕時就這麽叫，親切中透著一點諧謔。老張也十分樂意，一副倚老賣老的神態，甚至有時的情緒透露一副老幹部姿態。說話慢條絲理，有一點點居高的意味，時不時地還透露某種製度上的優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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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去出版社當編輯時，發現同齡文人出身大多並不是文人，而上一代文人的出身多少都有一點兒家學的影子。可老張有點兒不一樣，身上多文氣少匪氣，做事有板有眼，說話有根有據，不似我們說話沒把門的，做事說風就是雨。一追究才知，老張的父親是中國作家協會秘書長，早年就參加了革命，從抗日到解放戰爭，就沒斷了為黨宣傳，直至文革下放文化部的湖北鹹寧五七幹校。估計張英沒有跟著去，因為文化部的幹校不似空軍五七幹校要帶家屬。

老張有這樣一位父親，顯然頗受影響。我從小軍營長大，身邊見到的都是威風凜凜的軍人，接觸不到文氣。我在文化界做事算是歪打正著，根不正苗不紅，隻能靠勤奮加聰明。上世紀八十年代整整十年，文學界風生水起，風雲際會，英雄豪傑層出不窮，我們的弱項——根淺枝弱沒有暴露出來，加之十年浩劫，累積的人才優中選優，才讓我們風風光光地度過了青春歲月。

老張和小剛的哥哥是中學同學，一起去吉林插的隊，八十年代初回城進了中華書局，想必這也是祖蔭庇護，後來改革大潮中辭職幹了廣告公司，我猜測老張辦公司肯定賠錢，因為老張那股好麵子勁兒根本做不了生意，愛麵子就是老幹部的通病，東扯西拉可以，顧左右而言他也行，就是不能厚著臉皮談錢，談錢短板就顯露了。後來才知道他去的廣告公司是外國公司，他就是中方總代理，那還可以理解他的那股勁。

其實我也沒見老張談過什麽生意，他談什麽都像做報告，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現在他去了天國，我這麽說沒有一絲貶意而是一種讚許，一個人堅持自己走完一生，實際上沒有對錯；現在懷念老張也是懷念他與眾不同的地方。

幾乎每次見老張都是小剛陪著，小剛喜歡插科打諢，老張也是將就著跟上節奏。但他本質上不是我們這類人，不要說心底，就是外表老張也和我們明顯不同，他要求高，衣服幹淨利索，正裝多，休閑裝少；臉刮得幹淨，頭發一絲不苟，有段日子特喜歡梳大背頭，顯得特別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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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最後一次見麵是2019年夏天，好像小剛的生日聚會。席間留下了我們三人的一張合影。事後小剛發照片給我，我隻回了一句話：“老張老了。”我記憶中的老張的滿頭黑發竟然悄悄地白了，連眉毛都白了，照這照片時他才68歲，人也削瘦很多；我再看看自己，同樣滿頭秀發已漸白漸稀，不忍直視。

人雖說是一天一天變老的，但感受卻是某一天來的，所以李白有詩：“朝如青絲暮成雪。”當我們滿頭烏發變成雪時，才知人生是不禁過的。老張已走完全程，而我們未來的路還會有多長？

2023年1月31日，張英先生辭世。這一天是壬寅年大寒後十二日。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癸卯正月廿四日未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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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米莉這名字今天聽來有點兒搞笑，又俗又土還不接地氣。其實這名字退回四十年，是又雅又洋還特接地氣。這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最風靡的言情小說的作者筆名，真名是田雁寧和譚力兩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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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海外文學允許進入國內市場。除經典的外國文學外，港台文學如大潮一般湧入。金庸為代表的武俠小說，瓊瑤為代表的言情小說最能吸引普羅大眾，當時這批讀者最認港台作品，在此背景下，一個叫“雪米莉”的“中國香港女作家”應運而生。1987年，首部雪米莉作品發行即突破百萬冊，隨後雪米莉的創作熱情被激發出來，以每月一本的創作速度，在國內市場刮起了雪米莉旋風。

我恰恰不喜歡打打殺殺的武俠小說，也不喜歡卿卿我我的言情小說。我供職的《青年文學》也不允許刊登這類作品。當時的文壇有鄙視鏈，正統文學看不起非正統文學，正統文學稱自己是純文學，嚴肅文學，稱其它文學為通俗文學；王朔的早期作品因為不夠“嚴肅”，被劃入通俗文學而不被重視了好久。

那個年月，文學被重視的程度遠不是今天可以理解的。今天社會被重視人群若排序，富翁第一，演員第二，作家最多排第三；而那時作家第一，演員排第二也差著行情，第三還真沒有富翁，因為商人群體尚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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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米莉的二人組合都來過我們編輯部。我因他們倆才知道的“達縣”，達縣現在歸達州市了，曆史上明初的重大遷徙事件——湖廣填四川，不少人就來到了達縣討生活。所以四川人天生有一股闖勁，我記得譚力比雁寧更願意說話，而川普話極具感染力，十分悅耳。

作家說出大天來也是靠作品說話。《青年文學》當時社會地位極高，僅次於《人民文學》，但它畢竟是刊物，隻能刊登短篇小說。短篇小說獲個獎還行，獲不了獎掙名不掙錢。隻有寫長篇出書才能拿到像樣的錢，盡管那年月不按版稅付酬，稿費按字數千字三十元，寫個二十萬字的言情小說，付稿費六千元，趕上出版社搶稿，還能多付點兒。今天發行個百萬冊的小說，稿酬幾百萬元，趕上有人改編影視劇，獲利千萬非常正常。

雁寧去世的消息我轉給《青年文學》的現任主編，她說都不記得這樣一位作者了，我說你那時小孩呢！我讓她幫我查查雁寧的獲獎，1984年雁寧的《嗩呐，在金風裏吹響》獲第一屆青年文學獎；1989年雁寧的《巴人村》獲第二屆青年文學獎，在文學普遍受重視的年代，獲獎是非常令人興奮的事，也不知當年雁寧為此喝了幾頓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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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寧來領獎時，都是我鞍前馬後的忙碌，我那時年輕，編輯部的雜事都是我來做，樂此不疲，不去計較。其實人生的好處多半不是計較來的，該來就來，不該來爭也不來。雁寧每次見麵都是笑嘻嘻的，一副寵辱不驚的神態。

後來我離開了文學界，就再也沒有見過雁寧，包括譚力，但不知為什麽，隻要一有達縣的消息，我定會想到二人，想起眾多當年的青年作家；所謂青年作家，是改革開放後發表作品的一群年輕人。今天活躍在文壇，很多在作家協會或文聯任職的主席們，當年也不過就是文學青年的一員，來編輯部也畢恭畢敬的，充滿了對文學的尊重。

上世紀的純文學與通俗文學之爭早就落下帷幕。今天文學就是文學，沒了純與不純的感覺，雅俗之間永遠俗勝雅，唐詩妥協於宋詞，宋詞妥協於元曲，元曲又妥協於明清小說，文學一路走來無所謂雅俗，有所謂高低；對於大眾，隻知道雪米莉而不知雁寧、譚力，而對於作家本人，所有的創作一旦交給社會，剩下的就是記憶與痕跡了。

雁寧先生於癸卯年立春這天清晨告別人生，踏上去往天國之路，這是新生命之始，還是舊生命之終？我總覺得他在刻意告訴了我什麽……

2023年2月4日，雁寧先生辭世。這一天是癸卯年立春日。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癸卯正月廿五日申時

終 語

我記憶中的冬季，今年最壓抑，噩耗連連，社會新聞幾乎每天都有送別的消息，小雪日那天蘇雷大哥走了，心情沉重，遂寫下七千餘字悼文《偵察兵蘇雷》，懷念我們過去的日日夜夜。後來走的人密集起來，社會彌漫著不安的氣氛，多年沒有消息的朋友突然有了消息，得病過關已是最好消息了，大多數人沒能扛過這個冬天。

心中苦澀，本來不想再寫什麽了，也不知寫什麽了。後來覺得應該在這一特殊時刻留下痕跡，雪泥鴻爪，雁過留聲，每個人每段生活都應該留有印記。於是，癸卯正月開始動筆，點點滴滴泛起，音容笑貌猶在……

以速寫的手法講述與故人的一段曆史，寄深情以低唱，寫複雜於單一；我們每個人生命中會遇到很多人，親疏各異，相濡以沫，擦肩而過，都是緣份。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謝上蒼給我這樣一個機會，讓我能寫祭文懷念他們。

嗚呼哀哉，伏惟尚饗！這句祭文格式用語最初出自陳子昂為友人寫的《祭韋府君文》。千百年來，寫祭文宣泄悲傷無出其右。
                                      
癸卯正月廿五日亥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