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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隻有在電影裏才能看到的，古典的，關於等待和重逢的故事。
我叫慕容欣，生於 60 年代初期的上海，現在從事外語工作。
我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一個造船廠的技術員。但我從小就有一些文藝愛好，比如唱歌、跳舞、朗誦，也拍過電影。
1970 年，我讀小學。因為有文藝特長，二年級我就做了大隊委員，那個時候叫「紅小兵」。
文革時期學校的領導班子很特殊，是工宣隊、革命教師和學生「三結合」。三年級開始，我成了校革命委員會的委員，叫「小委員」。
當時校領導班子一共 7 個人，我是其一，舉手時有一票。
升六年級的時候，我以為我要當大隊長了，誰知老師以我這幾年辦事蠻橫，不聽大家意見為由，反把我降為大隊委員，還找了一個轉學過來的女孩接替我。
有一天，大隊輔導老師把我叫去，他說，「我給你介紹一下，這是接替你當副大隊長的安璟同學。」
我一看，人生第一次像觸電一樣給閃了一下。心想，「這女孩真好看。」
我從小接觸文藝，其實對女性的美感知得比較早。但一直沒動過什麽邪念，隻是和她們出去玩，吃點點心。我認識很多比安璟漂亮的女孩，可我們之間總有距離感。
安璟比我小一歲，又是新來的，所以雖然她是名義上的「領導」，但什麽事都聽我的。這麽一來二去，就熟悉了。
有次放學，她媽媽來接她。她媽風度很好，長得像宋慶齡。
她媽和我說，安璟因為轉校，原來上的手風琴班太遠了，想進我們學校後麵的少年宮學手風琴。她想我這麽活躍，能不能幫幫她。
因為我在少年宮參加過故事班，帶教的孟老師我很熟。我看大人們要別人辦事的時候，對方總會提要求，而孟老師經常上我家來讓我跟他去講故事，我覺得有商量的空間，能說成。
那我隻能來真的了。我趁老師們開會，拿學校的電話直接打給手風琴班的楊指導。他辨別不出我是老師還是學生，先應下來，讓我等回音。
過了一個星期，我再打過去，他直接說，「你是學生，不是老師，搞什麽名堂？」
我也不怵，說，「我雖然是學生，可我是校領導，你要注意。」
他態度立刻溫和起來，說考慮考慮。在那個年代，小將是不可得罪的。
■ 1977 年 12 月，上海，在少年宮學習的孩子。法國攝影師 Francois LOCHON 拍上海係列
我把鉛筆盒弄壞了，我爸拿出一個老鉛筆盒給我用。結果被我班主任看到了，她說鉛筆盒上麵的圖案是泥菩薩，屬於「四舊」，讓我換掉。我爸也軸，偏不讓我換，說這是「艱苦樸素」。
安璟看出來了，她仔細看了看我的鉛筆盒，說，「這哪是泥菩薩啊，這是無錫的惠山泥人。」
第二天，她拿了一張很舊的報紙，上麵登了幾個月前，當時的國家領導人送給外賓的禮物中，有一項是惠山泥人，所以不是「四舊」。
畢業以後，讀中學不一定能在一起，我要做一件事讓她記住我。
那個時候離畢業還有大半年，我已經想好要送她個筆記本，讓她在上麵寫日記，這樣就不會忘記我了。
1975 年除夕，學校組織老師看電影，發剩了兩張票。我和安璟正好經過辦公室，於是把票給了我們。
電影在當時的上海兒童藝術劇場播放，上午 10 點半。我們的座位是靠在一起的。
一坐下，周圍眼光全部「唰」的一聲朝我們射過來，他們一邊看還小聲說，「他們還真是天真的一對。」
等到電影開始放映，還是有人在偷笑、偷看，老師其實在放鬆的時候是很無聊的。我們中途就走了。
到了畢業的時候，我把筆記本送給她，我還「題詞」了，上麵寫：「安璟同學留念」。
她寫的話就比較正統了，「祝你不斷進步，在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中不斷成長。」這句話我一字不差的記到現在。
她說，「讀中學不能見麵，見麵就是約會，約會不好的。」
我說，「中學畢業是 5 年後，那我們 5 年後再見吧，談談革命理想，談談未來的工作。」
我說，「我們那次看電影就挺好，5 年後的除夕，上午 10 點半。如果有電影，我們再進去看一場。」
過了兩天，我問她，「要是 5 年後，你生病了怎麽辦？」
我們一直說，第 6 年不見，第 7 年見，一直說到第 39 年不見，第 40 年見。
我一算我們都 50 多歲了，那個時候常說「年過半百的老頭」嘛，我想，年過半百肯定快死了，還見什麽麵呢。
所以我們定下約定：5 年以後見麵，如果見不到，一直推到 40 年後，我們一定見麵。
1978 年春節，我們兩個作為曆任的副大隊長，回小學參加座談會。這是在分別兩三年後，第一次見到她。
■ 慕容和安璟的家在一條馬路上，相隔不過 800 米
其實我是一直想著她的，但苦於沒有手段聯係。突然一見，發現她已經亭亭玉立，非常漂亮了，長得比我還高。
座談會結束後，我沒有直接回家，跟著她和她的朋友，一直走到一個路口。
我鼓起勇氣和她說，「不知道再見又要過多少年，我們通信好不好？」
後來我們開始頻繁地通信，信的內容都是關於學習的，相互鼓勵，一句越軌的都沒有。
但在那個年代，男女同學通信還是有點兒說不清楚的，我隻能悄悄地把信藏起來，以為沒有人會發現。
1978 年 5 月，這個事東窗事發，被我媽發現了。
我媽覺得我比較敏感，她沒直接告訴我。反而做了一個很荒唐的事，帶著信，直接衝到安璟家去了。
她說明來意，安璟媽說，「我知道他們在通信啊，每封信我都看，交流學習有啥不好的。」
兩個人觀點不同，就吵起來了。很快引得鄰居都來了，七嘴八舌地評論，鬧得沸沸揚揚。
鬧了一場以後，我媽回來和我攤牌了，她也沒說自己去過別人家，隻是嚴肅地告訴我別再寫信。
當時非常痛苦，最終還是聽話了。我還寫信去說明這個情況，連續寫了三四封，安璟都沒有回。
後來我才知道，當時我媽這麽一鬧，給安璟的聲譽帶來了特別不好的影響，她在學校為此吃了苦頭。
那天我在劇場門口等了 4 個鍾頭，她沒有來。我知道我們完了。
從此以後，她最後離開我的那個形象，在路口分別的背影，一直在我腦海，再也沒有忘記過。
後來我因為工作走南闖北，走過許多地方，還是隔三差五便會想起來。我覺得我們總是要見麵的，我應該把自己弄得好一點，見麵的時候能說出一點兒成就，不至於太沒樣子。
當然並非是因為這個名字找的太太，因為我和她確立關係的時候，並不知道她的大名。算是命運的巧合吧。
1997 年，我媽身體不行了，臨終想和我說幾句話。
交代完後，她說，「最後有一件事我對不起你，安璟這個事被我處理壞了。蠻好的一個姑娘。我知道你為這個事難受了很多年。但你原諒我吧，媽快走了，別記恨我。」
我說，「你不要這麽說，都到我這個年齡了，都理解。」
其實 1994 年左右，我在複旦大學碰到過安璟的一個同學，他告訴我安璟現在在美國新澤西，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了，過得很幸福。但當時我也沒多問。
可我媽和我說的這些話又勾起了我的回憶，我想找到安璟，把我媽去世前的這些話講給她聽。
我先在報紙上寫了一篇文章叫《遲到的道歉》，如果她父母看見了，也許能轉達。結果石沉大海。
2000 年左右，互聯網興起。有人和我說，美國人的名字用雅虎搜可以搜到。
我天天沒事就在辦公室搜，各種信息檢索，不斷擴大，怎麽都搜不到。我一個在美國的同學，又用付費的方式幫我搜，還是找不到。
我最後一個希望就是約定的 2015 年除夕，40 年後的約會，我 53，她 52 了。如果這都見不到，此生休矣，她已經忘記我。
2015 年，除夕這一天。我提早去了，那天很冷，但有太陽。
因為劇場已經拆了，原來的地址變成了居民樓，我一直走來走去，怕她找不到。
10 點 30 分，沒人。10 點 45 分左右，突然有人從身後叫我。
40 年來，心裏裝著的所有東西，一下子如釋重負。我這一輩子想象過無數次的場景，就那麽輕描淡寫地實現了。
說不上轟轟烈烈，或者心潮起伏，就是高興：她沒有食言，我也沒有食言。
安璟穿著大衣，依舊很纖細，還是那種笑容。當然是老了，可是相比她的年齡還是年輕的。
然後我們找了個地方，說了說分別後的事。她後來從紐約大學藥學博士畢業，現在在製藥公司寫臨床實驗報告。
離別的時候，我說，「 40 年之約完成了，我們之間的一切都有了答案。我現在可以向你確認，你是我的初戀，你確認一下，我是你的什麽？」
安璟回答，「等你 80 歲的時候，我再給你確認。」
當時為了赴 40 年之約，我還為她準備了一份大禮。
把從我認識她開始，到 40 年後為止的，中國有代表性的民歌和流行歌曲全都集結起來，一首一首灌進一個 iPod 裏，送給她。一共 8000 首歌，代表了我們兩人之間流失的歲月。
這些中國歌曲，它記錄了中國的幾個時代，也記錄了我們心底收藏的回憶。其年代跨度覆蓋了：我初識安璟、不辭而別，直到 40 年後在上海再次見麵的那段時間。在數碼空間裏包含了彼此人生的精華時代，包含了國家翻天覆地的變化，包含了我們各自的經曆和思索，包含了我們生命最寶貴的那段裏程。
安璟是我青春時代的偶像，偶像伴隨我大半生走南闖北，這是上帝送給我的人生禮物，是為還禮。
後來她把這份禮物帶回了美國。現在我們到了年節的時候在微信上互致一下問候，像個老朋友一樣，聊聊生活。
她有次和我說，「在紐約的街頭，看著來來往往的老外，耳朵裏聽著這些小時候的歌，感受到了年代和積澱，感受到了感情和友誼永存。」
愛是不能忘記的，這些歌其實承載的就是我們的這一份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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