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為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又分為兩步走：第一步是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經濟基礎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第二步是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上層建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構成了毛澤東中國革命的理論體係。
讓執政者換班，或者讓執政者通過下台接受再教育，接受權利喪失後的考驗，經過一番風雨的洗禮後再執政，永葆為人民服務的初心，防止官本位思想持續蔓延。杜絕各種各樣的腐敗意識萌生。這就是毛澤東從1949年進北京城就一直思考的問題，這就是1965年重上井岡山時與與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王卓超（時任江西省公安廳長）等人多次談話的要點和實質意義，這就是毛澤東1966年必須與劉少奇鄧小平路線公開攤牌，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誌和決心。國家領導層進行大洗牌，讓下層的優秀傑出的工農兵替代，可以永遠保持艱苦奮鬥，遠離貪圖享樂，與大多數人民同心同德，這樣打下的江山才永遠不會丟失，變色，垮台，滅亡。這就是毛澤東自翔為一生所幹的第二件大事，僅次於打下江山的第一件大事。嚴格地說，這件事比第一件大事更難，因為，＂打江山易，守江山難＂！
用黃炎培的話說，打江山時,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守江山時: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曆時長久，沒有對立麵了。惰性自然地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了幹時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製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
《資治通鑒·唐紀》記錄：
上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對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征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譯成現代文字：唐代初期，唐太宗問房玄齡、魏征等人：“創業與保持已有的業績哪個難？”房玄齡回答說：“國家開始創立時，我們與各地豪強競相起兵較量使他們稱臣，創業難啊！”魏征說：“自古以來的帝王沒有不在艱難的時候取得天下，而在安逸的時候失掉天下的，保持已有的業績難啊！”
毛澤東一再講防修反修和艱苦奮鬥（其實就是防止幹部走向腐敗，防止共產黨執政的國家跌入周期律），這讓絕大多數幹部不理解，也從心裏排斥。在共產黨內，隻有少數高官能夠理解毛澤東為什麽要搞反修防修。中共元老謝覺哉說: “中國曆史上一直是官國。當官做老爺的特權思想一代又一代傳下來，從古代到民國都是如此，有很厚的土壤。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打破官國傳統的人是毛主席，共產黨的官兒就是不能當官做老爺，要為人民服務，這是黨的宗旨。可是我們共產黨進城了，當官的特權，跟著就來了。很多人感到這是天經地義，我的親戚要我幫助安排工作，覺得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要坐我的小車，吃的比別人好，穿的比別人好，也感到很正常，可我感到這些對我們黨來講是不正常的，是非常危險的。”
"打天下"的第一代戰將, 開國有功, 但大多數仍然有農民意識。很難處理. 如果毛澤東不處理這個問題，沒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