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的另一麵 (zt) 值得一讀

李南央女士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披露了一個革命家庭觸目驚心的“內幕”。作者的父親是毛澤東的兼職秘書前水電部副部長李銳，母親是抗戰時期延安有名的四大美人之一的範元甄。毛澤東有一次散步突與“美女”狹路相逢，毛以少有的紳士風度退讓一旁道路以目，直呼其名請小範先行。此前，“英雄”“美女”並不相識。足見範在當時延安的知名度甚高，頗有時下所謂的“明星效應”。李南央女士以一種客觀公允的眼光對上輩進行了多角度的描述，在剖析母親不可理喻的種種失常時，也每每流露出促其自省的良好願望。這種“審母意識”在向來缺乏反思精神的國度，顯得彌足珍貴。

作為一個妻子，範元甄在丈夫罹難時落井下石，在丈夫脫難後惡言譏刺。李銳那些致命“攻擊”毛澤東的“閨房私語”都是源於範的親自揭發；李複出後升格為中央委員東山再起，範大不服氣。以為自己踩在腳下的一堆“爛狗屎”，居然變成“鹹魚翻身”的“香饃饃”，不免切齒痛恨，揚言不惜一切手段要把李銳搞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種狠，這種毒，讓人膽戰心驚。”另外，作為母親，範元甄對自己的孩子隻有打罵沒有關愛。李南央在日記裏流露出缺乏母愛的苦惱，被範發現。她粗暴地說：“小小年紀，還母愛、母愛的，滿腦子令人作嘔的資產階級思想！”其次，作為一個晚輩把長輩據之門外。李銳的母親青年守寡，含辛茹苦把孩子養大送入大學，待兒子身居高位事業有成日，想來和兒子同住一段，範說她是一個“地主婆”，堅不接納。李銳（是老人的獨子）隻好叫秘書將自己的老母安排在招待所。

範的眼裏沒有家庭、父母、子女、丈夫，隻有革命、階級、成份、領袖。四人幫垮台後，家人一起議論時局，均對華國峰的“凡是論”頗為反感。在看一次華頭露臉的電視轉播時，李南央一不小心說出“老華”如何如何……範當即變了臉，聲色俱厲地說“：你怎麽能管我們的英明領袖華主席叫老華？！你簡直反動得不成樣子……”。有一次，李南央帶著女兒從美國回來看望母親。老境寂寞的範居然給外孫送了件禮物懷表（對向惡親情的範來說這幾乎是一個異常的舉動）──上麵有毛澤東的“聖像”。在美國長大的外孫卻說不知道毛澤東是誰。這下可闖了大禍。果然，範開始聲嘶力竭地大發雷霆，最後，一個衰弱老人暴發出身上難以想象的力量揪打自己的女兒，上演了一出“全武行”，由“批判的武器”轉為“武器的批判”，並大罵女兒和外孫是“美國狗”。

範元甄反常的暴虐舉動，是一個人的人格缺陷造成的心智失常，還是她們那一代人身上或明或暗的普遍性傾向？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聞說斯大林同誌有一句名言：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本曾風靡中國的蘇聯小說，某種意義上演示了“特殊材料”的煆造過程。冬妮婭式的溫情被投入烈焰熊熊的革命大溶爐，燒得灰飛煙滅，剩下的隻是保爾·柯察金一樣的冷硬尖利的鋼錠。他們從設計精密的流水線上以同樣的模式批量出爐。革命需要的是鋪路的石子和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個人情感和個人權利這些私人的領地，在革命性的“公共領域”裏，天生就是“非法的”，不具有存在的理由，是必須從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中清除的“精神垃圾”。紅軍時代的入黨誓詞這樣寫道“嚴守秘密，服從紀律，犧牲個人，階級鬥爭，努力革命，永不叛黨”。

“犧牲個人”是煉製特殊材料的首要條件，“投身革命即為家”。趙無眠先生在《百年功過》裏說：“共產黨人的犧牲精神（指拋棄自己的土地等私產）還不止於此。不要說個人財產，就連骨肉至親都可以舍棄。戰爭年代，把剛剛出生的嬰兒送給當地的農民，這在高層共產黨人中是非常普遍的。陶鑄的妻子曾誌，同前夫生了三個兒子，兩個兒子生下來才四十天和十三天便送了人，一個兒子由黨出麵賣了一百塊大洋以籌措急需的組織經費。江西蘇區時，國民黨曾派人遊說、策反共產黨將領，其中就有紅軍軍長黃公略的一個異母哥哥和一個叔父，黃公略當即報告毛澤東、朱德，把他們都殺了。共產黨由如此‘特殊材料製成的人’組成，任何政治對手都不能不敗下陣來”。

犧牲個人就意味著打破維係人倫的倫理規則和人性基石，做到嗬佛罵祖，六親不認。兄弟相殘，朋友成仇，妻兒遭棄，這一切在常人眼中的人間慘劇，對職業革命者來說都是通向光明未來的必修課。徐向前的妻子在紅四方麵軍肅反的時候被殺掉，作為四方麵軍總指揮的徐連問都沒問一下。毛澤東和揚開慧的兒子一度淪落街頭，倍受折磨，雖然最終演繹了一段“從乞丐到王子”的童話傳說，但一個神智不清需要精神病院的大夫照顧，一個卻重演了杜甫式的“新婚別”，成為戰場上的異國遊魂（毛對其兩個兒子命運的夫子自道是：一個瘋了。一個打死了）。在此，我想舉兩個著名的案例來進一步詮釋“犧牲個人”的革命者身上冷血的“硬傷”。

一個有名的案例是詩人殷夫的故事。他留在人們記憶裏的不是文人的麵孔，而是作為左聯（當年中共統管白區文人的“黨支部”）五烈士之一的革命者造型，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灑下了“前驅者”的血。他曾經是個溫婉的詩人，寫下過如此憂鬱又不失清新的詞句：“秋月的深夜，沒有蟲聲攪破寂寞，便悲哀也難和我親進”；“春給我一片嫩綠的葉，我反複地尋求著詩意”；“我有一個希望，戴著詩意的花圈，美麗又莊樸，在靈府的首座”。這個不斷尋找著“詩意”的敏感脆弱的心靈，這個在婉轉的吟唱中咀嚼著人生寂寞的感傷青年，有一天，突然被一股革命的洪流卷走，他要告別“慈愷無涯”的母親，告別他的過去。在《給母親》一詩中，詩人明確自己要斬斷所有的情感羈絆包括母愛。“不怕浪漫的癡情再纏縈心庭，在深夜山風呼嘯掠過，我聆聽到時代悲哀的哭聲”，“我得再造我的前程，收回轉我過往的熱情”，他要成為“青年的布爾塞維克”。“我們是青年的布爾塞維克，一切──都是鋼鐵，我們的頭腦，我們的語言，我們的紀律！”慈母、初吻、憂傷的花朵、少女玫瑰色的容顏……作為一個舊時代被埋葬，詩人由溫情似花變成了冷冰冰的一陀“鋼塊”。他筆下開始擁動著的是一幅幅血淋淋的圖象：“槍炮”、“鋒利的寶刀”、“突擊，殺人、浴血”，“看，我們砍了多少橫肉的頭；看，我們屠了多少凶惡的狗？”，“我們要用血用肉用鐵鬥爭到底，我們要把敵人殺得幹淨，管他媽的帝國主義國民黨，管他媽的取消主義改組派，豪紳軍閥，半個也不剩。”

殷夫個案的關鍵在於，發生在他身上的最能見出革命者冷血氣質的乃是與其胞兄的訣別。詩人有一位當官的國民黨兄長。照他自己的說法，其兄長對他有過“誠意的教導”和“犧牲的培植”。他的幾入監牢，甚至險遭槍絕，最後又能安然出獄的革命曆險記，不無他兄長的細心嗬護，左右斡旋。但這一切終究無法挽留他們之間的“兄弟情深”。詩人需要的是“危岩荊棘”夾雜“冰雹風雪”的血與火之路，不需要一層溫情脈脈卻是醜陋的“資產階級”麵紗。“二十年來手足的愛和憐，二十年來的保護和撫養”在日漸冷酷的詩人眼中隻能“作為惡夢一場”。《別了，哥哥》的詩中他寫到：“但你的弟弟現在饑渴，饑渴著的是永久的真理，不要榮譽，不要功建，隻望向真理的王國進禮”，“別了，哥哥，別了，此後各走前途，再見的機會是在，當我們和你隸屬著的階級交了戰火”。是什麽使一個溫和的詩人變成了仇恨的子彈？知識分子的投入革命不是阿Q式的單純為了土地、麵包和女人。他們必須尋找一個崇高的精神理由，即殷夫詩中所謂的“永久的真理”，以使其暴風雨般猛烈的殺伐之氣也罩上一層“人間仙境”似的馨香撫慰，為此，他們不惜用自己的血，也從不會吝惜親人或他人的血去殉他們輝煌的主義。當知識分子的“真理”和農民的米麥與工人的麵包相結合的時候，“斯大林品牌”的“鋼鐵”就這樣煉成了。殷夫最終用自己的鮮血浸透了尋求“永久真理”的虛幻征途，在二十二歲的黃金季節，他被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秘密殺害。
另一個有名的案例是柳直荀和夏曦。他們是一對誌同道合，肝膽相照的好朋友，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先後來到賀老總的洪湖蘇區。但柳直荀卻並未死於敵人的槍下，反而做了絕不留情地殘殺異己分子的好友夏曦的刀下鬼。直到中共立國後的1951年，在長沙作中學教員的柳夫人李淑一才得知丈夫確已死去。她怎麽也難以接受自己的夫君竟然死於情同手足的夏曦之手。柳夫人以一個常人的眼光自然無法解讀革命邏輯的殘酷性。在二十二年漫長的等待裏（李與柳1924年結婚，1929年柳去蘇區），有家形同虛設，有夫直如無夫的李淑一寫下了“征人何處覓？六載無消息。醒憶別伊時，滿衫青淚滋”的哀怨動人的詩句，寄托著一個妻子對丈夫杳無音信的離愁別恨；而她魂牽夢繞的夫君──紅二軍團政治部主任柳直荀的臨終遺言裏竟然無一語涉及愛妻。柳最後走上刑場前的含淚請求是：我隻有一個要求，用刀砍頭吧，留下這顆子彈打敵人！

兩相比照，一個職業革命者和一個普通人有著多麽迥然不同的認知方式和情感邏輯。這個故事以及上麵所舉的其他案例顯現出兩重特征：一是革命者對家庭可以不承擔任何責任和義務。革命者從來不拒絕女人和孩子，但他們可以隨時拋棄女人和孩子。楊開慧作為山大王夫人帶著孩子囚係於長沙監獄的時候，毛澤東正在井崗山迎娶了“永新一枝花”賀子珍“壓寨”，並於轉戰蘇區和長征之際，將他與賀的女兒和兒子分別遺棄於農家。到了後來的聖地延安，人到中年的毛委員東又與海上明星江青一起走進了“革命的窯洞”。二是職業革命者之間不容忍有任何個人的因素。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處理上好象更跡近於“當麵喊哥哥，背後捅刀子”的江湖門道。“他人即地獄”的哲學命題在這裏變作了一場真正的火並和仇殺。提著腦袋鬧革命的“那顆腦袋”不一定落到敵人的手裏，更有可能的是被身邊的一個鍋裏吃飯的戰友和親人摘取。

由“犧牲個人”到“犧牲家人、他人”，乃至“犧牲一切”，構成了職業革命者“宏大敘事”中反複出現的殘酷情節。對內，也即在同一戰壕內，他們以純潔革命隊伍為名進行周期性的肅反，其隱層的目的其實更接近於爭奪梁山座次的權力內耗。剿殺AB團事件、搶救運動、廬山反右傾、文革等都是驚天動地的案例。單世聯先生從翻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回憶錄的獨特視覺，寫下了係列《閱讀革命》的文章，裏麵引用的資料都是革命者的親身經曆。“特殊材料”本身提供的信息無疑具有曆史的真實性和史料的權威性，除非證明他們的回憶著作是“非常時期”很多革命者履曆中常有的偽證。

肅反的頻繁和殘酷驚心動魄。殺掉好友的夏曦在湘鄂西根據地肅反，殺得全區隻剩下三個半黨員。徐向前元帥回憶鄂豫皖蘇區的“白雀園”事件時說：大肅反持續３個月，肅掉２５００多人，團以上幹部百分之六、七被捕或被殺。他自己的妻子就死於此次事件。在肅反的對象上，主要針對三種人：一是從國民黨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投誠的還是被俘的；二是地富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如何，要審查；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凡是讀過幾年書的，也要審查。單先生總結說“概括起來，一是有曆史疑問的，二是知識分子的，直到‘文革’為止的多次整風、審幹運動，無不以這兩種人為對象”。

肅反的手段通常是刑訊逼供，殘忍折磨。捕殺高級幹部，有時連口供都不要。延安搶救運動的時候，徐任抗大校長。運動的手法與蘇區大同小異。大搞“逼供信”、“車輪戰”，采用各種古怪的方式“清理階級隊伍”。譬如“示範坦白”、“五分鍾勸說”、“抓水蘿卜（外紅內白）”等，尤為滑稽的是通過“照相”找敵人，叫人一排排站在台前，凡在照相機前麵不改色心不跳的便是“真革命”，反之，就是疑犯。最後抗大內抓獲特務及特嫌分子602人，占全校排以上幹部的57%；幹部隊456人，特務及特嫌分子有373人，占75%。打擊麵之廣打擊度之強觸目驚心。

徐自己就用“白色恐怖”來指訴肅反造成人人自危的風生鶴唳的局麵。革命者在內部長期醞釀著濃厚的“敵人意識”。一旦爆發，便會形成人頭落地，冤獄遍野的慘景。成功者必須不擇手段，心狠手辣，為了一個“崇高的目標”踩著同伴的屍骨前行。單先生在分析張國濤失敗的原因時說“張之缺乏政治領袖的素質，還在於他會動感情。一、二、四方麵軍會師前夕，因這一次會上陳昌浩及與會的多數人不同意張的意見，張極其沮喪。這是張國燾自與陳昌浩共事以來，第一次發生尖銳爭論，加上他有個另立‘中央’的包袱大壓在身上，所以情緒很激動，還掉了淚。他說：‘我是不行了，到陝北準備坐監獄，開除黨藉，四方麵軍的事情，中央會交給陳昌浩搞的’。

政治家不是不流淚。比如三國時的劉備，那是為了表示‘仁心’以爭取人心；１９７０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召見許世友時也流了淚，那是為了得到軍中將領的支持以與林彪鬥。而張這樣的淚純粹是婦人的鬥氣之淚，沒有任何政治功效。”眼淚在革命者身上不是表現愛人或哀人的人性關懷，而是攏人的手段和毀人的信號。
對外，由於革命理論的暴力邏輯，又有著為廣大人民謀幸福的漂亮招牌，革命者的殺人具有了“合理性”和“崇高性”。從殺反革命，到殺非革命、不革命。據前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的回憶：“１９２７年１１月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要求的：關於階級政策，《決議案》寫道：‘工農武裝暴動的策略，尤其應當注意的是：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革命派，應當采取毫無顧惜的消滅政策；……對於上層小資產階級──店東商人等等，切不可存在著猶豫動搖的心理，如懼怕擾亂他們的安寧秩序，因而不去發展革命的群眾的**製，甚至阻止群眾的劇烈的革命行動。’這些‘左’的政策，在某些農村暴動中，例如在湘南成為‘殺盡土豪劣紳’以及燒毀他們房屋的所謂‘燒殺政策’，甚至引進了城市。”在摩羅先生《恥辱者手記》一書裏（28頁），我看到他引用的《1927──1945年國共鬥爭史料匯編》二集中的資料（196、198、202頁），可與李維漢的回憶錄相印證。抄錄如下：“凡暴動勝利後，各級農會及武裝組織皆應準予革命民眾自由殺戮反革命，以資鼓勵”；“如萬不得以退走某地時，必威嚇當地民眾搬遷一空，俟敵到後，無從覓食；同時並在敵人宿營地方潛入，夜間可任意放火，焚燒居民房屋……”；“敵來到時，我們應將廟宇庵堂等……，乘機拆毀焚燒，使人民懷疑是敵人所幹，因而討厭敵人，並設法在敵人範圍內，隨時殺戮人民，使人民人人自危，而含恨敵人不分皂白亂殺，而圖報複，同時使敵人無地方可駐紮。”；“凡暴動勝利所得地方……各種書店，及圖書館、或人家所藏書籍，純係養成反革命之知識分子者，應即盡量焚燒之。”

這些恐怖的革命者宣言，被摩羅先生概括成一句話：“犧牲人民的‘革命邏輯’”。範元甄在這樣恢宏的煉爐中成為“特殊材料”或可以說是必然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