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劉老爺，還我公道！（二）
7月16日，六點鍾左右我起了床，吻別了還沒睡醒的女兒，趕往了長安街。八點前，我來到新華門，對執勤民警說：我有一封信想交給胡總書記。該處兩位警官非常有禮貌地勸我離開，我沒有聽從他們善意的勸告。不久，我被很客氣地請上了一輛警車。警車繞著中南海轉了一圈，拉上來了六七位上訪者。八點半左右，我們被送到府右街派出所。
在此登記備案時，一名女警官問我：“是第一次來嗎？”
我回答：“是。”
她接著問：“上訪什麽事？”
我回答：“我沒想上訪，隻想上交一份有關國家發展的研究報告。”
這位漂亮的女警官關掉麥克風，笑著與其她人商量後，好像是把我歸類到“其它”中。
十一點鍾左右，萬通驛館的服務員給我打電話，問我是否續住？我知道自己回不去了，我請他們把我的四件行李從房間裏取出，寄存好，等我的女兒下課後，她會把行李取走。後來，我與女兒通了電話，告訴她，我與朋友在外麵辦事，讓她把我的行李寄存到別處。
在這，我覺得一切都很規範。
這一天裏，府右街派出所室外的涼棚中，大約收集一百多名的上訪者。下午四五點鍾左右，我隨同其中五六十名上訪者，被一輛大巴送到了馬家樓派出所。在這，又經曆了一輪和在府右街派出所類似的核實、確認和備案。接著，各地負責接待信訪的領導陸續來了，接走各自轄區的上訪者。
大約七點鍾左右，一名漂亮的女士來找我，詢問了我的情況。後來，當我問她貴姓後，她告訴我，她姓張，是哈爾濱駐京辦事處負責信訪工作的，隨行的一位男士是辦事處的經理。她給我講明了相關要求和程序，我對連累她們表示了歉意。此前，我不知道自己會被當成上訪者，我也不知道對信訪者的管理程序是按身份證屬地歸類管轄的。
她對我說：“我必須帶你走，我給你買一張票，送你回哈爾濱。”
我回答：“我可以跟您走，但是，我要見到胡總書記。”
她說：“那是不可能的。”
我答道：“你們把我的報告轉交給胡總書記是可能的。”
張女士又給我講了很多道理，其實，這些我都懂，我是萬般無奈才選擇此下策的，我知道這派出所裏不是好玩的地方；我更知道“擅闖皇宮”的罪過。可是，胡總書記反複強調道：立黨為公，必先執政為民；執政為民，必先問政於民。我用身家性命研究出的成果獻給國家，有錯嗎？在一個法製社會中，當一個百姓想為國家出力而無奈地選擇“豁出去”的時候，究竟是誰之錯？交談未果，她們走了。
不久，她們又回來給我講了一番道理，我也再一次強調，我既無任何惡意，也無任何個人利益需要上訪。我知道作為個人的研究是一回事，政府是否采納是另一回事，我隻希望知道國家相關領導確實收到我的研究報告。如果有一個權威部門給我一個答複，哪怕是否定的，我也不會到這來冒險。交談又一次未果後，她們又離去了。
不知過了多久，又有兩個人來到我的麵前，其中之一是那位辦事處的經理。他向我介紹另一位長的像紳士的人，說他是黑龍江省負責信訪的領導。那人張口，就一副大老爺的腔調，當著眾多上訪者，他厲聲命令道：“把身份證拿出來！”
這種騎在人民頭上耀武揚威、吃人飯不放人屁的老爺讓人很討厭，我批評他道：“你的素質怎麽這麽差，不懂得起碼的禮貌嗎？”
這位爺顯然被冒犯了，他的小眼睛裏和臉上流露出憤怒、鄙視、氣急敗壞等複雜心理。他拿了我的身份證，喝斥了我幾句，怏怏而去。
（待續）
7月16日，六點鍾左右我起了床，吻別了還沒睡醒的女兒，趕往了長安街。八點前，我來到新華門，對執勤民警說：我有一封信想交給胡總書記。該處兩位警官非常有禮貌地勸我離開，我沒有聽從他們善意的勸告。不久，我被很客氣地請上了一輛警車。警車繞著中南海轉了一圈，拉上來了六七位上訪者。八點半左右，我們被送到府右街派出所。
在此登記備案時，一名女警官問我：“是第一次來嗎？”
我回答：“是。”
她接著問：“上訪什麽事？”
我回答：“我沒想上訪，隻想上交一份有關國家發展的研究報告。”
這位漂亮的女警官關掉麥克風，笑著與其她人商量後，好像是把我歸類到“其它”中。
十一點鍾左右，萬通驛館的服務員給我打電話，問我是否續住？我知道自己回不去了，我請他們把我的四件行李從房間裏取出，寄存好，等我的女兒下課後，她會把行李取走。後來，我與女兒通了電話，告訴她，我與朋友在外麵辦事，讓她把我的行李寄存到別處。
在這，我覺得一切都很規範。
這一天裏，府右街派出所室外的涼棚中，大約收集一百多名的上訪者。下午四五點鍾左右，我隨同其中五六十名上訪者，被一輛大巴送到了馬家樓派出所。在這，又經曆了一輪和在府右街派出所類似的核實、確認和備案。接著，各地負責接待信訪的領導陸續來了，接走各自轄區的上訪者。
大約七點鍾左右，一名漂亮的女士來找我，詢問了我的情況。後來，當我問她貴姓後，她告訴我，她姓張，是哈爾濱駐京辦事處負責信訪工作的，隨行的一位男士是辦事處的經理。她給我講明了相關要求和程序，我對連累她們表示了歉意。此前，我不知道自己會被當成上訪者，我也不知道對信訪者的管理程序是按身份證屬地歸類管轄的。
她對我說：“我必須帶你走，我給你買一張票，送你回哈爾濱。”
我回答：“我可以跟您走，但是，我要見到胡總書記。”
她說：“那是不可能的。”
我答道：“你們把我的報告轉交給胡總書記是可能的。”
張女士又給我講了很多道理，其實，這些我都懂，我是萬般無奈才選擇此下策的，我知道這派出所裏不是好玩的地方；我更知道“擅闖皇宮”的罪過。可是，胡總書記反複強調道：立黨為公，必先執政為民；執政為民，必先問政於民。我用身家性命研究出的成果獻給國家，有錯嗎？在一個法製社會中，當一個百姓想為國家出力而無奈地選擇“豁出去”的時候，究竟是誰之錯？交談未果，她們走了。
不久，她們又回來給我講了一番道理，我也再一次強調，我既無任何惡意，也無任何個人利益需要上訪。我知道作為個人的研究是一回事，政府是否采納是另一回事，我隻希望知道國家相關領導確實收到我的研究報告。如果有一個權威部門給我一個答複，哪怕是否定的，我也不會到這來冒險。交談又一次未果後，她們又離去了。
不知過了多久，又有兩個人來到我的麵前，其中之一是那位辦事處的經理。他向我介紹另一位長的像紳士的人，說他是黑龍江省負責信訪的領導。那人張口，就一副大老爺的腔調，當著眾多上訪者，他厲聲命令道：“把身份證拿出來！”
這種騎在人民頭上耀武揚威、吃人飯不放人屁的老爺讓人很討厭，我批評他道：“你的素質怎麽這麽差，不懂得起碼的禮貌嗎？”
這位爺顯然被冒犯了，他的小眼睛裏和臉上流露出憤怒、鄙視、氣急敗壞等複雜心理。他拿了我的身份證，喝斥了我幾句，怏怏而去。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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