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峰對在中央組織部工作十年的回憶
1967年8月13日，我正和劉德才軍長帶領部隊在太子河搞夏訓（遊泳訓練），突然接到作戰值班室報告，讓我到保密機接軍區電話。我接到沈陽軍區幹部部電話通知：“中央調你去中央工作，限14日報到。”當時，我大吃一驚，深知自己的水平低，資曆淺，很難勝任中央工作，於是，便去找正在軍部休養的軍區政委曾紹山同誌。我對曾政委說：從入伍、入黨以來，從未因工作講過價錢，這次去中央工作實在無法勝任，請政委給總政、中央說說，另換別人。曾政委說：我原想調你到軍區工作，現在中央定了，我也不好講了。你可給在北京的陳錫聯司令掛個電話，請他給總政、中央說說能否換人。當天下午，我用保密電話給陳司令打了電話。陳司令說：不能變。中央定了的不能再講。陳司令還說：“周總理叫你限明天到北京，住京西賓館，先到總政報到。”
1967年8月13日，我正和劉德才軍長帶領部隊在太子河搞夏訓（遊泳訓練），突然接到作戰值班室報告，讓我到保密機接軍區電話。我接到沈陽軍區幹部部電話通知：“中央調你去中央工作，限14日報到。”當時，我大吃一驚，深知自己的水平低，資曆淺，很難勝任中央工作，於是，便去找正在軍部休養的軍區政委曾紹山同誌。我對曾政委說：從入伍、入黨以來，從未因工作講過價錢，這次去中央工作實在無法勝任，請政委給總政、中央說說，另換別人。曾政委說：我原想調你到軍區工作，現在中央定了，我也不好講了。你可給在北京的陳錫聯司令掛個電話，請他給總政、中央說說能否換人。當天下午，我用保密電話給陳司令打了電話。陳司令說：不能變。中央定了的不能再講。陳司令還說：“周總理叫你限明天到北京，住京西賓館，先到總政報到。”
當時正處“文革”初期，沈陽打、砸、搶嚴重，14日無法去沈陽坐飛機，隻好請示軍區改坐14日丹東到北京的火車。14日和共同工作多年的64軍戰友們告別，吃了一頓飯，接了四次催促報到的電話；晚上和官兵們在禮堂告別，又接了四次催促報到的電話。15日到北京。
15日到北京總政報到後，即在京西賓館等著，一直等到10月25日。這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召集中組部、中監委全體工作人員在京西賓館禮堂開大會。會上，他首先宣布中央、毛主席、周總理調我來中組部工作的決定；然後說：“郭玉峰同誌是64軍政委，是個好政委，在戰爭年代能打仗，勇敢、不怕犧牲，組織能力強，學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著作也很好。我想他來中組部支左，一定會把工作搞好，一定會把運動搞好。他去中組部後，一是抓毛主席著作的學習；二是抓好檔案管理；三是支持大聯委搞運動，清隊工作，搞大揭發，大批判。揭批劉、鄧、安反革命修正主義組織路線。批判劉、鄧、安的叛徒哲學。中組部是個獨立王國，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是劉、鄧、安篡黨奪權的工具。毛主席在政治局會上講過，中組部也不在我們手裏。”在會上，康生還講，“陳雲同誌是個老右傾。他在延安講的幹部工作六條也是錯誤的”，等等。
會後，楊世榮（中央專案組一辦組長，代管中組部的工作）同誌給我介紹了中組部、中監委運動的詳細情況。他說：中組部、中監委的運動是陶鑄抓的，陶鑄在66年X月召集中組部、中監委造反派頭頭開會。在會上，陶鑄公開表態,支持他們造反，說二十四級的幹部幹事（指一造反派頭頭，二十四級）比六級的部長都強，我支持你們。在陶的支持下，造反派在中監委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個革委會，隻管運動，不管業務。陶鑄走後，中央就叫康生管中組部和中監委。中組部的運動，開始是安子文把趙漢副部長和幾個處長拋出去打倒。後來他聽說毛主席講了中組部也不在我手裏，又急忙組織一套班子作他脫身的準備。
15日到北京總政報到後，即在京西賓館等著，一直等到10月25日。這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召集中組部、中監委全體工作人員在京西賓館禮堂開大會。會上，他首先宣布中央、毛主席、周總理調我來中組部工作的決定；然後說：“郭玉峰同誌是64軍政委，是個好政委，在戰爭年代能打仗，勇敢、不怕犧牲，組織能力強，學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著作也很好。我想他來中組部支左，一定會把工作搞好，一定會把運動搞好。他去中組部後，一是抓毛主席著作的學習；二是抓好檔案管理；三是支持大聯委搞運動，清隊工作，搞大揭發，大批判。揭批劉、鄧、安反革命修正主義組織路線。批判劉、鄧、安的叛徒哲學。中組部是個獨立王國，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是劉、鄧、安篡黨奪權的工具。毛主席在政治局會上講過，中組部也不在我們手裏。”在會上，康生還講，“陳雲同誌是個老右傾。他在延安講的幹部工作六條也是錯誤的”，等等。
會後，楊世榮（中央專案組一辦組長，代管中組部的工作）同誌給我介紹了中組部、中監委運動的詳細情況。他說：中組部、中監委的運動是陶鑄抓的，陶鑄在66年X月召集中組部、中監委造反派頭頭開會。在會上，陶鑄公開表態,支持他們造反，說二十四級的幹部幹事（指一造反派頭頭，二十四級）比六級的部長都強，我支持你們。在陶的支持下，造反派在中監委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個革委會，隻管運動，不管業務。陶鑄走後，中央就叫康生管中組部和中監委。中組部的運動，開始是安子文把趙漢副部長和幾個處長拋出去打倒。後來他聽說毛主席講了中組部也不在我手裏，又急忙組織一套班子作他脫身的準備。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安子文也在天安門上，會後安子文就垮台了。第一個來中組部支左的是河南駐軍一軍的政委聶紀風，後因資產階反動路線被調走；第二個是總政幹部部長朱光，因肖華同誌問題，海軍把他揪了回去。他走後，我即在這裏管了一段。主要是管安子文、錢英等人的專案，中組部的事管不過來。現在中央確定調你來。中組部是個爛攤子，六名正副部長中，有五名中央立了專案。66年中央發的61個叛徒的通知裏，中組部的領導班子裏有三名。趙漢副部長在66年運動初期就自殺了。大批“修正主義組織路線、叛徒哲學”已經一年多了，各戰鬥隊已初步搞起聯合。中監委的錢英、李運昌等人中央也立了專案。這些專案，都由我（楊世榮）負責，我任專案組組長，李甫仁任副組長。
聽了楊世榮同誌的介紹以後，深感在中組部領導班子、機關全部癱瘓的情況下開展工作，步履艱難，困難重重，決心緊跟黨中央，踏踏實實，勤勤懇懇，履行職責，力爭圓滿完成黨中央交給的任務。
一、完成了康生、紀登奎、汪東興等中央領導同誌所交辦的任務
1、清理階級隊伍
1968年1月，毛主席指示，清理階級隊伍，整黨，改革不合的規章製度，精簡機構，下放科室人員，文化大革命初期大體經曆這幾個階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根據毛主席指示，找我和黨校的武葆華等同誌，部署清隊工作。他說：“清隊就是抓壞人，在中組部重點抓處以上的壞人。清除了壞人，對純潔黨的隊伍，純潔組織具有重大意義。”我根據康生的部署，向中組部大聯委和業務組的同誌們作了布置。第一步，召開大會、小會，深入動員，提高群眾對清隊工作目的、意義的認識。第二步，發動群眾檢舉揭發。在大會上，我反複強調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形式采取公開與秘密相結合，寫信給領導或向領導口頭匯報，也可寫大字報。其間還召開了寬嚴大會，用典型說明坦白好的從寬，抗拒的從嚴。通過檢舉揭發，全部共查出有問題的人（包括安子文專案組審查的對象在內）達50％左右。
聽了楊世榮同誌的介紹以後，深感在中組部領導班子、機關全部癱瘓的情況下開展工作，步履艱難，困難重重，決心緊跟黨中央，踏踏實實，勤勤懇懇，履行職責，力爭圓滿完成黨中央交給的任務。
一、完成了康生、紀登奎、汪東興等中央領導同誌所交辦的任務
1、清理階級隊伍
1968年1月，毛主席指示，清理階級隊伍，整黨，改革不合的規章製度，精簡機構，下放科室人員，文化大革命初期大體經曆這幾個階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根據毛主席指示，找我和黨校的武葆華等同誌，部署清隊工作。他說：“清隊就是抓壞人，在中組部重點抓處以上的壞人。清除了壞人，對純潔黨的隊伍，純潔組織具有重大意義。”我根據康生的部署，向中組部大聯委和業務組的同誌們作了布置。第一步，召開大會、小會，深入動員，提高群眾對清隊工作目的、意義的認識。第二步，發動群眾檢舉揭發。在大會上，我反複強調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形式采取公開與秘密相結合，寫信給領導或向領導口頭匯報，也可寫大字報。其間還召開了寬嚴大會，用典型說明坦白好的從寬，抗拒的從嚴。通過檢舉揭發，全部共查出有問題的人（包括安子文專案組審查的對象在內）達50％左右。
有司機在解放戰時期開著卡車和一班人投敵的；有漏劃富農分子、叛徒、特務的；還有偽造曆史的；還有工作失誤方麵的，等等。這些問題，報告給康生後，康生指示：“以處以上幹部為重點，重點揭發批判黑幫部長、副部長、處長的問題。”對處以上幹部，我們認為：孫一德同誌是工作失誤問題，又沒造成大的損失，應及早解放。康生不同意。他說，對孫一德不宜過早宣布解放。在發動群眾揭發檢舉之後即進入第三步，調查、研究，落實政策。在調查研究落實政策中，我反複強調：要重調查、重證據、重動機，對有些情節還要具體分析，決不能冤枉一個好人。如五處處長柯裏的問題，我們調查達數年之久、研究不下十次，雖從敵偽檔案中發現有他的記載，也不能形式的看問題，無準確證據，決不作結論。六處有位副處長，在文化大革命前因經常到蘇聯大使館外邊的公園去玩，而被列入公安部的偵破對象。我告訴調查組，要重調查、講事實，不得搞逼供信，最後否定了懷疑。還有個叫張誌傑的幹部，檔案中記載的曆史都是編造的，與其真實經曆一點不符。對此人我們作了實質性的分析，從他的曆史、經曆看，沒做過壞事，隻不過是由於個人主義思想嚴重，為了宣染自己往上爬的動機而編造的假檔案。通過教育，提高認識，讓他把曆史如實地寫清楚就了結了。經過內查外調，落實黨的政策以後，有問題的人不到百分之二，處理的就更少了。在整個清隊過程中我們始終堅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不搞逼供信，實事求是的原則立場。
2、保護、管理好檔案和組織學習毛主席著作
（1）保護與管理好中組部的重要檔案，是時任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交辦的任務之一。1967年10月25日康生在中組部、中監委全體人員參加的大會上給我交待任務時說：中組部不僅存有大批地委書記、專員、廳局長以上高級幹部的人事檔案，而且還有大批文書檔案，你負責一定要保護和管理好。我離開部隊，剛接觸地方，看到中組部地處西單鬧市區，辦公大樓麵對繁華大街、機關內部分裂成幾派，當時，都稱自己是革命造反派。有的與社會上的造反派串連在一起。在當時大動蕩、大混亂的形勢下，保護和管理好中組部的檔案，既感任務光榮，又感責任重大。此時，許多單位為弄清幹部的曆史問題，迫切需要查閱幹部檔案；有個別造反派頭頭與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為了鬧派性也想要查閱幹部檔案（有些高級幹部的檔案材料已經被人寫成大字報了）。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既要保證在有效控製、經中央批準的前提下有序地查閱檔案，又要保證檔案的絕對安全，我與馬軍等支左人員和中組部幾個工作人員一起，兢兢業業，堅守崗位。家住北京的，晚上不回家，京外的支左人員住辦公室，我就住在檔案室外的警衛室。冬天，機關大樓晚上不送暖氣，從周一至周六每天下午4點，辦公室停止供暖，改送到幹部職工宿舍。睡覺時我們隻好把棉衣、棉鞋、棉帽都穿戴上，然後再蓋上被子，才能頂住寒冷，堅守崗位。這樣我們一直堅守了三年，在冰冷的辦公室裏睡了三個冬天，完成了黨中央交給我們的保護和管理檔案的任務。
後來，根據形勢的變化，中央指示，將部分要重檔案轉移到大三線。為保證檔案在轉移途中的絕對安全，我親自壓車、護送，安排入庫。
（2）組織大家學習毛主席著作。我到中組部後，通過大會、小會，進行了反複深入的動員，提出了活學活用，學用結合的要求，強調在“用”字上狠下工夫，並指定郗漢生同誌專門負責抓毛主席著作學習。開始，我們強調學習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克服私心雜念，樹立革命人生觀。為使學習進一步深入，采取開講用會、樹典型的辦法，引導大家學習《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等文章，加深對毛主席建黨思想的理解。後來北京軍區提出早請示，晚匯報，段清泉同誌是69軍來的，他把這一經驗帶來，搞了幾天我看不好，太形式，就不搞了。還有跳忠字舞，我都未叫搞。但強調“三忠於”，忠於毛主席，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我是一再強調的。這個學習運動持續了好幾年，直到“9·13”事件後，才轉入批林批孔運動。
3、幫徐老找房子、搬家、辦後事
徐特立同誌是我黨的老黨員，黨的教育家，他住在北京西單堂子胡同20號。我到中組後，汪東興同誌告訴我，中組部要照顧一下徐老，現在搞運動，中辦無法照管。盡管徐老不屬中組部管，我也立即表示同意，因為汪東興同誌是中央辦公廳領導。領導交辦的事，我堅決照辦。此後，我到徐老家去看望過幾次，每次去看徐老，他都很熱情。徐老辦公室掛有他親自寫的“愚公移山、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楷體條幅。
徐老已過九十高齡，還是那樣勤奮好學，他對毛主席那樣信賴、那樣敬佩，那樣忠心不二，令人可敬！可佩！我問徐老生活有何困難，他從不提一點要求，總是說很好！很好！再就是說些他幼年家庭的事情，幾乎每次去看他時，他都要談一遍。常言道：人到老年易回憶童年的事，也愛講童年的事，這大概就是老年人的思維規律吧！每次臨別時，他總要把我送到門口，而且一再說用他的車把我送回去。我說我住在跟前不遠，謝謝徐老，他才讓走。
1968年8月，西單副食品商場突然發生一起爆炸事件，爆炸威力很大，路過商場門口的電車玻璃都被炸碎了，不少人被炸死炸傷。這一事件後，徐老的兒媳許千一再要求搬家，說為了徐老的安全，必須離開這裏。我在反複解釋無果的情況下，便讓中組部行政人員給找房子。可選擇了幾處都不合適，即請示中辦幫助解決，最後確定搬到中辦原副主任鄧典桃新修好的住宅，這是個四合院，很靜，徐老一家都很滿意。
徐老遷入新居後，不久患病，且日趨嚴重。我很著急，請醫生治療，生活護理，我都要一一過問。徐老堅決不去醫院，要住家裏，家裏太熱又無空調，用電扇又怕風，就買冰塊放在他的床下，使屋內不能太熱。
2、保護、管理好檔案和組織學習毛主席著作
（1）保護與管理好中組部的重要檔案，是時任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交辦的任務之一。1967年10月25日康生在中組部、中監委全體人員參加的大會上給我交待任務時說：中組部不僅存有大批地委書記、專員、廳局長以上高級幹部的人事檔案，而且還有大批文書檔案，你負責一定要保護和管理好。我離開部隊，剛接觸地方，看到中組部地處西單鬧市區，辦公大樓麵對繁華大街、機關內部分裂成幾派，當時，都稱自己是革命造反派。有的與社會上的造反派串連在一起。在當時大動蕩、大混亂的形勢下，保護和管理好中組部的檔案，既感任務光榮，又感責任重大。此時，許多單位為弄清幹部的曆史問題，迫切需要查閱幹部檔案；有個別造反派頭頭與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為了鬧派性也想要查閱幹部檔案（有些高級幹部的檔案材料已經被人寫成大字報了）。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既要保證在有效控製、經中央批準的前提下有序地查閱檔案，又要保證檔案的絕對安全，我與馬軍等支左人員和中組部幾個工作人員一起，兢兢業業，堅守崗位。家住北京的，晚上不回家，京外的支左人員住辦公室，我就住在檔案室外的警衛室。冬天，機關大樓晚上不送暖氣，從周一至周六每天下午4點，辦公室停止供暖，改送到幹部職工宿舍。睡覺時我們隻好把棉衣、棉鞋、棉帽都穿戴上，然後再蓋上被子，才能頂住寒冷，堅守崗位。這樣我們一直堅守了三年，在冰冷的辦公室裏睡了三個冬天，完成了黨中央交給我們的保護和管理檔案的任務。
後來，根據形勢的變化，中央指示，將部分要重檔案轉移到大三線。為保證檔案在轉移途中的絕對安全，我親自壓車、護送，安排入庫。
（2）組織大家學習毛主席著作。我到中組部後，通過大會、小會，進行了反複深入的動員，提出了活學活用，學用結合的要求，強調在“用”字上狠下工夫，並指定郗漢生同誌專門負責抓毛主席著作學習。開始，我們強調學習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克服私心雜念，樹立革命人生觀。為使學習進一步深入，采取開講用會、樹典型的辦法，引導大家學習《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等文章，加深對毛主席建黨思想的理解。後來北京軍區提出早請示，晚匯報，段清泉同誌是69軍來的，他把這一經驗帶來，搞了幾天我看不好，太形式，就不搞了。還有跳忠字舞，我都未叫搞。但強調“三忠於”，忠於毛主席，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我是一再強調的。這個學習運動持續了好幾年，直到“9·13”事件後，才轉入批林批孔運動。
3、幫徐老找房子、搬家、辦後事
徐特立同誌是我黨的老黨員，黨的教育家，他住在北京西單堂子胡同20號。我到中組後，汪東興同誌告訴我，中組部要照顧一下徐老，現在搞運動，中辦無法照管。盡管徐老不屬中組部管，我也立即表示同意，因為汪東興同誌是中央辦公廳領導。領導交辦的事，我堅決照辦。此後，我到徐老家去看望過幾次，每次去看徐老，他都很熱情。徐老辦公室掛有他親自寫的“愚公移山、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楷體條幅。
徐老已過九十高齡，還是那樣勤奮好學，他對毛主席那樣信賴、那樣敬佩，那樣忠心不二，令人可敬！可佩！我問徐老生活有何困難，他從不提一點要求，總是說很好！很好！再就是說些他幼年家庭的事情，幾乎每次去看他時，他都要談一遍。常言道：人到老年易回憶童年的事，也愛講童年的事，這大概就是老年人的思維規律吧！每次臨別時，他總要把我送到門口，而且一再說用他的車把我送回去。我說我住在跟前不遠，謝謝徐老，他才讓走。
1968年8月，西單副食品商場突然發生一起爆炸事件，爆炸威力很大，路過商場門口的電車玻璃都被炸碎了，不少人被炸死炸傷。這一事件後，徐老的兒媳許千一再要求搬家，說為了徐老的安全，必須離開這裏。我在反複解釋無果的情況下，便讓中組部行政人員給找房子。可選擇了幾處都不合適，即請示中辦幫助解決，最後確定搬到中辦原副主任鄧典桃新修好的住宅，這是個四合院，很靜，徐老一家都很滿意。
徐老遷入新居後，不久患病，且日趨嚴重。我很著急，請醫生治療，生活護理，我都要一一過問。徐老堅決不去醫院，要住家裏，家裏太熱又無空調，用電扇又怕風，就買冰塊放在他的床下，使屋內不能太熱。
1968年11月，徐老因醫治無效病逝，享年94歲。
辦理徐老的喪事就落在我的肩上，我來中央不久，在中央辦這種事我毫無經驗，也沒見過。特別是寫悼詞，如何評價徐老的一生，我心裏一點底也沒有，就一再請示康生，康生說：你去找熟悉徐老的人商量，先起個草稿，然後送中央審查批準。這件事，我同幹部組的同誌查閱了徐老的檔案，又找徐老的家屬了解情況、聽取意見。悼詞寫好報中央後，隻有陳伯達改了幾個字，他把徐老在中央蘇區工作，改為“紅區”，說“蘇區”是從蘇聯搬來的。悼詞定下來後，就組織告別儀式，開追悼會。
辦理徐老的喪事就落在我的肩上，我來中央不久，在中央辦這種事我毫無經驗，也沒見過。特別是寫悼詞，如何評價徐老的一生，我心裏一點底也沒有，就一再請示康生，康生說：你去找熟悉徐老的人商量，先起個草稿，然後送中央審查批準。這件事，我同幹部組的同誌查閱了徐老的檔案，又找徐老的家屬了解情況、聽取意見。悼詞寫好報中央後，隻有陳伯達改了幾個字，他把徐老在中央蘇區工作，改為“紅區”，說“蘇區”是從蘇聯搬來的。悼詞定下來後，就組織告別儀式，開追悼會。
在中央的老人中，徐老是第一個病故的，也是我生平中獨自辦的最高規格的喪事，總算順利，沒出差錯。
4、匯總上報“八大”代表、四屆政協常委委員、三屆人大常委委員的政治情況
1968年8月，中央主管中組部工作的中共中央常委康生的辦公室主任曹軼歐，找我到釣魚台八號樓。她說：康生要“八大”代表的政治情況名單，讓我趕快收集上報。我說：“八大”代表一千多人，分布在中央機關及各省、市，我又不了解情況，不好搞。曹軼歐說：“這是康生的指示，是中央要的。情況可以找省、市、中央、國家機關了解，他們報上來你們匯綜上報。”我回機關後，我找業務組的牛樹聲同誌，請他找中組部的同誌協辦，情況可以打電話找省、市、及中央各部委了解。牛樹聲同誌找二處的楊友春同誌連夜給有關單位打電話收集、匯總、整理情況。牛、楊二同誌弄好後，因康生催著要，也來不及研究，就把“八大”代表的政治情況名單匯總呈送給了曹軼歐。
1968年8月X日晚上，康生和康辦主任曹軼歐，把我叫到他在釣魚台八號樓辦公室，要我把三屆人大常委、四屆政協常委的政治情況匯總成報告，報康生呈黨中央、毛主席。還說，把中監委常委也寫上。我說：這些常委的情況我不了解，不好搞。康生說：你組織幾個人叫他們向各單位要情況，找統戰部、政協等有關單位報來，你們負責匯總。還要得很急，也未告訴我幹什麽用。當時，康是黨的政治局常委，又主管中組部工作，我雖然剛來中組部不久，也隻好硬著頭皮去完成這項任務。回機關後，我即向中組部業務組的牛樹聲同誌、中監委的段清泉同誌傳達了康生、曹軼歐的指示，讓他們倆負責收集、匯總。每個常委的政治情況，按康生的指示找各單位報。各單位報來有問題常委們的情況的依據，除已經定性為“叛徒”的是從中央文件“61個叛徒”通知上抄來的以外，其餘常委們的問題的依據，我們都不清楚。如，這些常委的問題是誰揭發的、是誰批準審查的、又是誰審查的，等等，我們也沒有核實，在當時那種混亂時局下，也無法核實。加上康生催著趕快上報，我們隻是按各有關單位報來的情況，如實地匯總上報。報上去後，康生、曹軼歐給退了回來，他要求把哪些常委是叛徒、特務、三反分子、修正義分子、走資派等逐項分類，並在報告上批示：“據我（指他自己）了解，又增批了幾個人是叛徒。”（此批件及原報告當時即存入中組部檔案室）於是，我們即按照康生的要求重寫。
4、匯總上報“八大”代表、四屆政協常委委員、三屆人大常委委員的政治情況
1968年8月，中央主管中組部工作的中共中央常委康生的辦公室主任曹軼歐，找我到釣魚台八號樓。她說：康生要“八大”代表的政治情況名單，讓我趕快收集上報。我說：“八大”代表一千多人，分布在中央機關及各省、市，我又不了解情況，不好搞。曹軼歐說：“這是康生的指示，是中央要的。情況可以找省、市、中央、國家機關了解，他們報上來你們匯綜上報。”我回機關後，我找業務組的牛樹聲同誌，請他找中組部的同誌協辦，情況可以打電話找省、市、及中央各部委了解。牛樹聲同誌找二處的楊友春同誌連夜給有關單位打電話收集、匯總、整理情況。牛、楊二同誌弄好後，因康生催著要，也來不及研究，就把“八大”代表的政治情況名單匯總呈送給了曹軼歐。
1968年8月X日晚上，康生和康辦主任曹軼歐，把我叫到他在釣魚台八號樓辦公室，要我把三屆人大常委、四屆政協常委的政治情況匯總成報告，報康生呈黨中央、毛主席。還說，把中監委常委也寫上。我說：這些常委的情況我不了解，不好搞。康生說：你組織幾個人叫他們向各單位要情況，找統戰部、政協等有關單位報來，你們負責匯總。還要得很急，也未告訴我幹什麽用。當時，康是黨的政治局常委，又主管中組部工作，我雖然剛來中組部不久，也隻好硬著頭皮去完成這項任務。回機關後，我即向中組部業務組的牛樹聲同誌、中監委的段清泉同誌傳達了康生、曹軼歐的指示，讓他們倆負責收集、匯總。每個常委的政治情況，按康生的指示找各單位報。各單位報來有問題常委們的情況的依據，除已經定性為“叛徒”的是從中央文件“61個叛徒”通知上抄來的以外，其餘常委們的問題的依據，我們都不清楚。如，這些常委的問題是誰揭發的、是誰批準審查的、又是誰審查的，等等，我們也沒有核實，在當時那種混亂時局下，也無法核實。加上康生催著趕快上報，我們隻是按各有關單位報來的情況，如實地匯總上報。報上去後，康生、曹軼歐給退了回來，他要求把哪些常委是叛徒、特務、三反分子、修正義分子、走資派等逐項分類，並在報告上批示：“據我（指他自己）了解，又增批了幾個人是叛徒。”（此批件及原報告當時即存入中組部檔案室）於是，我們即按照康生的要求重寫。
重寫時，對中央一些有問題的領導同誌到底寫不寫有點拿不準。寫吧，涉及到國家領導人，不寫吧，又不夠常委總人數。無奈之下，牛樹聲同誌說：朱老總過去寫過檢討，還發到了縣團級，還有徐向前副委員長、陳毅政協副主席，他們個人都有檢討。按照他們自己檢討出來的問題寫上，對不對，毛主席、黨中央去看，如果不對，上邊也可修改。我認為，牛樹聲同誌說的有道理。這樣，就把中央一些有問題的領導同誌也匯總進了報告裏。報告送康生轉呈黨中央、毛主席。後康生將此件退回，我在此報告上注明，以落實政策為準。存檔。這些匯總報告沒有出現不好的後果。沒有一人因匯總了他們的政治情況受害的。
5、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
1968年冬天，康生叫我編印黨的一大到八大的黨章。我即組織人把這幾屆的黨章匯總成一本，印送給康生。一大黨章是從黨校找來的。這不是一大通過的原本，而是從蘇聯翻譯過來的。再就是康生要我匯總全國黨員的總數。我先從軍隊要了部隊黨員的總數，叫馬長富拿回機關去連同地方黨員數一並匯總送康生。不幸馬長富在我處回機關的路上把軍隊黨員統計表丟了。這下可捅大漏子了。我又害怕又生氣，隻好報告康生。康生一聽，火了！問：馬長富是什麽人？我說他是支左來的。康生說：必須下大力查找，一定要找回來。我一麵讓小馬回憶是如何丟的，組織人員沿小馬回來道路兩旁的居民、商店查問；一麵告訴市公安局通知市民：“如有拾到表的速送中組部。”因為會議準備工作是保密的，是什麽表也不敢說清楚。又怕落到敵人手裏，把會議暴露出去。湊巧，那天晚上，西單附近一個小學的一個小學生在西單商場北邊拾到了。當時，小孩認為是宣傳單，便放進了書包，而沒把它當手紙用了。第二天上學，老師問有誰拾到一張表沒有？拾到了請交上來。這個小學生交上去後，老師一看正是這張表。這真是不幸中的萬幸，不然，小馬和我是無法說清楚的。
第九屆黨代會代表如何產生、名額分配、代表條件規定等都是中央直接管。中直機關是由汪東興同誌和我負責組織、協商、選舉產生的。先由各部、工、青、婦、新華社、黨校等單位提名，然後，中直召開代表會議選舉。國務院各部委由國務院政工組負責。山東王效禹為了多搞些支持自己的代表，把人武部的代表也算在地方代表數內。周總理知道後批評了王效禹。王效禹作了檢討，改變了作法。還有徐州為爭代表名額，各派爭執不下，隻好少兩名。周總理指示，黨代會代表總數不要減，把名額給他們留著。直到黨代會開幕，他們也沒有把代表選出來。
代表住地定在京西賓館、北京飯店、前門飯店。前門飯店因文化大革命弄得很亂，住黨代表需要整理。周總理派中辦副主任王良恩同誌和我找前門飯店軍代表，說飯店有重要接待任務，要把房間、食堂等整理好，各房間都要鋪上地毯等。飯店整理好後，在代表報到的前一個晚上12點鍾左右，周總理突然帶王良恩和我到前門飯店去檢查飯店準備情況。到飯店後總理向駐飯店的軍代表問了問情況，然後看了食堂、代表住處，最後對飯店的軍代表說：前門飯店與光明日報社對門，又臨大街，不便於保密，因此，食堂各大窗戶都要掛上窗簾。總理工作之細可想而知。
6、參加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1969年4月1日在北京召開，4月24日結束。大會是在毛澤東主席親自主持下召開的。我以中直黨代表的身份參加了這次大會。大會有三項議程：一是政治報告，二是修改黨章，三是選舉中委。我們華北代表團（包括中直小組）團長是李雪峰，副團長董必武、鄭維山、解學恭、劉子厚。中直小組長董必武，副組長鄧穎超、王良恩和我。我在小組裏幫助董老通知小組人員開會及通知會議有關事項。
開大會，聽取了林彪的政治報告以後，即進行分組討論。小組討論時，同誌們在肯定政治報告內容的基礎上，還提出了修改意見。有些同誌還聯係自己作了自我批評。如滕代遠、陳雲、董老等，都從曆史上講了自己的工作和缺點，都作了自我批評。朱老總還講到斯大林在衛國戰爭前缺乏準備，但張雲逸同誌發言，不同意朱老總的說法。胡耀邦同誌在小組會上沒有發言，他寫了份檢討，請鄧穎超大姐幫助，並轉送周總理審閱。我知道胡耀邦同誌抗日戰爭時期在晉察冀四縱隊（64軍前身）當過政委，時間不長。那時，他是上級，我是下級，上、下職級距離太遠，從未見過麵，他不可能認識我，不過他的大名在30年前我已是如雷貫耳了。這次在會上，他沒理我，我也不便去找他交談。如果找他，他會想，你找我幹什麽？想顯露一下自己嗎？再說，我從來不願串門。在北京不管是台上的台下的，我都不去。一切都是公事公辦。就是我的頂頭上司——陳錫聯司令員，他調來北京多年，我除為他愛人工作問題同組織部幹事一同去過他家一次，以後再也沒有去過。
5、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
1968年冬天，康生叫我編印黨的一大到八大的黨章。我即組織人把這幾屆的黨章匯總成一本，印送給康生。一大黨章是從黨校找來的。這不是一大通過的原本，而是從蘇聯翻譯過來的。再就是康生要我匯總全國黨員的總數。我先從軍隊要了部隊黨員的總數，叫馬長富拿回機關去連同地方黨員數一並匯總送康生。不幸馬長富在我處回機關的路上把軍隊黨員統計表丟了。這下可捅大漏子了。我又害怕又生氣，隻好報告康生。康生一聽，火了！問：馬長富是什麽人？我說他是支左來的。康生說：必須下大力查找，一定要找回來。我一麵讓小馬回憶是如何丟的，組織人員沿小馬回來道路兩旁的居民、商店查問；一麵告訴市公安局通知市民：“如有拾到表的速送中組部。”因為會議準備工作是保密的，是什麽表也不敢說清楚。又怕落到敵人手裏，把會議暴露出去。湊巧，那天晚上，西單附近一個小學的一個小學生在西單商場北邊拾到了。當時，小孩認為是宣傳單，便放進了書包，而沒把它當手紙用了。第二天上學，老師問有誰拾到一張表沒有？拾到了請交上來。這個小學生交上去後，老師一看正是這張表。這真是不幸中的萬幸，不然，小馬和我是無法說清楚的。
第九屆黨代會代表如何產生、名額分配、代表條件規定等都是中央直接管。中直機關是由汪東興同誌和我負責組織、協商、選舉產生的。先由各部、工、青、婦、新華社、黨校等單位提名，然後，中直召開代表會議選舉。國務院各部委由國務院政工組負責。山東王效禹為了多搞些支持自己的代表，把人武部的代表也算在地方代表數內。周總理知道後批評了王效禹。王效禹作了檢討，改變了作法。還有徐州為爭代表名額，各派爭執不下，隻好少兩名。周總理指示，黨代會代表總數不要減，把名額給他們留著。直到黨代會開幕，他們也沒有把代表選出來。
代表住地定在京西賓館、北京飯店、前門飯店。前門飯店因文化大革命弄得很亂，住黨代表需要整理。周總理派中辦副主任王良恩同誌和我找前門飯店軍代表，說飯店有重要接待任務，要把房間、食堂等整理好，各房間都要鋪上地毯等。飯店整理好後，在代表報到的前一個晚上12點鍾左右，周總理突然帶王良恩和我到前門飯店去檢查飯店準備情況。到飯店後總理向駐飯店的軍代表問了問情況，然後看了食堂、代表住處，最後對飯店的軍代表說：前門飯店與光明日報社對門，又臨大街，不便於保密，因此，食堂各大窗戶都要掛上窗簾。總理工作之細可想而知。
6、參加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1969年4月1日在北京召開，4月24日結束。大會是在毛澤東主席親自主持下召開的。我以中直黨代表的身份參加了這次大會。大會有三項議程：一是政治報告，二是修改黨章，三是選舉中委。我們華北代表團（包括中直小組）團長是李雪峰，副團長董必武、鄭維山、解學恭、劉子厚。中直小組長董必武，副組長鄧穎超、王良恩和我。我在小組裏幫助董老通知小組人員開會及通知會議有關事項。
開大會，聽取了林彪的政治報告以後，即進行分組討論。小組討論時，同誌們在肯定政治報告內容的基礎上，還提出了修改意見。有些同誌還聯係自己作了自我批評。如滕代遠、陳雲、董老等，都從曆史上講了自己的工作和缺點，都作了自我批評。朱老總還講到斯大林在衛國戰爭前缺乏準備，但張雲逸同誌發言，不同意朱老總的說法。胡耀邦同誌在小組會上沒有發言，他寫了份檢討，請鄧穎超大姐幫助，並轉送周總理審閱。我知道胡耀邦同誌抗日戰爭時期在晉察冀四縱隊（64軍前身）當過政委，時間不長。那時，他是上級，我是下級，上、下職級距離太遠，從未見過麵，他不可能認識我，不過他的大名在30年前我已是如雷貫耳了。這次在會上，他沒理我，我也不便去找他交談。如果找他，他會想，你找我幹什麽？想顯露一下自己嗎？再說，我從來不願串門。在北京不管是台上的台下的，我都不去。一切都是公事公辦。就是我的頂頭上司——陳錫聯司令員，他調來北京多年，我除為他愛人工作問題同組織部幹事一同去過他家一次，以後再也沒有去過。
我回憶這段曆史是因為我被免去中組部部長以後，有人好心地對我說：如果你在台上去看看胡的話，就不會有今天了。這個忠告，我淡然置之。不過我可以向黨、向毛主席保證，對胡我一直是尊重的，就是在他倒黴的時候也是如此。在解放安排老同誌工作時我曾多次建議給他安排合適的工作如省委書記，科學院副院長，中央黨校副校長等等。
大會要通過林彪作的政治報告。這個政治報告原來沒有小標題，分組討論時，周恩來總理就叫各小組各出一個人對政治報告在文字上進行推敲，中直小組去的是武葆華、國務院小組去的是郭沫若。政治報告經過文字上的推敲加了小標題定稿以後，大會順利通過了，大會還通過了黨章。這次大會沒作修改黨章的報告，隻是康生對新黨章作了五點說明。
大會進入選舉議程。九大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名單，由各省、市、中直國家機關機代表團提出，軍隊由軍隊代表團提出，再由大會秘書組王良恩和我把各代表團提出的候選人名單匯總呈大會秘書長周恩來同誌。經周恩來同誌審閱、大會主席團討論後，印發各代表團討論。通過這樣幾上幾下討論以後，即定為九大中委、候補中委候選人名單。中委、候補中委要求老、中、青三結合。35歲以下為青年，36歲到55歲為中年，55年以上為老年。中直小組提的候選人名單是朱德、董必武、張雲逸、陳雲、滕代遠、鄧穎超、曹軼歐、胡耀邦、郭玉峰。但在主席團討論後下發的候選人名單中卻沒有胡耀邦的名字。據大會秘書組的王良恩說：周總理告訴他把胡耀邦拿下來，換上譚啟龍，說譚啟龍是山東省委書記，解放出來參加中委選舉更具代表性。各代表團對主席團下發的候選人名單進行深入討論後，即將討論情況反饋給主席團，主席團結合各代表團的意見又一次進行了討論。
大會要通過林彪作的政治報告。這個政治報告原來沒有小標題，分組討論時，周恩來總理就叫各小組各出一個人對政治報告在文字上進行推敲，中直小組去的是武葆華、國務院小組去的是郭沫若。政治報告經過文字上的推敲加了小標題定稿以後，大會順利通過了，大會還通過了黨章。這次大會沒作修改黨章的報告，隻是康生對新黨章作了五點說明。
大會進入選舉議程。九大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名單，由各省、市、中直國家機關機代表團提出，軍隊由軍隊代表團提出，再由大會秘書組王良恩和我把各代表團提出的候選人名單匯總呈大會秘書長周恩來同誌。經周恩來同誌審閱、大會主席團討論後，印發各代表團討論。通過這樣幾上幾下討論以後，即定為九大中委、候補中委候選人名單。中委、候補中委要求老、中、青三結合。35歲以下為青年，36歲到55歲為中年，55年以上為老年。中直小組提的候選人名單是朱德、董必武、張雲逸、陳雲、滕代遠、鄧穎超、曹軼歐、胡耀邦、郭玉峰。但在主席團討論後下發的候選人名單中卻沒有胡耀邦的名字。據大會秘書組的王良恩說：周總理告訴他把胡耀邦拿下來，換上譚啟龍，說譚啟龍是山東省委書記，解放出來參加中委選舉更具代表性。各代表團對主席團下發的候選人名單進行深入討論後，即將討論情況反饋給主席團，主席團結合各代表團的意見又一次進行了討論。
我作為大會工作人員列席主席團會議參加了這次討論。討論中，謝富治提出李震同誌作候選人，說他有文化、有能力……等很多優點。康生又提出於桑同誌作候選人，說他作保衛工作有功，在延安、在西柏坡保衛黨中央作了不少工作。主席團討論後，再將名單下發各代表團討論。華北代表團（包括中直小組）在討論中，有幾位老同誌謙虛的說：我有錯誤，不夠格，要求把名額讓給別的候選人。突然有個代表站起來說：朱老總，你反對毛主席，你是總司令，可實際上打仗都是毛主席指揮的……等等。少數年輕代表便借機起哄，把會議搞得很緊張。
董老立刻刹車，說：大家不要講了，我叫郭玉峰幫朱總寫個檢討吧！討論會結束時，董老把我叫到他座位跟前說：明天你幫朱老總寫個檢討。我說：我水平低，寫有困難。董老說你再找個人共同幫朱老總寫。我找到黨校的武葆華，請他幫助，武又找了中調部的軍代表幫忙。第二天上午八點朱老總拿著材料到京西賓館代表團住地，找我和武葆華。拿到材料後請示他，如何寫？朱老總說：可參照他過去的檢討寫。武葆華寫好後交朱老總看。朱老總看到檢討中有一句反毛主席，讓把這句話去掉。朱總說，我不反毛主席。武葆華當即去掉了這句話。朱老總同意後，武葆華把檢討稿給我說，都說朱老總糊塗，我看就不糊塗，說他反毛主席，他就不讓寫。我把檢討稿交給董老，董老給周總理轉呈毛主席。朱老總事後看到我一再說，謝謝你，幫了我的大忙，幫我過了關。
在審查商量候選人期間，周總理在京西賓館徹夜工作。他一個代表團一個代表團的商量、研究。快天亮時，他找我去京西賓館二樓會議室，讓我去了解一下韓英的情況。我從山西代表團了解到，韓英是大同煤礦的技術員、小知識分子。報告給總理後，總理說：好！大同有韓英，陽泉有王體（工人）。這樣安排合理。為慎重起見，選舉前，還在各代表團住地進行了一次預選。
大會進入選舉議程。這次大會共選出中委170名，候補中委109名。我在這次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投票中，周總理對陳毅、李富春等幾位老同誌能否當選非常關心。在計票過程中，周總理找我和王良恩去問他們的得票情況，直到計票完畢，我告訴總理，陳、李等已經當選，總理才鬆了口氣。
九屆一中全會是1969年4月28日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的。選舉產生了中央領導機構。李德生、紀登奎同誌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據周恩來同誌講，這是毛主席提名的。紀登奎同誌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後，分工主管中組部工作。七月份他來中央工作，住在京西賓館，我向他匯報了中組部的運動和工作情況。開始他還是協助康生管中組部，九屆二中全會後康生生病，紀登奎同誌就把中組部的事全管起來了。從此，我的直接領導就改為紀登奎同誌了。
7、上廬山參加九屆二中全會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了九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同誌主持會議。原定議程是：討論召開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1970年國民經濟以及加強戰備工作問題。8月23日上午開會。會上，周恩來同誌講了會議議程，然後林彪講話。他說：有人講“老三篇”不頂用了，有一股風在中央上層，這股風吹下去就不得了，中國就會變顏色……等。會後分組討論，我在小組會上作了個表態性的發言，主要講擁護周總理講的會議議程。
在審查商量候選人期間，周總理在京西賓館徹夜工作。他一個代表團一個代表團的商量、研究。快天亮時，他找我去京西賓館二樓會議室，讓我去了解一下韓英的情況。我從山西代表團了解到，韓英是大同煤礦的技術員、小知識分子。報告給總理後，總理說：好！大同有韓英，陽泉有王體（工人）。這樣安排合理。為慎重起見，選舉前，還在各代表團住地進行了一次預選。
大會進入選舉議程。這次大會共選出中委170名，候補中委109名。我在這次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投票中，周總理對陳毅、李富春等幾位老同誌能否當選非常關心。在計票過程中，周總理找我和王良恩去問他們的得票情況，直到計票完畢，我告訴總理，陳、李等已經當選，總理才鬆了口氣。
九屆一中全會是1969年4月28日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的。選舉產生了中央領導機構。李德生、紀登奎同誌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據周恩來同誌講，這是毛主席提名的。紀登奎同誌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後，分工主管中組部工作。七月份他來中央工作，住在京西賓館，我向他匯報了中組部的運動和工作情況。開始他還是協助康生管中組部，九屆二中全會後康生生病，紀登奎同誌就把中組部的事全管起來了。從此，我的直接領導就改為紀登奎同誌了。
7、上廬山參加九屆二中全會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了九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同誌主持會議。原定議程是：討論召開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1970年國民經濟以及加強戰備工作問題。8月23日上午開會。會上，周恩來同誌講了會議議程，然後林彪講話。他說：有人講“老三篇”不頂用了，有一股風在中央上層，這股風吹下去就不得了，中國就會變顏色……等。會後分組討論，我在小組會上作了個表態性的發言，主要講擁護周總理講的會議議程。
下午繼續進行分組討論，陳伯達、汪東興參加了我們華北組的討論。當時廬山下著小雨，陳伯達進來往沙發上一坐，伸出兩腿叫服務員把他的濕鞋脫掉，然後就大講天才論，引經據典講了一大篇。接著，汪東興發言，大講設國家主席的必要性。這兩個政治局委員的發言非同小可，言外之意就是有人反對毛主席，不設國家主席，不講天才，就是反對毛主席。可他倆誰也沒說是誰反對講天才、不設國家主席。這樣引出了不少猜測，聯係林彪的講話猜測就更多了。他倆發言後，小組有的同誌便跟著他倆的調子跑。有的講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陳永貴講：不把反毛主席人揪出來就不下山。小組氣氛很緊張，可以說很亂，大有炸平廬山之勢。晚上出了簡報（六號簡報），半夜12點呈送給毛主席，主席看後叫立即收回簡報。我們小組是早上起床時收到簡報的，不一會簡報就被收回去了。這份簡報主要是華北組的討論情況和陳伯達、汪東興的發言。
有的小組看了簡報後就攻擊小組召集人說：你看華北組發言多有勁啦！我們組長也不講話，也不通報情況……等。李震、於桑對我講：他倆在小組裏搶話筒發了個言。24日下午，各小組即停止討論，並通知大家到廬山轉一轉，冷一冷，先靜下來。兩天後，小組會議繼續。周恩來、康生參加華北組會議，傳達了中央會議精神，放了錄音，批評了陳伯達。陳伯達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寫了“我的自白”檢討書。各小組針對陳伯達的錯誤連續兩天對其進行了批判。
毛主席在六號簡報上寫了對天才論的批判。批件上說：“大有炸平廬山之勢，我和林彪同誌討論了是英雄創造曆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曆史這個曆史上爭論不休的問題……等。二百幾十個中委懂馬列主義的不多。六號簡報是反革命簡報。”會議開了幾天批陳，陳的問題在這個會上解決不了，決定閉會，下山後繼續審查陳伯達的問題。九屆二中全會就這樣結束了。會上撤了陳伯達的政治局委員，聽候審查。原定的會議議程一個也未討論，毛主席、周總理的工作部署全打亂了。
九屆二中全會所以發生的如此變化，事後了解到，重要原因是林彪一夥人在背後搞串聯、搞陰謀活動。但導火索卻是陳伯達、汪東興在華北組的發言及發出的六號簡報。毛主席批示六號簡報是反革命簡報。主張出六號簡報的負責人賴賬，把責任完全推到做具體工作的王良恩頭上，還讓中辦批鬥王良恩，把王良恩置於死地。最後王良恩被迫自殺身亡。
毛主席在六號簡報上寫了對天才論的批判。批件上說：“大有炸平廬山之勢，我和林彪同誌討論了是英雄創造曆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曆史這個曆史上爭論不休的問題……等。二百幾十個中委懂馬列主義的不多。六號簡報是反革命簡報。”會議開了幾天批陳，陳的問題在這個會上解決不了，決定閉會，下山後繼續審查陳伯達的問題。九屆二中全會就這樣結束了。會上撤了陳伯達的政治局委員，聽候審查。原定的會議議程一個也未討論，毛主席、周總理的工作部署全打亂了。
九屆二中全會所以發生的如此變化，事後了解到，重要原因是林彪一夥人在背後搞串聯、搞陰謀活動。但導火索卻是陳伯達、汪東興在華北組的發言及發出的六號簡報。毛主席批示六號簡報是反革命簡報。主張出六號簡報的負責人賴賬，把責任完全推到做具體工作的王良恩頭上，還讓中辦批鬥王良恩，把王良恩置於死地。最後王良恩被迫自殺身亡。
汪東興是政治局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又跟隨警衛毛主席多年。他的發言是舉足輕重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比陳伯達的發言影響還大。毛主席先後六次指示不設國家主席，他明知故犯，還講要設國家主席，煽動與會人員，並在背後串聯程世清，要他們發言設國家主席。九屆二中全會的議程未能如期進行，汪東興是有很大責任的。
8、參加林彪事件的審理工作
1971年9月13日下午，紀登奎同誌叫我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我剛到，紀登奎同誌就問：你知道超天才嗎？我說：不知道。紀登奎同誌說：林立果（林彪的兒子）就是超天才。吳法憲就是這樣推崇他、稱呼他的。紀登奎同誌稍停頓了一下，接著說：林彪昨天晚上坐飛機跑了。你感到突然吧！我說：不突然。因為上午耿飆同誌已經告訴我了。耿飆同誌說，昨晚周總理找他去，講了林彪坐飛機逃跑，在外蒙古溫都爾汗迫降時摔死了。
紀登奎同誌對我說，周總理點名要你參加審理林彪事件的工作，主要審理林彪事件問題。他說：上邊由他和李德生同誌負責，下邊由你和李震管一部分審理工作，還有王良恩管一部分審理工作，李德生管軍隊的審理。接著，我即帶郗漢生來到京西的“亞療”，紀登奎、李德生帶他們的秘書先後也來到了“亞療”。當天晚上，即送來了空軍的副參謀長汪飛、情報部長賀德全、作戰部長魯明等。他們是開七人黑會，準備隨林彪，並帶黃、吳、李、邱逃跑的秘密組織策劃者，開會地點是邱仁良的辦公室。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尚未完成任務就被送到了“亞療”候審室。這個案件審理時間達四年之久。最後處理，除與逃跑有直接牽扯者外，均不株連。與林彪有牽連而不是與叛逃牽連者均是檢討了事。作自我檢查的人中，包括一些大軍區司令、政委及省委一把手。這些人在檢查時，毛主席說：個人檢查別人不要插話，個人檢查了大家要鼓掌。就這樣這批人就過關了。
關於林彪反黨集團核心罪證“571工程”的查獲經過。
有一天，周總理在懷仁堂把林彪反革命的重要證據“571工程紀要”交給我說：你先看看這份材料，然後派人去查一下這份材料是怎麽發現的。按照總理指示，我派中組部軍專成員馬軍同誌找專案組工作人員調查。下麵即是馬軍同誌介紹的專案組工作人員發現“571工程紀要”的詳細經過：
“周宇馳、於新野等人經常活動的據點之一，在空軍學院院內離辦公區、教學區、又不在宿舍區的一棟僻靜的小樓裏。
8、參加林彪事件的審理工作
1971年9月13日下午，紀登奎同誌叫我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我剛到，紀登奎同誌就問：你知道超天才嗎？我說：不知道。紀登奎同誌說：林立果（林彪的兒子）就是超天才。吳法憲就是這樣推崇他、稱呼他的。紀登奎同誌稍停頓了一下，接著說：林彪昨天晚上坐飛機跑了。你感到突然吧！我說：不突然。因為上午耿飆同誌已經告訴我了。耿飆同誌說，昨晚周總理找他去，講了林彪坐飛機逃跑，在外蒙古溫都爾汗迫降時摔死了。
紀登奎同誌對我說，周總理點名要你參加審理林彪事件的工作，主要審理林彪事件問題。他說：上邊由他和李德生同誌負責，下邊由你和李震管一部分審理工作，還有王良恩管一部分審理工作，李德生管軍隊的審理。接著，我即帶郗漢生來到京西的“亞療”，紀登奎、李德生帶他們的秘書先後也來到了“亞療”。當天晚上，即送來了空軍的副參謀長汪飛、情報部長賀德全、作戰部長魯明等。他們是開七人黑會，準備隨林彪，並帶黃、吳、李、邱逃跑的秘密組織策劃者，開會地點是邱仁良的辦公室。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尚未完成任務就被送到了“亞療”候審室。這個案件審理時間達四年之久。最後處理，除與逃跑有直接牽扯者外，均不株連。與林彪有牽連而不是與叛逃牽連者均是檢討了事。作自我檢查的人中，包括一些大軍區司令、政委及省委一把手。這些人在檢查時，毛主席說：個人檢查別人不要插話，個人檢查了大家要鼓掌。就這樣這批人就過關了。
關於林彪反黨集團核心罪證“571工程”的查獲經過。
有一天，周總理在懷仁堂把林彪反革命的重要證據“571工程紀要”交給我說：你先看看這份材料，然後派人去查一下這份材料是怎麽發現的。按照總理指示，我派中組部軍專成員馬軍同誌找專案組工作人員調查。下麵即是馬軍同誌介紹的專案組工作人員發現“571工程紀要”的詳細經過：
“周宇馳、於新野等人經常活動的據點之一，在空軍學院院內離辦公區、教學區、又不在宿舍區的一棟僻靜的小樓裏。
9月13日早上已到開飯時間了，負責侍候這幾位神秘人物的兩位後勤幹部安排客人開飯，但客房裏還沒有動靜，他們以為‘首長’昨晚加班睡得晚，未敢驚動，又等了一陣子仍無聲息，他們輕輕推門進屋一看，室內一片狼籍，東西散落滿地，卻不見一人，不知客人何時走的，更不知何時回來。他們收拾了屋子，見茶幾上有幾張字紙，便將其整理保管起來。
林彪摔死後不少人知道出了問題，這兩人也知道出事了，但顧慮重重，遲遲不肯把那幾張字紙交出來。待我們專案人員反複交待政策、深入調查，他們才不得不交出。問其為何未及時交出來，他們說不知道人家什麽時候回來，怕他們一旦回來找這東西時無法交待。這幾張字紙是從台曆上撕下來的幾頁，在背麵用鋼筆寫的東西，標題是‘571工程紀要’。首先發現這幾頁紙下角上編有頁碼，但不連接，中間缺一個號。因此，懷疑中間缺少一頁，要趕快查清並找到缺少的一頁。專案人員馬不停蹄，趕赴林、周、於在空院的其它據點仔細搜尋，並再次找有關人員詢問調查，但他們除了詳述發現與交出的經過及解釋當時的思想顧慮以外，沒有新的發現。隨後，專案人員又趕赴他們的另一個據點——西郊機場的一處客房。那裏已是數日沒有進人了，過廳的地上堆放著從新疆運來的哈密瓜，已是湯流滿地，進去時每走一步都要沾鞋，室內除一些豪華生活用品外，也未發現類似的文件和字紙。為查個究竟，專案組人員又連夜趕赴天津，調查林立果數日前去天津的行蹤。
調查得知，那天下著小雨，林立果乘直升機在天津一處空地降落，前呼後擁，有人給他打傘，驅車直奔他的伯父家，作短暫停留即離去，沒有接觸其他人。當地有關部門對其伯父家作了詢問與檢查，未發現文件材料。後來，專案組即轉入進一步研究這幾頁紙上寫的內容。最後認定這個材料是完整的，沒有缺頁。但書寫的字足跡非常潦草，多處難以辨認。特別是他們所寫的陰謀奪取政權的方式、手段中有‘逼宮’二字，更難識別。經反複研究，多人辨別，才破譯辨認出來，把這件罪證的全文弄清楚。又經其死黨中其他成員的口供證實，確認了這是一份林彪集團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陰謀計劃手稿。”
關於林彪叛逃的原因。
8月份毛主席出巡南方，一路上找了些省委第一書記、大軍區司令、政委談話、打招呼。找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武漢軍區司令員兼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曾思玉、政委劉豐、湖南省第一書記華國鋒、廣州軍區司令丁盛、政委劉興元、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程世清、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政委杜平談話。大意是：廬山會議上的事情還沒有完，我回北京後，要召開個200人的會座談座談；廬山會議那一天半，綱領是設國家主席、天才；林副主席能打仗、打仗有功，還是要保的；你們要保密。毛主席在浙江、杭州，給上海、浙江、江蘇的同誌也打了招呼。9月12日，毛主席回北京後，即找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衛戍司令吳忠談了上述精神。還講吳德有德、吳忠有忠。並說：今後不要叫自己愛人當辦公室主任和當自己的秘書。我隻叫江青抄過一份材料，不要夫人當家。但康老除外，曹軼歐在康辦當主任，幫康生同誌做了不少事情。
毛主席離開廣州後，廣州軍區劉興元、丁盛召集軍區、廣空師以上幹部把毛主席沿途的講話精神進行了傳達。他雖在會上宣布不準作記錄，不準外傳，要保密，但參加會議的廣空參謀長顧同舟回到家裏作了追記，並打電話向空軍黨辦周宇馳作了匯報。周宇馳立即報告給林立果。
關於林彪叛逃的原因。
8月份毛主席出巡南方，一路上找了些省委第一書記、大軍區司令、政委談話、打招呼。找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武漢軍區司令員兼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曾思玉、政委劉豐、湖南省第一書記華國鋒、廣州軍區司令丁盛、政委劉興元、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程世清、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政委杜平談話。大意是：廬山會議上的事情還沒有完，我回北京後，要召開個200人的會座談座談；廬山會議那一天半，綱領是設國家主席、天才；林副主席能打仗、打仗有功，還是要保的；你們要保密。毛主席在浙江、杭州，給上海、浙江、江蘇的同誌也打了招呼。9月12日，毛主席回北京後，即找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衛戍司令吳忠談了上述精神。還講吳德有德、吳忠有忠。並說：今後不要叫自己愛人當辦公室主任和當自己的秘書。我隻叫江青抄過一份材料，不要夫人當家。但康老除外，曹軼歐在康辦當主任，幫康生同誌做了不少事情。
毛主席離開廣州後，廣州軍區劉興元、丁盛召集軍區、廣空師以上幹部把毛主席沿途的講話精神進行了傳達。他雖在會上宣布不準作記錄，不準外傳，要保密，但參加會議的廣空參謀長顧同舟回到家裏作了追記，並打電話向空軍黨辦周宇馳作了匯報。周宇馳立即報告給林立果。
9月6日，林立果帶著上述情況飛往北戴河，向林彪、葉群報告，並密謀策劃對策。9月8日，顧同舟女兒坐飛機到北京把顧追記的記錄稿交給了周宇馳。周即轉交給了林立果。林彪、葉群看後感到不妙，特別是葉群恐慌萬狀，怕得要命，說我們不想辦法就會當王光美，堅持要逃跑。
他們有幾個反叛方案：一是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如果不成就出廣州去香港。二是謀害毛主席。“9·13”前幾天，周宇馳、林立果頻繁往返於北京—北戴河活動。王飛在北京找空軍作戰部長魯明、情報部長賀德全、南空政委江滕蛟等7人在空軍副司令鄺仁農辦公室開會，策劃南逃事宜。他們計劃林彪從北戴河南逃，其他人由34師長兼（及）空軍副參謀長帶一架飛機從北京起飛，把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四人叫到機場，傳達林總命令叫他們南逃，如果他們不服從就抓起來押走。從王飛等人的交待和查出的一些證據，說明黃、吳、李、邱四人對逃跑、另立中央是不知情的。林彪一夥計劃南逃，還與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空五軍政委陳勵耘有過聯係。叫王維國在上海準備陸軍軍裝和糧票等。周宇馳還去上海安排謀害毛主席，還找福州軍區政委談話讓他支援。福州軍區政委當即答複：他有幾十萬軍隊，到時會聽林總指揮的。據空四軍政治部李偉信交待，他們在蘇州曾召開過“四方會議”，即空四、空五軍、二十軍，還有南空副司令，策劃“571工程”和發動政變事宜。以上事實證明，毛主席說的廬山會議問題還未完，是完全正確的。
關於林彪出逃的經過。
林彪、葉群得知毛主席已於9月12日回到北京，就亂了陣腳，決定改變南逃主意，立即逃往蘇聯（逃蘇主意是林彪定的，還是葉群、林立果出的，未能查出）。這時（9月12日晚11時左右），林彪的女兒林立衡（林豆豆）堅持不同意逃跑，林、葉不聽，直到逃跑前林立衡就報告警衛大隊長，但警衛大隊長不相信也不敢向上報告，後來林立衡把林、葉決定逃跑無疑再次報告警衛大隊長，這時已是9月12日24時了，警衛大隊長即打電話報告警衛局長張耀祠，張即報告總理。周總即打電話給葉群，問林副主席情況。葉群說：林總要動一動。周總理問是坐火車？還是坐飛機？葉群說：坐飛機，準備去大連。葉群還作了些迷惑動作，給大連打電話，準備接人，等等。接著，就坐車向機場逃跑。途中，林立果向林彪警衛員打了兩槍（警衛員說是他跳下汽車時打的），到機場後，機組人員還未到齊，油也未加夠就倉促起飛了。到外蒙溫都爾汗即機毀人亡。
在北京的周宇馳、李偉信本來準備南逃，得知林立果他們先走了，且改變了方向，便到沙河機場弄了架直升機，也向外蒙逃跑。飛到張家口上空，被北空戰鬥機迫回北京郊區降落。李偉信交待：周宇馳下機後就開槍自殺了，我們原約定一起死，躺在莊稼地裏喊林副主席萬歲後即開槍自殺，結果他先開槍了，我未開槍自殺。
9、與王首道同誌帶休假代表團赴朝鮮休假，增進中朝友誼
1972年9月12日，我與王首道同誌帶休假代表團赴朝鮮休假，增進中朝友好。赴朝前，由中聯部介紹情況，擬定講話稿，以及到朝鮮後應注意的事項。代表團組成，中聯部通知讓我當團長。我力辭不當團長，並建議由王首道同誌擔任團長，最後中聯部同意並決定王任團長，我當副團長。團員有：湖南省軍區司令員楊大易、北京大學張學書副校長、北京市委書記楊壽山、雲南省委宣傳部長，還有遼寧省軍區司令員老紅軍張海棠。到朝鮮後，朝鮮聯絡部部長金永南同誌（後任勞動黨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從始至終陪同我們，招待非常熱情，接待規格也比較高。安排我們相當於副總理規格的住所。
關於林彪出逃的經過。
林彪、葉群得知毛主席已於9月12日回到北京，就亂了陣腳，決定改變南逃主意，立即逃往蘇聯（逃蘇主意是林彪定的，還是葉群、林立果出的，未能查出）。這時（9月12日晚11時左右），林彪的女兒林立衡（林豆豆）堅持不同意逃跑，林、葉不聽，直到逃跑前林立衡就報告警衛大隊長，但警衛大隊長不相信也不敢向上報告，後來林立衡把林、葉決定逃跑無疑再次報告警衛大隊長，這時已是9月12日24時了，警衛大隊長即打電話報告警衛局長張耀祠，張即報告總理。周總即打電話給葉群，問林副主席情況。葉群說：林總要動一動。周總理問是坐火車？還是坐飛機？葉群說：坐飛機，準備去大連。葉群還作了些迷惑動作，給大連打電話，準備接人，等等。接著，就坐車向機場逃跑。途中，林立果向林彪警衛員打了兩槍（警衛員說是他跳下汽車時打的），到機場後，機組人員還未到齊，油也未加夠就倉促起飛了。到外蒙溫都爾汗即機毀人亡。
在北京的周宇馳、李偉信本來準備南逃，得知林立果他們先走了，且改變了方向，便到沙河機場弄了架直升機，也向外蒙逃跑。飛到張家口上空，被北空戰鬥機迫回北京郊區降落。李偉信交待：周宇馳下機後就開槍自殺了，我們原約定一起死，躺在莊稼地裏喊林副主席萬歲後即開槍自殺，結果他先開槍了，我未開槍自殺。
9、與王首道同誌帶休假代表團赴朝鮮休假，增進中朝友誼
1972年9月12日，我與王首道同誌帶休假代表團赴朝鮮休假，增進中朝友好。赴朝前，由中聯部介紹情況，擬定講話稿，以及到朝鮮後應注意的事項。代表團組成，中聯部通知讓我當團長。我力辭不當團長，並建議由王首道同誌擔任團長，最後中聯部同意並決定王任團長，我當副團長。團員有：湖南省軍區司令員楊大易、北京大學張學書副校長、北京市委書記楊壽山、雲南省委宣傳部長，還有遼寧省軍區司令員老紅軍張海棠。到朝鮮後，朝鮮聯絡部部長金永南同誌（後任勞動黨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從始至終陪同我們，招待非常熱情，接待規格也比較高。安排我們相當於副總理規格的住所。
到朝鮮後的第二天，金日成同誌就接見我們，並設宴款待，合影留念。我們去元山、鹹興、沙黑院、滿鋪等地參觀，廣大群眾都夾道歡迎。每到一地參觀，都須講話致意，可王首道同誌一言不發不願意講話。所以，隨行人員小楊一再對我說：參觀後，一定講幾句，這也是增進中朝友誼所必須的。我照辦了。因為副團長有責任替團長工作，我有責任表達對朝鮮人民的友誼和感情。在金日成同誌招待我們的宴會上，金日成同誌同我們交談，他伸出小手指對我們說：蘇聯把我看成小手指頭，他們幾次請我到蘇聯訪問，我未答應，我不去。在我們離別朝鮮的時候，金永南同誌戀戀不舍地對我說：金日成同誌告訴我一定要接待好，如有不周我就可能撤差。我說，這麽熱情接待，哪有不周的呢？我再次感謝朝鮮同誌的熱情款待。中朝兩黨兩國人民用鮮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友誼萬古長青。
10、吳德同誌叫我參與調查意大利安東尼奧尼在中國拍的電影《中國》
1972年12月至1973年1月，中央廣播事業局的祝誠多次給江青寫信，揭發意大利安東尼奧尼在中國拍的電影《中國》，說這部電影很壞，誣蔑中國。江青、姚文元在祝誠的信上批：建議由文化部同中組部調查。吳德同誌把批件批給石少華同誌，提議由中組部牽頭，以便調查，並在2月10日找石少華同誌和我，具體給我們布置有關的調查事宜。吳德同誌講：由中組部牽頭，我自己也參加。我說：還是吳德同誌牽頭負責好。吳德同誌說：由中組部牽頭出麵，到中央機關去調查方便些。最後確定：由中組部出一名組長，文化部出一名副組長，有什麽問題向吳德同誌匯報，向上報告由吳德同誌審批。
10、吳德同誌叫我參與調查意大利安東尼奧尼在中國拍的電影《中國》
1972年12月至1973年1月，中央廣播事業局的祝誠多次給江青寫信，揭發意大利安東尼奧尼在中國拍的電影《中國》，說這部電影很壞，誣蔑中國。江青、姚文元在祝誠的信上批：建議由文化部同中組部調查。吳德同誌把批件批給石少華同誌，提議由中組部牽頭，以便調查，並在2月10日找石少華同誌和我，具體給我們布置有關的調查事宜。吳德同誌講：由中組部牽頭，我自己也參加。我說：還是吳德同誌牽頭負責好。吳德同誌說：由中組部牽頭出麵，到中央機關去調查方便些。最後確定：由中組部出一名組長，文化部出一名副組長，有什麽問題向吳德同誌匯報，向上報告由吳德同誌審批。
我和石少華同誌按照吳德同誌的指示，把調查組人員組織起來。中組部指定業務組鄒本佃同誌負責，文化部由王XX同誌負責。鄒為組長、王為副長。調查組成員有中組部唐佩榮同誌和文化組幾位同誌組成。調查組組成後，吳德同誌把他們找去開了個會。在會上，吳德同誌囑咐調查組要把局裏是誰批準的、具體誰負責、拍攝過程、接待陪的同誌是誰，怎樣部署的及拍攝要求搞清楚。把拍攝《中國》電影的來龍去脈搞清楚後，要提出處理意見。在調查過程中，吳德同誌曾召集鄒本佃、石少華等調查組人員在他辦公室聽取過匯報。經過調查，《中國》電影是戴征遠同誌布置拍的，陪同人員是張文裕同誌。據戴征遠同誌講：安東尼奧尼來中國是經外交部新聞司批準的，拍攝計劃也是按外交部新聞司要求搞的。戴征遠同誌這樣講是否在推卸責任呢？調查組又去外交部作了調查。經調查，確實是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彭華同誌批辦的。調查清楚後，調查組向吳德同誌作了匯報，吳德同誌聽完匯報後指示：寫出報告送他。報告初稿寫出後調查組送給我看，初稿上說這部影片是“右傾投降主義”。我感覺這句話不好，刪去為妥。
為此，就打電話請示吳德同誌，吳德同誌答複說：寫上吧！在北京放過這部片子，都說不好。在法國大使館有人看了這部片子打來電話，也說不好。於是，就按吳德同誌的意見寫上了這句話。報告寫好後，我讓調查組先送外交部姬鵬飛部長審閱，因為有新聞司彭華同誌的事。姬鵬飛部長審閱後，調查組即呈報給吳德同誌。調查安東尼奧尼拍電影《中國》一事即告完成。此事後來也成為攻擊我的罪狀之一。孫忠凡去看吳德同誌時說到：對電影《中國》的調查也成為郭玉峰的罪狀之一。吳德同誌說這算什麽事，在我這裏不算問題。
11、舉辦中央讀書班，訓練“九大”選出的年青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
1973年春天，毛主席批示：舉辦中央讀書班。讀書班由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具體工作由我和總政治部副主任魏伯亭同誌負責，由中組部和總政各抽三人負責生活、組織學習、出簡報等行政管理工作，輔導員由中央黨校選派。主要訓練“九大”選出來的年青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這批委員都是從工人農民中選出的，文化理論水平較低，也沒有上層工作經驗。為了培養這批年青幹部（也有年齡大的如陳永貴同誌），中央決定辦短期讀書班，提高他們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平和上層領導工作能力。學習內容和方法：學毛選五卷（當時還未定稿，先叫他們學習）和馬列主義六本書。學習要求是：理論聯係實際。邊讀書學習，邊參加一些部委的工作活動，參加會議等。以自學為主，輔導員適當地作些輔導。
11、舉辦中央讀書班，訓練“九大”選出的年青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
1973年春天，毛主席批示：舉辦中央讀書班。讀書班由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具體工作由我和總政治部副主任魏伯亭同誌負責，由中組部和總政各抽三人負責生活、組織學習、出簡報等行政管理工作，輔導員由中央黨校選派。主要訓練“九大”選出來的年青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這批委員都是從工人農民中選出的，文化理論水平較低，也沒有上層工作經驗。為了培養這批年青幹部（也有年齡大的如陳永貴同誌），中央決定辦短期讀書班，提高他們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平和上層領導工作能力。學習內容和方法：學毛選五卷（當時還未定稿，先叫他們學習）和馬列主義六本書。學習要求是：理論聯係實際。邊讀書學習，邊參加一些部委的工作活動，參加會議等。以自學為主，輔導員適當地作些輔導。
對毛選五卷要求通讀一遍，然後重點讀。每期讀書占50％的時間，另50％的時間參加中央、國務院一些部、委（第二、三、四期中軍隊學員參加軍委，總參，總政、軍兵種）的工作和運動（批林批孔）。參加會議隻聽不表態、不發言。對工作隻是看、聽、學，不發表意見。看別人如何工作，以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領導水平。如果有什麽意見，可由小組寫出報告材料直報中央，不送我。學習結束時，每人寫一篇心得。讀書班第一期主要是地方的二十幾名工、農中委和候補中委，如陳永貴、吳桂賢、李素文等；第二、三、四期增加軍隊的年青中委、候補中委。第三、四期還增加了地方和軍隊的幾位老同誌。有雲南省委書記郭超、陝西省白誌民，還有程子華等同誌；軍隊有王建安、陳再道、任思忠等同誌。學習中任思忠給中央寫了一份他與林彪、黃永勝問題有牽連的事的檢討，在小組會上還作了自我批評。
程子華在讀書班對我講：讀書班辦的很好，我們既學習了馬列主義、毛主席著作，又學習工作、鍛煉了身體，真像抗大一樣。每期讀書班的學習計劃、小結、簡報都送政治局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毛主席閱。開學和結業時，政治局領導都接見並講話。第一期是周總理，對每個學員都點名詢問，並作指示。第二期開學是李德生、王洪文。第三期是是葉劍英、紀登奎同誌。最後一期是鄧小平同誌，在人大會堂福建廳講課並作指示。
12、籌備並參加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1973年上半年，中央籌備第十次黨代表大會，紀登奎同誌要我提個籌備工作小組名單，報中央批準。我提出的小組名單有周啟才、孫中範、總政的田維新副主任，我為組長。主要職責是會務、起草代表名額分配方案、接待、安置代表住地等。這個籌備工作小組名單，呈紀登奎同誌報中央批準後，即展開工作。十大中委、候補中委候選人名單是在九大中委、候補中委基礎上提出的，具體到各單位來說，有增有減，減的是林彪一夥及其與林彪事件有牽連而問題比較嚴重的，增的是解放出來的一些老同誌，如鄧小平、李井泉、王稼祥、譚震林、葉飛……等。還有些年青的同誌，如河南柳忠陽、北京高淑蘭、馬小六，雲南朱克家，上海祝家耀、孫國權等。軍隊新增的由田維新同誌代表總政提出。增減的候選人名單由各省、市、中直國家機關及軍隊分別提出後，經籌備工作小組收集匯總，送紀登奎同誌審閱後，送王洪文審閱。再送周恩來同誌最後審閱並批交中央討論。
有一次，周恩來同誌找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許世友、鄧小平等討論修改黨章。許世友提出修改意見，張春橋反駁。許世友把眼睛一瞪，說：“你是幹什麽的，打斷我的發言。”
1973年8月24日至29日，黨的十大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有1249人。毛主席主持大會，周總理作政治報告，王洪文作修改黨章報告。大會進入選舉議程時，王洪文代表毛主席投票，選出中央委員195名、候補中央委員124名。我當選為中央委員。8月30日召開一中全會，選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為副主席。全會前，周恩來同誌召集會議，討論黨的副主席候選人，當提到王洪文為候選人時，許世友同誌反對，他提議江青作候選人，會上為此爭吵起來。開始我在京西賓館二樓會議室有事不在場，田維新同誌派人把我找回來聽會，這時會上還在爭吵。後經周恩來同誌作工作，留王洪文作候選人，爭吵才算結束。
13、竭力完成了中央領導賦予的解放老幹部工作
葉劍英同誌說：老幹部“過橋真費力，感謝牽騾人”。解放老幹部是中組部一項重大工作，為此，我盡職盡責，除解放中組部、中監委幹部（不含中央早已定性的幹部）外，還完成了中央領導交辦的解放老幹部工作。
有一批被打倒的幹部在九大以後陸續得到解放並參加了各級革命委員會工作或被分配其它工作、或等待分配工作。對於這項工作，當時，中央沒有統一要求，也沒有明確的政策。中央一、二、三辦即中央專案組的審查對象，中組部無權過問；各省、市的審查對象，由各省、市自己管。其省部級幹部呈中組部業務組報中央審批。中直機關的部委領導幹部及在部委審查解放的省、市級幹部報中央請求解放的或中央批辦的，經中組部業務組討論上報中央審查。我隻能管中組部、中監委兩個機關在清隊中查出有問題而又未列入中央專案的對象，在機關業務組研究解放意見，報中央審批。
我說這些是想說明：解放老幹部，不是中組部一家說了就算的，需要各方麵做工作。如解放寧夏楊靜仁同誌的問題，寧夏的同誌幾次來北京，我都找他談過，還專門派郗漢生同誌到寧夏去找主要負責同誌談，他每次回答都是“解放楊靜仁，寧夏人民不答應”。我們黨有嚴格的組織原則，寧夏不上報，中組部根據什麽報中央，中央又根據什麽批呢？
中央組織部原有八位正、副部長（不含趙漢副部長，他在我來之前一年多就被迫自殺了）。其中安子文、李楚離、喬明甫、帥孟奇、陳野蘋副部長等5人由中央審查（安、李、喬的問題，中央早在1966年通報全國的61個叛徒中已經定性）。曾滌、楊以希、李步新等3位副部長在我到中組部前都靠邊站了。我到中組部後做了大量工作後都解放了，而且安排了工作。曾滌參加“五·七”幹校領導小組；楊以希開始對他的問題看得過重，後經研究改為有錯誤解放後回四川分配工作；李步新結合為部裏領導小組成員、任副部長。中監委在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就撤消了，原中監委領導人員除中央專案組的人外，有的離休養老，有的改行分配做別的工作，有的病故，如吳慨之、錢英、吳雲甫、王維舟。機關人員即陸續分配了工作。
1973年7月X日，中央辦公廳汪東興主任電話通知說：你看中直機關有哪些幹部可以解放，準備一下到中央來匯報。接到電話後，我即找高奇同誌（機關幹部）把中直機關可以解放的幹部找各單位軍代表了解一下情況，搞個材料，研究一下，準備向中央匯報。凡是沒有曆史問題的就可以解放，曆史上有點小問題的也可以解放，如團中央候補書記王昭華、全總的錢俊瑞，等等。這次我們把中直機關40多名部級幹部都列到了解放的名單中。
1973年7月27日下午，中央辦公廳通知：今晚七時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讓你到會並匯報中直機關解放幹部問題。我在會上匯報中直機關可解放的部委級幹部，大體有40多名。這40多名幹部中，除兩名是中央通知61個叛徒中的人外，其餘我們建議都可以解放。在具體匯報中，當匯報到團中央候補書記王昭華同誌，過去在學校讀書向國民黨當局匯報過一個學生的問題，但屬小的曆史問題可以解放時，張春橋堅決不同意解放王昭華同誌，他說：應定為變節行為。我再三說明是一點小問題，說清楚了不給處分，應解放。但張春橋堅決不同意。
12、籌備並參加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1973年上半年，中央籌備第十次黨代表大會，紀登奎同誌要我提個籌備工作小組名單，報中央批準。我提出的小組名單有周啟才、孫中範、總政的田維新副主任，我為組長。主要職責是會務、起草代表名額分配方案、接待、安置代表住地等。這個籌備工作小組名單，呈紀登奎同誌報中央批準後，即展開工作。十大中委、候補中委候選人名單是在九大中委、候補中委基礎上提出的，具體到各單位來說，有增有減，減的是林彪一夥及其與林彪事件有牽連而問題比較嚴重的，增的是解放出來的一些老同誌，如鄧小平、李井泉、王稼祥、譚震林、葉飛……等。還有些年青的同誌，如河南柳忠陽、北京高淑蘭、馬小六，雲南朱克家，上海祝家耀、孫國權等。軍隊新增的由田維新同誌代表總政提出。增減的候選人名單由各省、市、中直國家機關及軍隊分別提出後，經籌備工作小組收集匯總，送紀登奎同誌審閱後，送王洪文審閱。再送周恩來同誌最後審閱並批交中央討論。
有一次，周恩來同誌找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許世友、鄧小平等討論修改黨章。許世友提出修改意見，張春橋反駁。許世友把眼睛一瞪，說：“你是幹什麽的，打斷我的發言。”
1973年8月24日至29日，黨的十大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有1249人。毛主席主持大會，周總理作政治報告，王洪文作修改黨章報告。大會進入選舉議程時，王洪文代表毛主席投票，選出中央委員195名、候補中央委員124名。我當選為中央委員。8月30日召開一中全會，選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為副主席。全會前，周恩來同誌召集會議，討論黨的副主席候選人，當提到王洪文為候選人時，許世友同誌反對，他提議江青作候選人，會上為此爭吵起來。開始我在京西賓館二樓會議室有事不在場，田維新同誌派人把我找回來聽會，這時會上還在爭吵。後經周恩來同誌作工作，留王洪文作候選人，爭吵才算結束。
13、竭力完成了中央領導賦予的解放老幹部工作
葉劍英同誌說：老幹部“過橋真費力，感謝牽騾人”。解放老幹部是中組部一項重大工作，為此，我盡職盡責，除解放中組部、中監委幹部（不含中央早已定性的幹部）外，還完成了中央領導交辦的解放老幹部工作。
有一批被打倒的幹部在九大以後陸續得到解放並參加了各級革命委員會工作或被分配其它工作、或等待分配工作。對於這項工作，當時，中央沒有統一要求，也沒有明確的政策。中央一、二、三辦即中央專案組的審查對象，中組部無權過問；各省、市的審查對象，由各省、市自己管。其省部級幹部呈中組部業務組報中央審批。中直機關的部委領導幹部及在部委審查解放的省、市級幹部報中央請求解放的或中央批辦的，經中組部業務組討論上報中央審查。我隻能管中組部、中監委兩個機關在清隊中查出有問題而又未列入中央專案的對象，在機關業務組研究解放意見，報中央審批。
我說這些是想說明：解放老幹部，不是中組部一家說了就算的，需要各方麵做工作。如解放寧夏楊靜仁同誌的問題，寧夏的同誌幾次來北京，我都找他談過，還專門派郗漢生同誌到寧夏去找主要負責同誌談，他每次回答都是“解放楊靜仁，寧夏人民不答應”。我們黨有嚴格的組織原則，寧夏不上報，中組部根據什麽報中央，中央又根據什麽批呢？
中央組織部原有八位正、副部長（不含趙漢副部長，他在我來之前一年多就被迫自殺了）。其中安子文、李楚離、喬明甫、帥孟奇、陳野蘋副部長等5人由中央審查（安、李、喬的問題，中央早在1966年通報全國的61個叛徒中已經定性）。曾滌、楊以希、李步新等3位副部長在我到中組部前都靠邊站了。我到中組部後做了大量工作後都解放了，而且安排了工作。曾滌參加“五·七”幹校領導小組；楊以希開始對他的問題看得過重，後經研究改為有錯誤解放後回四川分配工作；李步新結合為部裏領導小組成員、任副部長。中監委在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就撤消了，原中監委領導人員除中央專案組的人外，有的離休養老，有的改行分配做別的工作，有的病故，如吳慨之、錢英、吳雲甫、王維舟。機關人員即陸續分配了工作。
1973年7月X日，中央辦公廳汪東興主任電話通知說：你看中直機關有哪些幹部可以解放，準備一下到中央來匯報。接到電話後，我即找高奇同誌（機關幹部）把中直機關可以解放的幹部找各單位軍代表了解一下情況，搞個材料，研究一下，準備向中央匯報。凡是沒有曆史問題的就可以解放，曆史上有點小問題的也可以解放，如團中央候補書記王昭華、全總的錢俊瑞，等等。這次我們把中直機關40多名部級幹部都列到了解放的名單中。
1973年7月27日下午，中央辦公廳通知：今晚七時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讓你到會並匯報中直機關解放幹部問題。我在會上匯報中直機關可解放的部委級幹部，大體有40多名。這40多名幹部中，除兩名是中央通知61個叛徒中的人外，其餘我們建議都可以解放。在具體匯報中，當匯報到團中央候補書記王昭華同誌，過去在學校讀書向國民黨當局匯報過一個學生的問題，但屬小的曆史問題可以解放時，張春橋堅決不同意解放王昭華同誌，他說：應定為變節行為。我再三說明是一點小問題，說清楚了不給處分，應解放。但張春橋堅決不同意。
僵持不下。這時葉劍英同誌站起來在會議室踱了幾步，出口成章賦詩一首：一匹複一匹，過橋真費力，感謝拉騾人，驅馱赴前敵。這樣政治局讓我找團中央再議一議。當匯報到全國婦聯書記羅瓊同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貼大字報反蔡暢、鄧穎超已作了檢討可以解放時，有的同誌講婦聯的軍代表是誰，看來他們太右傾了。因此，羅瓊同誌也未能解放。當匯報到譚震林同誌在抗戰開始時帶一個手槍班去新四軍，路經某地被國民黨軍隊繳了槍，經交涉又把槍要了回來，可以解放時，江青起來大喊“打倒譚震林”的口號。因此，周總理指示把這一情況弄清楚再解放。
接著，中央專案組的範化民、楊世榮，國務院政工組的吳慶彤同誌他們匯報情況。吳慶彤同誌在會上匯報了國務院正、副部長的問題，共有20多名，有嚴重問題的定性處理，沒有問題的即解放、使用。對原衛生部長錢信忠的解放，對二機部劉傑叛徒的結論意見，對衛生部賀彪問題的結論意見等，會上原則同意他們的匯報。但周恩來同誌指示：國務院政工組的吳慶彤、賈魯峰同誌會同中組部、公安部研究一下再定。
接著，中央專案組的範化民、楊世榮，國務院政工組的吳慶彤同誌他們匯報情況。吳慶彤同誌在會上匯報了國務院正、副部長的問題，共有20多名，有嚴重問題的定性處理，沒有問題的即解放、使用。對原衛生部長錢信忠的解放，對二機部劉傑叛徒的結論意見，對衛生部賀彪問題的結論意見等，會上原則同意他們的匯報。但周恩來同誌指示：國務院政工組的吳慶彤、賈魯峰同誌會同中組部、公安部研究一下再定。
會後，中組部鄭屏年、公安部李震、國務院吳慶彤、賈魯峰一起經幾次研究後，賈即要求中組部通知有關單位，向他們說明對這些人的審查結論，處理意見中央已經批準。但我考慮吳、賈、鄭等人研究後尚未報告周總理，不宜通知。事實證明不通知是正確的。外交部幹部的解放，康生不叫管。他說外事幹部中組部不要管。當然，總理批了叫管的，李先念批示叫管的，我就一定去辦，而且力爭辦好。省、市、自治區報的要解放的幹部，經中央批給中組部辦的，也要竭盡全力辦好。如：
程子華，他在西南局對李井泉同誌是有錯誤的，但鑒於他檢討認識了錯誤，又無其它問題，所以，收到四川對程的審查報告後，我即寫報告呈報中央給予解放。
舒同，陝西省委書記。陝西省委在審查報告中說：他在白區蔣介石軍隊當過幫寫（文書之類），少尉軍銜。我們看後，認為這個曆史問題不大，又是搞文書工作，對黨沒什麽傷害，提議不給處分，報中央審批。周總理看後，在報告上批示應給處分。我們再次報總理，還是不給處分好，總理同意了。
賀龍元帥的複查。賀龍同誌是中央專案組二辦（軍隊）審查的。關於蔣介石派人到根據地去策反賀龍的問題，二辦給賀龍定了性，上報中央。周總理看後，指示中組部核查。我們按照總理的指示，全麵複查了賀龍的材料，發現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材料二辦沒用。據說用了怕領導批評二辦右傾，為賀龍說話。這份材料是從敵偽檔案中查出的，是蔣介石對派去策反賀龍被賀龍槍決了的那個人的嘉獎令。憑這份材料就足以證明賀龍同誌立場堅定、敵我界線分明，根本談不上叛徒。中央根據我們的報告，還給了賀龍同誌一個清白。在賀龍同誌追悼會上周總理講了話並指示我要錄音，見報。
呂正操同誌的解放。紀登奎同誌說：他聽過專案組的匯報，說呂正操一是反毛主席，根據是他曾經講過在延安有人罵毛主席，二是在華北抗戰初期，國民黨鹿鍾麟給呂正操的委任狀。紀登奎同誌要求中組部對呂的問題進行複查。我們按照紀登奎同誌的要求，對呂正操同誌的問題一一進行了研究、複查。複查後認為：關於罵毛主席的問題不能成立，因為毛主席在延安為罵他的問題還表揚過老百姓，那時我們征稅太重了，老百姓不滿意。關於委任狀的問題，那是因為與國民黨搞統一戰線，晉察冀軍區聶榮臻同誌也知道。我們把複查情況報告了中央，中央很快就批準解放了呂正操同誌。
胡喬木同誌，八屆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文革”期間，胡喬木同誌雖未隔離監護，但一直因曆史疑點而靠邊站，受“背靠背”審查。1971年春，中組部接到周總理批件，是中央專案組對胡進行了長時間“背靠背”審查後，擬同本人當麵核實問題，又不願以專案組的名義出現，便報請總理批準，由中組部協助並以中組部名義同其麵談。我派軍代表馬軍同誌去參與此事。主要疑點是所謂1933年被捕並暴露身份問題。與本人見麵後，胡斷然否認他曆史上有被捕問題。馬軍在接觸專案組的調查材料中，發現以前專案組與造反派的調查有逼供信問題，材料不可靠。既然要我們參與此事的查證，我們就要做負責的調查核實工作。經協商，中組部與專案組共同赴蘇北鹽城進行聯合調查。這次調查不讓造反派參加。經向原來供述胡於1933年在鹽城被捕向敵人暴露了身份的人反複交代政策，允許他說真話，該人終於打消了顧慮，推翻了原來的口供，否認胡有被捕一事。基於上述情況，自然應解除懷疑。雙方一致認為胡喬木同誌所謂被捕叛變問題應予否定。
程子華，他在西南局對李井泉同誌是有錯誤的，但鑒於他檢討認識了錯誤，又無其它問題，所以，收到四川對程的審查報告後，我即寫報告呈報中央給予解放。
舒同，陝西省委書記。陝西省委在審查報告中說：他在白區蔣介石軍隊當過幫寫（文書之類），少尉軍銜。我們看後，認為這個曆史問題不大，又是搞文書工作，對黨沒什麽傷害，提議不給處分，報中央審批。周總理看後，在報告上批示應給處分。我們再次報總理，還是不給處分好，總理同意了。
賀龍元帥的複查。賀龍同誌是中央專案組二辦（軍隊）審查的。關於蔣介石派人到根據地去策反賀龍的問題，二辦給賀龍定了性，上報中央。周總理看後，指示中組部核查。我們按照總理的指示，全麵複查了賀龍的材料，發現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材料二辦沒用。據說用了怕領導批評二辦右傾，為賀龍說話。這份材料是從敵偽檔案中查出的，是蔣介石對派去策反賀龍被賀龍槍決了的那個人的嘉獎令。憑這份材料就足以證明賀龍同誌立場堅定、敵我界線分明，根本談不上叛徒。中央根據我們的報告，還給了賀龍同誌一個清白。在賀龍同誌追悼會上周總理講了話並指示我要錄音，見報。
呂正操同誌的解放。紀登奎同誌說：他聽過專案組的匯報，說呂正操一是反毛主席，根據是他曾經講過在延安有人罵毛主席，二是在華北抗戰初期，國民黨鹿鍾麟給呂正操的委任狀。紀登奎同誌要求中組部對呂的問題進行複查。我們按照紀登奎同誌的要求，對呂正操同誌的問題一一進行了研究、複查。複查後認為：關於罵毛主席的問題不能成立，因為毛主席在延安為罵他的問題還表揚過老百姓，那時我們征稅太重了，老百姓不滿意。關於委任狀的問題，那是因為與國民黨搞統一戰線，晉察冀軍區聶榮臻同誌也知道。我們把複查情況報告了中央，中央很快就批準解放了呂正操同誌。
胡喬木同誌，八屆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文革”期間，胡喬木同誌雖未隔離監護，但一直因曆史疑點而靠邊站，受“背靠背”審查。1971年春，中組部接到周總理批件，是中央專案組對胡進行了長時間“背靠背”審查後，擬同本人當麵核實問題，又不願以專案組的名義出現，便報請總理批準，由中組部協助並以中組部名義同其麵談。我派軍代表馬軍同誌去參與此事。主要疑點是所謂1933年被捕並暴露身份問題。與本人見麵後，胡斷然否認他曆史上有被捕問題。馬軍在接觸專案組的調查材料中，發現以前專案組與造反派的調查有逼供信問題，材料不可靠。既然要我們參與此事的查證，我們就要做負責的調查核實工作。經協商，中組部與專案組共同赴蘇北鹽城進行聯合調查。這次調查不讓造反派參加。經向原來供述胡於1933年在鹽城被捕向敵人暴露了身份的人反複交代政策，允許他說真話，該人終於打消了顧慮，推翻了原來的口供，否認胡有被捕一事。基於上述情況，自然應解除懷疑。雙方一致認為胡喬木同誌所謂被捕叛變問題應予否定。
中組部照此向總理、中央寫了報告，得到了中央的批準，胡喬木同誌終於得以昭雪，出來工作。張愛萍同誌，總參副總參謀長；黃新亭，成都軍區司令員。張、黃是軍隊審查的，因為軍隊中某些人長期揪著不放，總理批給中組部審查處理。我們接過來後，立即組織審閱，從軍隊專案組調來對他倆的審查材料，進行分析核實，認為張、黃二人都無曆史問題，在工作中雖有某些問題，也定不了什麽。我們即寫報告提議解放，送總理、中央後，很快就批下來解放了張、黃二位。
穀牧同誌，曾因天津市一名特務姓名與穀牧曾用過的名字相同，在運動中被他們單位審查，久拖不決。周總理批給中組部調查。經我們查證穀牧曆史清白，天津市那個特務隻是與穀牧曾用的姓名相同，與穀牧無任何關係。據此我們報請總理、中央予以解放。
在第一批解放分配工作的幹部中，還有李井泉、張承先、權星坦、張平化、黃歐東、楊春甫、霍士廉、季大章、趙紫陽、邵井蛙……等等，經中組部審查報請總理、中央後，幾乎都批準解放，安排工作了。
14、協助廣播事業局舉辦批林整風學習班
1974年1月，中央決定舉辦廣播事業局批林整風學習班。領導小組成員有天津王曼恬（女）、廣播局副局長王壽任、中聯部一年青幹部李XX。這幾個人都是中央確定的小組成員。有一天晚上，紀登奎同誌和王洪文找我到人大會堂福建廳，讓我也參加領導小組工作，協助廣播事業局搞幾個月批林整風學習班。任務是清理與林彪有牽連的事。學習班學員有：廣播事業局軍代表劉XX（蘭州軍區派出的），戴征遠同誌（後勤學院教研室副主任），他在學習班檢查中有兩個錯誤，一是把廣播事業局從西德買的錄音機，送給了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一部；二是批準布置安東尼奧尼拍攝電影《中國》。這片子很壞，醜化中國。學習班結束後，處理了幾個人，給戴征遠同誌黨內警告處分，退回部隊，還處理了幾個造反派頭頭。事後證明，領導批林整風學習班工作是正確的。健全了廣播事業局領導班子，調新華社副社長鄧崗任廣播事業局局長，王壽仁、董林同誌任副局長。
15、組織中組部開展批林整風運動
1974年1月25日，周總理召開中直、國家機關幹部大會。會上，周總理說：我們落後了一步，三總部及軍委直屬單位都開大會了，我們要積極行動起來，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接著，謝靜宜、遲群作典型發言。會後，各單位即開展批林批孔，批什麽興滅國，舉逸民，評法批儒，什麽儒家法家……等等。
中組部也按布置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有些人給我貼大字報，說我是黃永勝派來的，給黃永勝送大米、給林立果選妃子……等。為此，我曾向提意見的人保證：你們先去查，如果查出我有這些問題，你們可以把我弄去戴高帽子、遊街。後經調查，我根本沒幹過這種事，也不知道這種事。陳錫聯同誌也證明，郭玉峰沒辦過這些事。後來，機關有人給我貼大字報，說我緊跟周總理，對陳伯達專案情況隻報告周總理，不報告康生同誌，對康生搞封鎖……。當時，我給負責中組部運動的張雲明同誌說：陳伯達專案情況，我向總理報告是對的，請示總理也是對的。他們給我貼大字報、提意見都行，但不能給總理貼大字報，不能反總理，讓他好好掌握這一情況。不久，空軍掀起了一股反李德生的風，貼了不少大字報。這時，有人就把我往李德生一邊推，給我貼大字報，批我緊跟李德生同誌。但事實終究是事實，造謠經不起實踐檢驗，不久就煙消雲散、真相大白了。
16、為黨中央、毛主席解決與林彪事件有牽連人的問題準備材料
1974年5月初，紀登奎同誌通知我說：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後，各大軍區在批林整風運動中，揭發出有的領導同誌與林彪事件有牽連。中央準備開會，解決這個問題。王洪文副主席叫你選幾個準備材料的人。先搞個名單送去審批。我按紀登奎同誌通知精神，從中組部選了高慈民、李麟章，中央專案組王誌民，中央辦公廳魏金木、李鑫、周啟才、王天增、江海濤等8位同誌。
5月10日，王洪文在釣魚台二樓召集上述同誌開會。王洪文說：毛主席要看廣州軍區司令丁盛、劉興元、任思忠，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政委杜平等幾個同誌與林彪有關的事。中央準備開會解決這個問題，你們先準備材料印呈毛主席。郭玉峰是小組召集人、抓總。辦公地點在釣魚台二樓（後搬到三樓）。會後，我根據王洪文的要求，召集小組人員研究了整理材料的方法步驟、材料來源、人員分工、具體要求等事宜。第一步看材料，第二步整理、研究上報。材料來源：一是廣州軍區黨委上報的批林批孔材料；二是福建“四聯會”（即省委、省革委、省軍區、福州軍區黨委聯席批林批孔會議）上報的材料；三是林彪專案組、中央辦公廳送來的材料；四是個別單位、個人揭發送來的材料。人員分工：王誌民、王天增、魏金木三同誌整理丁盛、劉興元、任思忠、許世友、杜平等同誌的材料；高慈民、李麟章同誌整理韓先楚同誌的材料；李鑫、周啟才參加定稿研究。具體要求是：整理材料時，隻摘錄材料，作客觀反映，不加觀點，不加評語、斷語。對摘錄的材料不負責核實，材料的真實程度由上報單位負責。
每個人的材料采取一事一摘的辦法整理，每整理出一份小組即研究一份。研究時，由整理材料的同誌匯報這個材料是根據那份報告整理、摘抄的、有無誇大或遺漏事實、能否反映報告單位揭露的問題。每研究一份即印清樣送王洪文閱，然後呈送毛主席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各一份。
在整理材料過程中，王洪文轉來一份有關李偉信（9·13叛逃未遂）與田普（許世友愛人）來往的材料，因為他未叫整理，所以我們也就隻看看就退給他了。整理材料工作，大約在7月中旬就結束了，可王洪文說：給每個人整理一份綜合的。我說：沒法整。也就沒有整理了。
9月份，中央在京西賓館召開會議，由各大軍區司令、政委，各省省委第一書記參加，解決大軍區領導與林彪有牽連的人和事。會前，中央領導同誌根據整理的材料分頭找他們個別談話。紀登奎同誌為了弄清材料，事先找材料組的同誌進行了研究，然後才找韓先楚談話。鄧小平同誌找許世友、杜平談話。許、杜的材料不多，有的材料是杜平給林彪的工作報告，是正常的工作關係。葉劍英找丁盛、劉興元談話。第一天的會，第一個人發言、檢查完了就通過了，第二個人即接著發言，會開得很順利。毛主席看了第一天的會議簡報後批示：會上，個人檢查其他同誌不要插話，發言結束還要鼓掌。還說：整理的那些材料我都看了，還是那些老問題，沒有新內容。會議結束後，毛主席說：這個會議開得很好，對有牽連的人和事，個人作了檢查，提高了認識，清理了自己，放下包袱，輕裝前進。
17、派工作組赴浙江進行整黨試點工作
1974年下半年，浙江省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王洪文出麵，指定造反派頭頭張永生、賀賢春、翁鶴森列席省委常委會，控製了“批林批孔”的領導權。先是狠批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搞複辟回潮，把領導權抓到手，接著就借機大搞“雙突”，突擊入黨，突擊提幹。全省不到3個月，突擊發展黨員3萬6千多人，突擊提幹約9千人。兩派的派性鬥爭也大肆發作起來，使一些工廠停工、停產，形勢非常緊張，把浙江搞得很亂。
1975年2月，毛主席了解到浙江在批林批孔中出現的問題，特別是“雙突”問題，即決心要解決浙江的問題。在中央解決浙江問題之前，我派人去浙江調查。調查證明：張永生一派派性發作，使杭棉等工廠停工、停產；大搞“雙突”，搞什麽法家黨、儒家黨，把共產黨員分為法家黨員、儒家黨員，倒退到了兩千多年前的封建社會；反譚啟龍也是錯誤的。我們把調查情況寫出報告呈報給中央。鄧小平同誌對我說：你們的調查報告不錯，可有人不滿意啊（意指王洪文，因為他是支持省聯總張永生等人的）！後來，中央確定浙江作為整黨試點，由中組部、國務院有關部委組成工作組，赴浙江幫助省委進行整黨。我派王英、袁木等幾位同誌參加。不久，鄧小平同誌約談紀登奎同誌，問他：浙江的問題怎麽解決？紀登奎同誌回答說有兩條：一是不能把中央內部的矛盾暴露在社會上；二是要保譚啟龍，不然又會層層揪領導幹部。重點是解決幾個造反派頭頭的問題。
解決浙江問題的方針確定以後，王洪文、紀登奎同誌和我一起赴浙江，在工作組先期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召開了省委常委會、省委工作會議。在會上，大批了資產階級派性，嚴肅處理了違法亂紀的張永生等造反派頭頭。接著，就叫袁木、王英同誌進住杭絲聯整頓。經幾個月的整頓，消除了派性，形勢好轉，杭棉二廠、齒輪箱廠等單位恢複了生產。此後，紀登奎同誌讓工作組，會同浙江省委起草了《關於正確處理突擊發展的黨員和突擊提拔的幹部的請示報告》。並於7月15日乘專機回北京向周總理作了匯報。總理聽後十分高興，讓紀登奎同誌迅速報告小平同誌。當晚，鄧小平同誌主持政治局會議，聽取紀登奎同誌關於解決浙江問題的匯報，同意將浙江解決“雙突”的文件轉發全黨。文件於7月16日報送毛主席，毛主席當天就批準了這個文件。7月17日，黨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1975）16號文件，轉發浙江省委《關於正確處理突擊發展的黨員和突擊提拔的幹部的請示報告》。中央16號文件下發後，揭開了全國整黨工作的序幕。不少單位即開始整黨試點工作。
18、組織籌備工作小組，準備召開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
黨的十大閉幕不久，中央決定籌備四屆人大工作。中央政治局由紀登奎、華國鋒、烏蘭夫、陳錫聯、吳德同誌組成中央組織工作小組，負責四屆人大代表選舉和人大常委的推薦工作。為了協調各方麵的工作，中央決定由黨、政、軍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參與組織工作小組的具體工作。紀登奎同誌指示，要我搞個籌備工作小組，先提個名單和工作任務報中央審批。我提出報中央審批的名單有：國務院吳慶彤，統戰部李金德、童小鵬，中辦周啟才及總政治部魏伯亭，中組部是我。我負責牽頭。具體工作人員由有關單位抽調，中組部孫中範、李麟章，國務院範民新、朱雨滋，總政李漢榮，統戰部沙裏。下分秘書組、人事組、會務組。值班室設在中南海武成殿。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有序地進行。73年11月，突然發生公安部部長李震自殺事件，中央決定籌備工作暫停進行。
1974年10月，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繼續進行，值班室設在紫光閣。籌備小組在中央四屆人大工作小組領導下工作。對人大代表名額、審查等工作由紀登奎同誌掌握審閱後報中央審批；政府工作報告由劉西堯等同誌負責起草，由總理直接掌握審閱，經中央討論議定。對四屆人大常委候選人名單中央政治局在討論時，爭論十分激列，討論多次都定不下來。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四人幫”堅持各省造反派頭頭和批林批孔運動中的代表人物進人大常委會；而組織工作小組的中央領導同誌在前一段解決“老大難”問題時發現，各地出現的混亂局麵都是由“四人幫”支持的造反派頭頭煽動起來的。因此，中央領導同誌多次研究，想盡辦法找理由反對造反派頭頭安排做人大常委，有的人選是幾上幾下通不過。爭論的另一個焦點是：周總理和組織工作小組的中央領導同誌主張安排一些老幹部進人大常委會。經過周總理等中央領導同誌的努力，一些解放不久在國慶節前後剛剛見報的老幹部和知識界代表人物被安排做人大常委候選人，如呂正操、梁必業、陳再道等。最後，周總理抱病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四屆人大常委會委員候選人名單。
在毛主席已經明確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務院總理以及主要的副委員長、副總理名單的基礎上，按照毛主席關於“其它人事安排由周恩來主持商定”的指示，從1974年11月開始醞釀人事安排問題。周總理在動了大手術之後，不顧自己極其衰弱的身體狀況，在305醫院的病房裏連續同中央政治局同誌分別談話，醞釀協商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12月21日，周總理親筆擬定的《擬提四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名單方案》，在毛主席已經確定“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為副總理，人大常務委員長朱德，董必武、宋慶齡為副委員長的基礎上，經過反複征求並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意見，提出了其他副總理、副委員長人選的初步名單。
方案中副委員長有：康生、劉伯承、吳德、賽福鼎·艾則孜、郭沫若、張鼎丞、蔡暢、烏蘭夫、阿沛·阿旺晉美、周建人、許德珩、胡厥文或榮毅仁、李素文、謝靜宜。副總理有：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王震、餘秋裏、穀牧、喬冠華、方毅。另外，對陳雲、徐向前、聶榮臻、韋國清、譚震林、李井泉等老革命如何安排，周總理設想國務院設顧問，還是作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需請示毛主席決定。
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應當說這是一個比較周到、各方麵比較容易接受的方案，一方麵總理想通過四屆人大盡可能地使一批老革命在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得到妥善安排，另一方麵也體現了老中青相結合的原則，盡量體現毛主席當時對人事安排的意圖。
至於人大常委委員的候選人名單，總理、紀登奎同誌叫我們籌備小組提出意見。具體作法是：國務院由國務院政工組和吳慶彤同誌提出交國務院研究，報周總理審閱後提出；中直、各省市由中組部與各省、市商量後提出；各民主黨派由統戰部李金德、童小鵬提出；軍隊由總政魏伯亭提出。籌備小組把以上各單位報上來的名單綜合起來，與紀登奎同誌研究後，由我到政治局匯報。在匯報中，當我匯報到呂正操、譚震霖、李井泉、烏蘭夫、伍修權、羅青長等同誌時，張春橋發火了，他質問我說：你們為什麽選那麽多老的？我回答說：這些老同誌應該妥善安排工作；有些年歲大了，不做具體工作，可以做些重大的原則性工作；另外，按老中青三結合原則，也應該安排他們適當工作。後經其他政治局領導的積極努力，總算通過了。1974年12月23日，周總理撐著重病的身子，前往長沙向毛主席匯報四屆人大準備工作情況。
從12月23日至27日，毛主席在長沙聽取了周總理、王洪文有關四屆人大準備工作情況的匯報，同他們進行了四次重要的談話，並且確定了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至此，毛主席和周總理在長沙做出的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決策，對於挫敗“四人幫”的“組閣”陰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為建立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新一屆國務院領導班子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12月27日，周總理帶著“人事安排方案”回到北京。12月28日召開有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鄧小平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如何貫徹毛主席幾次談話的問題。
12月29日，周總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主席幾次談話內容，並將經過毛主席調整同意後的四屆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印發中央政治局。
周總理從長沙回京後對紀登奎同誌說：上海、北京、東北都有人選了。他們兩人商量江蘇董加耕是個人選。紀登奎同誌就通知我，讓我派人到南京把董接到北京。董到北京後，紀登奎、吳德和我一起與董談了話。董是全國知名的返鄉務農典型，事跡感人，受到過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接見，本來是個合適的人選。但在談話中了解到他是反許世友一派的，這本來不算什麽問題，但在當時曆史條件下就成為一個問題。紀登奎同誌把談話情況向周總理作了匯報。總理為慎重起見，就沒有安排董加耕作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選，讓他作了人大常委。
孫健當國務院副總理是在十屆二中全會期間決定的。1975年1月7日上午，十屆二中全會報到，紀登奎同誌通知我去京西賓館，找天津市委書記解學恭，說明中央讓天津市委推薦一名有一定領導經驗的年青幹部作國務院副總理人選。我告訴解學恭同誌後，解當即召集天津的中央委員開會，並電話同天津的主要領導交換意見，市委一致同意推薦孫健，並且當天就把孫的檔案材料送給了我，我即就轉呈紀登奎並周總理。孫健是天津內燃機廠工人，從學徒工幹起，當過班組長、車間主任、廠團委副書記、廠武裝部副部長、廠黨委書記、廠革委會副主任。1970年以後任天津一機局革委會副主任、天津市生產指揮部副主任、市委常委，當時任天津市委主管工業的副書記、十屆中央候補委員。周總理看了簡曆，同意將孫健作為副總理人選。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並經毛主席批準，直接列入提交二中全會討論的國院副總理人選建議名單。
1975年1月3日，周總理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十屆二中全會的各項準備工作。1月4日，周總理和王洪文聯名向毛主席報告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情況，並報去調整後的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名單，這個名單經毛主席批準後，提交十屆二中全會討論。
1月8日至10日，周總理主持召開了十屆二中全會。全會討論了四屆人大的各項準備工作，討論通過了提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和《政府工作報告》；討論通過了提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和任命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候選人名單》、《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委員會主任人選名單》等四個名單。討論通過了《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公報》。周總理在1月10日二中全會閉幕式上，傳達了毛主席再次強調“還是安定團結為好”的指示。
1月11日，紀登奎同誌在紫光閣召開了最後一次組織工作會議，對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做了總結，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距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十年之久，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終於在1975年1月13日開幕了。
19、代中央起草整黨工作指示文件
1975年8月，鄧小平同誌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專門聽取了浙江、河南解決“雙突”問題的匯報。鄧小平同誌聽了匯報後提出：“各方麵都要整頓，但整黨是整頓的核心。而整黨首先是要解決領導班子問題。浙江、河南已經取得整黨的初步經驗，建議中組部代中央起草一個整黨的決定。”
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8月24日紀登奎同誌召集中組部的正、副部長及組織組負責人孫中範、調研組負責人王英開會。會上，除了傳達鄧小平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見外，還說：“‘雙突’造成黨組織的嚴重不純，有些‘反潮流分子’，實際上是一批流氓無產者，有的是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分子，他們掌握了一部分領導權。這個情況不僅浙江有，河南有，福建有，江西有，在全國怎麽樣我不太清楚。這次浙江問題解決了，取得了一點經驗。中央決定全國今冬明春把黨整頓一下。中組部要在國慶節前進一步做些調查研究，代中央起草一個整黨的文件。”
根據中央和紀登奎同誌的意見，我在9月中旬召開了雲南、福建、四川、湖北等六個省委組織部負責人會議，並派出三個工作組赴貴州、吉林、寧夏三個省區進行調查研究。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開始起草《關於整黨問題的匯報提綱》和《整黨問題參閱材料》，並著手組織力量起草《整黨工作指示》。紀登奎同誌看了我們送去的材料，不很滿意。10月20日他再次召集我們幾個人開會，強調：“中央交給中組部辦的事情很多，但要抓住主要的，不能黨不管黨，要把黨管起來。當前中組部的重點工作就是抓好整黨工作。原定召開省委書記會議討論整黨問題，現在開不成了。你們現在要抓緊時間了解全國情況，向中央寫出報告。”紀登奎同誌還對我們代中央起草的《整黨工作指示》草稿逐條逐條地提出了修改意見。
我們起草的《整黨工作指示》草稿的主要精神是：第一，消除派性，增強黨性是思想整純的重點。“批林批孔”以來，各地幫派力量猖狂，拉山頭，搞串連，違法亂紀，以派壓黨，派性高於一切。這次整黨就是要消除派性，講黨性，講紀律，講團結，恢複黨的傳統作風。第二，徹底糾正違反黨章規定的“雙突”問題。文件明確規定，對突擊發展的黨員，都要經過一年的實踐考察，具備黨員條件的重新辦理入黨手續，不具備條件的除名，對混入黨內的壞人堅決清除出黨；對突擊提拔的幹部，一律要回到“批林批孔”以前的原單位、原崗位。第三，調整領導班子，選拔黨性強，敢抓工作的領導幹部進班子。
遺憾的是，當我們正在根據紀登奎同誌的意見修改這個整黨文件時，形勢就發生了急驟的變化。1975年11月，毛澤東批評劉冰寫給他的一封信，開始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11月下旬，中央召開了打招呼會議，傳達了毛澤東審閱批準的《（打招呼）講話要點》。這時，由於對中央的精神吃不準，這個文件的修改工作也隻好停下來。1975年底至1976年初，中組部直接抓的浙江、河南幾個整黨試點單位開始亂了起來，一些幫派分子乘機來京上訪，說整黨打擊了新生力量，要翻整黨的案。浙江的一些幫派分子在中組部院內圍攻靜坐數日，鬧得我們中組部晝夜不得安寧。無奈之下我請示紀登奎同誌，他明確答複：“整黨沒有錯，不要理他們，要沉住氣，動員他們回去。”當時，河南洛陽軸承廠的整黨試點尚未結束，就進行不下去了，中組部派的工作組也隻好撤回。
特別是1976年1月，一位知名人士給毛主席寫信，為浙江的幫派頭頭張永生申訴，說整黨冤枉了他，為他叫苦，說他如何困難，病得厲害等等。毛主席在這封信上批示：“對張安排好生活，生活困難要給補助。”說實在的，我們中組部幾個參加整黨的同誌都想不通，一致認為整黨是正確的，處理張永生沒有錯。但是，毛主席的指示必須照辦。我們反複研究後決定，還是不能給張永生平反，既然有病，決定把他安排在天津一個醫院治療。“四人幫”對我們中組部的作法大為不滿，直接插手把張永生接到北京。江青、王洪文接見了他，讓他揭發紀登奎、譚啟龍同誌。
穀牧同誌，曾因天津市一名特務姓名與穀牧曾用過的名字相同，在運動中被他們單位審查，久拖不決。周總理批給中組部調查。經我們查證穀牧曆史清白，天津市那個特務隻是與穀牧曾用的姓名相同，與穀牧無任何關係。據此我們報請總理、中央予以解放。
在第一批解放分配工作的幹部中，還有李井泉、張承先、權星坦、張平化、黃歐東、楊春甫、霍士廉、季大章、趙紫陽、邵井蛙……等等，經中組部審查報請總理、中央後，幾乎都批準解放，安排工作了。
14、協助廣播事業局舉辦批林整風學習班
1974年1月，中央決定舉辦廣播事業局批林整風學習班。領導小組成員有天津王曼恬（女）、廣播局副局長王壽任、中聯部一年青幹部李XX。這幾個人都是中央確定的小組成員。有一天晚上，紀登奎同誌和王洪文找我到人大會堂福建廳，讓我也參加領導小組工作，協助廣播事業局搞幾個月批林整風學習班。任務是清理與林彪有牽連的事。學習班學員有：廣播事業局軍代表劉XX（蘭州軍區派出的），戴征遠同誌（後勤學院教研室副主任），他在學習班檢查中有兩個錯誤，一是把廣播事業局從西德買的錄音機，送給了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一部；二是批準布置安東尼奧尼拍攝電影《中國》。這片子很壞，醜化中國。學習班結束後，處理了幾個人，給戴征遠同誌黨內警告處分，退回部隊，還處理了幾個造反派頭頭。事後證明，領導批林整風學習班工作是正確的。健全了廣播事業局領導班子，調新華社副社長鄧崗任廣播事業局局長，王壽仁、董林同誌任副局長。
15、組織中組部開展批林整風運動
1974年1月25日，周總理召開中直、國家機關幹部大會。會上，周總理說：我們落後了一步，三總部及軍委直屬單位都開大會了，我們要積極行動起來，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接著，謝靜宜、遲群作典型發言。會後，各單位即開展批林批孔，批什麽興滅國，舉逸民，評法批儒，什麽儒家法家……等等。
中組部也按布置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有些人給我貼大字報，說我是黃永勝派來的，給黃永勝送大米、給林立果選妃子……等。為此，我曾向提意見的人保證：你們先去查，如果查出我有這些問題，你們可以把我弄去戴高帽子、遊街。後經調查，我根本沒幹過這種事，也不知道這種事。陳錫聯同誌也證明，郭玉峰沒辦過這些事。後來，機關有人給我貼大字報，說我緊跟周總理，對陳伯達專案情況隻報告周總理，不報告康生同誌，對康生搞封鎖……。當時，我給負責中組部運動的張雲明同誌說：陳伯達專案情況，我向總理報告是對的，請示總理也是對的。他們給我貼大字報、提意見都行，但不能給總理貼大字報，不能反總理，讓他好好掌握這一情況。不久，空軍掀起了一股反李德生的風，貼了不少大字報。這時，有人就把我往李德生一邊推，給我貼大字報，批我緊跟李德生同誌。但事實終究是事實，造謠經不起實踐檢驗，不久就煙消雲散、真相大白了。
16、為黨中央、毛主席解決與林彪事件有牽連人的問題準備材料
1974年5月初，紀登奎同誌通知我說：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後，各大軍區在批林整風運動中，揭發出有的領導同誌與林彪事件有牽連。中央準備開會，解決這個問題。王洪文副主席叫你選幾個準備材料的人。先搞個名單送去審批。我按紀登奎同誌通知精神，從中組部選了高慈民、李麟章，中央專案組王誌民，中央辦公廳魏金木、李鑫、周啟才、王天增、江海濤等8位同誌。
5月10日，王洪文在釣魚台二樓召集上述同誌開會。王洪文說：毛主席要看廣州軍區司令丁盛、劉興元、任思忠，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政委杜平等幾個同誌與林彪有關的事。中央準備開會解決這個問題，你們先準備材料印呈毛主席。郭玉峰是小組召集人、抓總。辦公地點在釣魚台二樓（後搬到三樓）。會後，我根據王洪文的要求，召集小組人員研究了整理材料的方法步驟、材料來源、人員分工、具體要求等事宜。第一步看材料，第二步整理、研究上報。材料來源：一是廣州軍區黨委上報的批林批孔材料；二是福建“四聯會”（即省委、省革委、省軍區、福州軍區黨委聯席批林批孔會議）上報的材料；三是林彪專案組、中央辦公廳送來的材料；四是個別單位、個人揭發送來的材料。人員分工：王誌民、王天增、魏金木三同誌整理丁盛、劉興元、任思忠、許世友、杜平等同誌的材料；高慈民、李麟章同誌整理韓先楚同誌的材料；李鑫、周啟才參加定稿研究。具體要求是：整理材料時，隻摘錄材料，作客觀反映，不加觀點，不加評語、斷語。對摘錄的材料不負責核實，材料的真實程度由上報單位負責。
每個人的材料采取一事一摘的辦法整理，每整理出一份小組即研究一份。研究時，由整理材料的同誌匯報這個材料是根據那份報告整理、摘抄的、有無誇大或遺漏事實、能否反映報告單位揭露的問題。每研究一份即印清樣送王洪文閱，然後呈送毛主席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各一份。
在整理材料過程中，王洪文轉來一份有關李偉信（9·13叛逃未遂）與田普（許世友愛人）來往的材料，因為他未叫整理，所以我們也就隻看看就退給他了。整理材料工作，大約在7月中旬就結束了，可王洪文說：給每個人整理一份綜合的。我說：沒法整。也就沒有整理了。
9月份，中央在京西賓館召開會議，由各大軍區司令、政委，各省省委第一書記參加，解決大軍區領導與林彪有牽連的人和事。會前，中央領導同誌根據整理的材料分頭找他們個別談話。紀登奎同誌為了弄清材料，事先找材料組的同誌進行了研究，然後才找韓先楚談話。鄧小平同誌找許世友、杜平談話。許、杜的材料不多，有的材料是杜平給林彪的工作報告，是正常的工作關係。葉劍英找丁盛、劉興元談話。第一天的會，第一個人發言、檢查完了就通過了，第二個人即接著發言，會開得很順利。毛主席看了第一天的會議簡報後批示：會上，個人檢查其他同誌不要插話，發言結束還要鼓掌。還說：整理的那些材料我都看了，還是那些老問題，沒有新內容。會議結束後，毛主席說：這個會議開得很好，對有牽連的人和事，個人作了檢查，提高了認識，清理了自己，放下包袱，輕裝前進。
17、派工作組赴浙江進行整黨試點工作
1974年下半年，浙江省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王洪文出麵，指定造反派頭頭張永生、賀賢春、翁鶴森列席省委常委會，控製了“批林批孔”的領導權。先是狠批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搞複辟回潮，把領導權抓到手，接著就借機大搞“雙突”，突擊入黨，突擊提幹。全省不到3個月，突擊發展黨員3萬6千多人，突擊提幹約9千人。兩派的派性鬥爭也大肆發作起來，使一些工廠停工、停產，形勢非常緊張，把浙江搞得很亂。
1975年2月，毛主席了解到浙江在批林批孔中出現的問題，特別是“雙突”問題，即決心要解決浙江的問題。在中央解決浙江問題之前，我派人去浙江調查。調查證明：張永生一派派性發作，使杭棉等工廠停工、停產；大搞“雙突”，搞什麽法家黨、儒家黨，把共產黨員分為法家黨員、儒家黨員，倒退到了兩千多年前的封建社會；反譚啟龍也是錯誤的。我們把調查情況寫出報告呈報給中央。鄧小平同誌對我說：你們的調查報告不錯，可有人不滿意啊（意指王洪文，因為他是支持省聯總張永生等人的）！後來，中央確定浙江作為整黨試點，由中組部、國務院有關部委組成工作組，赴浙江幫助省委進行整黨。我派王英、袁木等幾位同誌參加。不久，鄧小平同誌約談紀登奎同誌，問他：浙江的問題怎麽解決？紀登奎同誌回答說有兩條：一是不能把中央內部的矛盾暴露在社會上；二是要保譚啟龍，不然又會層層揪領導幹部。重點是解決幾個造反派頭頭的問題。
解決浙江問題的方針確定以後，王洪文、紀登奎同誌和我一起赴浙江，在工作組先期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召開了省委常委會、省委工作會議。在會上，大批了資產階級派性，嚴肅處理了違法亂紀的張永生等造反派頭頭。接著，就叫袁木、王英同誌進住杭絲聯整頓。經幾個月的整頓，消除了派性，形勢好轉，杭棉二廠、齒輪箱廠等單位恢複了生產。此後，紀登奎同誌讓工作組，會同浙江省委起草了《關於正確處理突擊發展的黨員和突擊提拔的幹部的請示報告》。並於7月15日乘專機回北京向周總理作了匯報。總理聽後十分高興，讓紀登奎同誌迅速報告小平同誌。當晚，鄧小平同誌主持政治局會議，聽取紀登奎同誌關於解決浙江問題的匯報，同意將浙江解決“雙突”的文件轉發全黨。文件於7月16日報送毛主席，毛主席當天就批準了這個文件。7月17日，黨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1975）16號文件，轉發浙江省委《關於正確處理突擊發展的黨員和突擊提拔的幹部的請示報告》。中央16號文件下發後，揭開了全國整黨工作的序幕。不少單位即開始整黨試點工作。
18、組織籌備工作小組，準備召開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
黨的十大閉幕不久，中央決定籌備四屆人大工作。中央政治局由紀登奎、華國鋒、烏蘭夫、陳錫聯、吳德同誌組成中央組織工作小組，負責四屆人大代表選舉和人大常委的推薦工作。為了協調各方麵的工作，中央決定由黨、政、軍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參與組織工作小組的具體工作。紀登奎同誌指示，要我搞個籌備工作小組，先提個名單和工作任務報中央審批。我提出報中央審批的名單有：國務院吳慶彤，統戰部李金德、童小鵬，中辦周啟才及總政治部魏伯亭，中組部是我。我負責牽頭。具體工作人員由有關單位抽調，中組部孫中範、李麟章，國務院範民新、朱雨滋，總政李漢榮，統戰部沙裏。下分秘書組、人事組、會務組。值班室設在中南海武成殿。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有序地進行。73年11月，突然發生公安部部長李震自殺事件，中央決定籌備工作暫停進行。
1974年10月，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繼續進行，值班室設在紫光閣。籌備小組在中央四屆人大工作小組領導下工作。對人大代表名額、審查等工作由紀登奎同誌掌握審閱後報中央審批；政府工作報告由劉西堯等同誌負責起草，由總理直接掌握審閱，經中央討論議定。對四屆人大常委候選人名單中央政治局在討論時，爭論十分激列，討論多次都定不下來。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四人幫”堅持各省造反派頭頭和批林批孔運動中的代表人物進人大常委會；而組織工作小組的中央領導同誌在前一段解決“老大難”問題時發現，各地出現的混亂局麵都是由“四人幫”支持的造反派頭頭煽動起來的。因此，中央領導同誌多次研究，想盡辦法找理由反對造反派頭頭安排做人大常委，有的人選是幾上幾下通不過。爭論的另一個焦點是：周總理和組織工作小組的中央領導同誌主張安排一些老幹部進人大常委會。經過周總理等中央領導同誌的努力，一些解放不久在國慶節前後剛剛見報的老幹部和知識界代表人物被安排做人大常委候選人，如呂正操、梁必業、陳再道等。最後，周總理抱病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四屆人大常委會委員候選人名單。
在毛主席已經明確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務院總理以及主要的副委員長、副總理名單的基礎上，按照毛主席關於“其它人事安排由周恩來主持商定”的指示，從1974年11月開始醞釀人事安排問題。周總理在動了大手術之後，不顧自己極其衰弱的身體狀況，在305醫院的病房裏連續同中央政治局同誌分別談話，醞釀協商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12月21日，周總理親筆擬定的《擬提四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名單方案》，在毛主席已經確定“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為副總理，人大常務委員長朱德，董必武、宋慶齡為副委員長的基礎上，經過反複征求並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意見，提出了其他副總理、副委員長人選的初步名單。
方案中副委員長有：康生、劉伯承、吳德、賽福鼎·艾則孜、郭沫若、張鼎丞、蔡暢、烏蘭夫、阿沛·阿旺晉美、周建人、許德珩、胡厥文或榮毅仁、李素文、謝靜宜。副總理有：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王震、餘秋裏、穀牧、喬冠華、方毅。另外，對陳雲、徐向前、聶榮臻、韋國清、譚震林、李井泉等老革命如何安排，周總理設想國務院設顧問，還是作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需請示毛主席決定。
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應當說這是一個比較周到、各方麵比較容易接受的方案，一方麵總理想通過四屆人大盡可能地使一批老革命在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得到妥善安排，另一方麵也體現了老中青相結合的原則，盡量體現毛主席當時對人事安排的意圖。
至於人大常委委員的候選人名單，總理、紀登奎同誌叫我們籌備小組提出意見。具體作法是：國務院由國務院政工組和吳慶彤同誌提出交國務院研究，報周總理審閱後提出；中直、各省市由中組部與各省、市商量後提出；各民主黨派由統戰部李金德、童小鵬提出；軍隊由總政魏伯亭提出。籌備小組把以上各單位報上來的名單綜合起來，與紀登奎同誌研究後，由我到政治局匯報。在匯報中，當我匯報到呂正操、譚震霖、李井泉、烏蘭夫、伍修權、羅青長等同誌時，張春橋發火了，他質問我說：你們為什麽選那麽多老的？我回答說：這些老同誌應該妥善安排工作；有些年歲大了，不做具體工作，可以做些重大的原則性工作；另外，按老中青三結合原則，也應該安排他們適當工作。後經其他政治局領導的積極努力，總算通過了。1974年12月23日，周總理撐著重病的身子，前往長沙向毛主席匯報四屆人大準備工作情況。
從12月23日至27日，毛主席在長沙聽取了周總理、王洪文有關四屆人大準備工作情況的匯報，同他們進行了四次重要的談話，並且確定了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至此，毛主席和周總理在長沙做出的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決策，對於挫敗“四人幫”的“組閣”陰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為建立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新一屆國務院領導班子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12月27日，周總理帶著“人事安排方案”回到北京。12月28日召開有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鄧小平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如何貫徹毛主席幾次談話的問題。
12月29日，周總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主席幾次談話內容，並將經過毛主席調整同意後的四屆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印發中央政治局。
周總理從長沙回京後對紀登奎同誌說：上海、北京、東北都有人選了。他們兩人商量江蘇董加耕是個人選。紀登奎同誌就通知我，讓我派人到南京把董接到北京。董到北京後，紀登奎、吳德和我一起與董談了話。董是全國知名的返鄉務農典型，事跡感人，受到過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接見，本來是個合適的人選。但在談話中了解到他是反許世友一派的，這本來不算什麽問題，但在當時曆史條件下就成為一個問題。紀登奎同誌把談話情況向周總理作了匯報。總理為慎重起見，就沒有安排董加耕作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選，讓他作了人大常委。
孫健當國務院副總理是在十屆二中全會期間決定的。1975年1月7日上午，十屆二中全會報到，紀登奎同誌通知我去京西賓館，找天津市委書記解學恭，說明中央讓天津市委推薦一名有一定領導經驗的年青幹部作國務院副總理人選。我告訴解學恭同誌後，解當即召集天津的中央委員開會，並電話同天津的主要領導交換意見，市委一致同意推薦孫健，並且當天就把孫的檔案材料送給了我，我即就轉呈紀登奎並周總理。孫健是天津內燃機廠工人，從學徒工幹起，當過班組長、車間主任、廠團委副書記、廠武裝部副部長、廠黨委書記、廠革委會副主任。1970年以後任天津一機局革委會副主任、天津市生產指揮部副主任、市委常委，當時任天津市委主管工業的副書記、十屆中央候補委員。周總理看了簡曆，同意將孫健作為副總理人選。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並經毛主席批準，直接列入提交二中全會討論的國院副總理人選建議名單。
1975年1月3日，周總理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十屆二中全會的各項準備工作。1月4日，周總理和王洪文聯名向毛主席報告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情況，並報去調整後的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名單，這個名單經毛主席批準後，提交十屆二中全會討論。
1月8日至10日，周總理主持召開了十屆二中全會。全會討論了四屆人大的各項準備工作，討論通過了提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和《政府工作報告》；討論通過了提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和任命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候選人名單》、《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委員會主任人選名單》等四個名單。討論通過了《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公報》。周總理在1月10日二中全會閉幕式上，傳達了毛主席再次強調“還是安定團結為好”的指示。
1月11日，紀登奎同誌在紫光閣召開了最後一次組織工作會議，對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做了總結，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距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十年之久，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終於在1975年1月13日開幕了。
19、代中央起草整黨工作指示文件
1975年8月，鄧小平同誌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專門聽取了浙江、河南解決“雙突”問題的匯報。鄧小平同誌聽了匯報後提出：“各方麵都要整頓，但整黨是整頓的核心。而整黨首先是要解決領導班子問題。浙江、河南已經取得整黨的初步經驗，建議中組部代中央起草一個整黨的決定。”
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8月24日紀登奎同誌召集中組部的正、副部長及組織組負責人孫中範、調研組負責人王英開會。會上，除了傳達鄧小平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見外，還說：“‘雙突’造成黨組織的嚴重不純，有些‘反潮流分子’，實際上是一批流氓無產者，有的是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分子，他們掌握了一部分領導權。這個情況不僅浙江有，河南有，福建有，江西有，在全國怎麽樣我不太清楚。這次浙江問題解決了，取得了一點經驗。中央決定全國今冬明春把黨整頓一下。中組部要在國慶節前進一步做些調查研究，代中央起草一個整黨的文件。”
根據中央和紀登奎同誌的意見，我在9月中旬召開了雲南、福建、四川、湖北等六個省委組織部負責人會議，並派出三個工作組赴貴州、吉林、寧夏三個省區進行調查研究。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開始起草《關於整黨問題的匯報提綱》和《整黨問題參閱材料》，並著手組織力量起草《整黨工作指示》。紀登奎同誌看了我們送去的材料，不很滿意。10月20日他再次召集我們幾個人開會，強調：“中央交給中組部辦的事情很多，但要抓住主要的，不能黨不管黨，要把黨管起來。當前中組部的重點工作就是抓好整黨工作。原定召開省委書記會議討論整黨問題，現在開不成了。你們現在要抓緊時間了解全國情況，向中央寫出報告。”紀登奎同誌還對我們代中央起草的《整黨工作指示》草稿逐條逐條地提出了修改意見。
我們起草的《整黨工作指示》草稿的主要精神是：第一，消除派性，增強黨性是思想整純的重點。“批林批孔”以來，各地幫派力量猖狂，拉山頭，搞串連，違法亂紀，以派壓黨，派性高於一切。這次整黨就是要消除派性，講黨性，講紀律，講團結，恢複黨的傳統作風。第二，徹底糾正違反黨章規定的“雙突”問題。文件明確規定，對突擊發展的黨員，都要經過一年的實踐考察，具備黨員條件的重新辦理入黨手續，不具備條件的除名，對混入黨內的壞人堅決清除出黨；對突擊提拔的幹部，一律要回到“批林批孔”以前的原單位、原崗位。第三，調整領導班子，選拔黨性強，敢抓工作的領導幹部進班子。
遺憾的是，當我們正在根據紀登奎同誌的意見修改這個整黨文件時，形勢就發生了急驟的變化。1975年11月，毛澤東批評劉冰寫給他的一封信，開始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11月下旬，中央召開了打招呼會議，傳達了毛澤東審閱批準的《（打招呼）講話要點》。這時，由於對中央的精神吃不準，這個文件的修改工作也隻好停下來。1975年底至1976年初，中組部直接抓的浙江、河南幾個整黨試點單位開始亂了起來，一些幫派分子乘機來京上訪，說整黨打擊了新生力量，要翻整黨的案。浙江的一些幫派分子在中組部院內圍攻靜坐數日，鬧得我們中組部晝夜不得安寧。無奈之下我請示紀登奎同誌，他明確答複：“整黨沒有錯，不要理他們，要沉住氣，動員他們回去。”當時，河南洛陽軸承廠的整黨試點尚未結束，就進行不下去了，中組部派的工作組也隻好撤回。
特別是1976年1月，一位知名人士給毛主席寫信，為浙江的幫派頭頭張永生申訴，說整黨冤枉了他，為他叫苦，說他如何困難，病得厲害等等。毛主席在這封信上批示：“對張安排好生活，生活困難要給補助。”說實在的，我們中組部幾個參加整黨的同誌都想不通，一致認為整黨是正確的，處理張永生沒有錯。但是，毛主席的指示必須照辦。我們反複研究後決定，還是不能給張永生平反，既然有病，決定把他安排在天津一個醫院治療。“四人幫”對我們中組部的作法大為不滿，直接插手把張永生接到北京。江青、王洪文接見了他，讓他揭發紀登奎、譚啟龍同誌。
張永生說：“紀登奎奉鄧小平之命，赴浙江是鎮壓造反派，執行了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同年3月，中央發出《毛主席重要指示》，批鄧升了級，公開點名批判鄧小平的“三株大毒草”（即《論全黨全國各基層工作的總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就在這個時候，王洪文跳了出來，他在我們中組部學習簡報第27期上批示：“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特別是組織路線，對中組部有哪些影響，是否可聯係組織部的實際，深入揭發批判。”王洪文本來對解決浙江“雙突”問題就很不滿，當時由於毛主席批評了他們，他也無奈。說實在的，要說“雙突”，王洪文是全國天字第一號的“雙突”代表人物。整黨解決“雙突”問題是從組織上挖了“四人幫”的牆角，他記恨在心。
他還在一次政治局會上，點名批判我執行了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要徹底清理，又派他的秘書陶新城到中組部來串連貼大字報，批郭玉峰什麽興滅國舉逸民。在“四人幫”的煽動下，尚未正式形成的《整黨工作指示》（草稿）被當作鄧小平的三株大毒草的姐妹篇來批。曆史的真相就是這樣被他們顛倒了。
20、圓滿完成了周恩來總理的治喪事宜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紀登奎同誌通知我和總參副總參謀長兼軍委辦公廳主任胡煒同誌到中南海紫光閣，他說：由你們倆負責組織治喪工作小組，郭玉峰同誌為小組長，全麵掌握治喪事宜，屬汪東興同誌領導（中央分工汪東興同誌負責領導工作）。當時，雖已開展批鄧了，對周總理的喪事，毛主席還是委托鄧小平同誌全權負責。對於治喪工作小組的人選，我提議：由胡煒、吳慶彤、賈丁（總理秘書）、李鑫、賈魯峰、李麟章、李生玉、蓋青浦等同誌組成，治喪辦設在反帝路14號原緬甸駐華大使館。經中央領導同意後，我們即展開工作。研究起草悼詞、訃告；確定治喪委員會由全體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人大常委、國務院各部委第一把手組成；安排喪事日程；通知各省、市負責人及中央、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來北京悼念、瞻仰遺容、向遺體告別。
在起草悼詞時，起草人李鑫和我們工作小組，出於對總理的愛戴和尊敬，總理一生對黨、對人民、對革命的貢獻，總怕寫得不夠。可在討論悼詞時，張春橋卻一股勁挑剔，總怕對總理評價過高。草稿寫出後，我向鄧小平同誌建議：先去征求陳雲、聶榮臻同誌的意見，並送鄧大姐一份，請她審閱修改。陳雲同誌看了後表示同意。聶榮臻同誌住院，張瑞華同誌轉達聶的意見說，聶聽中央的，中央同意就行了，不要把稿子送他或去人征求意見了。我把征求意見情況向鄧小平同誌作了報告。政治局在討論悼詞時，鄧穎超同誌打電話說，要添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張春橋卻發言說，不同意添。鄧小平同誌說，按鄧大姐意見辦，添上。悼詞寫好後又印送政治局傳閱，呈毛主席批準。
訃告公布後，世界各國黨和政府首腦發來唁電，朝鮮金日成等國家領導人還要求親自來吊唁。為此，鄧小平同誌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我列席了會議，討論決定不請各國外賓及首腦前來。呈報毛主席批準後，公告各國及各國兄弟黨不要前來參加吊唁。
向總理遺體告別三天，地點在北京醫院太平間，中央領導同誌及北京工廠、學校、機關團體、市民，絡繹不絕，有的進不去就要爬牆進去。連日來，全國人民痛哭流涕，到處一片悲哀，表現對總理的無比愛戴。向遺體告別後，11日下午4時將遺體送八寶山火化，首都人民紛紛自覺地來到西長安街，從北京醫院門口直到八寶山街道兩旁，人山人海，手捧鮮白花。當靈車通過時，沿途群眾痛哭流涕，淚流滿麵，悲哀難舍。晚24時，我和吳慶彤同誌將骨灰盒接到人民大會堂，準備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太和殿開追悼大會。
勞動人民文化宮布置得莊嚴肅穆，大門上方掛著“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永垂不朽”橫聯，從大門到太和殿布滿了黑紗。
吊唁三天，每天幾萬人，我日夜在太和殿守靈。對在京的各國使者或派人專程來吊唁的使節，都作了妥善安排，所送花圈把太和殿門外擺得滿滿的。哀樂隊由解放軍軍樂擔任。在討論這件事時，我建議用解放軍軍樂隊，這樣比較莊嚴隆重。張春橋不同意，他主張用錄音帶。我堅持說：追悼會，不僅有各機關、北京市民參加，還有外賓參加，還是用軍樂隊好。最後，鄧小平同誌同意用軍樂隊。追悼會後，將骨灰盒移回大會堂。如何安置骨灰，廣大群眾經驗地認為會送八寶山，於是，第二天都自發地來到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等候送靈。為了保密，當時中央也不好公開宣布如何安置，直到晚上七點，汪東興同誌告訴我：總理骨灰決定撤在祖國大地。辦法有二，一是大方案，撤在長城內外和長江南北；二是小方案，撤在長城內外和黃河南北。如何定再請示一下鄧大姐，看她的意見。最後決定用第二方案。21時，我來到大會堂台灣廳，問鄧大姐還什麽囑咐？她說：“沒有了，隻是我把骨灰盒取回去，盒內不留一點骨灰；骨灰送機場時我也去。”我和和警衛員把骨灰從盒中取出放入布袋中，鄧大姐依依不舍地撫摸著骨灰。隨後就出發了。來到機場，空軍副政委高厚良同誌和機組人員早在等候，鄧大姐直到飛機起飛她才返回家去。
本來汪東興安排我和另一個同誌去撒周總理骨灰。我建議換羅青長同誌。汪東興經過考慮同意了我的建議。飛機每到一地機組人員告訴我到什麽地方了。先在密雲水庫撤，後到長城內外撤；然後南下到渤海、到黃河口、到黃河南北、平漢路沿線撤，直到深夜完成返回北京，報告汪東興和鄧大姐，我們順利完成了送別總理的任務。周總理！我含著熱淚最後送別您了！永遠的別了！您的豐功偉績，您對我的關懷，我任何時候也忘不了啊！我在醫院動手術時，您讓您的醫生來看我，您親自告訴吳階平大夫給我好好治病，要我還要工作十五年到二十年。鄧穎超大姐也讓醫生來醫院看我，要我好好休養。您親自告訴吳忠司令，要給郭玉峰派警衛員，並佩帶武器保護他的安全。
周總理！人民永遠懷念您！您永遠活在人民心中！
21、帶慰問團赴天津地震災區慰問
1976年7月28日早三點左右，我剛睡熟，閆晶明起床猛喊：快起來，快起來，窗外很亮，房子晃動。我立即起床，喊：不好，發生地震了，趕快出去。晶明接著就叫孩子們趕緊起床，出去。可門就是開不開，越著急門越是開不開。後來門開以後，走到院中，秘書李麟章住房的牆壁角震塌了。我立即到機關辦公室了解情況，先是給天津市委打電話，問地震在哪裏，回答說在軍糧城一帶。又給河北省委打電話，回答說地震中心在渤海灣。情況都不準確。直到下午才知道地震中心在唐山市，這是北京軍區駐唐山部隊報告的。黨中央、國務院立即組織慰問團赴災區慰問。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同誌任總團團長、陳永貴任副團長赴天津慰問。任命我為總團副團長兼天津慰問團團長，張宗遜為副團長，團員有張百發、許誠、楊佩蓮、徐斌洲、馬耀驥、肖鵬、侯再林、唐之等，連夜趕赴天津。到天津後，見到解學恭同誌正在帳篷裏與市委、市政府人員了解震情。
他還在一次政治局會上，點名批判我執行了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要徹底清理，又派他的秘書陶新城到中組部來串連貼大字報，批郭玉峰什麽興滅國舉逸民。在“四人幫”的煽動下，尚未正式形成的《整黨工作指示》（草稿）被當作鄧小平的三株大毒草的姐妹篇來批。曆史的真相就是這樣被他們顛倒了。
20、圓滿完成了周恩來總理的治喪事宜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紀登奎同誌通知我和總參副總參謀長兼軍委辦公廳主任胡煒同誌到中南海紫光閣，他說：由你們倆負責組織治喪工作小組，郭玉峰同誌為小組長，全麵掌握治喪事宜，屬汪東興同誌領導（中央分工汪東興同誌負責領導工作）。當時，雖已開展批鄧了，對周總理的喪事，毛主席還是委托鄧小平同誌全權負責。對於治喪工作小組的人選，我提議：由胡煒、吳慶彤、賈丁（總理秘書）、李鑫、賈魯峰、李麟章、李生玉、蓋青浦等同誌組成，治喪辦設在反帝路14號原緬甸駐華大使館。經中央領導同意後，我們即展開工作。研究起草悼詞、訃告；確定治喪委員會由全體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人大常委、國務院各部委第一把手組成；安排喪事日程；通知各省、市負責人及中央、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來北京悼念、瞻仰遺容、向遺體告別。
在起草悼詞時，起草人李鑫和我們工作小組，出於對總理的愛戴和尊敬，總理一生對黨、對人民、對革命的貢獻，總怕寫得不夠。可在討論悼詞時，張春橋卻一股勁挑剔，總怕對總理評價過高。草稿寫出後，我向鄧小平同誌建議：先去征求陳雲、聶榮臻同誌的意見，並送鄧大姐一份，請她審閱修改。陳雲同誌看了後表示同意。聶榮臻同誌住院，張瑞華同誌轉達聶的意見說，聶聽中央的，中央同意就行了，不要把稿子送他或去人征求意見了。我把征求意見情況向鄧小平同誌作了報告。政治局在討論悼詞時，鄧穎超同誌打電話說，要添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張春橋卻發言說，不同意添。鄧小平同誌說，按鄧大姐意見辦，添上。悼詞寫好後又印送政治局傳閱，呈毛主席批準。
訃告公布後，世界各國黨和政府首腦發來唁電，朝鮮金日成等國家領導人還要求親自來吊唁。為此，鄧小平同誌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我列席了會議，討論決定不請各國外賓及首腦前來。呈報毛主席批準後，公告各國及各國兄弟黨不要前來參加吊唁。
向總理遺體告別三天，地點在北京醫院太平間，中央領導同誌及北京工廠、學校、機關團體、市民，絡繹不絕，有的進不去就要爬牆進去。連日來，全國人民痛哭流涕，到處一片悲哀，表現對總理的無比愛戴。向遺體告別後，11日下午4時將遺體送八寶山火化，首都人民紛紛自覺地來到西長安街，從北京醫院門口直到八寶山街道兩旁，人山人海，手捧鮮白花。當靈車通過時，沿途群眾痛哭流涕，淚流滿麵，悲哀難舍。晚24時，我和吳慶彤同誌將骨灰盒接到人民大會堂，準備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太和殿開追悼大會。
勞動人民文化宮布置得莊嚴肅穆，大門上方掛著“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永垂不朽”橫聯，從大門到太和殿布滿了黑紗。
吊唁三天，每天幾萬人，我日夜在太和殿守靈。對在京的各國使者或派人專程來吊唁的使節，都作了妥善安排，所送花圈把太和殿門外擺得滿滿的。哀樂隊由解放軍軍樂擔任。在討論這件事時，我建議用解放軍軍樂隊，這樣比較莊嚴隆重。張春橋不同意，他主張用錄音帶。我堅持說：追悼會，不僅有各機關、北京市民參加，還有外賓參加，還是用軍樂隊好。最後，鄧小平同誌同意用軍樂隊。追悼會後，將骨灰盒移回大會堂。如何安置骨灰，廣大群眾經驗地認為會送八寶山，於是，第二天都自發地來到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等候送靈。為了保密，當時中央也不好公開宣布如何安置，直到晚上七點，汪東興同誌告訴我：總理骨灰決定撤在祖國大地。辦法有二，一是大方案，撤在長城內外和長江南北；二是小方案，撤在長城內外和黃河南北。如何定再請示一下鄧大姐，看她的意見。最後決定用第二方案。21時，我來到大會堂台灣廳，問鄧大姐還什麽囑咐？她說：“沒有了，隻是我把骨灰盒取回去，盒內不留一點骨灰；骨灰送機場時我也去。”我和和警衛員把骨灰從盒中取出放入布袋中，鄧大姐依依不舍地撫摸著骨灰。隨後就出發了。來到機場，空軍副政委高厚良同誌和機組人員早在等候，鄧大姐直到飛機起飛她才返回家去。
本來汪東興安排我和另一個同誌去撒周總理骨灰。我建議換羅青長同誌。汪東興經過考慮同意了我的建議。飛機每到一地機組人員告訴我到什麽地方了。先在密雲水庫撤，後到長城內外撤；然後南下到渤海、到黃河口、到黃河南北、平漢路沿線撤，直到深夜完成返回北京，報告汪東興和鄧大姐，我們順利完成了送別總理的任務。周總理！我含著熱淚最後送別您了！永遠的別了！您的豐功偉績，您對我的關懷，我任何時候也忘不了啊！我在醫院動手術時，您讓您的醫生來看我，您親自告訴吳階平大夫給我好好治病，要我還要工作十五年到二十年。鄧穎超大姐也讓醫生來醫院看我，要我好好休養。您親自告訴吳忠司令，要給郭玉峰派警衛員，並佩帶武器保護他的安全。
周總理！人民永遠懷念您！您永遠活在人民心中！
21、帶慰問團赴天津地震災區慰問
1976年7月28日早三點左右，我剛睡熟，閆晶明起床猛喊：快起來，快起來，窗外很亮，房子晃動。我立即起床，喊：不好，發生地震了，趕快出去。晶明接著就叫孩子們趕緊起床，出去。可門就是開不開，越著急門越是開不開。後來門開以後，走到院中，秘書李麟章住房的牆壁角震塌了。我立即到機關辦公室了解情況，先是給天津市委打電話，問地震在哪裏，回答說在軍糧城一帶。又給河北省委打電話，回答說地震中心在渤海灣。情況都不準確。直到下午才知道地震中心在唐山市，這是北京軍區駐唐山部隊報告的。黨中央、國務院立即組織慰問團赴災區慰問。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同誌任總團團長、陳永貴任副團長赴天津慰問。任命我為總團副團長兼天津慰問團團長，張宗遜為副團長，團員有張百發、許誠、楊佩蓮、徐斌洲、馬耀驥、肖鵬、侯再林、唐之等，連夜趕赴天津。到天津後，見到解學恭同誌正在帳篷裏與市委、市政府人員了解震情。
我向他報告了中央派我們來，是要我們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天津受災人民表示慰問，向天津市委、市政府表示慰問！接著，解學恭同誌向慰問團介紹了災情，他說：市內受災重的是五鋼、天津日報社大樓、東南城角，郊區是豐南縣；全市損失大體四五十個億，人員傷亡要比唐山輕，具體數字現在難以統計。聽了解學恭同誌的匯報後，我們即分赴豐南、寧河、寶城、武清、黃驊、漢沽、塘沽、大港和天津市街道、工廠、醫院、部隊進行了慰問。在豐南縣我在一個臨時搭起的席棚裏見到了幸存者縣委書記，他向我們介紹了豐南縣的受災情況和縣委、縣政府的搶救計劃。然後，我就到幾個幾乎幸存無幾的小村子一個一個地進行了慰問。在那裏，我們看望了被救出的受傷群眾和兒童，了解了幸存者的生活安排情況。回到市裏後，我們同天津市委、市政府研究了救災計劃。
華國鋒同誌在慰問唐山市人民後來到天津，我陪同他到軍糧城發電廠、塘沽新港堿廠和市區人民進行了慰問。
慰問團在天津住了約兩周後返回北京。據新華社1979年11月22日報導，這次地震應為七點八級，震中烈度為11度。天津死亡2700多人，總共死亡242000多人。
22、毛主席逝世後，參加治喪辦公室工作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因病醫治無效，不幸逝世。中央成立了毛主席治喪委員會，在治喪委員會領導下，下設治喪辦公室。我是辦公室成員之一，與李鑫、周啟才、鄭屏年等同誌一起完成了組織追悼會和遺體告別等工作。我在排列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花圈次序的時候，張春橋火了，問我為什麽把許世友排到頭裏？我說：有先例，凡許世友在京時出現的名次都是如此。他不信，我從文件包裏拿出過去報紙上的登載情況給他看，他才說：照慣例辦。未拿出報紙前，在場的華國鋒、紀登奎也緊張了一下。為開追悼大會，安排上主席台人員名單，在政治局會議上，許世友提意見說：為什麽把一些戰犯也安排到主席台上？張春橋發言解釋，許世友給頂了回去，華國鋒、江青一再解釋才算了事。在研究上主席台人員如何排列時，汪東興告訴我，把每個要上主席台的人編上號，讓他們對號上台站。我回到大會堂給鄭屏年、王XX等同誌一說，他們都說不好辦，一個人站不對號全亂了。
華國鋒同誌在慰問唐山市人民後來到天津，我陪同他到軍糧城發電廠、塘沽新港堿廠和市區人民進行了慰問。
慰問團在天津住了約兩周後返回北京。據新華社1979年11月22日報導，這次地震應為七點八級，震中烈度為11度。天津死亡2700多人，總共死亡242000多人。
22、毛主席逝世後，參加治喪辦公室工作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因病醫治無效，不幸逝世。中央成立了毛主席治喪委員會，在治喪委員會領導下，下設治喪辦公室。我是辦公室成員之一，與李鑫、周啟才、鄭屏年等同誌一起完成了組織追悼會和遺體告別等工作。我在排列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花圈次序的時候，張春橋火了，問我為什麽把許世友排到頭裏？我說：有先例，凡許世友在京時出現的名次都是如此。他不信，我從文件包裏拿出過去報紙上的登載情況給他看，他才說：照慣例辦。未拿出報紙前，在場的華國鋒、紀登奎也緊張了一下。為開追悼大會，安排上主席台人員名單，在政治局會議上，許世友提意見說：為什麽把一些戰犯也安排到主席台上？張春橋發言解釋，許世友給頂了回去，華國鋒、江青一再解釋才算了事。在研究上主席台人員如何排列時，汪東興告訴我，把每個要上主席台的人編上號，讓他們對號上台站。我回到大會堂給鄭屏年、王XX等同誌一說，他們都說不好辦，一個人站不對號全亂了。
我即按年老、年輕等作了安排，把鄧大姐、康克清、曹軼歐安排在第一排，毛遠新不是中委就安排在中辦人員位置。把安排計劃送汪東興一看，他大發脾氣，把在場的李鑫、周啟才猛批了一頓。李、周說不知道，又批我，說我不聽他的話，把三個寡婦放到前邊，叫外國看了說什麽？他懷疑我聽了別人（意指王洪文）的話。這是個誤會。我未聽任何人的話，隻是王、鄭說不好安排，才改了一下。後來按汪東興同誌的指示改了過來，他就滿意了。追悼大會會場設在天安門廣場，連續三天，一百多萬人參加。由於組織工作嚴密，使追悼大會始終有序進行。
追悼大會結束後，毛主席遺體先停放在人民大會堂。1977年8月29日，毛主席紀念堂建成。主席遺體水晶棺移入紀念堂內。我參加了安放儀式。1977年9月9日，在紀念堂門前廣場隆重舉行了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紀念堂落成典禮。
23、參加黨的11屆代表大會，並當選為中央委員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黨的11屆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有1510名，代表3500多萬黨員。華國鋒同誌主持大會。8月11日開了預備會議，選出了大會主席團，我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預備會通過了三項議程：一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二是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和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三是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大會期間，華國鋒同誌代表中央委員會作了《政治報告》；葉劍英同誌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大會通過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關於修改黨章（草案）報告的決議》和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大會選出了第11屆中委201名，候補中委132名。我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18日，大會閉幕時，鄧小平同誌致《閉幕詞》。
大會前的準備工作。5月25日，中央指派我負責在京西賓館召開修改黨章和修改整黨整風文件征求意見的座談會。北京、山西、黑龍江、河南、陝西、上海、雲南等七省各派10人參加了會議。整個大會的籌備工作，在汪東興同誌領導下，我和中辦秘書處處長周啟才、總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同誌負責籌備工作小組的工作。在研究軍隊提出的候選人名單時，汪東興叫我和徐立清同誌聽各大軍區提出的候選名單，當北京軍區提出傅崇碧作候選人時，汪東興問我：“你了解傅的情況嗎？”我說：知道他是軍區政委，又是受林彪迫害的所謂楊、餘、傅事件中人員之一。汪說：“你不了解情況，他不能作候選人。”他又問：“吳岱你了解情況嗎？”我說：不知道。汪說：那就算了，不要選傅做候選人了，讓軍區另選一名。
黨的11屆一中全會，1977年8月19日在京西賓館舉行。會議選舉華國鋒同誌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會議還選出了政治局常委和委員。
二、因病在北京醫院住院，周總理囑咐吳階平院長給我好好治療
1973年10月X日，中央辦公廳通知我到人大會堂福建廳開會，參加政治局研究李震的死因及偵破事宜。我到會剛坐下，汪東興同誌告訴我說：你明天去住院，不要緊張，去複查一下身體。我聽後，感到有點突然，因為身體無有症狀。不過中央既然叫我去檢查很可能是發現了問題。第二天，我就住進了北京醫院。吳階平院長在病房裏對我說：前幾天檢查身體，你會陰部有問題，可能是癌，不過發現的早，動了手術，不會有問題。像你這種情況我做過不少，證明都可以治好。後來衛生部長劉湘屏同誌也來病房看我，並給我做工作。周總理指示吳階平院長：“要給他好好治療，還要他做15年到20年工作啊！”。鄧穎超大姐又派秘書來看我。經過一周的檢查即動手術。手術前，紀登奎同誌、吳院長、劉部長還給閆晶明（我夫人）做工作。我對三位說：不能說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但是，唯物主義者，有病就治，萬一是癌也無可奈何。我是樂觀的，相信科學、相信治療，也不怕去見馬克思。紀登奎同誌說：“郭玉峰同誌，你真行！聽說這種病也不怕。你真是個唯物主義者。”
手術時，吳階平院長親自掌刀，吳蔚然同誌親自掌握心髒等身體狀況。把病灶拿下後即拿去做病理化驗，我在手術台上等著，半小時後，吳蔚然同誌高興地告訴我說：郭部長，不是癌。我說：太好了，謝謝你們了。動了手術去了病，弄清情況非常好。我真誠地感謝吳階平院長、感謝周總理、鄧大姐、紀登奎、汪東興、黨中央對我的關心。
三、黨中央華國鋒主席、汪東興副主席在玉泉山找我談話
1977年12月9日，我接到中辦通知：下午四時到玉泉山，華國鋒主席、汪東興副主席找我談話。玉泉山辦公室備有荔枝、西瓜等水果。我到後，華主席、汪副主席便進來了。華主席說：今天找你來，是告訴你，你的工作調動一下，先去黨校學習一段時間，然後再分配工作。胡耀邦同誌接你中組部的工作。在這一段工作裏，同誌們特別是老幹部的意見多一些，什麽意見大字報上都有，你也都看了，都知道。汪副主席說：有些意見我已作過解釋，解放幹部解放不了不是你的責任。73年政治局討論也是“拉騾子”拉不動嗎！不能都怪組織部嗎！華主席繼續說：東興同誌管中組部，你是按東興同誌指示辦事的，對你是一分為二的。問題是你對老同誌接見（觸）少了些。我說：我想回軍隊，離開10年啦！孩子們也在那裏。
追悼大會結束後，毛主席遺體先停放在人民大會堂。1977年8月29日，毛主席紀念堂建成。主席遺體水晶棺移入紀念堂內。我參加了安放儀式。1977年9月9日，在紀念堂門前廣場隆重舉行了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紀念堂落成典禮。
23、參加黨的11屆代表大會，並當選為中央委員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黨的11屆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有1510名，代表3500多萬黨員。華國鋒同誌主持大會。8月11日開了預備會議，選出了大會主席團，我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預備會通過了三項議程：一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二是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和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三是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大會期間，華國鋒同誌代表中央委員會作了《政治報告》；葉劍英同誌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大會通過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關於修改黨章（草案）報告的決議》和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大會選出了第11屆中委201名，候補中委132名。我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18日，大會閉幕時，鄧小平同誌致《閉幕詞》。
大會前的準備工作。5月25日，中央指派我負責在京西賓館召開修改黨章和修改整黨整風文件征求意見的座談會。北京、山西、黑龍江、河南、陝西、上海、雲南等七省各派10人參加了會議。整個大會的籌備工作，在汪東興同誌領導下，我和中辦秘書處處長周啟才、總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同誌負責籌備工作小組的工作。在研究軍隊提出的候選人名單時，汪東興叫我和徐立清同誌聽各大軍區提出的候選名單，當北京軍區提出傅崇碧作候選人時，汪東興問我：“你了解傅的情況嗎？”我說：知道他是軍區政委，又是受林彪迫害的所謂楊、餘、傅事件中人員之一。汪說：“你不了解情況，他不能作候選人。”他又問：“吳岱你了解情況嗎？”我說：不知道。汪說：那就算了，不要選傅做候選人了，讓軍區另選一名。
黨的11屆一中全會，1977年8月19日在京西賓館舉行。會議選舉華國鋒同誌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會議還選出了政治局常委和委員。
二、因病在北京醫院住院，周總理囑咐吳階平院長給我好好治療
1973年10月X日，中央辦公廳通知我到人大會堂福建廳開會，參加政治局研究李震的死因及偵破事宜。我到會剛坐下，汪東興同誌告訴我說：你明天去住院，不要緊張，去複查一下身體。我聽後，感到有點突然，因為身體無有症狀。不過中央既然叫我去檢查很可能是發現了問題。第二天，我就住進了北京醫院。吳階平院長在病房裏對我說：前幾天檢查身體，你會陰部有問題，可能是癌，不過發現的早，動了手術，不會有問題。像你這種情況我做過不少，證明都可以治好。後來衛生部長劉湘屏同誌也來病房看我，並給我做工作。周總理指示吳階平院長：“要給他好好治療，還要他做15年到20年工作啊！”。鄧穎超大姐又派秘書來看我。經過一周的檢查即動手術。手術前，紀登奎同誌、吳院長、劉部長還給閆晶明（我夫人）做工作。我對三位說：不能說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但是，唯物主義者，有病就治，萬一是癌也無可奈何。我是樂觀的，相信科學、相信治療，也不怕去見馬克思。紀登奎同誌說：“郭玉峰同誌，你真行！聽說這種病也不怕。你真是個唯物主義者。”
手術時，吳階平院長親自掌刀，吳蔚然同誌親自掌握心髒等身體狀況。把病灶拿下後即拿去做病理化驗，我在手術台上等著，半小時後，吳蔚然同誌高興地告訴我說：郭部長，不是癌。我說：太好了，謝謝你們了。動了手術去了病，弄清情況非常好。我真誠地感謝吳階平院長、感謝周總理、鄧大姐、紀登奎、汪東興、黨中央對我的關心。
三、黨中央華國鋒主席、汪東興副主席在玉泉山找我談話
1977年12月9日，我接到中辦通知：下午四時到玉泉山，華國鋒主席、汪東興副主席找我談話。玉泉山辦公室備有荔枝、西瓜等水果。我到後，華主席、汪副主席便進來了。華主席說：今天找你來，是告訴你，你的工作調動一下，先去黨校學習一段時間，然後再分配工作。胡耀邦同誌接你中組部的工作。在這一段工作裏，同誌們特別是老幹部的意見多一些，什麽意見大字報上都有，你也都看了，都知道。汪副主席說：有些意見我已作過解釋，解放幹部解放不了不是你的責任。73年政治局討論也是“拉騾子”拉不動嗎！不能都怪組織部嗎！華主席繼續說：東興同誌管中組部，你是按東興同誌指示辦事的，對你是一分為二的。問題是你對老同誌接見（觸）少了些。我說：我想回軍隊，離開10年啦！孩子們也在那裏。
汪副主席說：你還想不通啊！回去幹什麽？！孩子們可以來嗎！你的家也不用動。回軍隊，軍隊裏安排也很緊張。你給我和中央寫的信要求回軍隊，我未給轉。有人說：中組部的核心小組是非法的，是你拉山頭拉來的。不能那麽說，黨的核心小組是中央、毛主席批的嗎。組織部的那些人都不是你拉來的嗎！我說：屈清華是大慶油田指揮部副書記，陳煥彬是湖北一地委的副書記兼縣委副書記，王常柏是河北省委常委、石家莊地委書記，原組織部的李步新、孫中範、張長庚、趙振東都不是我拉來的，都是原組織部的人。還有高淑蘭（女）是二·七車輛廠的。汪副主席說：對高淑蘭我也解釋啦，高可回二·七廠，寫個信批一下，不要背包袱，在中組部發揮領導作用也很困難。人家說你：批鄧連夜開會，可批“四人幫”抓得不緊；辦讀書班，人家有意見我也解釋了，那是中央辦的嗎，最後一期小平同誌還講了話。
當然王洪文插手，但不能說是虎班。再就是他們說：中監委、中組部改朝換代。我說：中監委是撤銷單位，不存在改朝換代。汪副主席接著說：你寫的檢討我看了。有兩種意見，一是認為檢討可以了；二是認為不行。剛才華主席講的你聽懂了嗎？要沉住氣，不要三心二意，錯了就改，要有韓信鑽褲襠的精神。對你批評就是幫助，批評有時比獎勵還好。華主席最後說：十一次路線鬥爭一開始就是揭、批、查，但要十分注意政策，人家為什麽有意見總要想一想。應多接觸老同誌，多拜訪他們幾次。我在湖南就多去看看老同誌，到他家看看。
如對周裏同誌，他對誰有意見，要多給他做工作。你要求走有兩種辦法，一就這樣走；二說了再走，最好深刻一點。這兩種辦法你采取哪一種你自己定，最好不要欠賬。我采取第一種辦法，我知道，對中組部的大多數同誌我是能夠說清楚的，但對個別人我就是把心掏出來說，他也會揪住我不放的。
談話結束後，我回到部裏，這時我的免職命令也到了。於是，便召集部黨核心小組成員開會。會上我把免職命令和華主席、汪副主席同我的談話情況向他們作了傳達。從此，我就離開了中組部。離開前，我到各處看了看，向同誌們告了別。有的同誌說：總得一分為二吧？！
四、赴中央黨校學習
1978年1月25日，我從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出院。第二天，我即去中央黨校報到。在校辦見到了副校長馬文瑞同誌。當時黨校的校長是汪東興同誌，副校長還有胡耀邦同誌。到校第二天，班主任楊常春傳達了華國鋒主席給馬文瑞同誌的指示說：（1）郭玉峰同誌在中組部工作，是中央交辦的，主要由中央負責。（2）老同誌有些意見，現在機關整風，如需要說清楚，可以寫出來，也可以回去說清楚。（3）在黨校不談這些，讓郭玉峰安心學習，不對他批判。不學過去讀書班那種辦法。我按華主席的指示，一麵學習，一麵清理自己在中組部工作中的問題，寫了個書麵檢查交中央和中組部。
談話結束後，我回到部裏，這時我的免職命令也到了。於是，便召集部黨核心小組成員開會。會上我把免職命令和華主席、汪副主席同我的談話情況向他們作了傳達。從此，我就離開了中組部。離開前，我到各處看了看，向同誌們告了別。有的同誌說：總得一分為二吧？！
四、赴中央黨校學習
1978年1月25日，我從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出院。第二天，我即去中央黨校報到。在校辦見到了副校長馬文瑞同誌。當時黨校的校長是汪東興同誌，副校長還有胡耀邦同誌。到校第二天，班主任楊常春傳達了華國鋒主席給馬文瑞同誌的指示說：（1）郭玉峰同誌在中組部工作，是中央交辦的，主要由中央負責。（2）老同誌有些意見，現在機關整風，如需要說清楚，可以寫出來，也可以回去說清楚。（3）在黨校不談這些，讓郭玉峰安心學習，不對他批判。不學過去讀書班那種辦法。我按華主席的指示，一麵學習，一麵清理自己在中組部工作中的問題，寫了個書麵檢查交中央和中組部。
在小組會上有些人要我談談中央的事，我未談，也未談我個人的問題。4月20日，班主任楊長春同誌又傳達華國鋒主席的指示：郭玉峰在中組部的問題是中央交辦的，主要由中央負責，黨校不要整郭玉峰同誌了。華主席這些指示，是實事求是的，是對黨、對同誌負責任的，是正派、公正的。我調中組部工作是中央調來的，不是自己要求來的。來中組部前，我不認識康生。來後經楊世榮同誌介紹，我才認識康生，才知道他是政治局常委分管中組部工作。他代表中央，是中組部的直接領導。黨中央、毛主席對組織工作方麵的指示都通過他來向我們傳達，中組部工作當然是中央交辦的。現在說有錯，由中央負責，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5月份，我給華主席、黨中央、中組部寫了一個檢討。華主席在我的檢討上又批示：郭玉峰在中組部的問題是中央交辦的，主要由中央負責……等。對此，胡耀邦同誌說：中央交辦的就是康生交辦的。當時，胡是組織部長，華是國家主席，且不說他對黨中央主席的態度。單說他這個簡單的推理，與張春橋的那個推理如出一轍。在批鄧的“三項指示”為綱時，有同誌向毛主席反映：“三項指示”是黨中央、毛主席批的，不好批。毛主席說：中央批的由中央負責。張春橋卻說：中央批的就是鄧小平批的，堅決主張批鄧小平同誌。
期末，我寫了個期末小結，組長不滿意，也未通過。
第二期開學，班主任楊常春說：這期本來不同意你再來學習，可葉帥說：還是要學習，是可以教育的，黨校是熔爐嘛！學習中，我因尿血住進了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
1979年1月8日，中組部李步新、張誌傑、楊世傑、陳野蘋突然來醫院傳達胡耀邦的批示：“從半年的揭發材料看，郭玉峰同誌在十次、十一次路線鬥爭中錯誤是嚴重的。揭發材料中已充分說明從1967年以來，郭玉峰就積極追隨林彪、四人幫一夥，推行他們那條打倒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一大批革命老幹部路線。說明郭玉峰是林彪、四人幫搞反革命修正主義幹部路線的一個幹將和主要幫凶。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郭玉峰是有相當大的民憤的。可直到現在，郭玉峰仍然不重視問題的嚴重，含含糊糊，躲躲閃閃，這是不行的。今年以來，有好幾個省的主要領導同誌，因為采取了不承擔責任的錯誤態度，結果混不下去了，這個教訓我們大家都要吸取。而郭玉峰比這些人的態度還要差，當然是不行的。我們希望郭玉峰同誌在黨校學習期間，理論聯係實際，一麵學習，一麵清理自己的問題。黨校學習結束後，要向中央和組織部寫一份像樣的檢討來。然後考慮開幾次會，讓中組部全體成員參加審議。我們黨每個成員都要接受黨組織的嚴格監督。功過是非都無例外。此件建議各支部加以討論並通知郭玉峰作準備。”
1981年，胡耀邦在對中組部領導成員宋任窮、陳野蘋、王照華、李步新、鄭屏年的一次講話時說：批郭玉峰是林彪、四人幫的幹將、幫凶，那是我一氣之下批的，現在看隻不過是個執行問題。他自己都否定了幫凶、幹將的說法。
1月X日，中組部張誌傑來醫院通知我說：部裏要開幾次大會，你個人先在大會上檢討，然後大家發言審議。當時我因心髒病嚴重，正在特護。我二話沒說，連夜作檢討準備。第一天作檢查時，中組部禮堂，人坐的滿滿的，除中組部人以外，還有中直、國務院一些幹部參加。我在會上檢討了一上午，散會後，在門外見到外交部的曾勇泉同誌，他緊緊握著我的手依依不舍，說了幾句話就走了。接著，又開了一天半的大會，大家評議，可發言的人寥寥無幾，也沒提出什麽新內容就散會了。
五、宋任窮以“離開家，換個地方集中精力交代揭發問題”為名，騙我到秦城監獄坐了九個月牢房
1980年5月14日下午，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一個下午，也是我一生中最無法理解的一個下午。這天中午，中組部張誌傑電話通知我說：今天下午首長找你談話，你不要出去。並說他來接我。放下電話後，我即預感到這次談話凶多吉少，因為以前找我談話、批判過多次，從未說過他來接我。下午2點，張誌傑又來電話，說不接我了。下午3點，我剛到中組部門口，張誌傑就把我領到五間房西邊會議室。宋任窮部長、陳野蘋、曾誌副部長在會議室等著，我剛坐下，陳野蘋副部長便說：你免職幾年了，在家中也不檢舉、不揭發問題，讓你離開家，換個地方集中精力、集中時間好好揭發問題、交待問題……。宋任窮接著說：老郭，你要好好揭發、交待問題……。他講完後，我問他：“我寫了那麽多檢討材料，你都看了嗎？”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時，張誌傑站起來，以命令式的口氣對我說：走吧！把我推出五間房會議室，走著走著，我發現有兩個穿警服的人一前一後跟著我，接著就將我推上車。
5月份，我給華主席、黨中央、中組部寫了一個檢討。華主席在我的檢討上又批示：郭玉峰在中組部的問題是中央交辦的，主要由中央負責……等。對此，胡耀邦同誌說：中央交辦的就是康生交辦的。當時，胡是組織部長，華是國家主席，且不說他對黨中央主席的態度。單說他這個簡單的推理，與張春橋的那個推理如出一轍。在批鄧的“三項指示”為綱時，有同誌向毛主席反映：“三項指示”是黨中央、毛主席批的，不好批。毛主席說：中央批的由中央負責。張春橋卻說：中央批的就是鄧小平批的，堅決主張批鄧小平同誌。
期末，我寫了個期末小結，組長不滿意，也未通過。
第二期開學，班主任楊常春說：這期本來不同意你再來學習，可葉帥說：還是要學習，是可以教育的，黨校是熔爐嘛！學習中，我因尿血住進了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
1979年1月8日，中組部李步新、張誌傑、楊世傑、陳野蘋突然來醫院傳達胡耀邦的批示：“從半年的揭發材料看，郭玉峰同誌在十次、十一次路線鬥爭中錯誤是嚴重的。揭發材料中已充分說明從1967年以來，郭玉峰就積極追隨林彪、四人幫一夥，推行他們那條打倒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一大批革命老幹部路線。說明郭玉峰是林彪、四人幫搞反革命修正主義幹部路線的一個幹將和主要幫凶。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郭玉峰是有相當大的民憤的。可直到現在，郭玉峰仍然不重視問題的嚴重，含含糊糊，躲躲閃閃，這是不行的。今年以來，有好幾個省的主要領導同誌，因為采取了不承擔責任的錯誤態度，結果混不下去了，這個教訓我們大家都要吸取。而郭玉峰比這些人的態度還要差，當然是不行的。我們希望郭玉峰同誌在黨校學習期間，理論聯係實際，一麵學習，一麵清理自己的問題。黨校學習結束後，要向中央和組織部寫一份像樣的檢討來。然後考慮開幾次會，讓中組部全體成員參加審議。我們黨每個成員都要接受黨組織的嚴格監督。功過是非都無例外。此件建議各支部加以討論並通知郭玉峰作準備。”
1981年，胡耀邦在對中組部領導成員宋任窮、陳野蘋、王照華、李步新、鄭屏年的一次講話時說：批郭玉峰是林彪、四人幫的幹將、幫凶，那是我一氣之下批的，現在看隻不過是個執行問題。他自己都否定了幫凶、幹將的說法。
1月X日，中組部張誌傑來醫院通知我說：部裏要開幾次大會，你個人先在大會上檢討，然後大家發言審議。當時我因心髒病嚴重，正在特護。我二話沒說，連夜作檢討準備。第一天作檢查時，中組部禮堂，人坐的滿滿的，除中組部人以外，還有中直、國務院一些幹部參加。我在會上檢討了一上午，散會後，在門外見到外交部的曾勇泉同誌，他緊緊握著我的手依依不舍，說了幾句話就走了。接著，又開了一天半的大會，大家評議，可發言的人寥寥無幾，也沒提出什麽新內容就散會了。
五、宋任窮以“離開家，換個地方集中精力交代揭發問題”為名，騙我到秦城監獄坐了九個月牢房
1980年5月14日下午，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一個下午，也是我一生中最無法理解的一個下午。這天中午，中組部張誌傑電話通知我說：今天下午首長找你談話，你不要出去。並說他來接我。放下電話後，我即預感到這次談話凶多吉少，因為以前找我談話、批判過多次，從未說過他來接我。下午2點，張誌傑又來電話，說不接我了。下午3點，我剛到中組部門口，張誌傑就把我領到五間房西邊會議室。宋任窮部長、陳野蘋、曾誌副部長在會議室等著，我剛坐下，陳野蘋副部長便說：你免職幾年了，在家中也不檢舉、不揭發問題，讓你離開家，換個地方集中精力、集中時間好好揭發問題、交待問題……。宋任窮接著說：老郭，你要好好揭發、交待問題……。他講完後，我問他：“我寫了那麽多檢討材料，你都看了嗎？”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時，張誌傑站起來，以命令式的口氣對我說：走吧！把我推出五間房會議室，走著走著，我發現有兩個穿警服的人一前一後跟著我，接著就將我推上車。
上車後我發現是警車，這不是“離開家，換個地方”進行隔離審查，而是送去公安局拘留，可上車時警察又沒出示逮捕證。沒有任何手續。車繼續往北開，出了德勝門，過了沙河，啊！明白了，宋任窮他們把我騙進秦城監獄來了。進了監獄，監獄長徐誌義同誌對我說：你與別人不一樣，牢房裏給一個小桌子寫東西，給你鋼筆，可以要紙寫東西；給你發《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每月吃飯30元，吸煙、吃水果找看管幫助買；你在這裏的花費自己出；另外，每天可以到房外散步（放風）一個小時。這天夜裏，我徹夜未眠，望著鐵窗、鐵門，百思不解，在共產黨領導的法治國家裏，不通過任何法律程序、不辦任何法律手續，即把一個有40多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黨中央批準的國家省部級幹部送進了監獄。共產黨的監獄居然關起共產黨員來了，可笑、可悲！
5月17日下午，公安部部長劉複之、副部長淩雲、局長姚倫，浙江省委書記王芳來監獄找我談話。劉複之說：中央派我來給你談一談，對你是隔離，黨內隔離審查。（編者：既然是隔離審查，法律上尚未進入結案、起訴、宣判程序，怎能把人家送進監獄呢？）對你的問題按黨的問題處理，有的問題你可能記不得了，大問題不會忘，如“九大”問題。希望你不要把矛盾激化（編者：既然是黨內問題，而且尚未結案，即把人家送進了監獄，我黨處理黨內問題有這種政策嗎？）。我說：實事求是吧！淩雲說：對啊！不能把十個說成九個，也不能把九個說成十個。我說：叫我胡說八道我不幹。劉複之又說：你在這裏由王芳同誌負責，你有什麽問題可以找他，他有什麽要問的可來找你。
兩天後，王芳同誌和他的秘書來監獄找我，他說：你談談“九大”問題，還有組閣問題。我說：“九大”談什麽問題，組閣我不清楚。王說：省的班子配備也是組閣嘛。上述兩個問題你可以寫一寫。王芳走後，我在牢房裏整天想著寫材料，把在中組部工作時辦的事，一五一十、實事求是地寫得清清楚楚。交上去後，9月20日，王芳派他的秘書來監獄對我說：王芳同誌和中組部領導同誌叫我來給你說清楚，對你寫的材料是肯定的，肯定你的問題是黨內問題，不過對有的問題認為在認識上還不夠深刻，你要相信黨的政策。你這樣老的同誌，黨中央對你是會實事求是處理的，你不要著急。
在我坐牢期間，他們讓家屬來看過我兩次。第一次是七月初，我愛人（閆晶明）帶孫女小貝貝來看我。晶明說：“你那天走後，張誌傑和一個女的來家告訴我說，老郭免職三年了，沒有交待、揭發問題，離開家換個地方集中精力和時間交待、揭發問題。這是宋任窮部長、陳野蘋、曾誌副部長三個人當麵給老郭談的。我們也給你這麽說。”第二次是七月下旬，愛人閆晶明、大女兒渭嶺、小兒子冀江三個人一塊來的。來前，張誌傑找她（他）們談話，讓她們給我作工作，不然就不讓來。以後就再也沒來過了。我很著急，問看守，我家屬為什麽不來看我了？看守回答說：九月初一定會來看你。到九月份仍然未來。我再次問看守。看守說：現在部裏很忙，正在開人大、政協兩個大會，負責安全保障。我說：這不是理由，家屬探監根本用不著部長、副部長勞神。看守說：家屬不來是有其它原因，這一段時間我們工作人員、警衛人員家屬都不叫來。看守還說：你的材料我看了，與林彪，四人幫無關係，與康生的關係也是個執行問題，那時他是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你不執行，行嗎？
1980年過去了，看守對我說：我原本認為陽曆年該讓你回去了，可是沒讓回去，春節可能讓回去吧！我說：中央是實事求是的。看守說：實事求是是個橡皮。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絕論，也算上了一課，我一貫聽黨的話，還不及一個年青人看問題尖銳。不過我還是堅信黨及中央領導和中央派的代表（劉複之、淩雲、姚倫、王芳）講的話。“郭玉峰的問題，是中央交辦的，主要由中央負責。”“你的問題是黨內問題，黨內問題按黨內問題處理。”“現在看來隻不過是個執行問題。”“你作個檢討，還要工作嗎！中央還要安排你工作。”等等。總之，我相信中央說話是算數的。
1981年2月25日，中組部張誌傑和公安部姚倫同誌在監獄辦公樓三樓會議室。與我一見麵，姚倫同誌便說：老郭，我給你賀喜，今天我們來接你回去。從1980年5月14日被騙進監獄至1981年2月25日出獄，曆時九個月，280多個日日夜夜。這是我參加革命40多年來最委屈、最難忘、最不能容忍的一段人生。
回到家裏以後方知，他們所以接我出獄，是我愛人給胡耀邦同誌寫了信，胡指示中組部宋任窮要把我送回家來。宋才無奈地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把我放出來的問題，說如果不放就更被動了。
我在西單的住房，在我隔離審查後被收走。中組部在勁鬆小區給我愛人兩小套共50（左右）平米的房子。為此，閆晶明去找過陳野蘋。陳野蘋說，閆晶明，這房子是給你的，郭玉峰回來該住什麽房再說。就這樣我就成了無房戶，隻能住在我愛人家中。
1982年12月6日張誌傑拿著中組部《關於郭玉峰問題的審查報告》和處理意見給我看。處理意見是“開除黨籍，發生活費150元，免於起訴”等。鑒於《審查報告》中列舉的一係列問題大多不符合實際情況，有不少斷章取義，顛倒是非，歪曲事實真相的事，我當時有病未做答複。直到年底我給宋任窮、陳野蘋寫了我對審查結論及處理意見的意見。他們看了我的意見後又找我談，說內容做了些修改，但處理意見不變。張誌傑一再說，中央領導講了兩條路你選擇，一是起訴，一是就按現在稿子。你自己考慮。我反複想中央領導叫我在這兩條路中選擇而不給申訴的餘地。
5月17日下午，公安部部長劉複之、副部長淩雲、局長姚倫，浙江省委書記王芳來監獄找我談話。劉複之說：中央派我來給你談一談，對你是隔離，黨內隔離審查。（編者：既然是隔離審查，法律上尚未進入結案、起訴、宣判程序，怎能把人家送進監獄呢？）對你的問題按黨的問題處理，有的問題你可能記不得了，大問題不會忘，如“九大”問題。希望你不要把矛盾激化（編者：既然是黨內問題，而且尚未結案，即把人家送進了監獄，我黨處理黨內問題有這種政策嗎？）。我說：實事求是吧！淩雲說：對啊！不能把十個說成九個，也不能把九個說成十個。我說：叫我胡說八道我不幹。劉複之又說：你在這裏由王芳同誌負責，你有什麽問題可以找他，他有什麽要問的可來找你。
兩天後，王芳同誌和他的秘書來監獄找我，他說：你談談“九大”問題，還有組閣問題。我說：“九大”談什麽問題，組閣我不清楚。王說：省的班子配備也是組閣嘛。上述兩個問題你可以寫一寫。王芳走後，我在牢房裏整天想著寫材料，把在中組部工作時辦的事，一五一十、實事求是地寫得清清楚楚。交上去後，9月20日，王芳派他的秘書來監獄對我說：王芳同誌和中組部領導同誌叫我來給你說清楚，對你寫的材料是肯定的，肯定你的問題是黨內問題，不過對有的問題認為在認識上還不夠深刻，你要相信黨的政策。你這樣老的同誌，黨中央對你是會實事求是處理的，你不要著急。
在我坐牢期間，他們讓家屬來看過我兩次。第一次是七月初，我愛人（閆晶明）帶孫女小貝貝來看我。晶明說：“你那天走後，張誌傑和一個女的來家告訴我說，老郭免職三年了，沒有交待、揭發問題，離開家換個地方集中精力和時間交待、揭發問題。這是宋任窮部長、陳野蘋、曾誌副部長三個人當麵給老郭談的。我們也給你這麽說。”第二次是七月下旬，愛人閆晶明、大女兒渭嶺、小兒子冀江三個人一塊來的。來前，張誌傑找她（他）們談話，讓她們給我作工作，不然就不讓來。以後就再也沒來過了。我很著急，問看守，我家屬為什麽不來看我了？看守回答說：九月初一定會來看你。到九月份仍然未來。我再次問看守。看守說：現在部裏很忙，正在開人大、政協兩個大會，負責安全保障。我說：這不是理由，家屬探監根本用不著部長、副部長勞神。看守說：家屬不來是有其它原因，這一段時間我們工作人員、警衛人員家屬都不叫來。看守還說：你的材料我看了，與林彪，四人幫無關係，與康生的關係也是個執行問題，那時他是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你不執行，行嗎？
1980年過去了，看守對我說：我原本認為陽曆年該讓你回去了，可是沒讓回去，春節可能讓回去吧！我說：中央是實事求是的。看守說：實事求是是個橡皮。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絕論，也算上了一課，我一貫聽黨的話，還不及一個年青人看問題尖銳。不過我還是堅信黨及中央領導和中央派的代表（劉複之、淩雲、姚倫、王芳）講的話。“郭玉峰的問題，是中央交辦的，主要由中央負責。”“你的問題是黨內問題，黨內問題按黨內問題處理。”“現在看來隻不過是個執行問題。”“你作個檢討，還要工作嗎！中央還要安排你工作。”等等。總之，我相信中央說話是算數的。
1981年2月25日，中組部張誌傑和公安部姚倫同誌在監獄辦公樓三樓會議室。與我一見麵，姚倫同誌便說：老郭，我給你賀喜，今天我們來接你回去。從1980年5月14日被騙進監獄至1981年2月25日出獄，曆時九個月，280多個日日夜夜。這是我參加革命40多年來最委屈、最難忘、最不能容忍的一段人生。
回到家裏以後方知，他們所以接我出獄，是我愛人給胡耀邦同誌寫了信，胡指示中組部宋任窮要把我送回家來。宋才無奈地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把我放出來的問題，說如果不放就更被動了。
我在西單的住房，在我隔離審查後被收走。中組部在勁鬆小區給我愛人兩小套共50（左右）平米的房子。為此，閆晶明去找過陳野蘋。陳野蘋說，閆晶明，這房子是給你的，郭玉峰回來該住什麽房再說。就這樣我就成了無房戶，隻能住在我愛人家中。
1982年12月6日張誌傑拿著中組部《關於郭玉峰問題的審查報告》和處理意見給我看。處理意見是“開除黨籍，發生活費150元，免於起訴”等。鑒於《審查報告》中列舉的一係列問題大多不符合實際情況，有不少斷章取義，顛倒是非，歪曲事實真相的事，我當時有病未做答複。直到年底我給宋任窮、陳野蘋寫了我對審查結論及處理意見的意見。他們看了我的意見後又找我談，說內容做了些修改，但處理意見不變。張誌傑一再說，中央領導講了兩條路你選擇，一是起訴，一是就按現在稿子。你自己考慮。我反複想中央領導叫我在這兩條路中選擇而不給申訴的餘地。
所謂起訴就是抓人。如硬不簽字，堅持真理堅持原則的結果必然就是被抓起來。那時就更無申訴的餘地。苗風林同誌在中組部休息室也給閆晶明同誌講不要再堅持提意見了，事情總會搞清楚的。我想再堅持也不會有好結果。於是我在審查報告上寫了個模棱兩可的意見——不再提意見了。就是說，不是沒有意見，而是有意見不提了。1983年7月我給鄧小平、胡耀邦又寫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意見。8月初中組部秘書劉某和張誌傑、閆文忠又傳達胡耀邦在我給他的信上的批語，說什麽“此人態度不好，再教育一次，幫助一次，下放河北省的一個中小城市”。
在下放到何地的問題上，張誌傑與閆晶明有一次談話。張誌傑說：“在選擇他去的地方，選了好多地方，他都不能去。首先東北不能去，他是那個部隊的不能去；石家莊大城市也不能去；保定離北京太近有幹休所也不能去。邢台，他去最合適！邢台就是前幾年大地震的邢台，郭玉峰去最合適。”9月23日我離開北京到了邢台。第二天中組部送我的幹部與邢台市委老幹部局交接後返回。我就在邢台安頓下來。雖然管理不是很嚴。但也不準我回北京。後來才知道，是因為我的戶口沒有轉過去。當我把戶口落到邢台後，才同意我回北京看看，並一再催我快回邢台。84年閆晶明做手術，我回京看望。邢台的人怕我住的時間太長，中組部知道後受批評，不斷催我回去。此後我身體一直不好生活不能自理，就再沒有回邢台。這期間我一直不斷給中央領導和有關部門寫信進行申訴，都石沉大海，毫無音信。
我的聲明
一、我是一名共產黨員，就是右派掌權者把我開除了黨籍，我仍是一名共產主義戰士。在任何情況下我忠於黨，忠於人民，終身為共產主義而奮鬥不息，決不動搖。
我不同意中組部對我的審查結論和組織上對我的處理決定。我在1983年給鄧小平主任、胡耀邦總書記寫了信，說明了我的意見。但胡批了回來，說我認罪態度不好。我認為他這個批件也很不實事求是，也不講組織原則，更談不上黨內民主。因為中組部審查報告是我在威脅下被迫簽字的。在叫我看審查報告時張誌傑講：中央領導同誌講了，對你有兩條路，一是免於起訴，一是起訴。兩條路你自己選。所謂起訴就是抓起來。在這樣逼迫下隻好簽字。我給鄧、胡寫了信申訴，他們不但不聽取我的意見，胡批給中組部批我，並批下放我到河北中小城市。對此我也不同意，隻有組織服從。
我認為審查結論是不實際的，不實事求是的。是把中央交辦的事，中央部署，號召指示的責任強加在個人身上。是把一個材料去頭去尾，無限上綱。把事情的本身歪曲或斷章取義，似是而非。我認為處理決定是錯誤的。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是打擊報複。是不符合中央一再講的發揚延安精神，光榮傳統。不符合中央講的“我的問題是黨內問題”的精神。是不實事求是的。
給我的罪名是“參與篡黨奪權”。我認為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首先是篡誰的黨，奪什麽人的權。從遵義會議以來，中國共產黨就確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以後七大、八大、九大、十大都是毛澤東同誌為黨的主席，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直到他去世。公認他是黨的領袖，導師。我是黨中央正式調來中央組織部工作的。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是鄧小平同誌主持工作時經他申報毛主席、周恩來同誌及政治局在京委員審批的。我按著中央的指示，部署，號召，決定，路線方針政策辦事，按毛主席指示辦事，中組部是黨中央的辦事部門，個人無權決定任何事情。從組織原則，黨的紀律來講，都是正確的，是無可非議的。黨的組織原則是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每個黨員都應照辦。我也不能例外。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一條是一切行動聽指揮，這是每個解放軍戰士必須遵守的。我是一名老戰士，當然更不能例外。
在下放到何地的問題上，張誌傑與閆晶明有一次談話。張誌傑說：“在選擇他去的地方，選了好多地方，他都不能去。首先東北不能去，他是那個部隊的不能去；石家莊大城市也不能去；保定離北京太近有幹休所也不能去。邢台，他去最合適！邢台就是前幾年大地震的邢台，郭玉峰去最合適。”9月23日我離開北京到了邢台。第二天中組部送我的幹部與邢台市委老幹部局交接後返回。我就在邢台安頓下來。雖然管理不是很嚴。但也不準我回北京。後來才知道，是因為我的戶口沒有轉過去。當我把戶口落到邢台後，才同意我回北京看看，並一再催我快回邢台。84年閆晶明做手術，我回京看望。邢台的人怕我住的時間太長，中組部知道後受批評，不斷催我回去。此後我身體一直不好生活不能自理，就再沒有回邢台。這期間我一直不斷給中央領導和有關部門寫信進行申訴，都石沉大海，毫無音信。
我的聲明
一、我是一名共產黨員，就是右派掌權者把我開除了黨籍，我仍是一名共產主義戰士。在任何情況下我忠於黨，忠於人民，終身為共產主義而奮鬥不息，決不動搖。
我不同意中組部對我的審查結論和組織上對我的處理決定。我在1983年給鄧小平主任、胡耀邦總書記寫了信，說明了我的意見。但胡批了回來，說我認罪態度不好。我認為他這個批件也很不實事求是，也不講組織原則，更談不上黨內民主。因為中組部審查報告是我在威脅下被迫簽字的。在叫我看審查報告時張誌傑講：中央領導同誌講了，對你有兩條路，一是免於起訴，一是起訴。兩條路你自己選。所謂起訴就是抓起來。在這樣逼迫下隻好簽字。我給鄧、胡寫了信申訴，他們不但不聽取我的意見，胡批給中組部批我，並批下放我到河北中小城市。對此我也不同意，隻有組織服從。
我認為審查結論是不實際的，不實事求是的。是把中央交辦的事，中央部署，號召指示的責任強加在個人身上。是把一個材料去頭去尾，無限上綱。把事情的本身歪曲或斷章取義，似是而非。我認為處理決定是錯誤的。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是打擊報複。是不符合中央一再講的發揚延安精神，光榮傳統。不符合中央講的“我的問題是黨內問題”的精神。是不實事求是的。
給我的罪名是“參與篡黨奪權”。我認為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首先是篡誰的黨，奪什麽人的權。從遵義會議以來，中國共產黨就確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以後七大、八大、九大、十大都是毛澤東同誌為黨的主席，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直到他去世。公認他是黨的領袖，導師。我是黨中央正式調來中央組織部工作的。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是鄧小平同誌主持工作時經他申報毛主席、周恩來同誌及政治局在京委員審批的。我按著中央的指示，部署，號召，決定，路線方針政策辦事，按毛主席指示辦事，中組部是黨中央的辦事部門，個人無權決定任何事情。從組織原則，黨的紀律來講，都是正確的，是無可非議的。黨的組織原則是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每個黨員都應照辦。我也不能例外。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一條是一切行動聽指揮，這是每個解放軍戰士必須遵守的。我是一名老戰士，當然更不能例外。
怎麽能把執行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給定成“參與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呢？難道我按照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辦事，去篡奪他自己的權嗎？隻是說當時中央領導是否正確，可以實事求是的評論。當然在被告缺席或掌權者不民主，不虛心，有偏見，有私心的情況下，真正做到實事求是也是很難的。不過，隻要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總會作出客觀的評價。正確就堅持，錯誤就改。但不應隨意加上罪名戴上帽子。難道按著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去篡奪他自己領導的黨嗎？再說一遍，我辦的事都給毛主席，黨中央，周恩來等政治局委員有報告有批件。
至於林彪四人幫，康生等人，我調中央之前不認識他們，也無曆史淵源。康當時是中央常委，副主席，中央分工他管中組部。紀登奎，汪東興都是政治局委員，在康生病後分管中組部。王洪文是黨的副主席，分管中央辦的讀書班。我是中央調來的，是執行中央指示。他們有什麽指示、要求都是給我講：中央指示如何如何。凡正式確定的都經中央批辦。都不是他們個人定的。至於他們背後搞什麽陰謀我不知道。凡是我辦的都是講中央毛主席叫辦，是中央政治局傳閱圈批或政治局集體定。把我執行中央指示硬說成是參與林彪四人幫康生等篡黨奪權陰謀活動，在審查報告中對中央指示，號召等隻字不提，中央批的隻字不提，把其他政治局同誌辦的事一字不提，無論如何是不正確的。不實事求是的。是錯誤的。
就是說當時黨中央錯誤叫我們辦的也隨著錯了，也不能說是參與篡黨奪權嘛！而且錯誤的責任主要應由中央負嘛！不應過分的追究下邊個人責任。
二、黨的十二大決定，中央發動和領導這場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是一場內亂，是十年浩劫。這個結論是在毛主席去世後做出的。也可以說是缺席審判，也可以說是黨內對受審者缺席的情況下的結論。因為說領導者發動和領導這場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並未聽取當時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同誌的意見。在他活著的時候也未聽到黨中央的領導對此提出過異議。發動和領導這場運動是在1966年2月。後在5月中央正式發出五一六通知。這個文件是中央發的，你們都同意的。並未聽說你們有什麽不同意見。你們現在的某些領導人，當時也是中央領導人，提出什麽反對意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決議，毛主席六六年多次接見紅衛兵，你們現在的中央主要領導人都參加了。
就是說當時黨中央錯誤叫我們辦的也隨著錯了，也不能說是參與篡黨奪權嘛！而且錯誤的責任主要應由中央負嘛！不應過分的追究下邊個人責任。
二、黨的十二大決定，中央發動和領導這場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是一場內亂，是十年浩劫。這個結論是在毛主席去世後做出的。也可以說是缺席審判，也可以說是黨內對受審者缺席的情況下的結論。因為說領導者發動和領導這場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並未聽取當時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同誌的意見。在他活著的時候也未聽到黨中央的領導對此提出過異議。發動和領導這場運動是在1966年2月。後在5月中央正式發出五一六通知。這個文件是中央發的，你們都同意的。並未聽說你們有什麽不同意見。你們現在的某些領導人，當時也是中央領導人，提出什麽反對意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決議，毛主席六六年多次接見紅衛兵，你們現在的中央主要領導人都參加了。
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在天安門上給毛主席戴上紅衛兵袖標。如果說是發動這場運動是錯誤，現在的主要領導人是否也有一份呢？至於說運動是如何評價和毛澤東同誌的看法並不一致。毛說發動這場運動是完全必要的，是適時的。開始你們勁頭很大，可後來整到你們頭上了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做檢討。鄧檢討說我永不翻案。宋任窮給毛主席寫了八次檢討信，給華國鋒寫了兩封檢討信，一再說自己受林彪“紅旗到底打多久”影響而產生動搖。胡耀邦在九大會上，小組會上寫檢查，以後大會小會做檢查。可到你們奪取黨權，政權之後就全盤否定了。
對文化大革命完全否定了，對自己的檢查也不認帳了，這是否也否定了自己呢？這不是對黨最不忠誠的表現嗎。這不就是兩麵派嗎，這不就是言而無信嗎。一個人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人物當騙子就可鄙可悲了。毛澤東同誌對文化大革命雖然肯定是必要和適時，但他並不回避在運動中的錯誤。他說錯誤有二。一是全麵內戰，二是打倒一切。他對一些受過審查而無實據的幹部是講“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不應追究審查人員。你們現在對運動的結論和對運動中一些對黨忠誠的幹部又怎樣呢？完全同毛澤東是對立的，背道而馳的。
我們是共產黨。你們都是黨的高級幹部和黨中央的領導人，既然知道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為什麽不提反對意見呢？為什麽不直言進諫呢？為什麽連魏征那種精神都沒有呢？堅持真理，五不怕精神哪裏去了呢？無非是怕坐牢，殺頭嘛！
三、黨的十二大宣布黨在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犯了錯誤。黨的主要領導人犯了錯誤。既然黨和黨的領導人犯了錯誤，責任當然也應由黨中央和黨中央領導人負責，而不應過多的追究下邊執行中央指示而被認為犯錯誤的人的責任。我可以肯定的說，如果毛澤東、周恩來活著，決不會追究我個人的責任，也不會把我和林彪、四人幫拉在一起。因為我辦的都是按中央、毛主席指示、號召、布置辦的。更不會給我處分。
四、黨的十二大宣布黨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犯了錯誤。他講的是犯了錯誤，而給我則說是罪行。按著中央指示辦，中央是犯了錯誤，下邊就是犯罪，這是什麽邏輯？按我個人的問題來說，無論如何也列不上罪名。不是參與搞什麽篡黨奪權陰謀活動，而是執行中央的指示，是執行問題而不是參與。是執行中央的指示，而不是林彪四人幫的指示。就是胡耀邦也講過嘛。他對中組部某些領導人講：我對郭玉峰批過“幫凶”“幹將”的話，是在一氣之下批的。看來還是個執行問題。他講是執行的問題，不是參與嘛。他講是郭玉峰同誌如何如何了嗎？我可以這樣說，凡是有理智的人，無私心的人，看看材料沒有不說是個執行的問題。
我們是共產黨。你們都是黨的高級幹部和黨中央的領導人，既然知道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為什麽不提反對意見呢？為什麽不直言進諫呢？為什麽連魏征那種精神都沒有呢？堅持真理，五不怕精神哪裏去了呢？無非是怕坐牢，殺頭嘛！
三、黨的十二大宣布黨在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犯了錯誤。黨的主要領導人犯了錯誤。既然黨和黨的領導人犯了錯誤，責任當然也應由黨中央和黨中央領導人負責，而不應過多的追究下邊執行中央指示而被認為犯錯誤的人的責任。我可以肯定的說，如果毛澤東、周恩來活著，決不會追究我個人的責任，也不會把我和林彪、四人幫拉在一起。因為我辦的都是按中央、毛主席指示、號召、布置辦的。更不會給我處分。
四、黨的十二大宣布黨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犯了錯誤。他講的是犯了錯誤，而給我則說是罪行。按著中央指示辦，中央是犯了錯誤，下邊就是犯罪，這是什麽邏輯？按我個人的問題來說，無論如何也列不上罪名。不是參與搞什麽篡黨奪權陰謀活動，而是執行中央的指示，是執行問題而不是參與。是執行中央的指示，而不是林彪四人幫的指示。就是胡耀邦也講過嘛。他對中組部某些領導人講：我對郭玉峰批過“幫凶”“幹將”的話，是在一氣之下批的。看來還是個執行問題。他講是執行的問題，不是參與嘛。他講是郭玉峰同誌如何如何了嗎？我可以這樣說，凡是有理智的人，無私心的人，看看材料沒有不說是個執行的問題。
誰都說中組部是中央的辦事機關。中央指示，中央分管中組部的領導人代表中央的指示，不執行行嗎。按黨的紀律原則不執行行嗎？胡耀邦在1979年10月中央召開的組織工作座談會上，代表鄧小平，代表黨中央講話時，說郭玉峰同誌在中組部工作期間雖然犯了嚴重錯誤，但他還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宋任窮馬上插話：群眾作了大量工作。胡講上述的話是有根據的。因為他接替我任中組部部長。他發動群眾揭發我。他了解對我的全部所謂揭發材料。他講的話應該是負責任的。因為這時他已當了總書記。陳野蘋、李步新在1979年2月傳達胡耀邦的指示說，作個檢討，還要分配工作。1979年7月中組部起草的為中組部平反的報告也是說犯了嚴重錯誤。
1980年5月在秦城監獄對我實行隔離審查。本來宋任窮、陳野蘋給我講離開家換個地方集中精力集中時間交待揭發問題，可實際上把我關在秦城監獄隔離審查。雖然生活待遇同犯人不一樣，但也不是宋、陳講的那樣。這些人說話不算數，不守信用可恥可鄙。到秦城監獄後，黨中央派劉複之，淩雲，王芳，姚倫給我說：我們是中央派來的，代表中央給你談話。本來可以不采取這個辦法，因為你錯過了機會（我不知什麽叫機會，我隻懂實事求是），所以采取這個辦法。中央希望你不要對立，對你還是采取黨內問題處理。他一再講按黨內問題處理。
1980年9月王芳派他的秘書給我講了四點。1，對我寫的材料是肯定的；2，你是黨內問題，按黨內問題處理；3，你這樣老的同誌嘛你會懂得黨的政策，中央對你還是按黨內處理的。4，家屬不讓探望是有別的原因。可是到了1983年9月的處理一反常態，對我開除黨籍，發生活費。對此我給胡耀邦寫信提出不同意處理的意見和審查結論。胡卻批我認罪態度不好。你們是中央負責人，是部長，書記，代表中央講話都不算數，出爾反爾，前後不一，言行不一，隨心所欲，有權就是一切，有權批了就算。論事實，論責任都不過是執行中央的。主要責任也由中央負責。問題性質也可以說是錯誤或嚴重錯誤。一個人要言而有信。如果言而無信真不知其可也。難道當總書記可以言而無信，朝三暮四嗎？1978年我去中央黨校學習。華國鋒同誌告訴副校長馬文瑞同誌，叫他給我傳達。馬文瑞叫班主任楊長春負責給我傳達說：華國鋒同誌說你要安心學習。你在中組部辦的事，都是中央交辦的，主要由中央負責。在黨校學習期間，黨校學員中某些人和中組部對我提出一些問題，華又針對提出的問題批了，郭玉峰同誌的問題主要是中央交辦的，由中央負責。
在1979年初，我給華國鋒，黨中央寫了檢討，他又批了是中央交辦的，主要由中央負責。我認為華國鋒同誌這些批示都是符合客觀實際的，是負責任的，是實事求是的。我與華國鋒並無私交，也無任何曆史淵源，他在地方工作，我在軍隊工作，互不相識。到中央後隻是工作關係。他不會隨意承擔我的責任。我認為他隻不過是講真理罷了！但他說了姓胡的不聽，因為實權已被姓胡的奪走了。當胡奪了全權之後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對我的問題連他自己說過的話都不算了，他代表中央派人給我說過的話也不算了。對華的批示就更是不顧一置了。權力是可以把一個人字寫正也可以寫歪的呀！他就按照個人的意願把我這個人字寫歪了。還有一個原因使他寫歪，就是安子文是他的兒女親家。毛主席黨中央撤了安子文的部長職務，開除了他的黨籍。中央專案組一辦定安子文為叛徒，所以開除黨籍。胡出於報複也開除我。但這是不正確的。如果一個人出於私心無論如何他處理問題也不可能正確的。
我在秦城隔離時，獄中負責我的生活的徐同誌給我講，你的材料我看過了，與林彪“四人幫”無關。就是康生叫辦的一些事，也隻是執行問題。這個普通工作人員也看出是個執行問題。康生是中央常委，副主席，又分工管中央組織部，不執行能行嗎？
五、現在的中央說，要發揚延安光榮傳統。決不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樣對幹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可是事實怎樣呢？恰恰相反，處理人比文化大革命有過之而無不及。按延安的光榮傳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而現在的處理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按李維漢的回憶，王明是篡黨奪權，在他的領導下白區損失百分之百，蘇區丟了百分之九十。說王明是犯罪總不算過分吧！可七大還是選他做中委。進京後還叫他做政治法律工作。還允許他去蘇聯療養。直到他發表反中共文章才開除他的黨籍。至於王明的追隨者，沒有一個被開除黨籍，而且不少人擔負了黨的重要工作。張國燾分裂黨，另立中央，使紅四方麵軍受到很大損失，對他也未開除黨籍。追隨他的人也未給處理，經教育後重用。有的當了元帥，大將，上將，或地方的重要職務。陳昌浩同誌可以說是張國燾的幹將吧。也未開除他的黨籍。按陳雲同誌的說法，文革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政治鬥爭。毛主席黨中央的威信那樣高，黨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是至高無上的，說一不二的。他的正確性是無可懷疑的。在這種情況下遵循黨的紀律、原則，堅決執行指示是可以理解的。按現在的說法是，黨的領導，黨中央犯了錯誤。錯也罷罪也罷都是路線鬥爭造成的。是黨內鬥爭。
我在秦城隔離時，獄中負責我的生活的徐同誌給我講，你的材料我看過了，與林彪“四人幫”無關。就是康生叫辦的一些事，也隻是執行問題。這個普通工作人員也看出是個執行問題。康生是中央常委，副主席，又分工管中央組織部，不執行能行嗎？
五、現在的中央說，要發揚延安光榮傳統。決不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樣對幹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可是事實怎樣呢？恰恰相反，處理人比文化大革命有過之而無不及。按延安的光榮傳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而現在的處理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按李維漢的回憶，王明是篡黨奪權，在他的領導下白區損失百分之百，蘇區丟了百分之九十。說王明是犯罪總不算過分吧！可七大還是選他做中委。進京後還叫他做政治法律工作。還允許他去蘇聯療養。直到他發表反中共文章才開除他的黨籍。至於王明的追隨者，沒有一個被開除黨籍，而且不少人擔負了黨的重要工作。張國燾分裂黨，另立中央，使紅四方麵軍受到很大損失，對他也未開除黨籍。追隨他的人也未給處理，經教育後重用。有的當了元帥，大將，上將，或地方的重要職務。陳昌浩同誌可以說是張國燾的幹將吧。也未開除他的黨籍。按陳雲同誌的說法，文革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政治鬥爭。毛主席黨中央的威信那樣高，黨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是至高無上的，說一不二的。他的正確性是無可懷疑的。在這種情況下遵循黨的紀律、原則，堅決執行指示是可以理解的。按現在的說法是，黨的領導，黨中央犯了錯誤。錯也罷罪也罷都是路線鬥爭造成的。是黨內鬥爭。
黨內問題。對我這個執行者更是黨內問題。應按路線問題執行了錯誤路線處理。而不應什麽犯罪呀，黨內追究刑事責任啊。根本就不應給開除黨籍的處分，更不該采取發生活費辦法。對我的處理既不符合黨的延安作風，也不實事求是。至於對於打砸搶的處理當然不能屬於路線鬥爭之列。
六、我是毛主席黨中央調來的。任中組部業務組組長是周恩來同誌簽署報中央批的。1975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是鄧小平同誌主持工作，由他簽署報毛主席，周恩來，黨中央批準的（四人幫隻有四人，其他政治局委員都是同意的）。難道他們調我來中央按他們的指示辦事是篡他們的權嗎？他們不是中央嗎，他們不代表中央嗎？在我工作期間，對你們這些人，大部分也是解放使用的。調中央之前，我不認識康生、“四人幫”，我隻知道黨中央。我服從黨中央，按中央指示辦，中央交辦的去辦。有請示，有報告，有批件可查。我不搞陰謀，不搞小動作，不搞見不得人的事。中央交辦的事我辦了。如果說有錯誤，甚至有罪，也隻能由中央負責，或主要的首先應由中央負責。把上邊交辦的事來追究下邊的工作人員的責任是不正確的。強加罪名搞莫須有，歪曲事實，掐頭去尾，看現象不分析實質，斷章取義更是錯誤的。
七、一語為重千斤輕。說話要算數，言必信，行必果。不能做政治騙子。胡對我的問題的講話，派部長，書記之類代表中央給我的談話都不算數。作為一個中央領導人的大人物，有權有勢，但應更可貴的是言而有信，而不是做卑賤的小人。言過其實，言而無信，說了不算。據說胡有很多講話指示是說了不算的。這是實用主義的，是投機分子的做法。就拿大字報的問題，幾天就講了四樣。至於打著毛澤東的旗號反毛澤東，以及他們做假檢查，所謂永不翻案，事實證明是徹底的翻案。一旦掌了權也就不顧起碼的人格了，起碼的信譽了。所謂大人物也不過如此啊。
郭玉峰
2000年1月
原載《我的丈夫郭玉峰》，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第1版
六、我是毛主席黨中央調來的。任中組部業務組組長是周恩來同誌簽署報中央批的。1975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是鄧小平同誌主持工作，由他簽署報毛主席，周恩來，黨中央批準的（四人幫隻有四人，其他政治局委員都是同意的）。難道他們調我來中央按他們的指示辦事是篡他們的權嗎？他們不是中央嗎，他們不代表中央嗎？在我工作期間，對你們這些人，大部分也是解放使用的。調中央之前，我不認識康生、“四人幫”，我隻知道黨中央。我服從黨中央，按中央指示辦，中央交辦的去辦。有請示，有報告，有批件可查。我不搞陰謀，不搞小動作，不搞見不得人的事。中央交辦的事我辦了。如果說有錯誤，甚至有罪，也隻能由中央負責，或主要的首先應由中央負責。把上邊交辦的事來追究下邊的工作人員的責任是不正確的。強加罪名搞莫須有，歪曲事實，掐頭去尾，看現象不分析實質，斷章取義更是錯誤的。
七、一語為重千斤輕。說話要算數，言必信，行必果。不能做政治騙子。胡對我的問題的講話，派部長，書記之類代表中央給我的談話都不算數。作為一個中央領導人的大人物，有權有勢，但應更可貴的是言而有信，而不是做卑賤的小人。言過其實，言而無信，說了不算。據說胡有很多講話指示是說了不算的。這是實用主義的，是投機分子的做法。就拿大字報的問題，幾天就講了四樣。至於打著毛澤東的旗號反毛澤東，以及他們做假檢查，所謂永不翻案，事實證明是徹底的翻案。一旦掌了權也就不顧起碼的人格了，起碼的信譽了。所謂大人物也不過如此啊。
郭玉峰
2000年1月
原載《我的丈夫郭玉峰》，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