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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1 22:26:09) 下一個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春,蘭州道彭英甲率地方眾官到黃河岸邊議政,他想實實在在地解決黃河“無一橋永久貫通兩岸”的千年難題。皋蘭縣縣令賴恩培建議,在黃河“建一鐵橋,乃一勞永逸之計”。麵對眾官員的遲疑和猶豫,彭英甲一錘定音:“天下事總是要幹,要幹最是要一片實心。”他請賴恩培派人測量水力、冰力,選擇橋址,預算費用,做好修橋準備,自己則開始同外國領事館聯絡。
5月初,德國駐天津泰來行經理喀佑斯聽到消息後,要求承攬橋工。經過數日討價,德商甘願包修黃河鐵橋,保證80年堅固不垮,橋價為16.5萬兩白銀。合同草案簽署後,彭英甲立即著手重建蘭州機器織呢局,希望“由中華所出羊毛,就中華所產呢片,普銷內地,以積備築橋銀兩”。
此時,卻有人向陝甘總督升允秘密上書,稱彭英甲建橋是“為自己升官不惜勞民傷財”。彭英甲一番力辯,陳清利弊,他說:“抓緊時機創辦實業,大清國就有堅實的後盾了。”升允被說服,答應彭英甲他將直稟清帝,力圖盡快得到準許。
1906年10月28日,甘肅洋務局和德國泰來行等在中英文合同上簽字。從簽訂合同到光緒皇帝準許建橋,隻花了兩個月時間。
1907年7月18日,首批橋料從天津裝載上火車,運往河南鄭州。從鄭州到蘭州,橋料無論有多笨重,都隻能用最原始的工具運輸了。地形險峻,行路艱難,但就是憑著馬車、驢車、駱駝車、人力推車這些簡陋的運輸工具,中國人硬是把起重機、攪拌機、打樁機、鐵橋鋼梁、挖泥機等築橋器械從天津搬運到蘭州。
中外合作棄前嫌
首批橋料運達蘭州後不久,彭英甲接到泰來行的訴狀,告駐鄭州橋料委員“尚未起運緊要器件,可能延誤要工”。早在訂合同之時,彭英甲就知道有些笨重料件靠中國現有運輸工具是無法搬運的,遂在合同中特添一項,如遇重大料件,歸泰來行自運。他致電泰來行,要求按合同辦事。德商無言以答,隻得自運笨重器件。幾經交鋒,主管建橋事務的中國人也逐漸變得精明起來,知道了該如何利用合同爭取自己的正當權益,不受欺蒙。
1908年春天,官民們迎著微寒步入工地。為使中國人掌握築橋技術,“以便日後維修鐵橋,管理橋務”,彭英甲還加派兩位候補知縣為德國工程師助理。2月中旬,黃河鐵橋正式開工。在德國泰來行年輕的工程師滿包本的指揮下,各道工序協調而快速地運作著。不久,長8.5米、寬3米、高2米的第一個橋墩穩穩地挺立在黃河之中。
中外合作建橋是一種聚會,一種捐棄前嫌的契機。中國人的守信和不卑不亢糾正著外國人視華人為“病夫”的先入之見。外國人的一絲不苟,也使中國人不再視他們為缺德的強盜。
困厄壓不倒中國人的骨氣
5月3日,清廷下令,要求將建橋工程款項詳細申報待查,以免貪賄之虞。這說明清廷對建橋工程的財務支出和建橋主管人的用心仍有懷疑。彭英甲接到文件,孤獨感猛襲心頭,他在文件上批道:“一、包修何分某項;二、未完何能虛報;三、合同內載橋價16.5萬兩明白無誤!”
此事未了,新麻煩又添。駐天津的橋料委員申訴,第三期橋料已點收完畢,但朝廷將橋價銀2.2萬兩扣住不放,若延誤交款時間,按合同規定要向德商賠償。彭英甲隻得修專文向陝甘總督作出解釋,清廷最終默許可以暫不報用款明細,但仍不準發放各急用款項。彭英甲不得不再次電請陝甘總督,懇請朝廷盡快撥款。一個半月後,第三期橋款總算下撥,但已延誤了時間,甘肅洋務局不得不按合同規定給德商賠償巨額利息。
更大的麻煩接踵而來。10月間,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離世,年僅3歲的溥儀繼承皇位。新皇帝上台後,陝甘總督升允被免職。新任陝甘總督毛慶蕃就位後,即任命親信為甘肅洋務局總辦、蘭州道,調彭英甲任甘肅省按察使,兼理洋務,主要執掌橋務。
得知彭英甲權力削弱,泰來行及德國領事館均很興奮。前次賠款得手後,他們想乘清廷換代之際,變本加厲再撈一把。11月28日,德國領事館致電省洋務局,稱橋料未按期運到,夏秋間隻得停工待料,其間花費甚多,希望得到賠償。正在與新官交接的彭英甲得到電報,立即找喀佑斯當麵理論。喀佑斯明知停工是因為水大,並不在料未運到,故無法自圓其說。彭英甲遂回電德國領事館:“查運料並未耽誤橋工。夏日停工,皆因水大。此責任在泰來行,與甘肅公家無幹。”德國領事怎麽也想不到,一個在仕途上走下坡路的官員,在他被貶的難堪中依然從容不迫。
史載:當時德國駐華總領事曾向德皇稟報:“吾人對於中國人,絕不能視其為已衰頹或已失德性之人,彼在實際上尚有無限之生氣……”
“第一橋”雄跨黃河兩岸
在蘭州各界人士的強烈呼籲下,彭英甲於宣統元年(1909年)閏二月間恢複原職,繼任洋務局總辦、蘭州道。此時,4座橋柱已灌注完畢,兩岸橋頭也已築好。6月10日,長300米、寬8米的四柱五孔鐵橋初告竣工。
史載:黃河鐵橋橋麵主道寬6米,通行車輛;主道兩側為各寬1米的邊道,往來行人;橋麵由木板上加添一層土石鋪成;邊道外延是1.3米高的鐵欄杆,以護車馬行人安全;整個橋身用墨綠色油漆塗刷,宛若一條巨蟒跨臥黃河兩岸。8輛負重的馬車從北岸駛到南岸,橋身紋絲不動;百餘行人從南岸走到北岸,橋架安穩異常。原陝甘總督升允為鐵橋命名,他寫下三個字:“第一橋”。
1909年8月7日,彭英甲、賴恩培、喀佑斯等人在鐵橋竣工合同上簽字畫押。自此,鐵橋將全麵移交地方上使用管理,中德雙方“各項賬目已當麵算清,葛藤悉斷,永不翻悔。”不久,皋蘭縣接管鐵橋維護。守橋官員和德國工程師所擬《管理暨歲修鐵橋法程》和《巡兵站崗暨車馬行人往來條款》當日頒行,對鐵橋維護做了嚴格的規定。另選募壯丁12名,充做鐵橋巡兵,常年駐守護橋。
1949年8月26日,國共兩黨軍隊在蘭州激戰,解放軍以奪得黃河鐵橋作為解放蘭州的標誌。1954年,國家撥款60萬元人民幣全麵維修加固,在原平行弦杆上端置拱式鋼梁,將荷載能力提高。1989年,鐵橋被全麵整修,並被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992年,蘭州市政府在橋頭樹碑,第一次將鐵橋譽為“中國對外開放的象征”。直到今天,黃河“第一橋”仍在使用,在當地,跨越黃河必經此橋。
曆經百年風風雨雨,黃河鐵橋已默默地完成了世紀引渡的使命,而那些充滿睿智的鐵橋建設者下落如何?
在卷帙繁浩的各類典籍中,竟不能找到一點蛛絲馬跡。據地方野史記載,年輕的德國工程師滿包本再沒有離開蘭州,他終生管理此橋,幾次遭遇軍閥內戰,都恪盡保護之責。有一次他還向軍隊下跪,哀求保護橋身。臨死前他留下遺言:“葬我在橋頭。”
至於曆史開創者彭英甲,隻有一本《清代名臣詳錄》列了他的名字,卻不見哪怕是簡略的生平解說。曾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的葉恭綽先生在回憶錄中有寥寥數語,稱讚建黃河鐵橋是清朝覆亡前最振奮國民的壯舉,最節儉的工程。
摘自《中國青年報》(作者: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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