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文革中俺“整黨整團”的經曆
解濱
俺從來沒有加入過共產黨，但卻具有豐富的“整黨”經驗，說起來滑稽不？ 但這是千真萬確。
最近有人提出中共應該減少3000萬黨員，此話確實有道理。 叫我說減少7000萬都不夠。 如今中共黨員中信佛信鬼神的恐怕就占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是貪汙犯，剩下的三分之一也大多是些混吃騙喝的廢物。 這個黨裏麵垃圾太多，早就該清理整頓了。這話不是空穴來風，我可是有第一手經驗的。
文革結束前的那年，俺中學畢業了。 跟當時絕大多數青年一樣，俺插隊落戶去了農村。 俺那個公社的團委書記小劉是一個新到的轉業軍人，愣頭青一個。 由於俺在學校裏曾在校團委搞過宣傳，他叫我配合“學大寨”的革命形勢，有時去公社搞點宣傳鼓動什麽的。 幾個月後我發現下麵各生產大隊的共青團組織狀況相當混亂，有的團支部書記早就嫁人走了，但一直沒有替換。 有的生產大隊申報團支部書記人選上來待批，但那人從來就沒有入過團。 還有的團支部在花名冊上有幾百人，但每年上繳的團費總共不到30塊錢。 小劉也知道這些情況，他說現在咱們公社的XX大隊是全省學大寨的樣板，但我們共青團卻毫無起色，必須改變這個局麵。 他問我從哪打開局麵？ 我說，你手下是亂七八糟的，就連誰在你的隊伍裏都搞不清楚，咋打開局麵？ 他說，也對，“那麽你看看如何理清一下目前的組織狀況吧”。 我提了幾條建議，他同意了。 臨走他告訴我：這件事你來辦吧。 我說：“這怎麽可以？ 我是外來的插隊知青，這種事情還是由你們本地人來辦比較好。” 他說：“這樣得罪人的事情可不能由本地人來辦，一定要外地來的才能辦好。”
過了幾天，公社來人通知我去公社參加“整團”，同時還借調了另外一個姓唐的知青和我一起做這件事情。 我們兩個人花了三個月的時間，跑遍公社36個生產大隊，理清了全公社共青團員的組織狀況，造出了一個詳細的花名冊，把所有死了的，結婚嫁走的、招工、參軍的名單從花名冊中去掉，然後把超齡團員名單開列出來。 還有一些團支部書記根本從來就沒有入過團，純粹是黨支部書記安插照顧自己的親戚當上團支部書記的，我們把這些人也列出來。 這樣一來，全公社現有的16000名共青團員的數字就要減到大約4000名左右。 我問小劉：要不要動手清理？ 他就說一個字：幹！
那時比較麻煩的是那些四十多歲、快五十歲的老團員，他們孩子都十幾二十幾歲了，甚至是“土改”時入的團，卻還要賴在共青團裏，痛哭流涕地說一旦退了就沒有組織了。 經過反複勸說，他們終於同意退團。 但最麻煩的還是那些從沒有入過團的團支部書記，叫他們退下去他們還大吵大鬧，死活不願意退，說這是黨交給的任務，你們有什麽權力讓我退？ 對於這些人隻好連哄帶騙先把他們打發走，然後去公社秘書那裏弄個打印的公文來解決問題（識字不多的基層幹部最怕打字的帶紅頭大印的公文）。
這麽一清理整頓，人數大大減少了，但沒有一本糊塗賬了。
這件事傳到公社黨委書記那裏，他把小唐和我找去：“你們先別回生產隊，留下來繼續幫我整黨吧。 黨員的情況比團員還亂。”
小唐和我麵麵相覷，大吃一驚“我們都不是黨員” —— 我們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說。
“不是黨員更好！ 黨員都是老油子了，知道的事情太多，我信不過他們”
“那我們的工分怎麽辦？”
“這你們不用擔心，我批你們每天六毛錢，生產隊再給你們記滿工分，吃飯去公社食堂，飯票我叫他們給你們。”
小唐和我一聽高興的幾乎蹦起來。 六毛錢，在當時是大錢，一個月就是18元，學徒工資了，再加上工分和免費飯票，賺翻了！（注：那時農村是7天工作製）
小唐和我開始“整黨”，發現那個公社的黨員情況確實是一團糟。 團組織的那些問題大都存在於黨組織，很多死人居然還是黨員。 嫁走的、參軍的也不把檔案帶走，仍然算本公社的名額，但那邊也錄入花名冊，雙重檔案。 這還不算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有些犯了各種各樣錯誤的黨員，在檔案中記載早已經被開除黨籍了，卻還在參加組織生活，甚至還在繳納黨費。 小唐和我的工作就是把這些不同種類的檔案分門別類整理清楚，然後交給公社黨委組織部，由他們出麵去處理那些棘手的事情。
小唐和我每天閱讀黨員檔案，比看小說還精彩。 我們哥倆常常笑的前仰後合。 大概有四分之一的黨員犯有各種各樣的錯誤。 普通黨員最通常的問題是小偷小摸，例如拿生產隊一捆麥草回家鋪床，挪用生產隊20塊錢給兒子娶媳婦辦酒席， 拿生產隊幾塊豆腐回家下酒喝等等。 這些都是文革前的那個“四清”運動中群眾檢舉揭發出來的問題。 通常是口頭教育，稍微嚴重一點的就是黨內警告、記大過那一類。 黨的基層幹部（公社幹部、大隊支部書記，委員等）最通常的錯誤就是生活作風腐化墮落，也就是亂搞男女關係（不是強奸，強奸的要進監獄）。 這一類問題是“四清”中群眾反映上來，然後組織上進行調查後核實的。 最精彩的部分就是調查記錄和本人坦白交待。 我們一看到那些內容時，先站起來看看門窗是不是關緊了，然後滿臉通紅、心裏怦怦亂跳地閱讀那些細節。 不能不承認，俺們兩人的成人性教育就是在公社黨委組織部的辦公室裏完成的，盡管隻有文字而沒有圖片。 那些調查報告和個人坦白交待詳細到“褲帶是如何解開的”、“手怎麽伸進去的”那種地步。 但絕大多數所謂的腐化墮落不過就是克林頓和萊溫斯基那個等級，極少有打床戰的。 對於犯那種錯誤的黨幹部，多數的處分是開除黨籍。 交待比較認真（也就是調查報告和本人坦白較吻合的）或程度較輕的（親個嘴摸一下屁股之類的），一般是留黨察看兩年。 但“四清”剛結束文革就開始了，沒人去管那些被“留黨察看”的黨員的事情，所以留下許多筆糊塗賬。 我和小唐就必須挑出這些人的檔案，送交組織部去處理。 對於已經開除黨籍的，確保他們不在下麵報上來的花名冊上。 對於留黨察看的，要下麵限期提出處理意見。
很快我們就明白了為什麽公社要我們兩個外來知青整理那些黨員的檔案和組織信息，這是因為我們對於當地錯綜複雜的人脈毫不知情，不會在他們的檔案裏做手腳，也不會把那些醜聞說出去。
兩個月後我們完成了“整黨”工作，公社書記十分滿意，全公社幾千名黨員的糊塗賬被我們搞清楚了，自打1958年公社成立以來第一次有了一清二楚的組織檔案。 由於種種原因有些黨員被清理出去了，他們怒火萬丈，企圖托人擺平。 但一打聽是兩個下放知青幹的好事，也隻好認栽。
總的感覺是，文革前基層共產黨雖然也有一定的腐敗，但還是比較輕微的，處分是嚴厲的。 文革中的腐敗遠比文革前嚴重。 例如那個狗娘養的公社書記（姓萬），他去一次上海，回來時一個火車半截車廂裏裝的都是上海知青送的大包小包禮物，盼著自己的孩子早日上抽。 至於文革後的腐敗，我都不想說了，大家都明白。 現在要是再搞一次整黨，全部開除應該是恰當的。
當然，那年我還是做了一點手腳。 有個表現很好的上海知青下放很多年了還抽不上去，就因為他家裏成分不好。 他們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準備提他當團支部書記，那生產大隊的會計（人稱“劉暈子”）卻寫黑信告他黑狀，說了他一大堆壞話，想讓他女兒（回鄉知青）提為團支部書記。 我一看那封告狀信氣得潑口大罵，一把撕了，沒讓團委書記看到。 結果那會計他女兒空歡喜一場。
不久文革結束了，那位上海知青和我都頭一屆考上了大學。 後來我們都來了美國，至今保持著友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