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姑在北京和平解放前的1948年,是北京女一中的初二學生,在學校裏參加了共青團,解放後就理所當然地成了當年的地下黨員。
因為和姑姑家來往不多,所以也很少和她談起過這段經曆,我問過她,那時做地下工作是不是很危險?得到的回答很出乎意料。姑姑說,當時的大氣候是共產黨遲早要得天下,所以即使是在學校裏表現出一些進步傾向,也沒什麽人會去報告,更不會被抓,所謂的白色恐怖似乎沒有那麽嚴重。當然如果你被確認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話,那還是會有麻煩的。姑姑當年是個14歲的小孩,估計她也沒參加過什麽大的,激烈的活動,頂多是送個信,放個哨,在同學中傳些對政府不利的小道信息而已,所以應該是沒經曆過什麽危險。
姑姑對我說過,她作為地下黨員最刻骨銘心的經曆不是解放前地下活動,而是49年初北京和平解放後,三千名地下黨員在北京大學禮堂聚會,歡慶解放,公開身份,戰友相認。在那次大會上,見到了好幾個以前很熟悉,但不知道身份的人,包括學校裏對她很好的一位語文老師,離家不遠的一個飯館的老板的兒子, 還有一個很令她討厭的小學時的教導主任。
曾經問過父親,怎麽當年你姐姐沒把你帶上參加地下工作,那樣的話你不也成了地下黨員,也可以享受離休待遇了?父親有些不屑地說,她當年根本不是出於覺悟參加革命,而是對一個同學的哥哥有好感,後來被那個人拉進共青團了。不過幾年後兩個人分手了,這個引我姑姑走上革命路的人並沒有成為我的姑父。
北京解放後,姑姑依然是上她的中學,高中畢業考入中央民族學院,畢業後一直在國家民委工作。她為人老實低調,工作能力平平,那段地下黨員的經曆對她的仕途也沒什麽幫助,直到離休前也隻作到個副處長,離休時提成正處級,然後走人。她的退休金是100% 的工資,看醫生也不花錢,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