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華盛頓DC九月十一日

九月十一號的華盛頓DC，這是看起來不錯的一天。

頭一天晚上天氣預報氣溫80度，我係好領帶出門的時候，電視上顯示的氣溫卻是不到70度。悶熱了幾天，一下子舒服許多。

我象往常一樣步行到地鐵站，花兩毛五買一份華盛頓郵報，上車，讀當天的新聞和財經版。沒有什麽大新聞，我心裏想著九點的一個無聊的會和當天的股市，希望套牢的股票有點起色。

到了辦公室，黑人秘書琳達象往常一樣繃著臉。我問了早晨好，沒忘了恭維她一句她的耳環漂亮。她一點表情也沒有的說了句謝謝。

這琳達不僅讓我，而且讓公司的所有中國人都頭痛。中國人和許多白人一樣，從來骨子裏歧視黑人，但是嘴上從來不說。要是上小學的孩子交個黑人朋友一起做作業，家長教訓起孩子來，就象孩子參加了幫會。事情到琳達這整個翻了個個，她是明目張膽地歧視中國人，整天對中國人板著臉，有事找她，她就機器人一樣假裝聽不懂你的英文。

九點的會議無聊至極，和當初中國大陸的會沒什麽區別，一個印度人不停地吹噓我們這個項目做了多少事。實際上我知道根本是把芝麻吹成了西瓜，散會時坐在我身邊的史密斯問，你知不知道一駕飛機撞在紐約世貿大樓上了。我吃了一驚，忙問怎麽回事，死了多少人。他說不知道。

出了會議室，坐在會議室門口的一個人轉身說，又一架撞上去了，這次是劫持的。

整個辦公室沒有人坐得住，三五成群圍在一起，有人在放著收音機裏的新聞。

我馬上跑到附近老劉的Cubic，沒想到他居然有閑心戴著耳機聽音樂。我用他的計算機上CNN，根本上不去，趕快離開他的辦公室往我樓上的辦公室跑。 在樓道，沒進辦公室就聽見老溫爽朗的笑聲。老溫在北美呆了十幾年，絲毫沒改大陸辦公室的某些習慣，見著當官的就滿臉堆出過分恭維的笑，摳鼻孔，不顧場合大嗓門說話。

老溫絲毫不掩飾對悲劇的興奮，大著嗓門問，咱們該回家了吧，怎麽還不通知？平時聽見他的大嗓門覺得是習慣，今天卻格外別扭。

所有人的計算機都了不上新聞。隻有本的計算機連上了華盛頓郵報，大家圍著他的計算機看飛機撞世界貿易中心被撞的錄像。第一座樓在畫麵前麵，上部著火冒著濃煙。另一架飛機遠遠地飛過來，很小，看上去象隻蚊子，猛地叮在第二座樓的中部，一個大火球轟然而起。

老溫的大嗓門用濃重的夾帶北京口音的英語說：再放一遍再放一遍。

錄像一遍一遍放，那隻蚊子一次次叮上去，大火一遍遍轟然而起。

突然，屏幕上出現了新消息，五角大樓被另一架飛機撞擊！站在我身後的琳達一聲尖叫，鮑波！轉身衝過去拿電話。

整個辦公室一下沉默下來，大家默默看著林達歇斯底裏般按動電話按鈕。電話顯然打不通，她不停搗蒜般按鍵，邊哭邊喊，上帝，鮑波在哪兒？一個女同事過去抱住她的肩膀安慰她。

鮑波在五角大樓工作。我在公司的Party上見過麵，一個沉默寡言，英俊的黑人男子。 琳達的電話打不通，她簡直控製不住自己，全身顫抖。

大衛走過去，把他的車鑰匙放在琳達手裏說：我的車停在地下室一層，紅的豐田吉普。

大衛是聯邦雇員，我們的上級，也是辦公室裏唯一夠級別在地下室停車的。

琳達走了，辦公室仍然沉默著。老溫的大嗓門也沒了，大家好象突然意識到這不是遠在紐約的事。

上級部門發來E-Mail，就一句話：除特別要求者外，所有人都回家。

人都走了，我還在考慮是不是馬上回去。如果恐怖分子能炸五角大樓，政府大樓，也可以炸地鐵，現在出門回家不一定比坐在辦公室更安全。給老劉打了個電話，他說他要走了，我想想還是決定出去看看。

五角大樓的方向冒著濃煙。馬路上全是車，與其說在開，不如說馬路就是停車場。 我想起開著豐田的琳達和五角大樓裏她的丈夫。

我決定不乘地鐵，一方麵認為地鐵不安全，另一方麵想親眼看看形勢。 往國會山莊的路已經封了。一個漂亮的白人姑娘一身深藍製服，腰上掛著槍和步話機之類的東西堵著路。

本來毫無表情的華盛頓人麵色更加冷漠，坐在馬路上開不動的車裏，或者匆匆走著，我從來沒在華盛頓見過那麽多人，一瞬間所有的人都被從一片片的建築裏趕到馬路上。

我本來想走到中國城吃午飯，走到賓夕法尼亞大道，突然想應該到白宮看看。 車開不動，好多人索性下車，站在外麵聊天。有個人把黑白小電視從車裏辦出來，放在車頭上。我湊上去想看看新進展，隻看見背後是廢墟的記者拿著話筒張嘴，耳朵裏全是警車救護車的汽笛，還有一個黑人女的用特有的黑人口音喊著：一定是中東人幹的，多少年了，那都成了第二個越南了！

離白宮很遠路都已經封了。除了警察守著路口，警笛長鳴，人們異常安祥，靜靜坐在路邊的長椅上，好象什麽也沒發生。

我在一個噴泉邊坐了十分鍾，想象白宮內發生著什麽事。我知道布什總統正在佛羅裏達，連我這樣的普通工作人員都疏散了，白宮肯定早已空空如野。 後來我知道，正在我坐在白宮門口的同時，副總統切尼被兩個保安不容分說架到白宮堅固的地下室。另一架被劫持的飛機正往華盛頓方向飛，目標可能是白宮或者國會山莊。乘客中從無線電話中得知劫機犯意在自殺，奮起反抗，結果飛機墜落匹茲堡附近。

中午在中國城吃飯。新大旺有電視，進去一看，從服務員到大廚全在看電視。煤氣停了，不接客。我坐下來看電視。就在這時，我看到了從不同角度拍攝的第二架撞擊的鏡頭。慢鏡頭，那架波音飛機緩慢地插到大樓裏去，堅固的大樓看上去象一塊豆腐，被分成兩半，然後從中間劇烈的爆炸。

在東江餐館要了一碗海鮮麵，卻根本吞不下口。電視裏麵，世界貿易中心轟然倒下，濃煙四起，人們驚慌奔跑。五角大樓被從正中撕開了一個口子，消防車往口子裏澆水。

我當時自己難以名狀的心情，空氣裏彌漫的緊張氣氛，有條不紊的人群，人們冷靜的表情，都讓我回想起十幾年前的一個晚上。一九八九年年六月三日夜的北京。

第二天早晨，電視說學校全關了，聯邦雇員Liberal Leave。到辦公室，琳達的桌上有一束紅色的鮮花，我叫不出名字。大衛用一慣溫和的微笑向我問好，他並且告訴我，琳達的丈夫is f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