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中國的道路是講故事嗎？

知識分子可以拒絕接受非知識分子的文章和觀點，這是我完全接受的原則。
好無怨言。所有不幸看到我的文章的知識分子完全可以去廁所盡情嘔吐，完成清爽的 知識分子形象和風度。記住不要再來看我的文章，這是我能唯一給出的建議。
給自己寫的不希望摻雜別人的氣味，所以請不要離我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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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曆史的結構與再認識——評《五百年來誰著史》和《世界史的結構》兼談中國道 路
來源: NMDW 於 2011-11-05 20:27:50 [檔案] [博客] 舊帖] [轉至博客]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 被閱讀：164次 字體：調大/調小/重置 | 加入書簽 | 打印 | 所有跟帖 | 加跟貼 | 查看當前最 熱討論主題 世界曆史的結構與再認識——評《五百年來誰著史》和《世界史的結構》 兼談中國道路(轉)
(2011-10-03 21:11:04)

作者：[日]緒形康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5期 

 

摘要： 2010年12月21日華東師範大學著名的“思勉人文講座”舉辦了第53期 講座，主持 人是許紀霖教授，主講者是日本著名曆史學家、日本孫中山研究學會會長、神戶大學 人文研究院的副院長緒形康教授（著有《中國現代思想史》等著 作），他主講的內容 是評論中日兩國學術界最近出版的兩本新書：韓毓海的《五百年來誰著史》和柄穀行 人的《世界史的結構》。柄穀行人先生是日本當代首屈一指 的思想家和學者，《世界 史的結構》由日本最著名的岩波書店出版，而韓毓海是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他的《 五百年來誰著史》出版後，登上了國家出版總署剛剛頒 布的2010年 全國優秀圖書 排 行榜的第一名，並入選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推薦圖書，他也是著名電視連續劇《星 火》和《毛岸英》的編劇。緒形康認為韓毓海和柄穀行人的這兩本著作挖掘出 中國曾 有一個不同於西方道路的近代化過程，在當前西方資本主義日益陷入危機的時代，對 中國和世界曆史的這種再認識，將有利於我們從非西方曆史中挖掘社會主 義傳統和資 源，以超越日益沒落的西方資本主義道路，該講座主要內容如下。?

 【什麽亂七八糟的，竟然看不通】

 

最近中國和日本出了兩本書，都在討論如何看待16世紀以來的世界曆史當中中國的位 置。這兩本書的基本觀點、特別是對中國曆史的看法，我認為是有著開創性的、別開 生麵的內容的。同時，這兩本書都關注、並且要再檢討過去500年來對於世界曆史的看 法，並都做了重要的嚐試。最後，這兩部書在日中兩國的學術界，都產生了很大的影 響。?

 

這就是柄穀行人先生的《世界史的結構》和韓毓海先生的《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 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

 

首先我介紹一下柄穀行人先生。柄穀行人先生出生於1941年，他可以說是當代日本最 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大家都知道：20世紀60年代，在日本“二戰”後最大規模的民眾抗 議運動中，東京周圍聚集了一百多萬市民與學生，反對日美安保條約。柄穀先生那時 20歲， 剛剛上東京大學，學習經濟學，他自然也參加了這個運動。這一期間，他修習 了宇野弘藏的經濟學。現在很多人都忘記了宇野弘藏。那個時候日本權威的經濟學教 科 書有兩本，一本是《近代經濟學》，一本是《馬克思主義論經濟學》。宇野弘藏就 是當代日本、乃至世界上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的傳人。而柄穀先生就是在 他 的指導下，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但是，柄穀行人後來專攻英國文學，上了東京 大學人文學部研究生院，開始了對17、18世紀世界史的研究，然後在東京法政大學， 還有關西地區的近畿大學任教，主要教授英國文學。同時他還是耶魯大學、哥倫比亞 大學和中國多所大學的客座教授。最近日本最有名的出版社——岩波書店出版了他的 文集《柄穀行人文集》。我特別要提一下《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他的這一著作已 經有了中譯版，在中國學術界有很大的影響。柄穀先生的著作，還有《作為隱喻的建 築》、思考和探討19世紀以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跨越式批判——康德與馬克思》 。與今天的討論關係較密切的則是《曆史與反複》，這個著作是1995年出版的。此後 ，柄穀先生重讀馬克思的《資本論》、馬克斯·韋伯的《宗教社會學》等種種著作，並 於2010年6月在岩波書店出版了《世界史的結構》一書，這部著作的核心，就是探索16 世紀以降，世界帝國的命運，以及這種命運與不斷增強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係 之間的關係，這本書影響非常大，許多西方和中國曆史學家對他的這一作品都做了評 論。?

 

韓毓海先生我就不用作介紹了。我隻是想說一句話：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文章是11年前 的1999年，當時，美國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他非常堅定地、大聲地向美國 抗議。在當時的中國學術界，這種抗議的聲音是很微弱的，但這令我聯想起20世紀60 年 代日本老百姓反抗日美安保條約的時刻。韓先生本來是研究文學的，但好像從那之 後，他就轉向了經濟學和世界史的研究。他最近在美國紐約大學教書時，探討並思 考 了孫文、毛澤東思想的發生與中國的現代命運問題，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看法。現在 我們談的《五百年來誰著史》，還沒寫完，他說總共有三卷，現在出版的隻是 第一卷 。?

 

我首先想探討兩位先生所考察的“16世紀”的問題。首先介紹一下韓毓海先生說的“漫長 的16世紀”。柄穀先生曾經這樣評論19世紀的世界史：世界市場和世界資本主義發展起 來以後，原來的“中心”成為世界經濟體係的“邊緣”。盡管很多人講中國的邊緣化是從 16世紀就開始的，但是柄穀先生說，不是的，實際上，16世紀的中國處在世界經濟的 絕對中心的地位，歐洲則是非常邊緣的，中國從中心到邊緣化經過了非常漫長的過程 ，那是19世紀以後才真正開始的事情。1820年的時候，中國的經濟總量還是世界上最 大的。韓毓海先生也有著與柄穀先生同樣的看法，不過，他主要是受兩位歐美著名曆 史學家的看法（的影響），一位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專家沃勒斯坦先生。 1987年沃勒斯坦發表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與貨幣》。在更早的1977年，他提出了著 名的“漫長的16世紀”這個範疇，在我的印象中，是沃勒斯坦最早把世界經濟體係時代 ，即公元1500年前後到1850年代，看作“漫長的16世紀”。?
【如果隻看家庭的財富變遷說家庭的興起和沒落是不對的。死亡和沒落畢竟不是一個 概念。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麽。】
 

還有一位專家，就是現在加州大學的彭慕蘭先生，最近他寫了一本書：《近代的多元 化》，他說：不應該把16世紀看作世界經濟體係開始的時代，應該把更早的時代， 1350年作為世界經濟體係的開始，即應該把1350年到1850年這500年作為一個“漫長的16 世紀”。這個漫長的16世紀含義是什麽？他說：這是一個此消彼長的大轉變的“多元時 代”。為什麽叫“多元時代”？因為中華帝國、俄羅斯帝國、神聖羅馬帝國，這些“世界 性帝國”對歐亞大陸的統治還處於顛峰，而同時，歐洲的英國、法國已經開始構建一個 新的世界經濟體係。所謂“漫長”，首先，如果關注世界貨幣的話，可以理解為金本位 經濟體係逐漸取代了銀本位體係——這個過程很漫長。其次，到1850年， 英國才正式 開始向海外進軍，力圖成為一個稱霸歐亞大陸和世界的帝國主義強權，隻是在這個時 間以後，資本主義的金融體係和帝國主義的軍事殖民體係，才改變了 世界帝國在歐亞 大陸的秩序，但是，英國稱霸歐亞大陸，還是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事情 ，歐亞大陸上的世界帝國：奧斯曼、波斯、印度、俄羅斯和中 國，雖說經曆了衰落和 複興，但都沒有被壓倒，所以，在歐亞大陸上的爭奪，此消彼長，一直持續，這個過 程很漫長。韓先生比較、綜合了沃勒斯坦和彭慕蘭的論 述，他的著作的第一部分就叫 “漫長的16世紀”，他的言外之意是：沃勒斯坦和彭慕蘭兩位說的“世界經濟體係”從什 麽時代開始呢？應該是從1350年開始，因為世界體係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利用了世 界性帝國的秩序，是在與世界性帝國的博弈中、在世界帝國的框架裏麵生長、發展出 來的。

 

關於漫長的16世紀的內涵，在我想來，有兩個比較重大的問題需要再探討：一個就是 商業資本和商人資本。大家知道，我們過去看世界史，關於16世紀以後漫長的世界史 的變化，教科書往往都會強調這樣一個重點：那就是英國的特殊性、或者說英國特殊 的先進性，即英國大概於16世紀前後，發生了家庭手工業奇跡，而這個家庭手工業奇 跡是英國社會所特有的，是英國相對獨立於其他國家而產生的一個新的經濟奇跡，進 一步說：在這個新的經濟奇跡背後，更有一個新的經濟倫理，這也就是馬克斯·韋伯所 說的“新教倫理”。新教倫理所考慮、指向的，乃是一個好的——“合理化”的經營問題 ，從而促使了商業資本的發展。他認為：過去的經濟體係，其中固然有商人資本，但 商人資本卻不會考慮合理的經營性——如此就不能把商業資本引向產業資本。馬克斯· ?韋伯說，中國過去也有商人，但是商人資本掙錢後馬上就花了，沒有合理地發展自 己，結果是商人資本不能發展為產業資本，所以在中國不能滋生出資本主義。這就是 馬克斯·韋伯的看法。?

 

但是，柄穀先生說：韋伯的看法是不對的，為什麽呢？因為16、17世 紀的英國經濟， 那時候在歐洲是最落後的，最發達的產業經濟是在現在的德國、法國。那個時代的產 業發達，主要是指手工業發達，而韋伯關於英國手工業最發達的 說法，首先便是不正 確的，因為它不符合事實。最落後的英國經濟怎麽發展了產業資本呢？柄穀先生是這 樣看的：這是因為國家強力保護英國國內的工業資本，把它 推向產業，變家庭手工業 作坊為工廠生產，所以，最落後的國家英國的經濟，是依靠國家的保護政策發展起來 的，事實上確實就是這樣，這也是柄穀先生的看法。所 以，據柄穀先生看來，產業資 本和商業資本是沒有區別的，商業資本能否轉變為產業資本，關鍵並不在於商人的經 營理念，並不在新教倫理，而在於國家的規劃和控 製，如果國家想去控製，一個國家 的商業資本就會轉化為產業資本，反過來，國家的產業資本也可以表現為商人資本， 但商人資本畢竟還是受國家控製，為國家的政 策服務的。東印度公司就是這樣，它的 管理者既是國家的代表，又是公司的經營者，既是國家的官員，也是商人，或者說， 是國家的商人。所以馬克斯·?韋伯的說法——包括過去我們習慣的教科書裏的說法是 不對的，或者說，是不符合事實的。韓先生也有同樣的看法，他也說16世紀是英國農 奴土地所有製極度殘暴的時代，從歐洲經濟的曆史來看，最落後的英國經濟反而走向 先進，這就是由於國家的“圈地政策”所造成的土地資本化。相對來講，中國在那個時 代比較強調“永佃製”這 種土地所有製，這種所有製導致了農村與城市的差距不大，缺 乏大量失地農民造成的無產階級向產業化的城市集聚，缺乏人口和財富向城市和產業 集聚的衝動。同 時，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缺乏煤炭資源，難以發生向煤炭動力 的轉化。中國是通過利用水利這種動力，通過輕工業、手工業和市場效率的方式謀求 發展。到182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還是占當時世界經濟總量的32%左 右，中國的發達 ，恰恰是商人資本和手工業的發達。但是商人資本發達和手工業發達，不能自動產生 工業資本，實際上，恰恰是這種商業資本和手工業產業的先進， 導致了工業化的落後 。為什麽落後？因為缺乏吸收大工業的土地和資金。大家知道恩格斯有一著名的著作 《法德農民問題》，他說當時手工業作坊最發達的是德國和 法國，而不是英國，法德 兩國農民的生活要比英國好得多。但是，沒有國家政策的控製，手工業的發達不能導 向工業產業資本，這也是韓先生的看法。隨後產生的漫 長的19世紀的內涵即產業資本 、產權私有，這些都是民族國家政策的結果，而不是商人資本、手工業經營理念自動“ 合理化”的結果，——這就是兩位先生指出的，關於從漫長的16世紀到19世紀轉變的一 個重要新觀點。而說漫長的16世紀中國的商業資本不發達、以手工業為標誌的產業資 本不發達，這是不對的，因此一般地說中國經濟一向不發達，也是不對的。?
【普遍性，先進性，競爭性，蓄勢和趨勢。
土地兼並完成了蓄勢的功能，為趨勢提供了基礎。這也是應對競爭性的必要基礎。但 不是任何時候都必須，對中國的商業發達也不構成促進作用。商業發達的現象應該是 普遍性的外在表現，而不是發達的本質表現。發達的手工業不必然代表先進性，他的 競爭性。在當時，有一個幫手，盡管對待大家的要求給與了同樣對待，但是給中國的 競爭性提供了最後的足夠的幫助，它是時間。滿足市場的時間的要求和社會的滿足這 樣的現狀的現實接受程度，決定了即使不先進，不發達，不是普遍的，也能產生競爭 性，而且可以是非常的有競爭性。如果不看到這個因素，完全是胡亂分析。】
 

關於漫長的16世 紀，還有一個內涵就是 世界帝國。什麽是世界帝國呢？柄穀先生把世 界帝國的要點、要素概括為，世界帝國保持了世界貨幣、世界宗教、世界語言，對中 國來講，世界宗教就是儒教、佛 教、道教，世界語言當然就是漢文，當然這個漢文的 表意係統不僅僅是在中國大陸，還涵蓋了韓國、日本、朝鮮等。還有，柄穀先生認為 ，世界帝國訴諸的法律應該 說就是現在的“國際法”理想。為什麽這樣說呢？中國周邊 有許多不同的國家，它們來中國進行朝貢，朝貢的目的之一當然是貿易，但另外一個 重要目的，卻是通過到中國朝貢來確立自己“內部的秩序”，因為在當時，確立秩序是 非常重要的，中國周邊的國家，此前並不承認世界上有普遍的秩序，也就是說，不承 認有國際法，於是，內部的秩序也是靠武力來確立的，因此戰爭、混戰和叛亂非常多 。到中國朝貢，一方麵可以確立自己的統治秩序的合法性，但最重要的是，使得世界 存在一個“普遍秩序”的 意識，能夠確立起來。日本雖然沒有像朝鮮那樣，引進文官官 僚體製，並且順便通過引進文官官僚體製確立自身秩序的合法性，但是，日本引進了 朱子的世界普遍秩 序的觀念，正是由於產生了世界普遍秩序的意識，政治結構相同， 法律相同，如此等等才能發生。作為中心的中國和中國周邊的日本、韓國，它們的關 係，正是建立 在對世界普遍秩序這個意識的產生之上的，按照今天的說法，16世紀對 世界普遍秩序的認同，是國際法的基礎。??
【這個國際法應該是個應對方便性而來的擦屁股紙，可以隨時被打破的。曆史上的帝 國的破滅和國際法有什麽必然聯係嗎？】
 

柄穀先生認為，在世界帝國中，俄羅斯帝國和中華帝國的命運有其特殊性，因為其他 的一些帝國，進入近代以後，因為是多民族，都發生了分裂和崩潰，那麽為 什麽俄羅 斯和中國能夠擺脫分裂的危機呢？特別是中國，近代所遭受的外部壓迫，比俄羅斯要 厲害得多，竟然也沒有發生分裂式的崩潰。這是因為，在漫長的16世紀這個世界曆史 的過程中，中國采用懷柔的、分享的方式，來解決帝國內部的不平衡問題，這個傳統 到了19世紀還在起作用。韓先生在他的書中，分析了1689年 的《尼布楚條約》的問題 ，他說：這個條約表達了中華帝國願意與蒙古和俄羅斯分享發展成果的願望，後來的 恰克圖貿易就體現了這種分享的發展模式，因為願意與 周邊分享發展的成果。所以蒙 古就比較傾向於中國，不會發生分離傾向，長城內外的經濟不平衡，也正是因為貿易 和商業的發展而改變了、改善了，這不用說就是晉 商等商人的作用。反過來說，為了 核心地區的發展，掠奪邊緣，不肯分享發展的成果，放棄了互惠的政策，而且所謂的“ 開放”，其實就是要把發展的代價轉移出去，這就是西方的做法。這是後來“漫長的19 世紀”的做法。漫長的16世紀，世界帝國體現的作為互惠和分享這樣一種模式，才是真 正的自由貿易。不過，柄穀先生認為，如馬克思主義者說的一樣，當時的中華帝國是“ 不知不覺中”體現了這種“多元的現代性”的。這個問題我一會兒再講。?
【多元不可怕，但現在強調多元就很可怕。】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即漫長的16世紀的內涵和“亞洲專製主義”的關係。柄穀先生非常 扼要地概括了所謂“亞洲專製主義”形成的基礎。這個基礎是什麽呢？就是建立在“自然 法”基礎上的、要求共同富裕的、共同體式的國家。他考察了與中華帝國相伴隨的“亞 洲專製主義”的問題，他主要是重新審視了魏特夫的《東方專製主義》這本書。魏特夫 是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他親自觀察過1927年 的中國國民革命，非常詳細地寫到了革 命內涵的幾個問題，同時係統研究了現代中國內部的經濟問題，力圖從這個角度去理 解中國革命和孫文主義。然後他到德國、 歐洲，最後到美國，研究帝國主義時代亞洲 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起源，那時候，他開始批判共產國際的斯大林專製，在馬克 思主義陣營裏，魏特夫比較具有批判 性。他1957年寫了《東方專製主義》一書，這本 書在中國反響非常大。而通過重新審視這本書，柄穀先生說，以中華帝國為代表的“亞 洲專製國家”這一範疇，乃是由19世 紀的西洋曆史學家帶來的誤解。我們都相信專製 國家奴隸性比較發達，統治者隻顧自己獨裁而靠武力進行統治，但是柄穀先生說，這 種看法是不對的。中華帝國固然 不是靠資本和金錢支配的現代民族國家，但也不是單 純靠武力獨裁支配的軍閥國家，真正能夠支配中國的，與其說是軍閥或者財閥，還不 如說是基層的鄉裏關係，它 的代表是鄉裏長（保正）們，所以這樣的國家，是個放大 的鄉裏共同體，支配這個國家經濟和政治活動的，就是這種從基層開始的共同體，皇 帝可以說是個最大的鄉 裏長（保正）。比如治水，不是由武力和金錢來支配的，而是 一個共同體內部“人人參與、人人有份”的 公益活動。柄穀先生說，中國建築萬裏長城 ，這個萬裏長城絕對不是簡單地剝削老百姓，在古代的中國，它是服役，它起初是完 整的、沒有報酬的公益事業。鄉裏 長，也就是吏，是人人有份的共同體的基層聯絡者 ，它甚至也不是一個官員。它的產生，依據的是役法，即定期的公益性勞動。中華帝 國實行中央管理，中央派人到 縣，縣有穩定性，由中央管理，但是，縣以下讓它們自 治。所以過去的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地方自治比較發達的共同體，但這裏的“自治”絕 不是無人治理，而是鄉裏保正的治理，由他們組織共同體進行公益事業的建設，胥吏 ，它起初是共同體的代言人。這是柄穀先生的觀點。韓先生的觀點，接續了柄穀的論 述，是一個更有特色的、不同曆史期的共同體變化的描述，他提出了“官無封建，吏有 封建”的著名論斷。他說，唐代之後，役法和吏治敗壞了，這是中國政治史上很大的事 情；於是此後中國的問題，一方麵是官員無為和無能，另一方麵是胥吏胡作非為，結 果是基層的共同體瓦解了，人人參與、人人有份的“共治”的共同體，被胥吏獨占了， 這樣，公共事業也就從基層開始瓦解了，這樣帝國的基礎就瓦解了。??
【專製，民主，毛澤東思想，喇嘛教。
從政治角度看，西藏喇嘛教的西方化，完全預示著，有人在推動毛澤東教的現實化， 最後鼓勵自由信教來消滅毛澤東思想。進行的特點就是對專製和民主的討論。尤其是 外來的專家的高調介入。首先說有錯誤。後說具體的支節。而不說什麽錯誤，到底性 質是什麽。更不說毛澤東思想的主體是什麽，它的‘本’是什麽，而是肢解開看，專門 找錯誤。這是個非常明顯的做法。
站在一個另外的角度，完全能看到中國的知識分子全是棋子罷了。所謂的三方六向， 遠近親疏都不同。被體製甩出和吸入的過程中，這些笨蛋都在高興地玩耍，而看戲的 還有其他的人。入戲不一定能贏得最後的勝利。】
 

這個問題不隻是中國的問題。俄羅斯建立的共同體也是這樣。魏特夫說，東方專製主 義的基礎，是因為治水之類的國家工程，而韓先生和柄穀先生都認為：在一個幅員遼 闊、人口眾多的國家裏，諸如治水、醫療、教育乃至軍事等大型的公共事業，是建立 在“人人參與、人人有份”的基層的共同體“共治”之上的。公益事業和公共事務，必須 是從基層組織起來的，如果基層的共同體瓦解了，那麽大型的公共事業、特別是基層 的公共事業就失敗了，這樣，最終國家就失敗了。所以，柄穀先生認為：恰恰是魏特 夫所謂的“專製國家”、而絕對不是19世紀的“民主國家”創造了共同體。當然，這是柄 穀先生的看法。對於他的看法，我也有疑問，希望經過以後的學習來解答這些問題。 不過，最近俄羅斯和中國公共事業、特別是基層的公共事業遇到了很大危機，確實讓 我們非常重視韓先生的意見的合理性，這是無疑的。?

 

下麵我來介紹“漫長的19世紀”。在整個漫長的16世紀，世界地圖和世界經濟基本上都 很穩定，但是到了19世紀50年代，英國開始向海外進軍，成為帝國主義以後，展開了 一個新的時代。言外之意，我們把這個新的時代叫作漫長的19世紀。漫長的19世紀的 內涵是什麽呢？韓先生的書，有個非常非常精彩的說法。他說這個時代，歐美帝國主 義國家最重要的內涵是金融資本，它們背後有一個軍事力量和金融力量，它們之所以 把自己描繪為文明的，是因為在野蠻的侵略背後，確實有一種“文明”，而這就是我們 今天所說的金融和虛擬經濟的“文明”。所以，這種侵略，既有武力的，但更有金融秩 序的確立。它們通過世界貨幣危機、金融危機，來侵略周邊的國家，它們的文明說法 背後，有一個大的資本和金融的邏輯。韓先生的論述當中，他把現代世界體係形成這 個問題，與中國的問題比較起來。美國學者彭慕蘭指出16世紀以後，南方——長 江下 遊的江南的經濟增長比較快，英國經濟發展比較慢，但是，後來中國江南經濟遇到高 度平衡的陷阱。高度平衡的陷阱是指：農民投入很大的勞動力到土地上，而 邊際效果 不好，蘇州、鬆江就碰到高度平衡的陷阱，所以落伍了。但是，加州學派考察這一問 題時，沒有充分考慮世界市場而隻是獨立考察中國一個國家得出結論。 韓先生說，這 種高度平衡的陷阱同樣存在於歐美，但是，歐美國家之所以能解決、擺脫高度平衡的 陷阱，因為它們通過掌握世界貨幣體係，來掠奪世界的經濟，從而 積累了自己發展的 利潤。簡單地說，這種發展當然不是分享式的、共享式的，恰恰相反，而是通過經營 貨幣獲取利潤，把別人當作自己發展的肥料，非洲、美洲和印 度的衰落和貧困，是西 歐發展的條件，它們把發展的代價轉移到別人那裏了。而西洋之所以能夠做到如此， 除了武力的優勢之外，金融秩序的確立是很關鍵的，因為 正是通過確立金融秩序，從 而才確立了“資本”對於全世界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絕對優勢。這樣，“貧困”與“富饒 ”的關係，可以說被徹底顛倒了，於是就會出現：一個處在人口和資源都很貧乏的孤島 上、但卻擁有貨幣資本的國家，可以通過債務的邏輯，來支配全世界的勞動力、支配 自然資源極其豐富的廣大地區的現象（如同現在塞舌爾群島上的“洗錢中心”那樣）。 馬克思所謂“形而上學的顛倒”，今天大家所謂“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顛倒，其實 都是同樣的問題。西歐的“崛起”，或者幹脆說就是“顛倒”，即在經濟活動中“貨幣”與 自然資源和勞動力關係的顛倒，韓先生關於這一方麵的分析，我覺得相當重要，值得 重視。??

 

漫長的19世 紀的內涵，還有一個關鍵性 的問題是世界資本市場的產生，而這就涉及武 力與金融結合的問題。韓先生談到了中國的山西商人和山西票號（人們經常把它當作 銀行的起源）。他比較了中國銀行 和英國銀行，發現山西票號從來沒有投資過戰爭， 但是歐洲私人銀行主要投資國家戰爭，然後獲取戰爭紅利。這是個非常大的差別。通 過比較山西票號和西方私人銀 行，我們可以描述漫長的19世紀的興起。近代以來的西 方世界，可以說是通過債權體製為戰爭融資產生的。我們知道，尼采也曾經把資本體 製的核心，說成是“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係”。而在中國，不必說漫長的16世紀，就是 1850年以來，也從來沒有發展過這種以戰爭來發展的金融體係，這也是東方各個國家 被壓迫、盤剝的重要原因。這是非常精彩的分析。??

 

最後，韓先生書中還分析了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近代買辦商人的作用。陶希聖—— 很 重要的中國曆史學家，也曾經是國民黨的宣傳部長，他說中國的商人資本和產業資 本不能結合，原因是，中國商人往往從事長途貿易，這種貿易賺錢比較多、比較容 易 ，所以，商人們就沒有投資產業的興趣，於是中國的產業就不能發展，這是很著名的 觀點。韓先生的觀點不同，他不是把問題簡單地歸因於一般的商人和商業資 本，而是 從世界體係的形成過程中，考察一種特殊的商人和商業資本，這就是他所謂買辦商人 和買辦資本。買辦商人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世界體係形成過程中的產 物，主要就是 貨幣投機、或者我們通俗地說“洗錢”活動的產物；中國買辦資本和買辦商人產生的時 間，他寫的是1567年，也就是明朝中期對海外開放，通過白銀貿易，南美和日本的白 銀貨幣大規模地運到中國。買辦商人的工作，主要是拿南美和日本的白銀貨幣來換中 國最好的白銀（中國明代有最好的白銀——紋 銀），但因為中國的紋銀質軟，不能造 幣，所以就要用羼雜了合金的西班牙後來是日本的銀幣。這樣，用純銀換取合金銀幣 ，這之間就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利差，於 是，差額和利潤一部分流失到國外，一部分則 到了買辦商人的手裏。在明朝向海外開放以後，外國合金銀元越來越快地流到中國， 這是西方金融家和中國買辦積極推 動的結果。康有為在《錢幣疏》中說，中國沒有自 己的貨幣，“於今四百年有餘矣”，中國紋銀與合金的兌換利差流失，也有四百年了， 因此，所謂的“白銀外流”，絕不是鴉片貿易後才開始的事情；康有為的這個說法，在 時間上與韓先生說的也差不多，魏源也說中國的銀幣，“十分有七自外洋來”，到1830 年 歐洲實行金本位製度的時候，大量的劣質銀元到了中國，中國的紋銀又被大量投機 到歐洲（經過印度），這樣，導致中國的貨幣體係被破壞了，經濟崩潰了。鴉片戰 爭 以後，情況越來越壞，而中國國家幾乎沒有什麽能力，變成了債務國，最後被歐美國 家打敗。這個是韓先生的說法。這個說法也得到了濱下武誌的研究的支持。??

 

最後強調一下柄穀先生關於漫長的19世紀的想法。就柄穀先生來看，世界帝國和現在 的帝國主義是不一樣的。世界帝國實際上有中央政府治下的內地和廣闊邊疆，如新疆 、西藏等等。但是，從長時段來看，世界帝國中並沒有頻繁地爆發分離主義叛亂，相 反，我們經常看到的卻是“懷柔遠人”、“四方來賀”、朝貢的同心圓結構，這是為什麽 ？這是因為一種分享式的發展模式，核心地區積極地將發展的成果與邊緣地區分享。 但是，到了漫長的19世紀，1850年 以後，由於一個國家侵略別的國家，一個國家內部 ，核心地區把周邊當作自己發展的肥料，現代國家、包括帝國主義式的國家內部，便 越來越多地發生邊疆、公民的 叛亂、分離的問題。這是因為他們內部在資本積累邏輯 支配下區域發展不平衡，而在世界帝國時代，卻很少發生這種分離主義，因為那個時 候的邊緣和邊疆是援助的 對象，而不是投放發展代價的垃圾帶。而19世紀以後的所謂 “開放”，其實往往就是向邊緣地區轉移發展的代價。我們要知道這是兩種不同的“開放 ”，這種區別我認為是很重要的。?

 

還有一個我們關注的問題是，柄穀先生把亞洲專製國家不是簡單地看作是落後的專製 結構。柄穀先生繼承了馬克思關於現代西歐國家的基礎是“私有製”的 觀點，同時也參 考了魏特夫關於亞洲專製國家的論述，而更進一步認為：應該把亞洲專製國家看成是 更完整的、更整體的、有更大範圍意義的國家，這是因為，所謂 的亞洲專製主義國家 的真正基礎，是救災、治水等等這些大規模的公共事業，因此它的治理基礎是人人參 與、人人有份的基層的共同體。韓先生也認為：中華帝國政 治“大一統”的核心，與其 說是戰爭，還不如說是“救災”， 一統三世，講的均是大一統內部如何消除區域不平衡 的問題，因此，世界帝國中內涵著公共事業這個基礎，它不是以絕對私有製為基礎的 。以這樣的視野去考察未來 的、以公共事業為基礎的政治形式，去思考人人參與、大 家有份的經濟活動（無論是否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價值，它的合法性問題，如果未來 理想社會不是一般地 （抽象地）從西洋的絕對私有製國家的“辨證發展”而來，那麽， 所謂的“世界帝國”中，恰恰就包含著未來社會的萌芽。這是世界曆史上的大問題，這 也是他們共同的看法，就是要把過去的亞洲國家的問題放在當代中國的問題中思考， 這個問題我們也應該認真地共同去探討。?

 

上麵介紹了兩位先生對世界曆史的看法。最後談談我的看法。為什麽19世紀以後一百 多年以來，不僅是中國，還有日本等所有亞洲國家越來越成為由外國資本和買辦資本 支配的國家呢？從中國知識分子對於中國曆史和世界曆史的認識過程來看，這些認識 存在三個問題。首先我想探討馬克思主義傳播以前，大概20世紀20年 代以前，中國、 還有亞洲國家的知識分子，對於西方曆史中的抽象的文明概念，如自由、平等這些概 念、符號、理念，關注太多。這樣的抽象的關注方式是有問題 的，問題在於不具體考 察社會、經濟的問題。還有，相信概念優越，那麽資本主義或歐美的經濟就優越，概 念優越的世界，就是比亞洲國家更高的世界。但是兩位先 生都談到，那時候的英國資 本主義在歐洲經濟中恰恰是最落後的。我們卻把它的落後誤解成了經濟的優越性，這 是因為不了解西洋的概念與他們現實的政治、經濟體 製是不一樣的，不但不一樣，而 且總是矛盾的（像馬克思所揭示的），他們“所說的”與真正“做的”總是不同的，而我 們卻以為他們“說的”與“做的”是完全一致的、是無矛盾的，或者隻是完全相信他們所 說的概念，——而這恰恰是20世紀20年代以前我們對世界經濟史的認識。?

 

在馬克思傳入以後，社會學論述盛行，這主要是由於馬克思主義專家的推動。彼時他 們又用“封建”的抽象概念來處理中國的曆史。
【這是文章唯一的引來我的興趣的地方。希望是書中有個完整論述而不是什麽500頁最 後有一句驚人之語而和前麵沒有什麽必然的緊密聯係。誰知道是不是出書時候才聽說 而加上的。也希望不要立即開進否定的漩渦中完善一個妄想的久違的美麗。接受馬列 到底對不對如何接受應該是個細致活。】
封建，原本是指中國古代（秦代以前的西周）、春秋戰國時代對地方的一些分封，但 是馬克思主義專家使用的封建概念，卻是和西方曆史學家的概念一致的，即主要不是 在原來中國的意義上使用，這樣，封建中國就相當於、或者等於西方曆史上的“中世紀 ”。 同時，也許是更重要的是：封建被理解為地方分離主義的根源，秦製與漢製的區 別，當然就是中央領導的郡縣與皇室分封之間的區別，封建導致分裂，這是自古就有  的觀點，比如柳宗元的《封建論》，近代的章太炎都是這樣的觀點，馬克思主義專家 想把中國改造成中央政府有權力的近代型、現代型的政府，這是有曆史合理性 的，因 為那時候中國內部非常混亂、國家分裂，日本侵略，他們希望、願意把中國中央集權 化，需要增加國家的能力。那時候，為了批評中國古代，用西方的“封建”概念去套中 國確實比較好，不過同時，我們還必須注意到，共產黨實現的國家能力和政權能力， 卻並不是簡單地從上麵控製，而是重建了基層共同體，特別是，對村社組織的重建， 即是“自下而上”地建立國家能力，強調“人人參與、大家有份”——這在毛澤東那裏是 很突出的，也就是說，共產黨支持基層共同體的實踐，於是才造成了“從農村包圍城市 ”。但是，20世紀中國的曆史，我們回過頭來看發現，中央集權越來越強，基層的組織 性下降了，用柄穀先生的看法，甚至就是基層共同體瓦解了。韓先生很關心或者擔心 的，也是基層共同體瓦解的問題，他說基層政權的組織能力問題，是今天中國的大問 題。?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16世紀世界曆史的論述的不足。韓先生的書中最佩服的曆史學家— —黃 仁宇，大家都知道

【當然不包括我，曆來討厭說大家都知道，其實大家都不知道也不是什麽錯誤，發現 他們不是我們的希望嗎？他隻是定義了一個知名度，其實就是中國知識最大臭毛病， 非常混蛋的一個毛病】，
他的代表作是《萬曆十五年》，這本書是非常有名的。他到美國後，是《劍橋中國明 代史》的作者，那時西方普遍對大陸有看法，但是，他卻肯 定了毛澤東推動的革命改 造了中國的社會關係。他的角度非常特殊，他說，毛澤東建立了比較健康的財政，這 就是當代中國越來越強大的一個根本原因，因為沒有一 個健康的國家財政體係，中國 就缺乏進行工業化的投資、不能補貼基層、發展公共事業、更不能獨立進行軍事建設 ，那樣，中國就會一直挨打、被侵略，所以他從這 個角度讚同毛澤東的革命。我也非 常關注財政體係方麵的問題，同樣關注柄穀先生、韓先生都提到的金融體係的問題， 這就是：漫長的19世 紀以後歐洲的金融資本體係，主要是通過戰爭債務來發展自己。 如果我們從金融資本的角度，來回顧近現代曆史研究的話，過去曆代的中國專家所做 的都是不夠的， 可見曆史研究，倘不重視金融和財政問題是不行的，所以，以後我們 要再檢討這方麵的認識。什麽是貨幣？什麽是金融？什麽是現代國家？在中國改革和 革命的過程 中，金融改革和財政改革起到了什麽樣的作用？這都是需要認真研究的問 題。?
【這顯然有一種傾向，要把金融強化到顯學的地步中去，因為暗含著這是發展到現今 的最為先進的東西了，大家都看到了。這並不能決定金融是必然前行的顯學。如同帝 國的概念和其他西方概念被毛澤東利用從西方學來的階級鬥爭，這種西方人認為最厲 害的工具打敗而不得不妥協一樣，沒有必然牢靠的東西。隻要有開花結果的新東西出 現，也必然會從舊有的社會中出現，任何顯學，都有可能變成符號，一個供人們精神 活動中借鑒的符號。這裏應該引出‪另外一個問題，全部精力投入到改錯的努力就能走 出錯誤嗎？難道不是在錯誤正中央更保險嗎？這個是普遍被忽視的問題。請問，你改 動錯誤和改正錯誤，他們就不是錯誤了？難道不是走出錯誤更重要，更能帶來希望嗎 ？非常希望先有個笨蛋跟我說說。聰明人沒有人能和我說說這個事情，太遺憾了。他 們缺一個貴重的皇冠而不知道，反而認為頭頂的就是最好的，因為真實。】
 

最後一個問題是：現在中國大陸對於中國曆史的分析、看法，把鴉片戰爭以前劃為古 代，鴉片戰爭以後開始為“近代”，這是值得質疑的。當然，“近代”這樣的提法，起初 是為了強調1840年帝國主義侵略影響了中國曆史。19世紀50年代前後，中國這一世界 帝國的經濟崩潰了，殖民化正式發生，然後亞洲地區被壓榨。所以，你們的曆史學家 把19世紀50年代、把鴉片戰爭作為“近代”的標記，這大概是最初的設想。?

 

但是，我認為：隻有結合“漫長的16世紀”的視野，“近代”這個分析曆史的看法，才會 顯得真正有創意。因為“近代”並不是“現代”，它隻是古代和現代的過渡，如果把它計 入古代的話，鴉片戰爭也可以計入古代，反過來，如果計入現代的話，鴉片戰爭乃至 更早的時期，也可以看作現代。為什麽這樣說呢？沃勒斯坦說：1500年開始世界經濟 體係，彭慕蘭則說現代世界體係自1350年開始，日本的專家也說，如今年7月仙逝的我 的老師之一——溝口雄三先生，他講明末清初——16世紀前後中國開始進入近代。他 的許多論述都在挖掘有中國特色的“近代”，他的許多作品關注最多的是：沒有西方的 入侵，中國肯定會發展出自己具有獨特性的現代經濟——因為這種現代經濟在明末清 初就發生了，所以鴉片戰爭在這個意義上是“兩種現代規劃”之間的鬥爭。鴉片戰爭之 後，中國沒有、也不可能、或者沒有條件走西洋的道路，而是走了通過革命來重建的 道路，即中國式的現代規劃，或這兩種現代規劃的鬥爭，通過孫文和毛澤東的革命， 一直在延續。還有一位更重要的日本中國曆史學家——內藤湖南先生，他的說法更有 意思，他說中國的近代由宋代開始。
宋代無論在科學技術、普適價值、海外貿易和市民社會諸方麵，都與現代世界最為接 近，起碼比西洋要更接近。這樣，中國的“近代”就很長了，從宋代一直延續到鴉片戰 爭。不過這個“近代”也太長了。?

 【1840，1500，宋代。三個劃分，劃分的不是一個東西。
1840是‘改變自己社會結構的’思想成功後西方占據最強勢這樣一個結果，麵對另外一個 比較孤立的中國，這是中國最危險的時刻，不知道了解自己也沒有真正了解別人的社 會的優勢對自己的威脅，維係存在的動力完全沒有了方向。大體上是政治危機，需要 認識自己到底是誰，需要什麽思想。
宋代，如同發生了一個種子，開花結果，但沒有人知道到底，是否能夠長成大樹，還 是小草，不能決定出對外界的影響到底是什麽。好比，1500開花後到底如何影響世界 沒有完全定型，也沒有定性，曆史也需要時間。是思想在經濟形式上的一個新品種。
1500開始的思想變革對社會的影響不一定都要對世界和中國產生已經有的曆史的樣子 ，這裏有偶然性。但必然性在於，一個新的思想，新的任何品種，經濟，政治等等， 都需要一個發展空間，需要關注它，越需要給它自由成長，以便成為，一個新的品種 而存在。這到底是誰給了，一般來說，是社會的某種惰性被迫放棄比較容易就比較容 易成功。如同，有錢吃飯不挑地方，勤勞不怕事情多，任何一個社會習慣都有可能成 為這樣的動力。
1840是個決定生死的開始，是個非常明顯的曆史符號，應該是個值得利用的時間點。 近代的意義都含有暗含的必然性，一定要和西方的現有成就比較，而成就本事不是先 後決定的。比如，宋代先和1500的先，如何影響近代，能有一個比較一致性的指向然 後才可以比較。誰能從曆史中看到了這個比較的方向。沒有人出過書，更沒有論述的 空間點供人們開始論述。如何斷定，近代已經結束了，它又如何貫穿到曆史當中去， 沒有看到論述，就全是瞎說。不值得肯定。有個一個角度能從曆史看到今天，也能從 今天看到過去，才比較可靠。以後如何利用我們現在定義的近代，它到底是一個事件 還是最終成為一段曆史，還不能現在下結論。我們今天真的能劃斷的話，請問，如何 保證我們知道繼續前行的時候不再走進它？它還不具備打包收起供人類背好繼續前行 的條件。道理呢，還沒有更加明顯的思想替代社會的變動的事件出現，一個活著的曆 史的冷卻的過程還沒有再次看到發生在他之後，是否有必要劃分？因為說話方便可以 說時間，它的意義可以分別敘述。劃分曆史到底是思想的劃分還是錢多錢少，還是社 會結構的變化之後需要再次給出定義才劃分，這應該看人們在一個沒有終點隻有重點 的人類曆史關注什麽。不斷調整也沒有什麽不可以。必然給出一個完美答案的企圖是 有點荒唐的舉動。並不能真切反應曆史的真實麵貌的言辭，真的必要嗎？有多少存續 下去的必要呢？就沒有了了斷前緣的可能嗎？對於不完整人類曆史，比較靠前的曆史 ，我們難道不是將就它，而不講究它的完整嗎？】
【應該更加關注曆史中新舊對抗的變動的過程中的典型事件在實踐中的鮮活狀態，這 是真正應該能提高認識的東西。很少看到中國有這樣的論述。小說或者評書化的曆史 倒是很多，這是不對的。但是不誰說不需要就不需要的問題。‘默然識之’是個必須真 正給與足夠認識的‘行為觀念’，不能完全依賴概念。這是我第一看到有那點對‘依賴概 念’帶來壞處的反思的文章。這非常生動說明，中國的一般人沒有真正得到中國知識分 子本應該起到的作用，傳達思想，傳到每個人心裏，塑造人格的工作。相反，他們是 讓社會變的勢力縱橫到處惡臭的聰明人，錯在他們太自以為是。非常容易被看穿卻自 己還不知道。而啟蒙的對象往往都搞錯了，最應該被啟蒙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這些 攪亂中國的混蛋們。這應該也是‘不上賢’的必要性。任何社會的‘賢’必須有默默從事他 們工作的勇氣和努力，而不是作為顯學的一部分。無論是為哈佛添彩還是多出一個能 被英文的教授，他們對中國都不重要，中國不缺種子，需要點耐心和空間。一個簡單 的判斷標準，如何離開概念你也能比較準確捕捉到曆史的脈搏，掌握一個事件的走向 ，一個時機的性質。如果沒有這個能力，再多的書都是負擔，盡管可以洋洋得意背書 換來的個人利益，但對中國沒有意義，社會的存在難道是背書背來的不用其他的東西 嗎？那種束縛社會之所以成為一個社會的東西到底是什麽？他是不能用概念獲得的。 任何企圖建立概念，獲得一個使用的方法來獲得它的企圖都必然失敗。這也是傳承思 想比較難而意義巨大的所在。這也可以說明，人民，這個社會的主人，真正的主人， 他們的思想的真實脈動才是推進社會前行的唯一動力。這不是知識分子單獨能做到的 ，任何誇張的表演都會遇到抵抗，遭到失敗，即使是皇帝也不行，當然上帝就更荒唐 點，盡管有點浪漫的毫無邊際，畢竟讓人悵然若失。社會依賴精英的斷言必然加快他 們被不斷掃入曆史而成為可笑的肥料，隻要看看曆史最多數的失敗的精英們，足夠了 。懶得說這些肥料，他們畢竟是社會生活的肥料罷了。】

所以，我的問題是：說“近代”是從鴉片戰爭開始，或者如溝口老師說過的是從明末清 初開始，或者如韓先生認為的是從明朝向海外開放時開始，或者如內藤湖南說的從宋 代開始——這並不重要，因為更重要的是：在研究中國的曆史學家那裏，始終都有“近 代”這樣一個範疇，這個近代不是現代、不是古代，甚至也不僅僅是從古代到現代的一 種過渡，我認為這是說：近代是一種可能性，是一種不同於西方意義上的現代的可能 性，因此，隻有在這個意義上，“近代”這樣的提法，才真正是非常重要的，保有“近代 ”這樣的視點方才更為重要，它關係著中國能不能走一條不同於西洋的現代道路的大問 題，比如說：不進行軍事侵略和殖民，不把農民殘酷地消滅掉，不能大規模地破壞自 然資源，最終就是不受資本積累邏輯的絕對支配、控製——也包括分享的、共享的發 展模式。畢竟，有一個既不是古代、也不是現代（“現代”這個範疇已經被西洋控製， 好像是說：現代的也就是西洋的）的曆史分期概念——“近代”，把它放在我們以後的 討論當中，慢慢地、我們才能更明確的、更客觀地描述亞洲的、中國的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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