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坐在他的寶座前，揮動著MAGA的紅帽子，不過這次，帽子上寫的是“川普永遠正確”。旁邊的商業部長說：“川總一句頂一萬句”。內閣會議開始，全體成員起立鼓掌歡迎川主席入座，掌聲雷動，絡繹不絕，川向大家揮手致意。前不久，川總撥亂反正，把軍隊總長拿下，換上自己的愛將，後者曾忘情地說：“總，我願意為您去殺去死，讓我幹什麽我就幹什麽，別不好意思。”這場革命進行得很順利。川總想起四年前的落選，那時他煽動支持者去國會暴動，這樣的違憲行為，當時遭到兩黨多數人的反對，在國會被彈劾之後，該提案在參議院被老烏龜共和黨領袖麥克當那兒攔住沒有通過。如果當時那老東西沒攔，川普今天就當不上總統了，這一切就不會發生。想到這裏，川普感到脊梁骨一股涼氣。但是誰讓那老東西動了惻隱之心呢，他談不上是東郭先生，而是愚蠢，反正這家夥讓自己逃離法網了。不過，他雖然有這點小功，但不老實，對我不忠誠，我已經把他掃地出門。川普想到這，嘴角禁不住笑出月牙般的形狀。為了讓川普這一出戲不在自己這塊地上上演，羅馬尼亞這幾天逮捕了他們的川普，極右派領導人卡林喬治斯庫，罪名是“煽動策劃破壞憲法秩序“。和川普一樣，喬治斯庫也宣稱要讓羅馬尼亞再次偉大，也同樣是俄國的舔狗。這家夥很有影響力，去年年底的大選中，民意似乎是第一。羅馬尼亞有個選舉委員會，說他受了俄國人的指使，竟然把那次初選作廢了。這聽起來確實不太民主嘛，難怪美國副總統萬斯在前不久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對歐洲發難，說他們限製了人民的言論自由，最重要的例子就是這個。五月份羅馬尼亞又要選舉總統，喬治斯庫又要出山，在這種情況下，警方又出動，把他逮捕了。去年的選舉說不算就不算，但那時拜登政府並不希望他上台與俄國交好，因此讓那次選舉作廢的事，美國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現在不同了，喬治斯庫是同樣理念的人，川普的政府還能坐視不管嗎？有美國和俄國兩個大靠山，喬治斯庫會這樣受委屈嗎？羅馬尼亞政府能扛得住嗎？上次民意就第一，喬治斯庫如果最後參選，能不能當選？能不能笑到最後，上演一番川普的大戲？喬治斯庫和川普領導的這些極右翼，都標榜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傳統及自身文化價值。他們自己是否是爭名奪利之徒撇開不說，他們的信徒深愛自己的民族文化並非虛情假意。但他們都向俄羅斯投誠則稍讓人不解，難道把俄羅斯養大對他們有什麽好處嗎？俄羅斯會對美國的強大有半點好處嗎？羅馬尼亞如果讓俄國人進來對他們有好處嗎？沒有。二戰中，德國、日本和意大利軸心國基本沒有合作攻打過同一個地方，因為他們的讓自己偉大是不能與人共治的。但也有好處，那就是他們都有共同的敵人：左派、建製派、全球派。他們聯合的目的，隻是要消滅共同的敵人。一個國家的敵人被消滅，就少了一個和自己國家敵人聯合的勢力。萬斯支持喬治斯庫上台，川普支持普京，但羅馬尼亞和俄國並不能跟美國一起做大規模全球貿易，那樣的話豈不又是全球派了嗎？但至少，他們如果有力量，歐洲的建製派就多了一個軟肋，也就讓美國的民主黨少了一個國際盟友。可以說川普派是寧可自傷2000，也要毀敵一千，寧可讓美國民主製度崩潰，國際地位不保，也有把美國的敵人俄國扶上國際舞台上。萬斯所說的歐洲摒棄了言論自由的傳統，實際上就是說沒有給他們的民粹保守派盟友說話的權利。在德國，萬斯並沒有去拜會政府官員，或者前幾天選舉中得票第一的保守派，而是去看望極右的德國另擇黨。也就是說，萬斯的美國與德國和歐洲現在的建製派就是水火不容的敵人。他們指責歐洲沒有言論自由，並不是要宣揚什麽理念，其實就是讓歐洲讓位給他們的盟友。在自己和盟友上台之後，不僅不需要言論自由，而且要限製別人的言論自由。在這種你死我活的情況下，羅馬尼亞和歐洲政府是堅守言論自由的理念，從而讓俄國和美國同時滲透最後整死，還是不管什麽TM的言論自由，對對手毫不留情，絕對不能給他們發言的機會？從美國當前的情況看，沒有什麽優秀的永遠不會走極權的國家、體製和人民。對領袖的阿諛奉承絕不是某個民族特有的習性。如果有這麽個民族，也許是大英，但即使是大英，隨著人口的增加、經濟等條件的變化，也不敢說會永遠。我最早讀過的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達龍·阿傑姆奧盧（Daron Acemoglu）的一本書，叫做《民主的狹窄走廊》。在其中，他談到民主製度守護的不易。他與我的想法相應，因為我也一直有個想法，叫做“民主的狹窄山脊”，走在這條山路上不掉下去太難了。他得獎的原因主要是有關落後國家的，談到他們為何總是有中等收入陷阱，那是因為到了一定收入程度，市場就會被收拾，因此無法再繼續發展。沒有料到，美國這個先進國家，竟然也這麽容易淪落。可見，民主製度的山脊有多麽狹窄。但民主是不是好東西呢，是，但是難以得到，也難以保存。我想起斯賓諾莎的名言，"如我所指出的那條道路看似極為艱難，但它終究是可以被找到的。它確實必定艱難，因為鮮少有人能發現它；因為如果救贖之路近在咫尺，無需巨大努力便可尋得，那又怎可能幾乎被所有人忽視呢？然而，一切高貴的事物，其難度與稀有程度總是相稱的。"[If the way which, as I have shown, leads hither seems very difficult, it can nevertheless be found. It must indeed be difficult, since it is so seldom discovered; for if salvation lay ready to hand and could be discovered without great labor, how could it be possible that it should be neglected almost by everybody? But all noble things are as difficult as they are rare.]如果你按照法律程序，在川普犯罪的時候，絕不讓他逍遙法外，那麽也沒有他的今天，美國也不至於有個“國王”。你軟弱，怕他的支持者暴動，不按法律辦事，你便受到懲罰。對民粹，絕不姑息。因為民粹就是消滅製度，不按法律辦事。民粹，不論初衷如何好聽，什麽愛國愛民，都是破壞性的。這裏，我要談一下現代土耳其的國父凱末爾。他因領導落後的土耳其在奧斯曼帝國失敗的廢墟中站起來，打敗協約國而擁有了絕對的權利。但他是個真正深愛土耳其的人，並沒有躺倒在這個絕對權力之中，而是啟動了一連串政治，經濟和文化改革，啟蒙土耳其並讓土耳其成為現代化和世俗主義的國家，其中也包括減少伊斯蘭教對政治及教育的影響。而不是像極右這樣利用民粹，打著愛國的旗號愚民，打著宗教自由的旗子搞政教合一。
1924年3月，凱末爾為了政教分離，廢除了哈裏發、蘇丹等製度，並將前朝的奧斯曼皇族全部驅逐出境。他廢除了曆史悠久的伊斯蘭教長製、停辦獨立的宗教學校和經院等，文化上現代化和突厥化，從而為土耳其的世俗化掃清了障礙。
“我不是宗教性的，沒有教條，沒有冷靜與刻板的統治作為精神遺產。我的精神遺產是科學和思想。”
很顯然，在土耳其這樣的伊斯蘭國家，他這樣做，會受到伊斯蘭極端者的反撲。但他給軍隊這樣一個傳統，隻要極端民粹上台，就政變它，然後安靜之後，再還權給世俗政府。這個傳統還做得不錯，直到前些年對厄爾多安政權來的一次失敗了。
軍隊如果不交權，當然也是失敗，所以這一招也未必管用。但這也說明，沒有永恒的製度。維持一個開明的製度也需要鐵腕。這個鐵腕最好通過清晰的法律，違法必究，不究就是犯法，被反噬。
幾年前，我在書店看到一本書，叫做《反自由的自由》，由華東師範大學馬華靈博士所寫。他的文筆流暢，思路清晰，讓我這個理科生對現代政治哲學的一個部分有了更多了解。同時，我也從理工科的角度對政治學做了點貢獻，我把它看作是一個有約束條件的最優化問題。我的看法是，自由的維護，要有邊界約束。這個約束，就是為了自由而不得不實行的非自由，也就是對左右極端的約束。不論是極左，還是極右，他們要言論自由的時候，絕對要限製，因為他們的目的是消滅非極端的自由。橋水基金的瑞達裏奧最近說，美國現在處於內戰邊緣。有人說他是為了賣書造勢誇大其詞，我認為他說的很有可能。如果說極左的政策造成反彈導致極右上台，那麽也有可能極右的極端導致極左的行動，或者中間派建製派對極端的反彈呢？一切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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