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與書有緣，有些人與書無緣。
自20世紀九十年代計算機網絡普及後，網絡和計算機迅速取代了原本圖書的大部分功能，圖書已經漸漸成為一種人類文明的曆史積澱。不管你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今天那些年複一年地手裏捧著書本讀過青春的大專生、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教授，絕大多數都是些與書無緣的人。他們不過是在被社會洗腦，被製造成某種可能被社會機器需要的候補動物，因此榮幸地被社會在腦門上貼上一個標簽，俗話稱此標簽為文憑。
他們背誦一些書，但從不真正走進圖書裏去。
那些與書有緣的人，是以心去讀書的人。
圖書隱藏和載負著人類五千多年的情感和夢想，也載荷著這五千多年裏人類的苦難、黑暗、愚昧和智慧。它以人們往往意識不到的方式生產了我們的世界，並散發出文字控製著這個看似多變的世界。
我從很小的年齡開始喜歡讀書，大概該算一個與書有些緣分的人，但生不逢時，時而流浪，時而當農民，時而當工人，所以，無緣像博爾赫斯那樣，在文字的迷宮中穿越一生。
賀麟這個人，在今天看來也許已經不重要了，但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大概讀書人沒有不知道他的。他不像學貫中西的朱光潛先生，八十多歲了還是中國人思想解放的一麵旗幟，堅定地站在思想前沿，令無數後學高山仰止。相比之下，我覺得賀麟先生與其說是個哲學家，不如說是個了不起的書蟲。20世紀80年代及之前，中國人需要了解西方的古代學術和思想（很長一段時期裏當局禁止傳播當代西方的思想），從古希臘時期到19世紀的西方文獻，其中相當大一部分，都是賀麟先生自己或帶領他的學生翻譯出來的。這好比給那些尋求遠在彼岸的知識與智慧的人,修建了一座橋梁.
我大概13、14歲左右開始閱讀西方的哲學文獻，到16、17歲時，什麽黑格爾、費希特、康德、費爾巴哈、狄德羅、盧梭、休謨等等，大凡已經譯出漢語書的，都已經讀了。所以，我後來不太讚成學生花太多時間去讀德國古典哲學，因為讀多了，後來就漸漸意識到，那隻是那個時代的一種文化，康德隻是一個幸運的弱智，他對人生的了解近乎於零，卻為了編造一個完整的“係統”去寫了一本倫理學。黑格爾隻是一個德語語言文字遊戲製造商，他在思想創造上貢獻很少（大多從雅各·波莫等人處抄來），一部厚厚的《大邏輯》，用同一種方式衍編出兩百多個語詞概念，重重迭迭，看似高深，實屬無聊。但這個德國古典哲學，在20世紀80年代及之前，是中國學人了解馬克思主義和西方思想的必經之路，所以非常重要。而這些文獻的漢譯，很多都與賀麟先生有關。所以，賀先生對我，從我十三、四歲時，就已是大名鼎鼎、如雷貫耳了。
20世紀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早期，北京的東四有個小小的中國書店，是我在北京時幾乎每天必去的地方。當時書店隻有兩間屋子，很小，卻裝滿了很多外文的原裝原版書，其它地方都看不到的書。也不知道這些書是怎樣匯集到那裏去的，有20世紀出版的、19世紀出版的、18世紀出版的，等等。
書店裏人總是很少。除我每日必去外，我發現有個老頭兒也常去，他個頭不高，體格清臒,很儒雅，穿一身藍布或灰布衣。我們倆一老一小，都是從一本書看到另一本書、不斷流覽的那種很喜歡書的人。有好幾次，書店裏也就我們兩個。因碰麵多了，不知怎地就搭上話了。但我不知他是誰。有一天，到他出門了，我去付款時，不經意問了問賣書的店員知不知道老先生做什麽的，店員大吃一驚，說：“怎麽，你不認識嗎？我還以為你們是一家人呢！他是賀麟！”我就是這樣，認識了賀老先生。
我在那個書店裏買了很多英文書，後來有不少人借，借了不還，又流失了。現在書架上還有的，如狄根斯至今未譯為漢語的小說、斯賓塞的《綜合哲學》三大卷、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導論》、華茲華斯的詩集等等，都是在那裏買的。斯賓塞這個人，19世紀時名聲比馬克思大得多，是當時的主流哲學家和社會學的創始人，但後來共產主義運動在全球流行，馬克思成了精神領袖（於此，馬克思本人後來對流行於世的馬克思主義有過一句直接了當的評價，他說：“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斯賓塞卻被人們遺忘了。他的代表作《綜合哲學》至今未譯為漢語。
我這些書中，有一本小巧精裝的弗蘭西斯·培根的《ESSAYS》（《論說文集》），小64開本，1840年版。記得當時我從書架上抽出這本小書，不經意地問了問正在我身邊看另一本大書的賀麟先生：“這本書怎樣？”賀老很認真地看了看這本書說：“你要是喜歡，就是本好書。”我感覺賀老隻對書的內容感興趣，沒有收藏欲一類現在流行的世態。就書的內容而言，培根這本書已經有了多個漢譯本（我最喜愛王佐良先生的譯本），若非執迷英語者，像賀老這樣閱書如海的大師，怕是無興趣可言。我當天買下了這本書。
29年過去了，賀麟先生已於1992年90歲時去世，他是四川金堂縣人。
我剛才打開書櫃，無意中拿起培根的《論說文集》，就想起了賀麟先生。他在我心中，永遠是那麽和藹儒雅，穿著灰色布衣，目光深邃。他是一個與書有緣的人，他的名字和目光將永遠在圖書與文字的波浪中漂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