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六十年來，中國人貧困不已的一個根本原因，在於國家長期執著不變地執行“國富民窮”的國策。由於中國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製度特色，實行這種國策的結果，社會變成了一架源源不斷地、係統地生產貧困的機器。
“國富民窮”這個概念，在中國的明確提出，記得是當年“永遠健康”的副統帥林彪為了搶班奪權、指控“萬壽無疆”害民誤國時，在所謂《571工程記要》中寫下的。從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人民“越窮越光榮”，到80年代，鄧小平終於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鄧小平沒有說明的是：1，應該讓哪一部分人先富起來？2，什麽時候才能容許讓大多數國民都富起來？在另一方麵，一個有上萬年文明傳統的大國，居然用貨幣和統治者意誌這兩樣最簡單的東西來管理十多億人的靈魂，結果，中國人連骨頭都變窮了，記得80年代時，一個寫小說的年輕女作家叫龔巧明的（她跟我住同一個大院）說：“我們這個民族是個墮落的民族”，結果遭到一大群人的圍攻。這個女孩後來死在西藏。在柏楊的書在大陸公開發行前，中國人是不能說中國人的毛病的。
到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我們在北京開始討論“全麵建設小康社會”。但“國富民窮”的發展趨勢並沒有從根本上去予以正視和糾正。事實上越來越嚴重。國家的外匯儲備迅速上升到以萬億計，而貧困地區依舊貧困，窮人在相比之下顯得更窮。在北京，在象“天上人間”、“天地豪情”甚至象“順風”這種比較爛的地方，少數人揮金如土，一夜的開銷一戶窮人100年也掙不來。而又例如今年開始搞“試點”的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工資製度“改革”，其基本原則居然是認為這些人的退休工資發高了！這哪裏是該革？明明就是要把一群熬了幾十年剛剛混到小康邊緣的人，一腳踹下到溫飽線上去！改革應該走的方向，是把貧困線和溫飽上的人一批批地拉到小康線和富裕線上來。而非反其道而行之。
因此，我們有必要正視“中國人為什麽這樣窮”這一問題，對這一問題進行認真的探討。
（未完待續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