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雅這個詞，在中國，好像專門形容男士，更確切地說，是形容那些人格和品位都非常高邁的士大夫。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士大夫就漸漸離我們遠去，或者說是我們漸漸遠離了他們。在我們的眼裏，士大夫是一群不合時宜、墨守成規的舊式文人，而且，對於他們，我們又給予過太多的貶抑、否定乃至打擊。
其實，在士大夫身上，是有著非常高潔的氣質、品位和人格魅力的。而這些，在今天看來依然有著非常積極的現實意義。比如，他們大多有著深厚的學養、健全的人格、超常的沉潛力和謙讓的品行。這些士大夫，雖然大多文弱，但在國難當頭的時候，他們不會隨波逐流，不會朝秦暮楚，他們會十分自覺地恪守做人的起碼準則，會始終如一地堅守做學問的底線。這正如在當年清兵入關後，明朝的遺民黃宗羲，他雖不能親赴戰場作殊死的抵抗，但他也絕不與清廷合作，絕不賣身求榮。黃宗羲所表現出的，就是一種士大夫的精神品質和人格力量。
過往的那些士大夫，也許不是戰士，不是將軍，甚至不會像眾多英烈那樣血灑疆場、馬革裹屍，但他們在中華文化的製高點上所投射出的生命影像，依然是讓我們驕傲和自豪的堅實脊梁。
而這樣的士大夫，在中國，應該說不在少數。在漫長的歲月裏，他們或是隱匿於鬧市，或是歸隱於山野，或是幽閉於書齋，或是遊走於天地間，以一種超越常人的堅守、沉潛與開拓，為中國傳承著一脈文化精髓，為世界增添著幾許東方神韻。
上述是我對於中國士大夫們的基本評價。這種評介在我遊覽了位於西湖孤山西麓的西泠印社後，得到進一步確認。
那麽，西泠印社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所在，它與士大夫又有著怎樣的關聯，二者在中華文化中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我們不妨這就去看看。
二
西泠印社，得名於西湖上的西泠橋。這座橋，因有過蘇小小的傳說而名揚天下，成為一道不朽的人文景觀。
西泠印社，就設在離西泠橋不遠的孤山上。拾級而上，一座不算高大卻透著凜然之氣的牌坊佇立在眼前，上麵赫然雕刻著四個大字：西泠印社。
這是一個讓我心儀了多年的地方。望著“西泠印社”四個大字，頓然有一種回家的感覺，一股巨大的文化氣場立即將我裹卷。
麵對著眼前的重重景觀，我感到，必須再屏住呼吸，再放輕腳步，恭恭敬敬地一步步走進。那種呼朋喚友的高聲喧嘩，那種漫不經心的遊玩心態，應該統統拋棄在山下。在這裏，惟有以一種朝聖的莊嚴，才可以接近它的神韻，融入它的光華。
在牌坊前，我正了正衣冠，順了順氣息，邁著虔誠的腳步，一步一步，輕輕地拾級而去。
三
打老遠到這裏來，不為別的，隻為拜祭四個人。
這四個人，自從我知道他們後，就一直被他們的人格魅力和文化操守所深深牽引。他們是丁仁、王禔、吳隱、葉銘。他們四人被後人譽為西泠印社的“創社四君子”。他們創社的時間，是1904年。
這年的夏天，丁仁、王禔、葉銘等人，相聚人倚樓，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為宗旨，商議在杭州組建一個印社。在得知情況後，在上海謀生的吳隱，急匆匆地趕了回來，與丁仁、王禔、葉銘一道，著手組建西泠印社。
要組建一個“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的印社，在選址上，必須得與之匹配，不能馬馬虎虎。於是，他們把目光鎖定在西湖景區的孤山西麓。這真是一個絕佳的地方，既是山林，又臨近都市；既有歸隱之意，又有渲染之勢；既充滿山野的樸拙，又洋溢著人文的優雅。重要的是，在這裏，可以把彌漫在西湖上空的千年文化一點點吸納。
地址選好後，接下來的事情就是圈地，沒有地盤，社員們又在哪裏落腳，那麽多史料又該在何處寄存？於是，他們給各級官府呈文，希望得到官方的認可和支持。看了呈文，官府不僅欣然同意，而且決定大力支持。為此，他們在批文上這樣寫到：在“蔣公祠右、竹閣之北，拓地數畝，築屋四舍”。從官府批文的用詞來看，這真是一些文化修養極高的官員，不僅文辭儒雅，而且光是批準建社一項來說，就足見他們的文化視野相當開闊，對文化價值的認知度也相當了得。正是有了這樣的認可，西泠印社從一開始就取得了合法化的運作。
土地，批下來了，那就該著手建房。但是，他們四人都是文人，手頭並不寬裕，那麽，建房的錢又從何而來？在籌款建房上，有兩件事讓人十分感動。一件事是，印社組建幾個月後，成員之一的吳隱，又匆匆趕回上海，他回去的目的就是為印社建房籌集經費。於是，他在上海開了一家“西泠印社書肆”，在那裏出版印譜，研製印泥，把營業所得的收入拿回孤山來建設房舍。其實，這時候的吳隱，家境並不太寬裕，但他沒有把營業所得歸為己有，而是把每一筆錢都積攢下來，用作印社的營建。另一件事是，當杭州的一些鄉紳得知他們組建了西泠印社後，紛紛慷慨解囊，資助他們的文化行為。那些鄉紳的資助，官府沒有下指令、派任務，他們完全是出於文化良知的自覺，出於對文化堅守者的敬佩。因此，那些鄉紳的慷慨資助，就變得格外高潔，至今讓人想起都會情不自禁地為他們鼓掌，為他們感動，正是有了那些鄉紳的資助，中國的金石印學，才有了一個像樣的家。
有了錢和地，經過幾年的精心打理，西泠印社已經被營建得像模像樣。在資料裏是這樣記載的：“1905年，仰賢亭建成。1910年，造石圓桌；1911年，擴小盤穀、得印泉；1912年，建石交亭、山川雨露圖書室、寶印山房；1913年，浚印泉。”
從1904年的初創到1913年的十年間，印社的工作主要有兩項，一是編輯和出版印譜。印社自創立後，就開展了出版事務，目的既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學”，又是為保障印社的常規開支籌集資金。在近十年的時間裏，他們編輯和出版了《吳讓之印存》、《二金蝶堂印存》、《福藏印》、《求是齋印存》、《補羅迦室印譜》、《集古印存》、《秦漢古銅印譜》、《古泉存》、《十六金符齋印存》、《楊嘯村印集》等幾十種印譜，為中華印學的研究和保存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也為印社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在這期間，印社做的第二項工作是，整理與編輯西泠印社的各種文獻。
在編輯出版印譜和整理印社文獻的同時，印社還以各種形式開展了研討、觀摩、鑒賞、交流等活動，使印社的影響力逐漸擴大，以致一些日本印學家也加入西泠印社，成為社員，比如河井仙郎等人。
由於有了國外印學家的加盟，這就使得西泠印社一開始就超越了本土社團的狹隘框架，把文化的觸角伸向了全國，乃至國際，為後來成為嚴格意義上的國際印學名社，繪製了一個極其宏大的藍圖。
孤山，是西泠印社的所在地，它不高，也不大，但落腳在山上的西泠印社，卻以一種文化高峰的態勢在運籌帷幄，傳承文化。
由此看來，創社的四君子，其文化定位，實在高邁，足以輝耀千秋。
四
2008年10月下旬，西泠印社成立105年，召開第十二次社員大會。按照慣例，此次大會應該選舉產生新一屆社長。但是，經過三百多社員的慎重磋商、掂量、討論，社長一職竟然無人適合，隻能宣告空缺。
偌大一個中國，可謂是人才濟濟，名家輩出，西泠印社怎麽就找不到一個眾望所歸的社長呢？
在西泠印社的百年曆史中，就有57年沒有社長。也就是說，西泠印社沒有社長一事，早就不是什麽新聞。
沒有社長，隻能說明一個原因，那就是，西泠印社要求太高，期望太大，一般化的角色，不足以肩負起西泠印社的使命，不足以扛起中國印學的大旗。
在西泠印社組建的頭十年裏，就一直不曾有過社長。當年創社的四君子，為印社可謂是曆盡艱辛、日夜奔波、鞠躬盡瘁。印社組建起來了，按理說就應該在四人中產生一名社長，但是，他們四人好像有著約定，誰都不來出任社長。
四君子之一的丁仁，家裏開著絲綢廠，經濟地位在當地非同一般，其祖上又是讀書人，藏書浩大，號稱“八千卷樓”。也就是說，丁仁不僅出生富豪之家，更是出生於書香門第，而他本人對中國文化和印學又是那麽癡迷，甚至參與了印社的創建。這樣一個丁仁，來出任西泠印社的社長，應該是合適的。但丁仁堅決不出任，隻默默地為印社嘔心瀝血。
另外就是王禔，他也是出生於書香門第，祖上是翰林。較之丁仁，王禔更加精通篆刻，是開宗立派的巨匠，西泠印社因為有他的加盟，增色不少，不僅擴大了印社的影響力，更重要的是使印社有了他這樣一個旗幟性的篆刻大家，而讓人信服與敬仰。印社組建後，王禔出任社長，也是當之無愧的，但他依然委婉謝絕，沒有出任。
四君子中第三人——葉銘，他原是紹興的碑刻工匠，雖然他出生卑微，但他非常具有管理能力，西泠印社創建後，很多事物都是他在打理，而且打理得井井有條。然而，他還是沒有出任社長。
最後一位就是吳隱，較之前三位，他是最有經濟頭腦的，因為印社的主要經濟來源都得靠他，在西泠印社，他被稱為財神爺。他不僅酷愛印學，還編輯出版了大量印學著作和印譜，在當時的出版界，是個很有聲望的人物。但是，在出任社長一事上，他仍然拒絕了。
按照今天的慣例和理解，既然親自拉起大旗，就應該成為掌門人，但是，他們四人畢竟不是權力狂，大家都沒有當家欲，隻是默默地為印社做事、做事，再做事。
創社的四君子都不出任社長一職，我不知道是他們共同的約定，還是彼此謙讓的結果，總之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裏，西泠印社就沒有過社長。
沒有社長不等於群龍無首，印社的各項工作依然開展得井井有條，一絲不亂。在我看來，設立社長，絕不是他們建社的目的，他們的終極目的，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為中國文化堅守和傳承一脈精髓。從他們所做的大量務實性工作來看，他們每個人都肩負著社長的職責，卻又堅決不要社長之譽。在他們的心目中，西泠印社不是他們四人的，也不是杭州的，是中國的，是世界的，正是有了這樣的定位，他們一直堅持這樣的原則：社長必須是文化名人、學術泰鬥、藝術大師。隻有兼具這種聲譽的巨匠，才能出任西泠印社的社長。否則，他們寧肯選擇空缺，也不會隨便拉一個什麽人來濫竽充數。這是一個至高的決定，那高度，讓人仰望，更讓人敬畏。
沒有社長，雖然工作可以照樣開展，但在國際交流和影響上，畢竟顯得有些不那麽名正言順。但是，在兵荒馬亂的中國，在龍蛇混雜的時代，究竟誰有資格出任西泠印社的社長呢？在尋覓了許久後，四君子不約而同地把目光鎖定在了上海。因為，在那裏，有一個藝術巨匠，他叫吳昌碩。
於是，四君子隨即奔赴上海，恭請吳昌碩大師出山，執掌西泠印社。
五
對於四人的邀請，吳昌碩大師欣然同意，立即換了一件新長衫，與四人一道來到孤山。
可以想見，在歸來的路上，四人的心情該是多麽愉悅。在長達十年沒有社長後，終於請到大家心儀已久的大師，終於有了讓西泠印社成為天下第一名社的前提和可能。
回到印社，他們立即召集首屆社員大會，在會上，大家一致選舉吳昌碩出任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長。這一年，是公元1913年，距創社，剛好十年。
由於有了吳昌碩的聲望和感召力，很多精英紛紛成為西泠印社的社員，他們是：李叔同、黃賓虹、馬一浮、豐子愷、吳湖帆、商承祚等。再就是，很多名流也紛紛成為印社的讚助社員，如：楊守敬、盛宣懷、康有為等人。由於有了大量名家和名流成為社員，在此後二十多年裏，西泠印社的發展和聲望就不斷擴大，成為一個名揚海內外的金石書畫重鎮，為世人仰望。
我站在西泠印社的隱閑樓前，放眼望去，浩浩西湖盡收眼底。麵對這樣的壯闊，背靠這樣的名社，我就在想，百年前那群儒雅之士，在兵荒馬亂中，在山河破碎裏，不離不棄，躲到孤山，潛心於中國的金石保存和印學研究，其行為雖是默然無聲，其成就卻是石破天驚，輝耀天下，連接古今。
如今，雖然他們一個個都離我遠去，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堅守，對中國印學的傳承，對中國藝術的弘揚，卻是曆曆在目。因為，存放在中國印學博物館裏的那些登峰造極的一枚枚印章，就是他們儒雅品性和高邁人格的永恒見證。
